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遇刺身亡后，卫将军姜维终于可以不受兵力节制重启北伐了。而新一轮季汉北伐的导火索，却是从东吴那里点燃的。

随着司马懿、孙权先后谢幕，魏、吴两国都迎来了一次权力迭代。新的主政者往往需要一场战争，以在政权内部增强自己的威望。于是，魏、吴之间的战事不可避免。率先开战的是司马师。

司马师，字子元，名士出身，早年好清谈，与夏侯玄、何晏齐名。他此后的履历也基本在京师之内，虽然官至中护军，但只是掌宫禁之卫兵。司马师没有参与过征战，在军中的资历和声望甚至还不如其弟司马昭，因此他一夜之间接手司马懿的军政大权，难免缺了些底气。恰好孙权驾崩，孙亮即位，主少国疑，正是可乘之机，负责对吴防线的四大统帅征南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镇东将军诸葛诞纷纷向司马师献策，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征吴方案。学者仇鹿鸣认为，史书在叙述上强调将领献策，刻意回避司马师在其中的作用，是有意为司马师掩饰。实际上，伐吴之役应是司马师早有预谋，在朝中已形成决议，再分别征询前线将领的意见。很明显，司马师是希望借助一场大胜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与当年曹爽伐蜀何其相似。

由于诸葛诞等人伐吴方案不一，司马师特意征询亲信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却给司马师浇了一盆冷水，他认为，魏吴两国南北对峙已经将近六十年了，东吴的江防始终布防严密，即便新丧君主，他们也会加强警戒，固守险要，想要大出舟师在吴境“横行江表”不可能取得胜利。傅嘏反对贸然出动大军南征，他倾向于用缓计，使各镇将军逐步蚕食东吴边境的土地，招抚东吴的军民，积累粮食，派出密探掌握东吴的情报，这样三年过后，魏军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才是伐吴的时机。

可是司马师等不了三年，他急欲在短时间内建功。于是在魏嘉平四年(252)十一月，也就是孙权驾崩仅半年之后，他就发动了三路伐吴之战。具体部署是，胡遵、诸葛诞统帅步骑七万自寿春南下攻东关，王昶自襄阳南下攻江陵，毌丘俭则由汉水东下攻武昌。司马师本人因刚接掌权力，不宜轻动，遂以其弟安东将军司马昭进号都督，统诸葛诞、胡遵诸军。由此可见，三路南征大军中，东关是用兵的重点。

东关，一作东兴，在今安徽含山林头镇。其地紧临濡须水（今名裕溪河），而濡须水又是巢湖通往长江的主要航道。此前，无论曹操东征濡须口，还是孙权北上合肥，都要从这里经过，东关可谓控扼南北兵争的要冲。孙权早在黄龙二年(230)就在此修建堤坝，遏制巢湖方向的来水，以使巢湖水位上涨，有利于东吴舟师北进。后来东关堤因战事损坏，东吴也没有再加修缮。孙权驾崩后，曾在淮南屯佃的诸葛恪了解东关的战略价值，不仅派人修复了堤坝，还在夹江的两侧山上各筑一座城塞，令将军全端、留略分别统领千人把守。不想两城刚筑好一个月，曹魏大军就来袭。胡遵令诸军做浮桥渡水，陈兵于大堤之上，分兵攻打两城。但因两城处于高处，一时攻不下来。

诸葛恪听闻，亲率四万大军来援。此时已是冬天，天空飘起大雪，东关堤上的魏军正在饮酒享乐。吴军由冠军将军丁奉统领的三千先锋部队乘着风势，五天就率先抵达，进据徐塘。丁奉见魏军没有进行防备，于是让士兵解下身上的甲胄，不带矛戟，只持刀、盾等短兵器，向大堤发起冲锋。曹魏将士看到吴兵这般样子，而且兵力也不多，都相视而笑，没有严加防备。没承想吴兵攀上大堤后，一气鼓噪砍杀，战斗力惊人，魏兵顿时大乱，四散而逃，争着去渡浮桥。浮桥经不起这么多人的重量，很快坍塌，大量魏兵落水溺死，或者为踩踏而死。吴军斩杀了魏乐安太守桓嘉（魏太常桓阶之子）、前军督韩综（吴将韩当之子，二十六年前叛吴投魏），魏兵死者数万人，吴军缴获大量魏军辎重，堆积如山。王昶、毌丘俭两军听说东关战败，也各自烧营撤走。

东关之战是继石亭之战后曹魏对吴战线上最大的一场败仗。司马师立功不成，反而损兵折将，颜面大损。为了抚慰诸将，司马师不敢对他们施以责罚，只削去了司马昭的爵位，令诸葛诞和毌丘俭对调防区，将胡遵调往青徐，以此草草了事。此次人事调整之后，毌丘俭单独执掌扬州都督区，也为后来的第二次淮南之叛埋下了伏笔。

此战同时也是三国时期唯一一场琅琊诸葛氏家族之间的交锋。这一家族的成员因为东汉末年的不同际遇而分落三国。《世说新语·品藻》曰：“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东关之战中，诸葛诞与诸葛恪叔侄二人成为疆场上的一对仇敌。多年以后，诸葛诞和他的儿子还将与东吴再续前缘。

