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与“姜维北伐”常被人视为前后衔接的军事行为，并衍生出诸葛亮临终前授予姜维兵书韬略、托付北伐大业等情节。这固然满足了人们对于“师徒之情”“结草之恩”的想象与期待，但并不符合史实。

前文已述，诸葛亮生前明确指定由蒋琬、费祎主持政事，姜维毕竟“羁旅托国”，根基尚浅，且不谙政事。诸葛亮不可能将国政大事托付给他，这也不合当时季汉内部的权力逻辑。蒋琬北驻汉中长达六年，虽有北伐之志，但限于个人能力与复杂的内外因素，始终无法像诸葛亮那样发动一场北伐战争。然而，北伐曹魏是季汉的基本国策，是季汉维持自身正统性的脆弱支撑。因此，在无法发动大规模北伐的背景下，蒋琬只能采取小规模、不间断的袭扰来维持对曹魏的攻势。这一任务，就全部交给了姜维。

从延熙二年(239)蒋琬进位大司马开始，姜维在蒋琬的授意下，以幕府司马的身份“数率偏军西入”。姜维所领兵力不详，但既为“偏军”，数量恐不太多，估计应在两三千人。《华阳国志》载姜维此番伐魏是“西征入羌中”，可知姜维的军事行动承袭了延熙元年(238)廖化的北伐思路，目的是打通去往羌中的路线，获得羌人的兵力支援和粮食补给。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史记·六国年表》称“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西羌传》将羌人的起源追溯到上古三苗部落。三苗原本居住在南岳，被舜帝列为“四凶”之一，流放至西北，后成为西部诸戎之一。将羌人描述为三苗之后，未必符合实情，只是两汉以来汉羌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一种映射。汉人政权希望为征讨羌人的战争讨得一些正义感和合法性，于是在历史构建上下功夫，将羌人喻为邪恶的“四凶”，而将汉人视为贤君舜帝的传人。事实上，从构字法就能看出，羌人与中国古史中的姜姓有着紧密的联系，“羌”“姜”又都自“羊”变化而来，其名可能来自牧羊的生存方式或对羊的图腾崇拜。这样来看的话，羌人与汉人乃至中原文明的关系就更为紧密了。《帝王世纪》称神农氏为姜姓，长于姜水，号炎帝。《史记》载周人始祖后稷之母名“姜嫄”，周文王昌祖母名“太姜”，可知姜姓与姬姓为姻亲之族，姜姓出身的吕尚（民间俗称姜子牙）更为周灭殷商立下大功，成为齐国的始祖。

人类学家王明珂认为，“羌”这一名称在历史上长期是华夏人对生活在西方的非华夏人的统称，而并非某一部族的专名。甲骨文中常出现的羌方，就是当时殷商对西部异族部落的笼统称呼。汉代中原王朝的版图向西部延伸，对于羌人的认识逐渐清晰，从而将居住在不同地区的羌人按照特征进行命名，比如今四川汉源、西昌一带有牦牛羌，今四川雅安、芦山一带有青衣羌，今甘肃文县、平武一带有白马羌等，这些部族因为居于益州西部的山区，处于季汉境内，在诸葛亮主政时期已经大体宾服，乃至成为季汉北伐的士兵来源。

姜维偏师所要联络的羌人，则是居于今甘肃东部与青海东部黄河、湟水谷地的河湟羌人，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羌中。秦始皇统一六国，临洮、羌中是其疆土的西陲。汉初，诸羌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归国时欲取道羌中，曾为匈奴所获。汉武帝逐走匈奴，拓地河西，将势力延展至河湟一带，中原政权与羌人之间的冲突开始爆发。先零羌、封养羌、牢姐羌等部族合兵十万，起兵反汉，被汉将李息等击败。汉廷置护羌校尉掌西羌事务。汉宣帝时，先零羌又联络诸部反汉，攻金城，为汉将赵充国所破。汉廷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此后汉羌关系大体比较和睦。

