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平之役后，姜维的北伐又陷入了一段停滞期。此后两年间，姜维的行迹失考，季汉所记载的只有两件事，都与费祎有关：一是延熙十四年(251)夏，费祎从汉中返回成都，一名“望气者”对费祎说了一句神秘的话：“都邑无宰相位。”费祎于是在当年冬天率领中军北屯至汉寿。二是在次年，费祎终于获得了迟来的开府之权，成为季汉继诸葛亮、蒋琬之后第三位开府的大臣。既然开府，则必要设置僚属，可惜费祎还没有来得及安排这些工作，就在次年的元旦被刺杀身亡了。

观察这两年间姜维的“失踪”与费祎的“异动”，我们隐约会觉得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这可能与费祎之死有着紧密的关系。

“都邑无宰相位”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季汉固然有崇信谶纬之言的传统，但费祎何以如此听信“望气者”的“妖言”，对成都避之不及？恐怕是因为，有人不愿意让费祎待在成都，而“望气者”只是一个递话者。

从蒋琬、董允相继去世的延熙九年(246)起，刘禅开始亲自参与国政大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进行人事安排。在外朝，他提拔姜维为卫将军录尚书事，对费祎形成权力制衡。在内朝，他终于摆脱了董允对他形同监视的辅佐，可以安排自己人了。

董允担任侍中长达十六年，又以侍中守尚书令三年。当年，他受诸葛亮之命执掌宫省之事，来作为“朱紫难别”的刘禅的“监护人”。从此之后，董允就如同诸葛亮的影子一样，在刘禅身边时刻规范他的言行，匡正他的举止，以至于达到专断的地步。连同为侍中的郭攸之都因为性情温和，沦为了备员。皇帝做久了，加之朝中无事，便难免有些享乐之欲。但董允管理着皇帝的内外大事，甚至包括后宫采纳这等皇帝私事。当刘禅提出想为后宫添选些秀女时，董允义正词严地拿出前朝旧制，认为“嫔嫱已具，不宜增益”，拒绝了刘禅的要求，这让刘禅十分畏惧。这畏惧的背后，自然也有记恨。

后来刘禅开始宠信宦官黄皓，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丝毫不给刘禅情面。黄皓也因此害怕董允，不敢为非作歹。董允在时，黄皓位不过黄门丞。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宠信宦官是皇帝走向昏庸、朝政渐趋衰败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宦官是皇权的延伸，当皇帝需要从权臣手中夺取权力，而自己又不方便亲自下场时，便往往从身边最亲密、最信任、又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宦官中寻找帮手。刘禅对黄皓的宠信，并非许多人认为的昏聩之举，而是他向董允所掌握的省内之权发出的进攻试探。董允对黄皓的压制，或许出发点是汲取东汉宦官干政的教训，匡正君主言行，但客观上阻碍了刘禅对朝政的参与，造成了相权对皇权的抑制，让他和刘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董允忠诚地贯彻着诸葛亮对他的嘱托，用相权将皇权关在牢笼里。他习惯了对刘禅苦口婆心、耳提面命式的对话，以至于忘了刘禅是一个年近四十岁、拥有独立意志的人，忘了刘禅是天生就对权力极度敏感的帝王。董允的身后，还站着费祎，他们二人自太子舍人开始就是一对紧密的政治盟友。蒋琬让权后，董允、费祎分任内外朝事的时期，成为刘禅受到制约最为严苛的时期。刘禅对董允的畏惧和记恨，多少都会转嫁到费祎的身上。

董允死后，尚书令由蜀郡太守吕乂接任。吕乂，字季阳，南阳人，其父为刘焉旧部，他初为司盐校尉王连所举荐，为典曹都尉。后任巴西太守，为诸葛亮供应兵马钱粮，深得器重，从而取代魏延出任汉中太守。吕乂有政事之长，“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即“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在地方上名声不是很好。吕乂只是一个过渡者，至少他不再是费祎一党。与此同时，陈祗被提拔为侍中，季汉的政治格局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陈祗，字奉宗，汝南人。他是季汉开国司徒许靖的兄长的外孙，因为年少丧父，所以在许靖家中长大。

