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延熙时代的季汉还显得生机勃勃的话，那么景耀时代的季汉可谓是暮气沉沉。

延熙的二十年间，季汉在对魏战场上至少有十三次战事，包括马岱、廖化各一次北伐，兴势反击战和姜维的十次北伐，作为三国之中综合国力最弱的国家，季汉一直保持着攻势地位，军事始终是季汉的头等大事。

而随着历史进入景耀元年，姜维的北伐戛然而止。从景耀元年(258)到景耀四年(261)，季汉度过了四年没有战争的时光。究其原因，是皇帝刘禅停止了对姜维的支持。姜维连年征伐，对益州民力、财力、物力的消耗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北伐，但十次北伐下来，除了虏获一些魏境的人口以外，在开疆拓土方面没有尺寸之功，“衔持河右”“断凉州之道”的目标遥遥无期，朝野上下反对北伐的舆论已经呈汹汹之势，刘禅也不得自专，因为他知道，这些批评的声音，一半是对姜维，一半也是对着他自己而来。

反对北伐最激烈的当数益州士人。当初，由于费祎的遇刺身亡，益州人失去了在朝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皇帝刘禅用授予兵权的方式公开支持姜维北伐，故而益州人不敢发声。现如今，北伐已经成了一件劳民伤财、入不敷出的军事行动，益州人又开始在朝堂上活跃了起来。此前张翼的劝谏并没有影响到姜维的计划，于是他们推举出了新的代言人——谯周。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南部县）人。谯姓为巴西郡大姓。谯周家学渊源，祖、父皆治《尚书》，通图谶、纬书。谯周少孤家贫，亦属于大宗族中衰微的一支。他长而好学，研精六经，颇晓天文，虽然在口才上比较语讷，但学养很深，思路敏锐。由于他在经学上的造诣，诸葛亮秉政后就提拔他担任益州劝学从事，于是就有了前述他奔赴汉中为诸葛亮吊丧之事。蒋琬接任益州刺史，又以谯周为典学从事，负责管理益州的学校及各郡的文学掾，总领一州之学政。包括东汉负责主监试经的孝经师、负责时节祭祀的月令师，其职责都由典学从事来承担。

刘禅立太子后，谯周被聘请担任太子仆、太子家令，负责教导太子。由于常在宫中，与刘禅接触较多，谯周便时常对刘禅的行为进行规劝。此时刘禅刚走出诸葛亮时代的种种限制，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开始频繁外出游玩，并沉迷声色之中。谯周于是上疏，援引光武中兴汉室的历史，强调德政的重要性，劝刘禅省减乐官、后宫，为子孙树立节俭的榜样。刘禅当然听不进这些谏言，就将他转去外朝担任中散大夫，眼不见为净。中散大夫虽是散冗之官，却可以参与朝廷政事的讨论，带着对刘禅的不满和对姜维劳师动众的担忧，谯周成了朝中出名的反对派。一次，他在与尚书令陈祗讨论北伐的利害得失后，意犹未尽，返回家中写了一篇文章系统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有名的《仇国论》。

谯周在《仇国论》中用两个国家做例子，一个叫“因馀之国”，是小国，一个叫“肇建之国”，是大国。两国是争雄于世的敌国。很明显，这就是在指代季汉和曹魏（季汉是延续东汉而来，是“因馀”；曹魏是新建之国，是“肇建”）。他说，因馀之国有一个叫高贤卿的人请教伏愚子，小国如何才能以弱胜强。这又是一个不加掩饰的比喻，“伏愚子”显然就是谯周自己的代称。在《仇国论》的开篇，谯周借伏愚子的身份说：“大国处在没有忧虑的环境里，往往为政疏懒；小国处在忧患的环境下，却能心向善政。因此，疏懒的大国往往容易发生变乱，而善政的小国却能够逐渐强大起来，这是自然之理。”

看起来，这是在为季汉这样的小国壮声威，但谯周话锋一转，抛出了自己的真正观点：小国只有像周文王、越王勾践那样休养生息，体恤民众，才能够逐渐强大，战胜大国。这是谯周立论的基础，即认为季汉应该走周文王、勾践的路线，先休兵止战，蓄养国力，养肥了自己再向曹魏发起挑战。这与当年费祎与姜维的论辩之词可谓一脉相承。

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谯周还借“高贤卿”之口向自己发难，举汉高祖刘邦纳张良之计速击项羽的胜利，来质疑周文王的道路。汉高祖的道路，一直以来是季汉仿效的对象。刘邦以弱胜强、灭楚兴汉的成功长期以来是鼓舞季汉北伐的精神支柱。而谯周正是要从理论上摧毁这一榜样。谯周（伏愚子）驳斥称，殷周之交和秦汉之交的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殷商的君王世代相传，君臣关系比较稳固，民众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统治，这就是“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就算刘邦投胎到那个时代也难成大事。但秦末就不一样了，秦朝刚推行郡县制，就因为劳民动众而迅速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老百姓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当然是先下手为强。而回顾当下，我国与曹魏（肇建之国）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再是秦末鼎沸的情况，更像是六国并据的局面，在这种敌国基本盘已经稳固的情况下，汉高祖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可为文王，难为汉祖”。

谯周在《仇国论》的最后直截了当地抨击了姜维的北伐。他说，如果加重民众的负担，那么国家很可能就会陷入民变和内乱，正如民谚所言：“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多次射箭不中，不如审时度势之后再射）。”谯周认为，明智的人不应贪图一时的小利，而应当谋定后动，就像商汤和周武王一样，积蓄国力，一战而定乾坤。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遭遇败仗，那么就算再有智谋的人也无力回天。那些想要倚靠奇谋诡策来取胜的人，就像不用舟船就想渡河，我这种愚昧的人是比不上的。最后这一句，算是对姜维北伐的嘲弄，称他想要凭借现在的力量去与曹魏角力，纯属痴心妄想之举。