到了东汉，河湟羌诸部力量持续扩大，汉羌关系日趋紧张。陇西太守马援在平定先零羌乱后，将降服的羌人迁徙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安置，此后羌人被多次内徙，分布在凉州诸郡及三辅、河东等地，与汉人杂居。羌人内徙不仅没有改善汉羌之间的关系，反而因为地方官员、豪族对内迁羌人的剥削和奴役，使羌人对汉朝更生敌意。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开始，内徙羌人与域外羌人多次联合发动叛乱，让东汉的西境陷入永无宁日的战火之中。东汉历朝皇帝将大量兵力、钱财、物资投入平定西羌的叛乱上，但收效甚微。羌人对凉州、关中进行了严重的破坏，甚至一度攻到故都长安，烧毁了西汉皇帝陵园。直到桓帝、灵帝之际，在被称为“凉州三明”的皇甫规、张奂、段颎统兵多次征伐之下，羌乱才暂时得以平息。《后汉书》作者范晔感叹：“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后世史家多认为西北羌乱是东汉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河湟羌人不同于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黄河、湟水、洮水谷地，故而善于农耕，可以大量生产粮食。再加上东汉以来羌人大量内徙，与汉人杂居，向汉人学习，从生产方式到组织形式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使得羌人吸收了农耕、游牧两种文化的精华，既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能力，又擅长弓马，剽勇好斗。他们吃苦耐劳，敢于反抗压迫，但并不冥顽，遇见实施抚恤政策的官员也会表示服从。故而《后汉书》称羌人“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羌人的缺点是部族多而分散，彼此之间还经常发生冲突，没有能够凝结成一个统一体。

羌人的这些特性在东汉末年乱世中为割据西北的军阀所利用，董卓、马腾的部队中都有大量羌人充当士兵，这也使得他们的战斗力一度十分强大，令人生畏。曹操逐走马超后，使夏侯渊、张郃等平定河西，再加上苏则、张既等一批能臣的治理，诸羌部族大体宾服，但由于汉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小规模的骚乱仍时有发生。如郭淮就任雍州刺史不久，安定羌大帅辟蹏反，郭淮讨破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后，郭淮又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今甘肃临夏枹罕镇），这凸显了陇右地区魏、羌之间关系的脆弱。曹魏将雍州刺史驻地从长安迁至上邽，可能就有加强对陇右的控制、防范羌乱的考量。

羌人在雍凉一带长期以来的不安分，也是诸葛亮将北伐目标定在陇右的原因之一。早在“隆中对”之中，诸葛亮就提出了“西和诸戎”的策略，把团结西部各族作为季汉兴业的重大战略。掌政以来，他成功地将益州境内的羌、氐、夷、賨等少数民族纳入军旅。因此在北伐时，诸葛亮也寄希望于将地接陇右的羌族诸部拉拢成为汉军的盟友，对魏军形成夹击之势。季汉建兴八年(230)诸葛亮使魏延、吴懿西入羌中，正是奔着这一目的而去。事虽未成，但它对后来的姜维北伐产生了启发。姜维本是羌乱的受害者，其父在羌乱中殉难，但他的姓氏以及对凉州地情的熟稔让他与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自马岱去世后，姜维就成为季汉最适合与羌人打交道的将领。于是，巨大的矛盾交织在姜维的身上——羌人是他的杀父仇人，又是他未来十余年北伐最为依赖的伙伴。

姜维率领偏师数次对陇右发动进攻，引起了魏军的警觉。延熙三年(240)，姜维出兵陇西郡，魏雍州刺史郭淮亲率军迎击，这是史书所见姜维独立领兵伐魏的第一战，不妨将此役视为姜维的第一次北伐。

