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十六年(253)的正月初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季汉家家户户都在欢庆新年到来，大将军费祎也在驻地汉寿（今四川广元昭化镇）摆下宴席，举办岁首大会，招待宾客群僚。酒过三巡，费祎十分尽兴，不觉已经有些微醉。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看到座中有一人举杯近前，要向他敬酒。费祎仔细看去，那人是三年前投汉的魏降人郭脩。降臣在国中寡亲少友，故而对掌政之臣格外殷勤，于理为合。费祎未及多想，便欲伸手去端桌上酒杯。

突然，郭脩敛起了脸上的笑容，扔掉了手中的酒杯，就在酒杯坠地的那一刻，他从马鞭中抽出了一把小刀来。费祎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反应，那把刀就径直冲着他的腹心刺来。

一片混乱之中，费祎倒在血泊里，数日后不治而亡，谥敬侯。一位辅政大臣，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于刺客之手，令天下哗然。

刺客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是春秋末期至战国，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为报恩主之情，舍生忘死，刺杀帝王权相，名垂竹帛。秦汉一统后，国家相对稳定，法制渐趋完善，刺客的行为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时局动荡，刺客又浮现于历史的水面之上，这些行刺的行为往往能够猝然之间改变历史的走向。如建安五年(200)，前吴郡太守许贡的三名门客于丹徒山行刺讨逆将军孙策，致使孙策伤重而死，其阴袭许都的计划戛然而止，从而让深陷官渡苦战中的曹操免除了后方的威胁。又如刘备为平原相时，郡民刘平耻为其下，遣刺客刺杀，刘备不知其来由，待其甚厚，刺客深受感召，向刘备坦白后径直离开。倘若这刺客刺下这刀，怕是就没有后来的季汉以及这本书里的故事了。

季汉臣民印象最深的一次行刺是章武元年(221)六月，车骑将军张飞为帐下将张达、范强刺杀，令刘备痛失一臂。此后三十余年，在季汉内部便再无针对文武要员的刺杀行为，这也可视为国家内部安定祥和的一种表征。而与此同时，曹魏则将行刺提升为“国家行为”。当时鲜卑首领轲比能屡犯曹魏北境，连诸葛亮都不远千里派人与之联合。为一举解决北部边患，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韩龙将轲比能刺死，鲜卑遂衰。其事在魏青龙三年(235)，即诸葛亮去世的次年。

那么，此次当众刺杀费祎的郭脩，是不是曹魏故技重施，再度派来的职业刺客呢？

在费祎遇刺的八个月后，曹魏皇帝曹芳降下诏书，其文曰：

故中郎西平郭脩，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脩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脩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奖劝将来。其追封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

诏书中对郭脩刺杀费祎的行为不吝溢美之辞，夸赞郭脩在众目睽睽之下手刃费祎，勇略超过了聂政和傅介子，是“杀身成仁，释生取义”。同时，对郭脩进行了丰厚的嘉奖，追封其为乡侯，对其子也有官爵和财物的赏赐。据此可知，郭脩与许多刺客前辈一样，在行刺完成后已被杀，曹魏这边完全是将他作为一个烈士来加以纪念。代表曹魏视角的《魏氏春秋》又补充了一些郭脩的史料，其中提到郭脩字孝先，早年在西平就已经很有名气。他被姜维俘虏至蜀后，受封左将军。左将军位比九卿，且是刘备曾经长期担任过的职位，蜀汉对其待遇不可谓不厚。但郭脩并未真心降汉，他本欲刺杀刘禅，但因为刘禅周围守卫森严，他没有寻到机会，于是就刺杀了费祎。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曹魏这道诏书感到困惑，他认为郭脩的行为被严重夸大，不能与聂政、傅介子相提并论。他说，魏蜀两国虽是敌战之国，其仇恨还没有到非得动用刺客的程度，刘禅和费祎都是平庸的君臣，他们的性命无关国家兴亡，不值得去刺杀。而郭脩作为一个魏人，被俘后既没有守节不屈，也没有受到曹魏的指使，就贸然去刺杀蜀国重臣，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称不上“义”，最多不过是个狂夫罢了（“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谓也”）。

裴松之看来是有点较真了。这不过是曹魏方面的舆论宣传而已——敌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行刺者又曾是魏人，曹魏即便是站在幸灾乐祸的角度上，也要把此事大肆宣扬一番。不过，裴松之倒是指出了这件疑案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郭脩行刺根本不是曹魏所指使的行为（“不为时主所使”）。魏廷非得将此揽在自己身上，当作对季汉斗争的大功一件，未免有些吃相难看。

裴松之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与曹魏没有任何关系。费祎在季汉是出了名的保守派，是北伐的强烈反对者。他一死，以姜维为代表的北伐派就会占据上风。刺杀费祎，对曹魏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进行了验证——费祎之死成为姜维重启大规模北伐的序幕，曹魏的雍凉战线在此后的十年不得安宁。

