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谷之战的大胜让初掌朝政的司马昭重新扬眉吐气了一回。在战报传到洛阳不久，魏甘露元年(256)八月庚午（二十六日），司马昭就急不可待地利用皇帝诏命，为自己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并升叔父司马孚为太傅，进一步巩固司马氏在朝中的执政地位。此时，朝中反对司马氏的力量基本已被肃清，中枢要害职位大多被司马氏的同党所占据，对蜀的雍凉都督区、对吴的荆州都督区也都由司马氏的亲贵心腹司马望、邓艾、王昶、王基等坐镇，唯有淮南都督区的诸葛诞让司马昭不大放心。

而淮南又是魏、吴交战最为频仍的地区，恰在段谷之战后不久，东吴丞相孙峻就在降将文钦的撺掇下，打算发动北伐，为自己立威。孙峻的计划是使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等统兵自江都入淮、泗，目标为曹魏的青徐地区。然而在为吕据等人饯行之时，孙峻看到吕据军容整齐，突感不适而离去，夜晚又做了诸葛恪找他来复仇的噩梦，于是竟然恐惧发病而死，年仅三十八岁。

孙峻临终前，将宰辅之权交予其族弟武卫将军孙綝。此举引发吕据不满。吕据遂从前线撤兵回吴，并联络大司马滕胤共除孙綝。但孙綝手中有皇帝孙亮，他通过下诏命令诸将讨伐吕据，最终吕据、滕胤事败，皆被孙綝夷族，东吴遭遇了又一轮血腥的政治火并，此番北伐戛然而止。

不过东吴这次没有成行的北伐，却意外在曹魏的淮南掀起了波澜。

是年冬天，征东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的诸葛诞上表请求朝廷增兵十万防守寿春，又要求在淮水一线修筑城邑，防备东吴的入侵。诸葛诞的提议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自从魏国采纳邓艾的屯田之策后，淮南、淮北大开良田，已成为魏国粮食的重要供应地。魏国城池坚固，并不害怕吴军攻打，而是担心吴人纵兵劫掠邸阁与屯田民。诸葛诞作为淮南军政长官，提出增兵护田是其职责所在。但对于多疑的司马昭来说，诸葛诞的上表可谓包藏祸心，是其打算割据淮南，与司马氏分庭抗礼的信号。尽管诸葛诞在此前两次平定淮南叛乱的过程中不断向司马氏效忠，但此时他已经得不到司马昭的信任。第三次淮南之叛的序幕徐徐拉开。

诸葛诞，字公休，琅琊阳都人。他与诸葛亮是同族。举家南渡的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只是琅琊诸葛氏家族的异类，以诸葛诞为代表的多数宗族子弟仍留在故里，顺应汉魏禅代的历史大势，成为曹魏的子民。诸葛诞与瑾、亮的关系，《三国志》无载，《世说新语·品藻》称诸葛诞是瑾、亮的从弟，又说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说诸葛诞是“狗”，倒不是贬损他，而是说他虽然地位不及瑾、亮，但也声望不俗，且曾与曹魏的一流名士比肩而论。

魏明帝太和年间发生的“浮华案”，诸葛诞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魏太和年间(227-233)，一批青年新贵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簪缨世家出身，许多是建国元勋的“二代”，拥有显赫的家族、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广泛的人际网络。他们不甘于研读沉闷枯燥的儒学经典，而是经常在京师洛阳举办交游集会活动，他们互相标榜，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在洛阳城内名望极高，被时人称为“浮华”之风。实际上，“浮华”风是东汉后期士人、太学生清议的一种沿续。比如他们都喜欢将品评出来的杰出士人纳入“组合”之中。汉末士人中有“三君”“八俊”“八厨”等，太和年间的“浮华之友”们就创造了“四聪”“八达”“三豫”等。时任尚书的诸葛诞与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邓飏是比较活跃的成员，其余还有何晏、丁谧、毕轨、李胜等，以及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