对东吴而言，东关大捷不仅一雪孙权后期吴军屡战屡败的耻辱，还让诸葛恪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诸葛恪还朝后，进封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阳都（今山东沂南）是诸葛氏的祖籍，爵封本县，既是一种高级的荣誉，又是对他继续北伐、打回故土的一种勉励。据《建康实录》载，诸葛恪还在此时升任丞相，成为东吴继孙邵、顾雍、陆逊、步骘、朱据之后的第六任丞相。诸葛恪终于站上了他的叔父曾经的位置，成为东吴版的“诸葛丞相”。胜利的喜悦，权力的膨胀，以及与叔父越来越重合的身份，刺激着诸葛恪的野心，让他迫不及待地将北伐大计提上议程。

诸葛恪北伐的种子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栽下。当时，他和弟弟诸葛乔都是东吴年轻一代的佼佼者，时人评论称，诸葛恪有才学，诸葛乔的品性更佳。一日，一道诏令将他们兄弟分开，他们的叔父、蜀汉丞相诸葛亮因为膝下无子，将诸葛乔过继为嗣子。诸葛恪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数年之后，他收到了弟弟的死讯——诸葛乔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于谷中转运物资，不幸遇难。诸葛乔之死，成为诸葛恪永恒的痛，他也由此开始了解叔父的北伐，并且在阅读叔父与父亲的信件中一次次被感动。后来诸葛恪这样回忆：“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

诸葛恪所虑的，正是在东吴复制诸葛亮的北伐。而北伐，首先得有稳定的兵源。嘉禾三年(234)，也即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的那年，三十二岁的诸葛恪向孙权献策征讨丹阳郡山越，承诺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这其实是陆逊在发迹之前就做过的事情，但随着东吴对山越的多次征伐，江南诸郡残存的山民已经藏匿在更险远的深山密林之中，且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因为征讨困难，已经许久没有人动过这个念头了。孙权对诸葛恪的勇气大为欣赏，拜其为抚越将军、丹阳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诸葛恪到任后，并不着急动武，而是移书郡县长吏，让他们各保本境，为归化的山民广开降路。紧接着，诸葛恪派兵把守要道，但只是加强防守，并不进攻，却纵兵大肆收割田间谷麦。山民无粮，不得不扶老携幼地走出深山，诸葛恪将他们善加抚慰，徙往外县，并从这些山民中挑选强健者补入兵籍，三年之内果然得到了四万精兵。

诸葛恪把这些从丹阳山越招募到的精兵分遣给诸将，而自己留下万人，这成为诸葛恪仕途的“第一桶金”，也成为他日后高调宣扬北伐的底气。孙权升诸葛恪为威北将军、都乡侯，这样，诸葛恪不必承袭父亲的爵位（宛陵侯），早早自立门户了。实际上，诸葛恪应当是挺看不起那个屡战屡败、仅凭揣摩主君心思而博取宠信的父亲的。尽管他曾出于场面的需要，在孙权面前恭维自己的父亲优于叔父——他解释原因是“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但在诸葛恪的精神世界里，叔父诸葛亮是照亮他前行的灯塔。当季汉在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军事上趋向保守时，诸葛恪更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希望担负起新的北伐重任。

于是在拥有兵权后，诸葛恪主动请求屯驻在江北毗邻曹魏防区的庐江、皖口一带，并以轻兵袭舒县，虏获了不少民众。诸葛恪的野心更大了，他甚至派出了斥候探马，向曹魏的淮河流域收集情报，意欲北上袭取寿春。寿春是曹魏扬州都督的驻地，一旦袭击必然会激怒曹魏。孙权怕诸葛恪冒失轻进，连忙叫停了他的计划。不久曹魏闻讯，果然派司马懿亲自率军赴淮南。孙权将诸葛恪徙往后方的柴桑屯驻，抑制了诸葛恪北伐的欲望。

诸葛恪大约是比较憋屈的，但他也很清楚，此时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尚不足以支撑起北伐这样庞大的计划，更不可能像叔父那样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为己所用。诸葛恪所能做的，唯有熟练掌握官场之道，卖力向上爬，并且进一步获得孙权的信任。直到此时，他才开始理解那个为政庸碌、为官精明的父亲，懂得他媚事孙权的良苦用心。诸葛恪也逐渐在政治斗争中变得狠辣起来。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绰暗中与鲁王孙霸打交道，被孙权严厉斥责后交予诸葛恪教育。孙权本意只是让诸葛恪教训儿子一顿，而诸葛恪却学着孙权处死鲁王一样，狠心将亲生儿子鸩杀。

从当初建言北伐的热血青年，到如今权倾朝野的东吴丞相，这条路诸葛恪走了将近二十年。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刚过五十岁的诸葛恪此时非常清楚，他的天命就是北伐。而如今，他终于可以将昔日的理想付诸行动，告慰弟弟的在天之灵，接续叔父的未竟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