季汉景耀五年(262)冬，六十一岁的姜维开启了他的第十一次北伐。距离骆谷之战已经过去了近五年，而就在这五年之间，魏、吴两国的皇帝都发生了更易，伴随的则是激烈与血腥的皇权与相权之争。

先说东吴。司马昭平定淮南之后，出师援救诸葛诞的吴大将军孙綝也败军折将，颜面无光。是年为吴太平三年(258)，吴帝孙亮已十六岁，在位已七年，并开始参与政事。孙綝深恐自己这次的败绩会招致孙亮的责难，最终让自己落得诸葛恪一般的结局，于是在回到建业后，索性称病不朝，并派诸弟控制宫内宿卫及城内诸营兵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孙綝的专横引发了孙亮的强烈不满，他不甘于继续做傀儡皇帝，便与姐姐孙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丞（一作刘承）等密议诛杀孙綝。但事机不密，为孙綝所知。九月戊午（二十六日），孙綝率兵趁夜抓捕全尚，诛杀刘丞，并召集众臣，以孙亮“荒病昏乱”为由，将其废为会稽王，改立孙权第六子琅琊王孙休。十月己卯（十八日），孙休登基，改元永安，时年二十四岁。孙綝晋升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孙綝废帝很显然是从四年前司马师废帝中得到的启发，他当然也梦想着将司马氏父子的“成功”复制在东吴土地上。但孙綝不过是孙氏宗室中的一个偏支小宗，既没有司马师背靠强大的家族资源，又不如司马师那般具有政治智慧与手腕，他自己在东吴也毫无功业和威望，所凭借的不过是族兄孙峻的那点余威罢了，这就注定了他对司马师的模仿只是东施效颦，难成气候。然而东吴经历孙权晚年的政治残害后，已经陷入君臣相疑，人人自危的地步。孙亮是孙权临终前亲口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如今他一朝被废黜，东吴朝堂却一片沉默，大家慑于孙綝的兵权，竟无一人敢于正色直言。唯一不肯在宣布孙亮罪行的诏书上署名的大臣，还是与曹魏有渊源的尚书桓彝（魏太常桓阶之弟），他也因此被孙綝所杀。

由于东吴推行的世袭领兵制、世袭领郡制，地方督将的政治独立性较高。在孙綝行废立之举时，他们也大多中立自保，对孙綝的专权跋扈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完全没有起到拱卫皇权的作用。唯有骠骑将军施绩有所行动。施绩是孙权同窗、左大司马朱然之子，父子接续镇守江陵防区已近四十年。他长期驻防魏吴边境，担心吴国的内乱会招致魏国来攻，于是派人送信予蜀，请求协助防御。季汉遣右将军阎宇统兵五千增加白帝城的守卫，以待施绩之令。想当年诸葛亮亡故时，季汉增兵白帝城，是为了应对汉吴的紧张关系。如今再度增兵白帝，却是为了援助东吴，这一局势变化恐怕会给刘禅带来极大的成就感——至少在表面上，季汉皇权稳固，政局稳定，胜过了国力远高于自己的“塑料盟友”东吴。他应该会自豪地认为，这是自己亲政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所换来的成绩。

东吴新皇帝孙休，字子烈，是孙权第六子，其母是孙权不受宠爱的妃子，孙休从小即知自己与帝位无缘，故而长期保持低调，也给了孙綝以懦弱可欺的错觉。即位后，孙休一面对孙綝兄弟厚加封赏，甚至将举报孙綝的人抓住交予孙綝处理，以稳定其心，一面则与将军张布、丁奉密谋除孙綝。永安元年(258)十二月戊辰（初八），孙休在宫中举办腊会（腊祭时举办的集会），趁孙綝赴宴之际，令张布、丁奉将他当场拿下，随即诛其党羽，灭其三族。就这样，即位不足两个月，孙休就实现了皇帝对权臣的反杀，让东吴终于结束了孙权去世后长达七年皇纲失统、权臣摄政的局面。