汉末的清议有其政治背景与政治目的，即对宦官祸乱朝政的抗争。而太和年间的青年贵戚们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诉求，不过是年轻气盛、不拘礼法的一种宣泄，但这群年轻人在洛阳闹得太过高调，引起了元老大臣的反感。魏太和六年(232)，正是诸葛亮第四次与第五次北伐的间歇之际，司徒董昭向魏帝上疏通陈浮华之弊，批评京师这些年轻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将之比拟为汉末魏初之际因谋逆被诛的魏讽、曹伟，定性相当之重。魏明帝曹叡尊儒贵学，对浮华之风本身就比较反感，也想藉此敲打一下世家大族，让他们约束好自己的子弟，于是下诏对浮华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十五人皆被免官废职，他们终明帝之世都被禁锢，不得为官。

曹芳即位后，曹爽与司马懿辅政。为了给自己增强政治力量，扩大政治盟友，曹爽积极拉拢“太和浮华案”中被罢黜的邓飏、何晏、丁谧等为党羽，而这些人后来都随着曹爽的覆亡为司马懿所诛杀。诸葛诞作为“浮华之友”的核心成员，却没有卷入这场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权大战，可能是因为他外任扬州刺史，远离漩涡中心洛阳。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浮华之友”之中与司马师关系密切，故而很早就站到了司马氏的一边。也正因此，诸葛诞在两次淮南叛变中表现十分积极。毌丘俭之叛，诸葛诞督豫州诸军率先占据寿春，并击破前来援救的吴军，阵斩吴将留赞。战后，诸葛诞因功拜征东大将军，进封高平侯。

总体来看，在司马懿和司马师执政时代，诸葛诞都被普遍视为司马氏的亲信。毕竟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司马氏的儿女亲家（诸葛诞之女嫁司马懿之子司马伷）。但在司马昭执政后，诸葛诞的处境却变得尴尬起来。司马昭并非名士出身，亦没有参加太和年间的“浮华”活动，他不像兄长那样与诸葛诞有故旧之情。相反，“浮华之友”的身份反而会增添司马昭对诸葛诞的怀疑——当初与诸葛诞亲近的夏侯玄、邓飏等人都被司马氏所夷灭，诸葛诞的另一个儿女亲家王淩也死于司马氏之手。诸葛诞为了自保与这些人都能划清界限，那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在某个要紧的时刻对司马昭背后捅一刀呢？在司马昭看来，诸葛诞从来都不是自己人，而是一个投机者罢了。

诸葛诞实际上是被司马昭逼反的。史书中虽记载诸葛诞在淮南“惧不自安”，并厚植人心，阴养死士，但他并没有为反司马昭做周全的准备。当时司马昭派心腹长史贾充作为自己的特使去慰劳四方都督，名为慰劳，实则也是摸底试探。到了寿春，贾充故意对诸葛诞说洛阳有人提议禅代之事，观察诸葛诞的反应。诸葛诞勃然翻脸，对贾充说：“卿非贾豫州子？（贾充之父贾逵曾任豫州刺史，为魏之忠臣）”又声称自己世受国恩，绝不会让魏室亡于他人之手。此语出自《魏末传》，后人颇多质疑。笔者以为此语即便是真，也不过是诸葛诞不服司马昭专政而自我标榜之语。他若真是魏之忠臣，何以在曹芳被废、夏侯玄被诛时默不作声？贾充还洛后，便劝司马昭早点解决诸葛诞，以免养痈成患。

魏甘露二年(257)四月甲子（二十四日），司马昭以皇帝名义，诏封诸葛诞为司空，征其入京师。这是一个明升暗降夺兵权的传统套路，诸葛诞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五月乙亥（初五），诸葛诞召集亲信将领，攻杀了同在寿春城内的扬州刺史乐綝（乐进之子），取得了淮南军队的控制权。然而，与此前毌丘俭、文钦的主动出击不同，诸葛诞选择了最保守的策略，即将淮南、淮北郡县十余万屯田兵和扬州新附者四五万人全部迁入寿春城，闭城自守，并派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去东吴做人质，以换取援军。诸葛诞坐守孤城，既说明他的反叛极为仓促，缺乏底气，也注定了败亡的结局。