《仇国论》是益州人士对北伐投出的一篇政治宣言，他们虽然官职不高，无法像费祎那样用权力制约姜维的北伐，但他们却有相当大的舆论影响力，以此来给姜维、刘禅施加压力。谯周在文中有意使用化名，没有点名批评姜维，并非在给姜维留面子，而是因为他攻击的对象不只是姜维，而是包括此前的诸葛亮在内的季汉所有的北伐战争支持者。在他看来，贫弱的季汉向富强的曹魏发动军事进攻，从根子上就是个错误，至于“兴复汉室、还帝旧都”云云，根本不是益州人的理想，他们也没有必要为别人的理想埋单。

从谯周与陈祗“论其利害”来看，谯周提出《仇国论》的时间应在延熙后期，《资治通鉴》将其系于延熙二十年(257)，即姜维刚遭遇段谷之败不久。可见，北伐的挫败给了反对派以口实，这可能也导致了姜维北伐在景耀元年(258)被按下了“暂停键”。在这些事情中，另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那就是尚书令陈祗。

从延熙十四年(251)接替吕乂开始，陈祗担任尚书令、主政台阁长达八年。这八年恰好也是姜维频繁北出的时期。姜维虽然班位在陈祗之上，但他常年率军在外，不预国政。陈祗“深见信爱，权重于维”，俨然成为成都朝政的“当家人”。刘禅对陈祗的倚重以及刘禅对姜维的支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祗与姜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一个曾是政治边缘人物，一个曾是降将，都是游离于季汉内部派系之外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为刘禅所厚待，形成了某种类似政治同盟的关系。如此来看，陈祗与谯周的“论其利害”，很有可能是一场激烈的辩论。谯周《仇国论》中持“高祖道路”的“高贤卿”，原型应当就是陈祗。

《三国志》对陈祗的记载非常简略，我们看不出陈祗真正的政治主张。但作为刘禅一生最信任的臣子，他必定是刘禅的意志与权力的坚定维护者。他对姜维的支持，并非他与姜维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而是因为这是他效忠刘禅的职责所在。在谯周的弟子陈寿笔下，陈祗对刘禅的忠诚达到了“媚兹一人”的地步，并且提到，刘禅自宠信陈祗后，对曾经严厉呵斥自己的“侍卫之臣”董允愈加追怨。可见陈祗为刘禅带来了多大的安全感。

景耀元年(258)，姜维的北伐戛然而止，而恰在此年，陈祗病逝（《华阳国志》将陈祗去世时间记为景耀二年(259)八月丙子）。这两件事之间很难说没有关联，没有陈祗在尚书台维持大局和在朝堂上与谯周之辈论辩，刘禅失魂落魄，支持北伐的意志也泄去了大半。他一反常态地动情大悲，以至于涕泪交加，并亲自下诏，赞美陈祗的功德，并为他定了美谥——忠侯。

但在后世的史书中，由于陈祗受到刘禅的格外宠幸，并与宦官黄皓互相表里，他被视为佞臣的代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陈祗“以巧佞有宠于汉主”，乾隆帝在《诸葛武侯集》卷首也说“黄皓、陈祗用事，殄民误国，而汉祚告终”，将季汉灭亡的一半责任也算在陈祗身上。

没有陈祗的制约后，谯周的表现更为激进。谯周曾向蜀地大儒杜琼学习谶纬之学，而杜琼所谓的学问，就是通过对一些字名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对未来做出预言。这些预言，事实上包含着浓重的政治倾向。杜琼虽在季汉官至太常，但他却每每借助图谶来为曹魏张目，宣扬曹魏当得天下。杜琼死后，谯周继承和发展了杜琼的学说，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季汉的统治合法性。比如，他引用《左传》中晋穆公为太子取名为仇、终至内乱的例子，指出名字起得好坏，会直接影响人的命运。接着他举近世之例，说汉灵帝将两个儿子刘辩、刘协称为“史侯”“董侯”（因分别养于道人史子眇、董太后家，故名），二子后来都当了皇帝，然后被废为诸侯。说完灵帝，谯周话锋一转，竟然直接拿先帝刘备和当朝皇帝刘禅的名字举例，他说“备”就是“具”的意思，“禅”就是“授”的意思，连在一起，就是刘氏的江山已经具备好了，应该授予他人了。

这种訾毁主君、散布投降论调的言论，如若放在刘备时期，恐怕早就如彭羕、张裕一样论罪当诛了。可谯周不仅未受责罚，反而在景耀年间坐到了光禄大夫的位置，位亚九卿，并且有大批蜀中子弟追随学习，可见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益州士人树大根深，并具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煽动性。景耀五年(262)，宫中一棵大树突然自行折断，这本是常见的自然现象，谯周又操弄起了隐喻的把戏，在宫中柱子上写了十二个大字：“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这仍然是在宣扬季汉将向曹魏授土请降的论调，将大树的折断视为季汉灭亡的天象。

在整个季汉历史中，季汉的核心决策层一直由外州人掌握，益州人在政治权力上未能有多大斩获，但益州人始终都在通过“主场”的优势，利用舆论来影响季汉的政治。从《仇国论》到柱上字，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士人对季汉政权已经丧失了信心，并且缺乏最起码的忠诚，季汉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正在从内部被一点点掏空。谯周宣扬的亡国论调，正在一步步将季汉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