那么，郭脩的行刺难道真是个人起意，背后没有任何指使者吗？

许多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姜维，他身上至少有四处疑点：一、姜维少年时“阴养死士”，有豢养刺客的前科；二、郭脩是姜维从西平俘虏而来的，也很可能是由他举荐的，郭脩出了问题，他怎么逃得了干系？三、姜维与费祎在北伐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政见之争，姜维有杀人的动机；四、费祎之死，姜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的嫌疑自然也最大。

姜维与费祎起初并没有什么矛盾，相反，他们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据郤正所述，姜维身为一国重臣，住房简陋，家无余财，不纳媵妾，不好声色，日常的衣服、饮食、车马等生活用品既不讲求排场，也不刻意追求简朴，工资拿到手，很快就花完了。费祎则更甚，他“雅性谦素，家不积财”，他的儿子都在他的严格要求下穿布衣，吃素食，出门办事连车马都没有，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姜维与费祎在生活品行上都可以称为楷模，这也是诸葛亮节俭朴素风气在季汉的一种延续。姜维与费祎都是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才，诸葛亮在生前给予了他们许多历练的机会，为他们之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在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率偏师西进，费祎在成都负责内政事务，两人分工不同，也鲜有冲突。

大约是从蒋琬自汉中还屯涪县开始，姜维与费祎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费祎是诸葛亮遗命指定的“隔代继承人”，蒋琬称疾退居二线，按理应举荐费祎代之。可是，蒋琬在向刘禅的上疏中，极力推荐姜维探索出来的北伐新路线，推举姜维作为北伐的主持者，并称“衔持河右”的方案是自己与费祎一道商议通过的，让费祎成了姜维的陪衬。

自此之后，姜维与费祎在季汉军权上的争夺呈现出暗流涌动的图景。费祎获得了大将军的职位后，不再甘心做一个坐镇后方的文官。从延熙七年(244)到延熙十四年(251)的八年之间，费祎先后三次前往汉中屯驻，在汉中逗留的时间超过了坐镇成都的时间。汉中是季汉北伐前线，也是军事权力之所在。很明显，这是费祎在不断强化自己对季汉军队的主导权。而即便在外，费祎也不放松对成都政事的控制权，成都的所有“庆赏刑威”都要先报送到汉中让费祎批阅，然后才能施行。

但与此同时，姜维通过对陇右、凉州不间断的袭扰，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兵力，甚至比他资历更深的廖化都接受他的调度，成为其麾下的将领。这都表明，姜维已经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军事力量，脱离了费祎的控制。如此发展下去，姜维在军中的声望将不断上涨，费祎则将被逐渐边缘化。二十多年前诸葛亮通过发动南征、北伐而架空李严军权的事情似乎又要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

延熙十二年(249)至十三年(250)姜维的第四、五次北伐，是姜维与费祎矛盾升级的时期。因为此前的北伐，费祎远在成都，他二人尚没有构成直接冲突。而此时费祎屯驻汉中，牢牢掌握着季汉的中军。费祎虽然无法阻止姜维的军事行动，但他能做的是限制姜维北伐的兵力。

一直以来，兵力是制约姜维北伐的一大瓶颈，因为手中兵力极为有限，姜维在此前的数次北伐中都只能采取出其不意、快速穿插、疑兵牵制的策略，一旦曹魏集中主力部队来与他决战时，姜维就不敢恋战，迅速退走。但也正因为人数不多，汉军在这几次北伐中进退比较灵活，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相对较少，所以才能长途跋涉深入偏远的金城、西平。以上正反因素叠加起来，就导致了姜维早期北伐没有多大斩获，对曹魏未构成多大威胁，而自己也没有多大损失。

姜维当然不满足这种“刮痧”式的袭扰，在季汉众将中，他笃信自己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既熟悉雍凉地形（“自以练西方风俗”），又拥有出类拔萃的军事能力（“兼负其才武”）。姜维的目标是继续争取羌胡诸部族的接应，蚕食曹魏西境，并最终实现“陇以西可断而有也”。

“断陇”的说法，最早见于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当时汉军进攻陇西郡，陇西太守游楚在城头上对汉军说：“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游楚一眼就看出了诸葛亮此次出祁山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住陇山一线的各条道路隘口，阻止曹魏援兵从关中“上陇”，进而逐步蚕食陇右诸郡，作为东进三辅的跳板。游楚也敏锐地看出了曹魏在陇右控制的脆弱——只要诸葛亮能在陇山阻挡住曹魏援兵一个月，陇右就将不攻自破。事实证明，诸葛亮的确在按照游楚所说的方案执行，只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让张郃援军迅速“上陇”，此次北伐才前功尽弃，即如游楚所言“虚自疲弊”。

