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字文伟，江夏鄳县（今河南罗山）人。他在季汉的发迹，还要追溯到建安十八年(213)。

是年，刘备率军攻打刘璋控制的绵竹县，护军李严倒戈来降，并带来了一个叫费观的人，这让刘备喜出望外。江夏费氏居然站在了自己这边，这让刘备吞并益州的底气一下子大了许多。

江夏是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七郡之一。益州的旧主刘焉是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人。汉代地方大族的通婚网络大体以郡内或邻郡为范围，刘焉娶同郡费氏为妻，生刘璋。因而刘焉父子时期，江夏费氏凭借着姻亲关系，在益州有较大的影响力。费观是费夫人的族侄，同时又娶刘璋之女为妻，与刘璋可谓双重姻亲。因此，费观投向刘备，使刘璋部属产生了极大的动摇，“郡县望风景附”，很可能与费观率先归降有关。费观后来在季汉政权担任巴郡太守、江州都督，诸葛亮掌政后更是颇有心意地封其为振威将军（刘璋此前所任将军号），以示对刘璋旧部的抚慰。

费观年仅三十七岁便早逝，因其事迹不显，在《三国志》无传，但江夏费氏在蜀中的影响力另有传人。刘璋之母费夫人另有一侄，名曰伯仁。费伯仁游学入蜀，刘璋曾专程遣使相迎。与费伯仁同来的，还有他的族子费祎。这个年轻人凭借与刘璋家族的姻亲关系，很快在益州获得了声望，当时与他齐名的有许靖家族的许叔龙、董和之子董允。

刘备平定益州后，大量延揽刘璋旧部为官，费观、许靖、董和都是刘备的座上之宾。其中董和被任命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成为益州“新人”与“旧人”合作的典范，作为他们下一代的费祎、董允也成了香饽饽。一者，他们背后的家族与刘焉、刘璋渊源颇深，是刘备政权需要笼络团结的对象；二者，他们原籍在荆州（董允为南郡枝江人），而刘备部属又多为荆楚人士，彼此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三者，他们因年岁较少，未曾在刘璋时代出仕，故而也没有他们父辈更易门庭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就这样，费祎与董允从入仕之初就没有鲜明的派系色彩，或者说，他们身上较好地体现着当时益州内部主客之间、新旧之间的融合，加之他们年轻有才干，因此，在刘备时期，他们就成为季汉政权一股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刘备称汉中王，立刘禅为太子，费祎和董允俱为太子舍人，俄而分别迁太子庶子、太子洗马。据《后汉书·百官志》，此三职统属太子少傅，均为太子官属中的重要成员，随太子左右奉事，更值宿卫，多由良家子担任。他们与刘禅亦师亦友，建立了深厚的君臣情谊。刘禅登基后，诸葛亮对费祎和董允更加提携，让两人同时出任黄门侍郎，作为刘禅身边的近臣，一方面教导刘禅学业政事，一方面匡正刘禅的言谈举止。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将费祎、董允及南阳人侍中郭攸之并称为刘禅身边的“良实”之臣，夸赞他们“志虑忠纯”，是先帝刘备“简拔”的人才，要求刘禅对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同时他也对郭攸之、费祎、董允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在刘禅身边“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甚至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如果刘禅“无兴德之言”，就要对他们进行问责。

与董允相比，费祎在品性上又高出一筹。有一次，许靖的儿子去世，众臣都去吊丧，董允怕丢了面子，向父亲求借一辆车子，而董和却只给了他一辆鹿车。鹿车是底层劳动者运送物资的工具，士人坐于车上岂不难堪？董允因此面有难色。可费祎一点不觉得尴尬，拉着董允一屁股坐了上去，径往许靖府上去。现场高士云集，诸葛亮等人都乘坐鲜亮的马车而来，董允“犹神色未泰”，而费祎在人群中“晏然自若”。董和得知此事后对董允说：“吾常疑汝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费祎在董和眼里妥妥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诸葛亮也更为器重费祎。诸葛亮南征还朝，群臣于城外数十里相迎，许多人都比费祎年长资深，但诸葛亮惟独邀请费祎和自己同乘一辆车，为他提升声望，“由是众人莫不易观”。在诸葛亮北驻汉中不久，他对费祎和董允的任用已经开始呈现出差别。他将董允迁为侍中，仍旧主管宫省内事，并且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而将费祎调入丞相府，担任参军，从事外交工作，频繁出使东吴。三年后，诸葛亮又转费祎为中护军、丞相司马，召至汉中前线任用，让他直接参与北伐战事。丞相司马总管北伐军的军事调度，之前担任此职的是北伐头号将领魏延。诸葛亮让一名文职官员担当此职，足见他对费祎的肯定。

至此，短短四五年间，费祎的仕宦涉足内政、外交、军事诸领域，且均是核心要害岗位，纵观诸葛亮掌政时期，再也看不到第二个人得到这般待遇。诸葛亮对费祎的任职安排，明显是为了让他熟悉不同的业务范畴，培养他全面的施政能力。可见，诸葛亮已经将费祎视为潜在的接班人倾力栽培。

费祎凭借着一张忠厚老实的面孔，让魏延引为党羽，与他共作手书，让杨仪不设防备，当面口出妄言。而很快，魏、杨二人都因为轻信费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不甚光彩的政治手段，到底是诸葛亮的临终遗计，还是费祎的精巧布局，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的权力洗牌中，费祎不仅深度参与，而且将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以手不沾血的方式坐稳了季汉朝臣中的第二把交椅。

费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史料中记载了他的一些精于政事的细节。费祎处理政务的效率极高，公文案牍只需扫一眼便可知其大意，速度数倍于他人，而且过目不忘。费祎还练就了一心多用的本事，他处理政事的时候，往往会同时接待来访的宾客，费祎与他们饮食、嬉戏、博弈，客人兴尽而去，政事却没有丝毫的疏废。费祎担任尚书令九年，让尚书台重新成为季汉公文传达、行政运转的枢纽机构。后来董允接替尚书令之职，想要效仿费祎的办事效率，“旬日之中，事多愆滞”，于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费祎之间的能力相差甚远。

费祎的官职蹑着蒋琬一路升迁，由尚书令而至大将军、录尚书事。他通过否决“东下之议”逼迫蒋琬退居二线，通过兴势之战将军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此期间，费祎还与皇帝结成了双重姻亲——次子费恭尚公主，长女配太子刘璿为妃，时隔半个多世纪，江夏费氏再度成为益州之主的外戚之家。史载费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

到了延熙十年(247)，费祎的身上已经叠加了如下身份标签：他是刘璋的母族，是刘禅的亲家，是先主简拔之臣，是后主潜邸之人，是董和盛赞之才，是诸葛亮同舆之友，是留任宫中的内政官，是出使东吴的外交官，是随师北伐的军政官，是勤于政事的尚书令，是御敌于外的大将军，是陷魏延于绝路的背刺者，是致杨仪于死地的告密者，是季汉国政真正的“接班人”，却又是季汉北伐最大的反对者。

当费祎的仕途一路顺遂，距离他期盼已久的至高权力仅剩一步之遥的时候，姜维出现了。费祎千算万算，也没有料到，这个他从未重视的凉州武人、降虏之徒，将成为自己在季汉朝堂上最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