孙休除权臣的决心，可能很大程度来源于对西蜀皇帝刘禅临朝亲政的羡慕，而孙休的成功，也在不经意之间激励和刺激了北方的少主曹髦。

曹髦，字彦士，曹操曾孙、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他天资不凡，雅好文学，擅长诗文，精通绘画。他曾亲赴太学为学生讲授儒家经典，还经常邀请一些大臣进宫，或宴请、或纵论、或私谈，比如他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人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还饶有兴致地为这些臣子册封各种雅号，其目的显然是在为曹氏笼络争取可信赖的人。

在论道的过程中，曹髦偶尔也会表露一些政治理念，比如一次曹髦与朝臣们讨论夏王少康与汉高祖刘邦的优劣，许多大臣以为刘邦优于少康，理由是刘邦是创业开国之君，而少康不过是承袭前辈基业的中兴之主，刘邦面临的困难要高于少康。但曹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少康生于国家灭亡之后，以奴隶的身份艰难存活，最终重振了夏朝的基业。正是由于他拥有无上的美德，才能成就如此伟业。而刘邦不过是趁着秦末乱象，凭借一些诡诈之术侥幸得了天下，他德行不端，为子不孝，为君不仁，为父又不能卫子，跟少康相比差太远了。

曹髦对少康的追崇，透露着他复兴曹魏基业的渴望。曹髦对刘邦的蔑视，则隐喻着对欲以权势攫取天下的司马氏父子深深的记恨与敌视。可是曹髦的稚嫩就在于，他不懂得韬光养晦的道理，过早地将自己的意图宣露于外。而他的一言一行，早就通过那些司马氏兄弟的心腹和安插在宫中的耳目，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据《魏氏春秋》载，一日罢朝，司马师问钟会：“上何如主也？”钟会答道：“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意思是说，曹髦的文采可以与曹植比肩，武略则不逊于曹操。钟会是司马氏的宠臣，他用如此夸张的比喻来“捧杀”曹髦，其意正是在提醒司马师对曹髦加强警惕与防备。所以尽管司马师表面说：“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实则内心有着强烈的不安，他察觉到自己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比曹芳更不易控制的君主，这对司马氏“作家门”之路将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清人姚范即言：“高贵乡公死于此语矣。”

司马师与曹髦的交集毕竟才不到一年，曹髦此后六年的傀儡生涯所面对的是比司马师更为狠毒也更善于伪装的司马昭。曹髦想要复制“少康中兴”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少康复国毕竟还有帮手，“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而魏国宫内朝外已经尽数是司马氏的盟友和党羽。随着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之叛，曹髦所能借助的外部力量已经被司马昭翦除殆尽，他的心绪也变得焦躁不宁。魏甘露四年(259)春正月，地方上奏称出现了黄龙，这本是祥瑞之兆，但曹髦并不喜悦，反而哀怨地说：“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随后，他还作了一首名为《潜龙》的诗。诗文虽已佚，但从题目来看，应是借诗词来表达自己身为帝王却被幽禁于宫中、沦为傀儡的苦闷之情。此诗流入司马昭手中，司马昭“见而恶之”。两人的矛盾至此已经趋于白热化。

魏甘露五年(260)，也即季汉追谥关羽等五人的同年，这是三国少见的无战之年。季汉已经三年没有北伐；东吴新君甫立，更无用武之志，这给了司马昭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促使他加速魏晋禅代的步伐。夏四月，在司马昭的策划下，朝廷再次降诏，进位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与两年之前不同，史书这一次没有记载司马昭的辞让。也就是说，司马昭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旦司马昭成为晋公，则意味着他从制度上开始实现自己由臣至君的转变。这一年，距离曹操称魏公只过了四十七年，距离曹丕代汉称帝只过了四十年，很多汉魏禅代的亲历者都还活着，这套流程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此时，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历史即将重演，新一轮的王朝更替已经不可阻挡。