许靖是东汉末年人物品评活动“月旦评”的主持者之一。彼时，乡举里选、士林舆论在人才选拔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月旦评”对士人的臧否评价，甚至直接决定了该人的声望和未来的仕途。正所谓“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可见许靖当时在士人之中的地位。中原纷乱之后，许靖避难江东、交州，最终来到益州，尽管风光不再，但还是凭借昔日的声望受到刘璋的礼遇，为蜀郡太守。刘备围成都，许靖逾城出降，斯文扫地，被刘备所不齿。法正说许靖是“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劝刘备加以敬重，借助其虚名“以眩远近”。这奠定了许靖在季汉政权里“大花瓶”的地位，也让其家族利益的传承者陈祗从一开始就处于季汉政治版图的边缘。

然而，正是这一边缘化的位置成为陈祗后来快速升迁的一大政治优势。陈祗容貌堂堂，博学多才，而且善于数算，他在选曹郎任上的时候，被费祎所赏识，从而得到提拔，代董允掌管禁中。费祎提拔陈祗，除了看重他是名门之后，有理政之才，更多是考虑到他既非荆州人，也非益州人，背景相对比较单纯，更能为己所用。但机敏的陈祗并没有上费祎这条船，他凭借在禁中任职的机会，得到了刘禅的信任。刘禅看重陈祗的原因，也正是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派系的色彩，尤其没有诸葛亮时代的影响。这个孤独的毫无自己班底的皇帝刘禅，与出身边缘家族的陈祗找到了共鸣。大概就在费祎北驻汉中、远离成都期间，刘禅与陈祗结成了深厚的君臣之谊，陈祗也成为刘禅身边第一个完全效忠于他的大臣。

延熙十四年（251，《华阳国志》记为延熙十五年），吕乂病逝，陈祗如愿代替吕乂掌管尚书台，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镇军将军是许靖在刘备时期担任左将军长史的时候兼领的将军号，这可视为许靖家族在季汉荣耀的一种回归。此时的陈祗完全接替了此前董允的权力和地位，也标志着刘禅初步拿回了成都内朝的权力。正是在这一年，费祎从汉中返回成都，发生了“都邑无宰相位”之事。这句话让费祎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成都的政治格局已经大变，他所提拔的陈祗已经成为刘禅制衡他权力的筹码。费祎的政治空间被极度压缩，除了离开，费祎别无选择。

离开成都和汉中，就意味着权力与地位的衰减。八年前蒋琬由汉中还屯涪县的黯然时刻，费祎是亲历者，他当然不会允许这一幕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思来想去，为自己和季汉中军选择了一个新的屯驻地——汉寿。汉寿原名葭萌，是刘备入益州所居住的第一座城池。刘备在此蓄势而发，挥戈南下，才有了后来寄托汉祚绵延的益州之地。故而刘备取“汉祚永寿”之意，更其名汉寿。从政治意义来说，汉寿是季汉的“龙兴之地”。从军事意义来说，汉寿比涪县更偏北，白水和西汉水在这里交汇，这让汉寿水陆通达，可以迅速驰援汉中、武都、阴平等前线防区，而费祎在此，亦可以继续保持自己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

费祎离开成都并没有缓解他与刘禅之间业已紧张的关系。他拥兵汉寿的举动，反而会让刘禅不得不对他有更多的警觉。当年李邈那句“五大不在边”又开始在一个个幽暗的夜色里浮现在刘禅的眼前。如今的费祎，其地位和权力都在慢慢向着当年的丞相诸葛亮靠近。可他无论才能和对汉室的忠诚度，都不如诸葛亮远甚。费祎的存在，真的能让刘禅安心吗？尤其是，费祎与刘禅已经是双重姻亲，如若刘禅崩逝，费祎将以外戚身份临朝摄政。面对外戚这个曾经让东汉皇帝胆寒的群体，哪个皇帝又能睡得踏实呢？

如果将费祎遇刺之事放在三国的大背景之下来审视，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联系。就在费祎遇刺前的这两三年间，魏吴两国相继发生了剧变。

魏国这边，高平陵政变引发了都督扬州军事的太尉王淩的恐慌。王淩密谋迎立楚王曹彪为帝，事未行而机谋泄露。魏嘉平三年(251)四月，司马懿亲率中军以舟师征讨王淩，王淩自知势穷，不战而降，不久饮药自绝。王淩之死标志着司马懿已经初步完成了对曹魏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整合，尤其是对自己控制相对薄弱的淮南地区。尽管这一地带未来仍将爆发针对司马氏的军事变乱，但至少在此时，司马懿在曹魏内部已经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反抗者。但平定此次叛乱也耗尽了司马懿最后的心血，司马懿一病不起，于当年八月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司马懿长子、抚军大将军司马师毫无阻碍地接替了其父的所有政治遗产，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继续司马氏家族对曹魏政权的控制。

