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东吴朝堂，诸葛恪的北伐引起了朝臣们几乎一致的反对声音，但诸葛恪一意孤行，对此一概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激烈地与诸葛恪争论，被诸葛恪叫人叉了出去。

为了反驳众人、陈述自己的北伐观点，诸葛恪写了一篇长文公之于众，清人严可均编纂《全三国文》为其命名为《出军论》。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归纳其主旨，就是东吴绝不可依靠着长江天险与曹魏长期对峙下去，北伐是东吴的唯一出路。因为曹魏已经占据了北方九州之地，而蜀吴两国加起来也十分弱小，如果继续僵持下去，曹魏的人口会成倍增长，而吴国的人口会锐减，两国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东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诸葛恪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身为王者，就应当怀有兼并天下的志向，而不能偏安一隅，“怀偷安之计”。

那么，诸葛恪为什么会觉得此时是出兵伐魏的好时机呢？他说，一来，曹操时期的兵众到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而年轻一辈还没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二来，司马懿死了，他的儿子“幼弱”却被委以大任，即便有智计之士也不能善加使用。因此，“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看来，诸葛恪虽然对魏吴国力的对比有着理智的判断，但他严重低估了曹魏的军事能力：一则，曹魏早在曹操时期就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士家制度，士兵及其家属另立为军籍，一旦入籍，终生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士家只能内部通婚，士兵逃亡要受重惩。此制度保障了曹魏拥有稳定而持续的兵源，这与东吴依靠征兵制、不断从山越脱籍人口中补充兵力的状况有很大不同。诸葛恪不懂曹魏兵制，故而才会做出曹魏兵力青黄不接的奇谈怪论。二则，司马师当时已经四十五岁了，诸葛恪称其“幼弱”，未免有点过于轻敌。三则，当时曹魏无论是朝中还是地方，都可谓人才济济，人尽其才，诸葛恪所谓“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完全是自我妄想罢了。

诸葛恪北伐的另一个精神支柱是季汉。汉、吴“东西并力”原本就是两国重誓盟好的重要内容，但仅在二十年前执行过一次，并随着孙权在合肥的败退而惨淡收场。蒋琬执政后也曾提出东西并举的方案，但东吴反应甚是冷淡，以至于令蒋琬怨念“吴期二三，连不克果”。历史的巧合就在于，当东吴的北伐派掌握权力的同时，季汉的北伐派也重新占据了上风。东吴从东关撤回建业的时间是吴建兴二年(253)二月，此时距离费祎遇刺身亡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季汉的巨变，想必已经传入诸葛恪的耳中。长期关注季汉政治的诸葛恪应对姜维不会陌生，很可能，早在二十多年前，诸葛恪就已经从叔父给父亲的书信中读到了姜维的名字和叔父对他的赞誉之声。诸葛恪羡慕姜维能够在诸葛亮左右，近距离获得其智慧真传。诸葛恪也从姜维这些年的举动，判断出他是自己的同路人。

于是，诸葛恪派司马李衡出使季汉。李衡是东吴朝堂上为数不多的襄阳人，其妻习氏有不少族人在蜀中为官，诸葛恪派他为使可谓大有深意。李衡入蜀不先觐见刘禅，却径直去面见姜维。李衡引《战国策》中“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语，认为目前是北伐曹魏千载难逢的良机：司马氏篡权之后，魏国“政在私门”，内外朝臣疑心重重，而魏军又遭遇东关大败，引发国内民怨沸腾。这是自打曹操以来魏国从未显现出的衰亡之兆。李衡提出，如果吴、汉两国东西并举，同时出击，曹魏必然首尾不得兼顾，救援一边，另一边必然虚弱。我们两国用训练好的精兵去攻击虚弱的敌兵，必然会取得胜利。