诸葛诞反相已显，司马昭决定亲征。但淮南对于司马氏家族来说有一个可怕的诅咒。此前，司马懿大军征王淩、司马师出师征毌丘俭，虽然最终平定叛乱，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司马懿因高龄亲征而患疾，在王淩自杀后三个月就病死；司马师因出征导致眼瘤病发而死，与毌丘俭被杀仅隔十六日，相当于同归于尽。为了不重蹈覆辙，司马昭决定挟持郭太后与魏主曹髦一道出征，并从各路征调兵力向淮北进发。参与此次平叛的军队来自青、徐、荆、豫四州，甚至还抽调了一部分关中游军，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六万之众，统兵将领也均为当时名将，包括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奋武将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等。东吴方面先后派出两支援军北赴寿春，即文钦、唐咨、全端等所率三万人及朱异、丁奉所率五万人。再加上寿春城中诸葛诞的十五万左右兵力，此役三方投入兵力总和超过了五十万人，从规模上来说是三国历史上的第一大战了。

淮南战火的消息传入蜀中，让段谷之败后陷入低落的姜维重新燃起了希望。自诸葛亮去世后，曹魏政局可谓一波三折，乱象丛生。内有高平陵政变、李丰张缉之变、司马师废帝，外有辽东公孙渊之叛、王淩之叛、东关之败、毌丘俭之叛，远没有诸葛亮北伐时那样稳定。但即便这样，季汉也毫无机会可乘。此前的两次淮南之叛，一次还没举兵就被扑灭，一次仅一个月就被镇压，季汉方面根本来不及采取措施。而诸葛诞之叛一开始就确立了坐守坚城的战略，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战事拖得越久，对季汉当然越有利。诸葛诞，这个与姜维恩公同族的曹魏将军，会不会成为季汉北伐的“神助攻”呢？

季汉延熙二十年(257)，姜维踏上了自己第十次北伐的征程。从费祎遇刺身亡的延熙十六年(253)至今，姜维五年五伐，已经达到了无岁不征的地步。季汉的国家资源遭受巨大的消耗，百姓的负担十分沉重，朝野上下对北伐的反对声浪也逐渐增强。然而此次姜维仍能顺利统领数万士兵北伐，这意味着尽管阻力越来越大，刘禅仍然是姜维北伐最有力的支持者。这种支持，对姜维也是一种沉重的责任与期许。脆弱的国力，已经不允许季汉再失败一次了。

此次北伐，姜维一反常态没有向陇右进军，转而从汉中出发，循傥骆道北上向关中而来。傥骆道是季汉历次北伐都没有走过的路线，曹魏也仅有十三年前曹爽伐蜀走过一次。也正因为那一次的惨败，魏人早已忘记这条崎岖难行的山路，根本不会想到年年兵向陇右的汉军会突然从这里杀将而来。汉军一路几乎没有受到阻碍，顺利地抵达了沈岭。据《太平寰宇记》，沈岭在今陕西周至南五十里，后名姜维岭。今周至县骆峪镇神灵山村南有一高耸的土岭遗迹，当地称为“姜维台”，据近世学者推测可能为沈岭姜维屯兵故址，“神灵山”为“沈岭山”之音讹。由此可知，姜维此次北伐已经穿出了傥骆道的北口，抵达了关中平原的南缘。这里距长安城只有七十多公里，这是季汉历次北伐距离大汉故都长安最近的一次。