但是还有一个人不接受这样的命运，他决定赌上自己的性命为大魏搏最后的国运，他就是二十岁的曹髦。就在一个月后的五月己丑（初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当众弑杀皇帝的事件，在洛阳城内发生了。

《三国志》因作于司马氏统治森严的西晋，不得不对司马氏的恶行有所回护，故而对此事仅以“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一句便搪塞过去。成书于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东晋的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孙盛《魏氏春秋》等对司马昭弑君之事留下了较为细致的记叙。

当时，曹髦眼见曹氏威权日去，心中愤恨，于是召来三名大臣相商，他们是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王沈出身世家太原王氏，曾是曹爽故吏，因高平陵之变一度被免职。王业是曹魏朝堂上罕见的荆州武陵人，从籍贯来看是曹魏的“边缘人”。王经出身“田家子”，因洮西之败而被司马昭夺取兵权。在曹髦看来，他们三人或者与司马氏有旧怨，或者不在司马氏的核心圈，是可以笼络的人。于是曹髦对他们说出了心中积蓄已久、后来为妇孺皆知的那句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曹髦不甘心沦落到刘协、曹芳被“废辱”的境地，决心亲自发兵讨伐司马昭。王经见曹髦行动冒失，苦口婆心地劝阻。但曹髦心意已决，根本不听他的，将怀中的“版令”投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曹髦入宫去禀报太后，而王沈、王业径直奔赴司马昭处告密。

于是，这一天洛阳皇宫中的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惊世骇俗的场景：年少的皇帝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数百人鼓噪而出，向司马昭的府邸冲杀而去。与那些试图除掉权臣的前辈傀儡皇帝相比，曹髦已经完全放弃摆宴设局、密谋夺权的这些繁琐流程，选择了最直接也是最暴力的方式。他当然清楚他手中的几百名拼凑来的人手是不可能在军事上与司马昭庞大的兵力匹敌的，曹髦手中真正的武器是舆论，只要他把声响搞大，弄得满城风雨，那么在君臣礼仪尚存系的大环境之下，舆论的力量自然会对司马昭产生极大的压制，甚至可能会迫使他交出权力。

曹髦毕竟还保留着皇帝的权威，这也使他在讨伐司马昭的路上一度占据优势，比如在东止车门遇见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带兵来阻时，曹髦一番呵斥，其部众便四散而逃。到了南阙时，中护军贾充所统帅的数千士兵也在曹髦的威逼下不敢上前，甚至要退却。贾充深知，如果让曹髦冲出了皇宫，到了大街上为百姓所见，其局势将覆水难收。尤其若要让曹髦进了大将军府邸，与司马昭当面对峙，那司马昭将陷入极大的被动。千钧一发之际，贾充横下一条心来，唆使麾下太子舍人（一说帐下督）成济用长戈将曹髦当场刺死。

曹髦当街被弑，是皇权与相权矛盾在三国史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此前汉魏禅代之际，曹操虽然将汉献帝身边的皇后、贵妃、汉臣们翦除一空，也对汉献帝多次密谋策划反曹之事心知肚明，但仍要维持表面的君臣礼仪，对汉献帝本人不敢动一根毫毛。曹丕代汉后，更是要极力维护刘协尊严得体的生活，以此来彰显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仁主人设。这样看来，曹髦以“自杀式”的方式向司马昭发动反击，其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性命撕破司马昭的伪装，将他拖入道德的泥潭之内，即便不能阻碍魏晋禅代的进程，至少可以将司马昭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成济刺穿胸膛时的曹髦应当是面含微笑的，因为那一刻，他已经赢了。

曹髦被弑这一突发的事件对司马昭魏晋禅代的计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司马昭忙不迭地处理善后事宜，试图将这起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他做了五件事：

一是继续作秀，伪装忠臣，在听到曹髦被弑的消息后自投于地，大呼：“天下其谓我何！”接着又在表章中形容自己“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连他的叔父、八十岁高龄的太傅司马孚都要配合他表演（“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维护家族的颜面。