李衡一番话正说中姜维的心思。此前，姜维一直孤独地走在北伐的荆棘路上，不仅没有盟友的支持，在国内也缺乏志同道合之人。如今，东吴的主动提议让已经消沉许久的姜维顿时振作起来。他甚至在心中猜想，发生在一个月内的东关之战和费祎之死，莫不是命运之手的精心安排？这一切，难道都是冥冥之中为了促成这一年汉、吴两国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北伐，为曹魏敲响最后的丧钟？

姜维向朝廷递上去的北伐表章获得通过，其顺利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当东吴朝臣还在为北伐争吵不休时，业已亲政的季汉皇帝刘禅乾纲独断，成为北伐最坚强的后盾。刘禅为何支持姜维北伐？这一点我们放在姜维北伐落幕之际再行分析。

延熙十六年(253)三月，吴丞相诸葛恪大发二十万众北出，于四月包围了合肥新城。同月，汉卫将军姜维也统帅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治所豲道（今甘肃陇西东南）。回想十九年前的汉、吴“东西并力”，两国出兵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差（诸葛亮二月出兵斜谷，孙权五月征合肥），而此次两国几乎是同时出兵、同时对曹魏边关重镇展开围攻。为此，吴军自东关凯旋后只休息了一个月就再度出师，而刨掉李衡自吴入蜀的路程时间，季汉的动员准备工作连一个月都不到。如此仓促的北伐，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

汉、吴同时来侵的消息传到洛阳，司马师问计于中书令虞松。虞松认为，诸葛恪统领大军北上，却失策于将全部兵力压在了合肥新城，只要守住城池，吴军士卒疲惫必然会撤走。至于汉军，他认为姜维悬军远征，妄图就地食粮，不可能支持太久。姜维之所以敢于孤军冒进，必定是以为我军主力都在东路，西面空虚罢了。只要让关中诸军倍道急行军，出其不意进入陇右，姜维必然会知难而退。司马师对虞松之言很是认可，令郭淮、陈泰率关中之兵援救陇右。

此时，郭淮已升任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进封阳曲侯（爵封本县）。作为一名方镇大督，郭淮已至人臣之极，但魏嘉平三年(251)的王淩之叛将郭淮卷了进去。曹魏诸臣之间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郭淮与王淩均出自太原望族，郭淮之妻为王淩之妹，故也在连坐之列。御史前来抓捕郭淮妻的时候，郭淮手下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等叩头请愿上表留妻，道边人人扼腕流涕，郭淮五个儿子为母请命，甚至将头磕出了血来。郭淮终于拗不过众人，派左右将妻子从半道上劫了回去。郭淮公然抗旨不遵，按律法已形同叛逆。但司马懿看到郭淮寄来的书信，言语诚恳谦卑，便顺水推舟，宽宥了郭淮之妻。司马懿念郭淮功勋卓著，不想将王淩之案扩大化，但同时他也看到了郭淮在雍凉树大根深，威望极高，这让他不得不对郭淮有所警惕。于是，《三国志·郭淮传》中从是年开始便再无郭淮的事迹记载，《晋书·景帝纪》在叙述司马师袭位后“都督四方”之人时，书陈泰而不提郭淮，可见此时郭淮在雍凉已经被边缘化，军权实际已归入陈泰之手。

这是姜维的第六次北伐。此次姜维选择攻打南安郡，一方面是因为准备仓促，故而选择较近的攻击目标，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太守已非邓艾，防守或有破绽可寻。此次北伐的兵力，估算应在三到五万人之间，虽与诸葛恪所动员的二十万众无法媲美，但也是姜维此前所统领的数倍之多。多出来的这些兵力，应是在费祎死后从其所控制的中军中补益而得。汉军从汉中出发后，先经武都郡至建威（今甘肃西和北）。建威的东北方向即是通往姜维的家乡天水郡的祁山道。汉军由建威向西北方向，即进入南安郡界，过石营、董亭两地，沿今大南河谷地北上，即可进入渭河平原，溯河谷西上即是豲道县。此道很可能就是当年魏延、吴懿率偏师西入，大败郭淮于阳谿所走过的路。