姜维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次提出“断陇”，显示出他对诸葛亮北伐方略的承袭。所不同的是，他向祁山更西的临洮、洮西开拓了道路，并初步实现了诸葛亮未能实现的“诱诸羌、胡以为羽翼”。但想要扩大北伐成果，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姜维自认为自己在升任卫将军录尚书事、获得假节之权后，可以调动更多的季汉军队。但费祎对姜维的北伐兵力进行了严格控制，即不超过一万人（“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这还不到当时季汉总兵力的十分之一。

《汉晋春秋》记录了费祎对姜维说的这样一番话。他说：我们这些人与丞相相比都差得太远了，丞相都不能北定中原，何况我们呢？还不如保境安民，守护社稷，北伐这样的功业还是等候更有能力的人来做吧。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如果没有成功，那么后悔都来不及。

这是费祎对姜维的一次摊牌。如果说蒋琬还心怀北伐之志，只是因个人能力和胆略不足才未能实现，那么费祎对北伐则完全持反对态度。他将反对的原因归咎于“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表面上是说“吾等”，实则指的就是姜维——你跟丞相的能力相差太远了，丞相都不能北伐成功，你难道可以？

费祎抬出诸葛亮来反对姜维的北伐，凸显了他的狡黠。实际上，如果费祎过早地表露出他这番想法，诸葛亮决然不会重用栽培他，也决然不会在临终遗言中用尽最后力气说出“文伟可以继之”这几个字。费祎将自己藏得太深，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那个大胆说出“狼顾虎视”的李邈活得敞亮。讽刺的是，费祎的这番论调，诸葛亮恰在《后出师表》中就已予以驳斥。他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诸葛亮明白地看到，季汉的国力弱于曹魏，但如果不北伐，季汉亦会走向衰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奋起一搏，还有胜算。可在费祎的眼里，北伐注定失败，只会将国家带入深渊。

姜维与费祎在北伐上的立场分歧，主要来自他们迥然不同的身份。姜维是季汉朝堂上屈指可数的雍凉人，他的故土在敌境，打回故乡去成为他在季汉政权唯一的奋斗目标，也是他施展才能、建功立业的唯一途径。姜维出生之时，汉室已名存实亡，他倒未必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心存汉室”；但在北伐这件事上，姜维与诸葛亮殊途同归，故而他的北伐又不自觉地被披上一层道义的外衣，将自己的个人追求与兴复汉室的国家意志结合了起来。

那么费祎呢？学者田余庆在其《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江东化”这个概念，认为孙吴政权在入主江东后，与江东大族由对立转为合作，其人员构成也从主要依靠北来的“淮泗流寓人士”逐渐转为大量采用江东大族，江东化的完成让孙吴政权彻底改变了入侵者的形象，也确定了其“偏霸”的地位。事实上，季汉政权同样存在着相似的“巴蜀化”的趋势，由于季汉只据有巴蜀之地，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国家策略将愈来愈受到巴蜀本地立场的影响。从诸葛亮时代开始，已经有大量的巴蜀本地人士身居显位。但季汉的“巴蜀化”还不在于巴蜀人“当家”，而是越来越多流寓在巴蜀的异乡人被“巴蜀化”，成为精神上的巴蜀人，或者说在政治立场、文化认同上完全站在巴蜀人的一边。

费祎就是其中非常鲜明的代表。他少年从荆州流寓蜀地，长期浸淫于巴山蜀水之中，这让他更像一个巴蜀人而非荆楚人。费祎兼具荆益双重文化背景的特质曾是诸葛亮提携培养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让诸葛亮没有料到的是，经历了彻底的“巴蜀化”之后，费祎已经成为巴蜀本地人士的利益维护者。

北伐与巴蜀人利益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诸葛亮连年北伐，需要征调大量兵力、劳役、粮食和物资，这些负担均由蜀人承担，其引发的民怨可想而知。《三国志·吕乂传》中所言“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便是巴蜀人对北伐的一场“冷抗争”。诸葛亮在时，尚可依靠他无与伦比的威望和权力将这些怨艾暂时压下去，通过不断地进行政治宣教，让个体的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已经大为褪色，季汉士民陷入为何而战的尴尬境地，而作为“地主”的巴蜀人已不再愿意为那些空洞的口号而无偿付出。

在人心思安的大背景下，蒋琬做出了些许的妥协，但他身上毕竟有着浓重的荆楚人的色彩，没有完全放弃北伐的想法，以至于想将北伐改造成“东下”，将收复故土的目标靠近自己的家乡。而费祎已完全成为巴蜀人士的代言人，他不认同以北伐的方式来为季汉政权争取正统性，或者说，在他这一代出生于蜀地的季汉人眼中，对正统性的争夺已经毫无意义。他们的心中更多的只有蜀，而没有汉。当“蜀”（维护益州人利益）和“汉”（复兴汉室基业）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费祎会本能地站在“蜀”的一边，让季汉由攻势转为守势，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偏霸”的割据政权。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诸葛亮为之奉献终身的理念，而偏安与自保，却在他钦定的接班人费祎的手上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