二是将成济、成倅兄弟当作替罪羊，诛灭其族，将自己的责任甩得干干净净。据《魏氏春秋》载，成济兄弟得知他们被卸磨杀驴，反应十分激烈，不仅没有伏罪，反而光着膀子逃上了屋顶，破口大骂。司马昭令人从屋下乱箭齐发，才将两人射死。

三是胁迫郭太后下诏，为曹髦罗织种种罪行逆行，乃至于颠倒黑白，将曹髦讨伐司马昭污蔑为要诛杀太后，用给曹髦泼脏水的方式来消解弑君之恶。

四是严惩在这一事件中心向曹氏的大臣，以强化司马氏的威严。其突出表现在对王经和陈泰的处置。

王经虽然未参与曹髦的行动，但他没有像王沈、王业那样及时向司马昭告密，被司马昭视为与自己不同心，于是给他安上了“凶逆无状”的罪名，交付廷尉诛杀。尚书仆射陈泰闻听曹髦被弑，伏尸号哭，并拒绝出席司马昭主持的朝会。司马昭使人强逼陈泰前来，陈泰却提出“诛贾充以谢天下”的建议，让司马昭十分难堪。同年，陈泰就去世了。《魏氏春秋》说他是“呕血薨”，《世说新语》注引《汉晋春秋》则直接说他“归而自杀”。看来，陈泰之死，也与司马昭脱不开干系。

颍川陈氏与河内司马氏曾经是同气连枝的两大家族。昔日，陈群和司马懿尽心辅佐曹丕夺得太子之位，又并受曹丕托孤之命，被时人视为一对利益共同体。《世说新语》中也留下了几则陈泰与司马氏兄弟宴饮、同舆、玩笑的小故事。也或许因为这种渊源，陈泰一度对司马氏的摄政报以沉默，但在曹髦被弑后，陈泰与司马昭彻底走向决裂。当陈泰刚开始显现出对司马昭权威的挑战时，他的性命就被扼杀在了这一年。陈泰在雍凉战场上面对姜维所显现出的天才将略，却在洛阳化作困兽之斗，为其一生写下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注脚。

五是再度辞让了原本已经接受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宠”，以示谦逊。可见，曹髦被弑的确打乱了司马昭魏晋禅代的节奏，让他不得不将改朝换代的步子放缓了下来。

通过上述措施，司马昭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司马昭本欲依汉昌邑王刘贺罪废故事，以民礼将曹髦安葬，后在几位重臣的建议下，以王礼葬曹髦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葬之日，围观百姓中许多人掩面痛哭。

至于新皇帝的人选，司马昭从曹魏宗室中选择了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帝。曹宇是曹操之子，与神童曹冲同母。在曹叡临终之前，曹宇差点儿就获得了摄政当国之权，只因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从中作梗才被削去官位，遣回封国。曹璜虽然年仅十五岁，但论辈分是曹叡的同辈、曹髦的叔辈，由他来嗣明帝之后，从礼法上完全乱了套，竟也无人敢出言质疑。上一次废旧立新，郭太后尚可与司马师一争，而此次面对给自己小叔子当太后的尴尬身份，郭太后只能默默接受，足见其话语权之丧失。

司马昭派儿子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持节北上东武阳，迎曹璜入主大位。这个小皇帝不仅没有任何权力，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在即位前一天，司马昭使公卿奏请为曹璜改名。原因是新君即位后，天下臣民在使用文字时都要避皇帝的名讳，但“璜”字（包括同音的“黄”）是常用字，太难避讳了，考虑到广大人民使用语言文字的方便，就将皇帝名字改为曹奂。“奂”通“换”，按照谯周那帮谶纬学家的解读，曹家的江山就要在他手上换人了。

六月甲寅日（初二），曹奂在洛阳太极殿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景元。魏、汉两国将共同在“景”字开头的年号中走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