然而姜维围豲道不久，陈泰援军就溯渭水而来，兵锋迅速推进到了洛门。二十五年前，姜维正是随郭淮在这里巡视，听到了诸葛亮出祁山的消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而如今，洛门传来的军情宣告了姜维此次北伐的落幕。他的军粮已尽，无力再与陈泰交战，只得烧营撤回。

姜维率先撤退，将压力给到了诸葛恪那边。而诸葛恪的日子更不好过，他原本的计划是纵兵淮南，掳掠曹魏的人口，但临时又改变主意，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合肥新城是由曹魏原征东将军满宠在旧城以西三十里所建的防御要塞，其地既建在高地，又远离巢湖和施水，可谓易守难攻。当时城内仅有魏牙门将张特、乐方率领的三千人守卫，诸葛恪的大军将城池团团围住，昼夜攻打，竟然三个月都没有攻克。此时江淮一带进入了盛夏时节，士兵连日攻城本就疲劳，高温酷暑又导致军中疫病蔓延，不久吴营中一大半士兵都病倒，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诸葛恪焦虑万分，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仍督促士兵继续攻城。将军朱异建议撤兵，反而惹怒了诸葛恪，被夺去兵权。

吴军都尉蔡林多次向诸葛恪献策，但不被用，他看到吴军败局已定，于是径直投魏，将营中情况报予魏人。事实上，司马师早已派叔父、太尉司马孚督二十万大军进驻寿春，与毌丘俭、文钦共拒吴师。当时诸将都欲尽快出击，但司马孚遵照司马师与虞松的庙算，按兵不动，坐等吴军成为疲惫之师。直到七月，司马孚得到蔡林的信报，才发兵南下。诸葛恪此时已经无力抵挡，弃军南逃，他所带来的二十万士卒因为伤病行走缓慢，都被他遗弃在路上，或者死于坑壑之中，或者被魏军俘获，哭天抢地之声不绝于耳。

从东关大捷到合肥新城之败，不过短短八个月的时间，诸葛恪经历了人生的过山车，从巅峰跌落至谷底。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为了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他的行为也更加失常。回到建业后，诸葛恪不仅不承担战败的责任，还将气撒在别人头上，动辄问罪，这让每次进见他的人都心惊胆战。他毫无理由地斥责中书令孙嘿，迫使其辞官，又将自己出师之后朝廷所任用的官吏全部罢免，把宫禁宿卫都改换为自己的亲信。他甚至不汲取失败的教训，还筹划着继续北伐，向青徐方向进军。一时间，东吴朝野对他怨声载道。

诸葛恪一直在亦步亦趋地效仿诸葛亮，但诸葛亮在兵败之后主动承揽责任，上表自贬，谦恭至极，他是半点也没有学到。诸葛恪的北伐建立在东关大捷后短时间内聚集的权力和声望之上，这远远无法与诸葛亮北伐之前的威望相比。经过孙权晚年的一番折腾，东吴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朝堂之上各怀私心，方镇部曲各自为政，也根本无法像季汉那样拧成一股绳，将北伐作为整个国家的共同意志和不容争辩的国策。随着东吴政权逐步“江东化”，即便北来的士人也沉溺于安逸的江南水乡，没有了收复故土的意愿，更何况此时已经掌握东吴经济命脉的江东世家大族，更不会将手中的资源投向与他们利益毫不相干的北伐。毫无政治经济基础，仅凭个人意志所发动的北伐，注定将走向失败。而失败的代价，则是将诸葛恪的一切都彻底吞噬。

十月的一天，江南气候已入冬，天气微寒，诸葛恪应皇帝孙亮之邀进宫赴宴。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他就心烦意乱，一夜都没有睡安稳。早上起来，他去洗脸，闻到盆中的水发出腥臭难闻的味道，他令侍人为自己更衣，衣服上竟然也有臭味。诸葛恪勃然大怒，将下人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让他们倒掉水换新的，又换来新衣服，可他鼻子一翕，竟然还是能够闻到臭味。咄咄怪事，诸葛恪十分纳闷，但入宫时间已到，由不得他多想，匆忙出门。但还没走到门口，他养的家犬突然冲了上来，咬住他的衣袍。诸葛恪更觉诧异了：“难道这狗不让我出门吗？”诸葛恪于是坐了下来，打算今日不去赴宴了。但他想了片刻，又觉得既然是皇帝召见，自己不去终归不妥，又起身要走。那狗又追上来咬他的衣袍，这下子诸葛恪有些恼了：我堂堂一国丞相，怎么还能被一只狗管住了？他令人把狗赶走，坐上车进宫而去。