此役史书记载比较简单，姜维不敌退兵，郭淮追至强中（即强川口，今甘肃宕昌两河口镇）而返。据此可知，姜维此次偏军北伐的路线应是：由汉中出发，出阳平关向西至白水关，再溯白水（今白龙江）西上至强川口，即白水与今岷江汇合处，再溯岷江北上经由临洮道进入曹魏陇西郡西南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一带。这条临洮道是诸葛亮北伐从未走过的路线，它较诸葛亮北伐更偏西，攻击对象也是比天水、南安更为薄弱的陇西郡。在击退姜维之后，郭淮顺势讨伐了羌人首领迷当，并将当地氐人三千余部迁徙往关中。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曹魏方面已经发现了姜维试图与羌人联系，于是果断采取了措施。

这一年是郭淮担任曹魏雍州刺史的第二十个年头。他已经几乎将自己的半生都献给了雍凉这片曹魏的西陲之地，他的顶头上司从夏侯渊、张郃、曹真、司马懿到如今的夏侯玄，如走马灯似地流转，而他就像一尊铁打金刚，在年复一年地应对汉军的进犯和羌胡的骚乱中衰老下去。郭淮本以为在诸葛亮去世后，自己能够松一口气，然而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得不重新警觉起来。因为他昔日的僚属姜维，已经成长为敌国独当一面的大将，并且正在将战火燃烧到曹魏鞭长莫及的地方。

延熙五年(242)春正月，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结束了为期三年对曹魏的试探性进攻。不久，蒋琬“东下之议”被朝廷否决，蒋琬也率领中军退居涪县。这一时间蒋琬与姜维见面的机会比较多。笔者推测，姜维可能向蒋琬汇报了自己“偏军西入”的成果和收获，尤其是他所探索的新路线，不仅能够迫使曹魏拉长防御体系、分散兵力，还能更接近羌氐部族，与他们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因此，蒋琬在上疏中充分吸纳了姜维所获的情报以及对敌我形势的判断，极力推荐姜维出任凉州刺史，执行“衔持河右”的全新北伐方略。

蒋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复。姜维出任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这是季汉自魏延之后的第二任凉州刺史。此次受封，也说明姜维已脱离蒋琬的大司马僚属，拥有更多独立领兵的权限，其所能统御的兵力也相应增加，应当已超过五千人，至少不再是“偏军”。正当姜维筹备新一阶段的北伐时，曹爽、夏侯玄引大军伐蜀，季汉上下需要集中兵力应对，姜维的军事行动暂时停下来了。

在兴势反击战中，姜维的行迹无载，可能是统帅涪县中军支援汉中的将领之一。战后，大将军费祎从蒋琬手中接过了中军指挥权，并成为季汉政治、军事的实际主事人。然而从此开始，季汉突然平静了下来，从延熙七年(244)五月曹爽退兵到延熙九年(246)底，两年半的时间里，季汉没有发动过一次对外战争，连姜维的行踪也不见记载。除了延熙八年(245)八月吴太后去世和费祎在汉中、成都之间往来巡视之外，这期间季汉几无要事可述。显而易见，费祎秉政后推行了一种更为保守的内外策略，抑制对曹魏用兵。姜维新一阶段的北伐被无限期推延。

吴太后，陈留人，其族父为大将军何进部将吴匡，其父与刘焉有旧，故举家随刘焉入蜀。吴氏在成为刘备的皇后之前就已有婚配，当时蜀中善相者谓吴氏有大贵之相，刘焉当时已有“异志”，故使三子刘瑁娶吴氏为妻。刘瑁本有望接替刘焉之位，但刘焉去世后，益州大姓赵韪等扶持“温仁”的刘璋继统益州。后来，刘瑁又因狂疾而死，吴氏遂孀居，原本在蜀中地位颇高的吴氏家族随之被边缘化，对刘璋也就有了疏离感。因此刘备与刘璋反目之后，吴氏之兄吴懿就率先于涪城倒向刘备。刘备平定益州，孙夫人已还吴，刘备在群臣建议下迎娶吴氏。这也是一次政治寓意很强的联姻，一方面意在笼络以吴懿、吴班（吴匡之子）为代表的蜀中旧人，一方面则向蜀中士民展示刘备对刘焉、刘璋家族“遗产”的全部合法承袭，这与曹操为子曹丕娶袁熙妇甄氏的逻辑是一致的。