粮食补给仍然是汉军北伐的最大难关。姜维在陇右作战时常从羌胡得粮，但关中没有羌胡，就地取粮的唯一方法就是夺取魏军的屯粮之地。姜维探得傥骆道北口有一座名为“长城”的要塞，里面储存了大量粮谷，但驻兵较少，于是率军东至芒水（今黑河），逼近长城。长城在今周至县南，芒水与骆谷水之间，这座城邑可能是此前曹爽伐蜀时转运粮食辎重所筑，姜维第四次北伐时，在长安督战的司马昭为策应郭淮，曾进据长城、南趋骆谷以为疑兵，迫使姜维退兵。此后这座小城久未备战，听说姜维大军突然至此，城内守兵都惊慌不已。

直到此时，姜维都没有遇到魏军的抵御，这说明姜维此次北伐的确起到了“出奇”的效果，曹魏方面的反应有些滞后。然而正当姜维准备攻打长城时，魏军的旌旗出现了。统军的是魏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的司马望，在他的身边还有令蜀人生惧的邓艾。

司马望，字子初，是司马懿之弟司马孚的次子，早年被过继给司马懿的长兄、因瘟疫去世的兖州刺史司马朗为后。司马望性情宽厚，历任平阳太守、洛阳典农中郎将，随司马懿征讨过王淩之叛。曹髦即位后，司马望在朝中任护军将军、散骑常侍。曹髦好才爱士，喜欢跟名士交往，与司马望、裴秀、王沈、钟会尤其亲近。因为司马望是外朝官员，曹髦特意赐给他一辆追锋车，希望每次召见他时，他都能尽快入宫。这些人无一例外是司马氏的宗亲或亲信，很明显，这是曹髦在利用皇帝残存的权威对司马氏阵营进行笼络和分化。司马望嗅到了这一层味道，内心十分不安，他不愿卷入朝中愈加激烈的政治斗争，恰逢洮西之败，司马昭欲调整雍凉人事，司马望便自荐出镇西境。

司马望比司马昭大六岁，比司马师大三岁，再加上司马孚长子早夭，因而司马望无论从年岁上还是宗法上都是族中这一辈的“老大哥”。他也是司马氏家族军政能力上的佼佼者。司马望来到关中后，理民治军甚有威名。当得到姜维已出骆谷的消息，他就迅速判断姜维的目的地是长城，于是亲自率军增援，并从陇右调邓艾来援。从这一点可看出，司马望身为贵戚，毫不妒忌寒微出身的邓艾，两人的关系比较融洽。这与后来同样镇守关中、却因私人嫌隙而导致建威将军周处之死的司马肜相比可谓霄壤之别。

司马望、邓艾合军进驻长城，姜维则在芒水之畔倚山为营。两军就这样对峙了下来。魏军的营垒十分坚固，姜维无法强攻，只能不断在城下挑战，试图将魏军引出野战。但司马望和邓艾却效仿昔日与诸葛亮对垒的司马懿，任汉军如何叫骂，他们只是据守不战。

汉军刚经历大败，按理此时战力应不如魏军，魏军何以坚守避战？原因可能是关中的兵力被司马昭抽调了一部分去淮南，剩余兵卒还要分散防御各处隘口，故而魏军对汉军并没有占有太大的兵力优势，加上寿春方面战事胶着，故而采取了求稳的防御策略。

这是三国后期罕见的大战之年，南北对峙的三大战场都有战事爆发：雍凉战场，姜维与司马望、邓艾在长城僵持不下；荆州战场，魏征南大将军王昶据夹石以逼江陵，以牵制吴骠骑将军施绩不得向东支援；淮南战场，司马昭屯驻丘头总督诸军，已对寿春形成合围之势。而在寿春城内，诸葛诞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场大雨。他之所以敢于采取闭城自守的战略，一方面因为此前邓艾的屯田之策为淮南储存了大量粮谷，足以支持一年；另一方面则因为诸葛诞熟悉淮南地区气候，知道每年这一带都会下大雨，淮河就会随之涨水，淹没寿春城外的低地。因此诸葛诞看见司马昭在城下扎营设围，自信洪水将助自己破敌，笑道：“是固不攻而自败也。”