刚到宫门，武卫将军孙峻就腆着笑脸迎了上来。孙峻是东吴宗室，孙坚之弟孙静的曾孙，时年三十五岁，从辈分上却比小皇帝孙亮要矮一辈。孙峻在孙权晚年就已掌管宫中宿卫，孙权临终之前，孙峻还在榻边一再保举诸葛恪为辅政大臣。这让诸葛恪十分感激，没有把他当外人。孙峻看到诸葛恪神态疲惫，关切地问他：“丞相若是身体不适，可以自作安排，我孙峻会向主上解释。”诸葛恪摇摇头说：“无恙，我可以进去。”路才走了一半，突然有一侍者给诸葛恪送来了一封密函。诸葛恪认出那人是他在宫中的亲信散骑常侍张约、朱恩两人所派，连忙拆开来看。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诸葛恪眉头紧锁，从昨晚到今日的种种异常一下子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看到孙峻的神态也有一些异样，于是扭头就向宫外走去。

没走几步，诸葛恪迎面遇见了太常滕胤。滕胤是诸葛恪的儿女亲家，亦是他的政治盟友。诸葛恪连忙把密函拿给滕胤看，滕胤也觉得今天宫中不太正常，孙峻此人不可不防，不如先回家中从长计议。可滕胤一席话，却让诸葛恪那桀骜不驯的脾性又上来了：“孙峻这小子，有什么能耐？我还怕他了！”

最终，在反复踌躇多次之后，诸葛恪还是走进了宴会大殿。君臣落座，问候寒暄，自不必说。侍者端上酒杯，孙亮举杯邀请群臣共饮，可诸葛恪看了看孙亮，又看了看孙峻，迟疑不敢喝。孙峻见场面尴尬，便替他打圆场说：“丞相最近偶染小恙，病体未康，如果随身带有常用的药酒，就可以自便而行。”诸葛恪取出药酒，与众人共饮了一杯。这杯酒下肚，诸葛恪倒是安心了不少。他甚至在想，自己是不是疑心太重了，如今当着皇帝的面，他贵为当国宰辅，连一杯酒都要疑神疑鬼，是不是太让人瞧不起了？

想到这里，诸葛恪紧张的神情宽松了不少，丝竹管弦之声奏响，今日种种令他烦恼的事情也开始烟消云散。以至于孙亮在侍者的陪伴下离席，他也浑然不觉。突然，诸葛恪目光一扫，发现孙峻的座上也空空如也，他这才慌乱了起来，正欲离席，只听得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孙峻换上了短衣，手执环首刀冲了进来，厉声大喊：“有诏收诸葛恪！”早已埋伏于帷帐之后的武士闻声而动，包围了大殿。诸葛恪还没来得及拔剑，就被孙峻手起刀落，诛杀于座中。

诸葛恪死后，孙峻又派人将其弟及二子诛杀，三族夷灭。孙峻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他将次年的年号从建兴改为五凤，抹去诸葛恪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丝痕迹。于是乎，诸葛恪的建兴时代，只持续了二十个月，就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这是三国史上血腥的一年，从年初的费祎遇刺，到年尾的诸葛恪被诛，众目睽睽之下，汉、吴两国的宰相先后殒命于血泊之中。历史的洪流将他们无情地抛弃，而姜维还将继续承受属于生者的煎熬。费祎和诸葛恪的死，与他原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愧疚感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汉吴“东西并力”已经随着诸葛恪的死而付诸东流，自此以后，北伐将成为姜维一个人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