吴大帝孙权也走完了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路，于司马懿去世的次年，即吴太元二年(252)四月驾崩。孙权的晚年可以用多疑与暴戾来形容，他一手挑动的二宫构争，纵容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公开结党争权，让东吴朝堂陷入无尽的内斗中。二宫构争最终以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而惨淡收场，东吴朝堂也被折腾得千疮百孔——丞相陆逊忧愤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致死，太常顾谭与将军顾承、张休坐罪流徙交州，再加上步骘、朱然、全琮等重臣的先后去世，东吴陷入了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孙权一手将东吴政权带向了鼎盛，也一手将其推入深渊。从十九岁继承孙策领江东之事开始，孙权实际执政时间长达五十三年，在整个中国历史的皇帝中能排进前五位。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依然无法处理好政治权力的交替问题，最终仍是以私人情感代替了政治家的理智，立幼子孙亮为太子，托孤于诸葛恪等五名大臣。

孙亮即位，诸葛恪升任太傅，主持朝政。就这样，当年在孙权殿前斗嘴互嘲的费祎、诸葛恪二人，如今都成为汉、吴两国的宰辅重臣。诸葛恪主政后，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孙权晚年积弊的改革措施，“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这些措施让他收获了民心，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以至于每当诸葛恪从府中出入，百姓都仰着脖子争着要一睹他的风采。如此声望，让诸葛恪不自觉地向他的叔父诸葛亮靠拢。而事实上，诸葛恪也一直将诸葛亮视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且亦步亦趋地向诸葛亮学习，他在给弟弟公安督诸葛融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如今的地位，就相当于周公辅成王、诸葛亮辅刘禅（“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孙亮即位之后所用的年号是“建兴”，这正是诸葛亮辅刘禅时期所用的年号。当季汉在极力从诸葛亮时代走出来的时候，诸葛恪却毫不避讳地将诸葛亮的政治色彩涂抹在东吴的土地上。

魏、吴两国的政局变动，对于正在逐步收回皇权的刘禅来说不啻为两个惨痛的教训。四十六岁的刘禅，已经被岁月熬成了三国皇帝中的长者，二十一岁的曹芳和十岁的孙亮无论从年龄还是辈分上都成了他的晚辈。刘禅虽不曾与他们照面，但他完全能够想象出当他们面对身边盛气凌人的权臣时，脸上呈现出的恐惧、懦弱与顺从，因为那是他自己曾经的模样。刘禅甚至能够预测到这两个小皇帝的未来——被权臣从皇位上拽下来，过着囚徒一般的日子，在孤独与绝望中死去。这并不难预测，这不就是刘协经历过的人生吗？

令刘禅欣慰的是，如今的他，已经告别了这样的处境，而权力，成了他安全感的最稳定的来源。他通过宦官黄皓收回宫内之权，通过宠臣陈祗收回内朝之权，接下来自当轮到了外朝。姜维因为无根无派，对刘禅不构成威胁，这样看来费祎反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恰在此时，费祎被杀了，人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姜维是最大的嫌疑人，可他们难道不想一想，姜维身上的嫌疑，作为国君的刘禅看不出来吗？何以不见他对姜维进行任何的调查和拷问？这恐怕是因为，费祎之死，真正的获益者是刘禅，而他巧妙地将自己择得干干净净，让姜维背负了世俗之讥。

作为三国时期最大的一桩疑案，费祎遇刺案注定无法破解。笔者宁愿相信，此事纯粹就是降将郭脩的个人行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姜维那样狠下心来与家人切割。郭脩出身西平大族，家眷妻子都在魏境，若想家人免于连坐之苦，他只能做出立功表现。而想要让曹魏方面知道自己在蜀地的立功，只有把事情搞大，那就是行刺皇帝，皇帝刺不成，那就行刺宰辅。最终，曹魏方面给予他儿子的抚慰和赏赐，恰恰让他得偿所愿。郭脩的行刺可能从头至尾都不存在任何他人的指使。只是这一偶然的变故恰好与姜维与费祎的战和之争、刘禅与费祎的权力冲突相叠合，才让这一案件无法被孤立地审视。

皇权与相权的博弈，贯穿了整个三国时代。当魏、吴皇帝主宰朝政之时，季汉首开“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国家治理模式。而当魏、吴相继落入皇权旁落、权臣擅政的境地，季汉却以大将军费祎的非正常死亡，走出了这一政治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