然而，这场围城战从魏甘露二年(257)五月一直僵持到次年元月，淮南的天气始终干旱，竟是一滴雨也没有下。而寿春城内屯驻着诸葛诞军、吴军以及由魏叛吴的文钦、唐咨等部，“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军粮渐少，士气颓靡，诸军之间的矛盾也愈加激烈。不久，文钦为诸葛诞所杀，文钦二子文鸯、文虎投奔司马昭，司马昭赦其前罪，封关内侯，以示宽宏之心。再加上此前吴将全怿、全端，诸葛诞将蒋班、焦彝陆续出城投降，寿春城内将士的斗志已经瓦解殆尽。

魏甘露三年(258)二月乙酉（二十日），寿春城终于被攻破，诸葛诞在突围中为胡奋所部斩杀。就在城破的当日，天降大雨，将城外魏军所筑的营垒全部冲毁，看来这是天不助诸葛诞。诸葛诞死后，其众多降，但诸葛诞久居淮南，厚植人心，其麾下仍有数百人宁愿一死，也不愿投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为诸葛公死，不恨。”据干宝《晋纪》载，这数百人被排成一列，行刑者每杀一人，就劝降下一人，但直到杀到最后一人，也没有变节者。时人将他们比作汉初的“田横五百士”，这也体现了诸葛诞得人心之处。

诸葛诞三族被夷灭，仅诸葛诞之女因嫁司马伷为妻而免于处刑。有人建议司马昭将参与叛乱的淮南兵和东吴战俘全部就地坑杀，但司马昭认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只诛戮叛首就足够了。他释放了吴兵俘虏，并将淮南兵安置在近畿三河一带居住。司马昭以准确的军事判断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既实现了对淮南的军事征服，又树立了宽仁厚德的人设，收获了人心。五月，司马昭指使亲信上奏朝廷，封自己为相国、晋公，加九锡，食邑八郡。司马昭自己又九次辞让，做足了戏码。这一套操作，事实上都是对当年汉魏禅代的模仿。如今，魏晋禅代的制度化进程已经按部就班地进行，诸葛诞的举兵，不仅没能动摇司马氏的统治地位，反而成为司马氏“作家门”路上的垫脚石。

随着诸葛诞的覆亡，姜维也不得不放弃长城，从傥骆道退还蜀境。姜维的这次北伐与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向关中出兵，同样将兵锋推到了秦岭北麓，同样面对坚守不战的魏军而束手无策，同样在东线战事失利后撤军而还。这次北伐虽然并未折损将士，但对姜维的打击十分沉重，以至于让他的性情都变得偏狭起来。当时射声校尉杨戏随军至芒水，杨戏是蜀地儒士，平素里比较狂傲。当年他轻慢蒋琬，蒋琬宽宏，并不计较，而如今杨戏又不服姜维，在营中酒后狂言，对姜维多有傲慢嘲弄之词。姜维竟恶而记仇，在回军后即参奏杨戏，将他免为庶人。清人何焯评论称：“伯约于此不及公琰远矣。”

由于此次北伐是由汉中出兵，又从汉中返回，这让姜维有机会对他长期忽视的汉中防务进行了一番调整，而正是这一次调整，埋下了后来季汉灭亡的伏笔，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详述。

姜维回到成都后，被刘禅恢复了大将军之位。此战无功，姜维应是受之有愧的。而魏国那边，邓艾也升任征西将军，并被增加了封邑。一场平局，两面封赏，这实在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面对颓靡不振的朝野氛围，刘禅觉得有必要改个年号来为季汉转一转运势。恰好当时史官来报，说天空中出现了景星。景星并不特指天穹中的某颗星辰，而是泛指那种大而明亮的星辰。《史记·天官书》载：“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将景星视为祥瑞之兆，并与国家运势相联系。我们都很清楚，在夜空中找一颗明亮的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此次的“景星见”很明显是史官在刘禅的授意之下制造的祥瑞。

无论子民们信不信，朝廷反正是信了。是年，诏令大赦，改元。挥别了沿用长达二十年的延熙年号，季汉的皇帝与臣子们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景耀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