刘备称王称帝，吴氏也渐次进阶王后、皇后，刘备一生数丧妻妾，她们大多只有随刘备患难受苦的命，只有吴氏享到了福分。然而吴氏在与刘备九年的婚姻中始终未能产下子嗣，这使得刘禅即位之后，其皇太后的身份只具有象征意味。尤其在诸葛亮推动追谥刘禅生母甘氏为昭烈皇后、合葬刘备惠陵之后，吴太后在法理上已不是刘禅的嫡母，其地位更显尴尬。季汉对后族的刻意限制，应是汲取东汉外戚专权酿祸的教训。故吴氏家族的成员吴懿、吴班在季汉也始终位尊而权不大。吴懿在诸葛亮北伐时只任魏延副将，即便在蒋琬时期他出任汉中督，也受到王平的制约。吴班曾参与刘备东征和诸葛亮北伐，稍迁至骠骑将军，假节，封绵竹侯，可谓尊贵，但他在蒋琬时期也无事迹可觅。两人事迹之少，导致他们在《三国志》中连列传都没有。吴太后薨逝时，吴懿已去世八年，吴班应也不在人世，吴氏家族也随之从季汉政治舞台上退场。但吴太后毕竟给刘禅当了三十一年的后妈，且无干政之欲，故而刘禅对她还是怀有感情。刘禅追谥其为穆皇后，将她也合葬入父亲的惠陵，使惠陵之内形成一夫二妻的墓葬格局。

延熙九年(246)秋，从汉中巡视围守返回成都的费祎宣布大赦。这是季汉的第四次大赦，距离上一次大赦才不到三年。朝会上，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大司农孟光当众向费祎发难。孟光认为大赦是“偏枯之物”，是在国家衰败至极的时候为挽回民众的信赖才做的权宜之计，如今皇帝贤明，百官称职，国内平定，却多次采用大赦来施行所谓的“非常之恩”，非但不能让百姓受益，反而会让那些有罪之人逃脱法律制裁，为害社会。孟光当着群臣的面，抨击费祎施政之失，“上犯天时，下违人理”，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孟光在灵帝末年就已在洛阳任职，在季汉朝堂年资最老，此时已是耄耋之年。面对他的批评，费祎虽心有不平，但也只能恭敬地表面应承，不敢反驳。

事实上，费祎也确实无话可说，因为无论是叫停北伐，还是频施大赦，都不过是他取悦百姓、为自己赚取政治声望的手段，这与诸葛亮勠力北伐、“赦不妄下”的务实作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孟光的批评说明，尽管诸葛亮已经离开了十余年，但他的投影仍旧在季汉朝堂上挥之不去，人们不自觉地会用诸葛亮的标准去衡量当朝主政者，费祎的这些对诸葛亮治国之策改弦更张的行为自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声浪。

可是费祎并不在乎，在蒋琬淡出政坛后，费祎作为诸葛亮钦定的“隔代接班人”，在朝中已无竞争对手。他既感激诸葛亮的提携之恩，又从骨子里反对诸葛亮的北伐之策，他既渴望获得诸葛亮昔日的宰辅权力，又不愿意始终活在诸葛亮的阴影里。如果说蒋琬还在小心谨慎地“萧规曹随”的话，那么费祎对自己的政治使命十分明确，那就是带领季汉真正走出“诸葛亮时代”。

延熙九年(246)，大司马蒋琬、尚书令董允同年去世。按此前的惯例，费祎将递补大司马的出缺，进而获得开府治事之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宰辅大臣，而董允空出的尚书台权力，也极有可能向费祎身上汇流，或由费祎来进行重新分配。费祎的地位和权力已经逐渐向昔日的诸葛亮靠拢。

次年，朝廷的诏书颁下，费祎没有等来自己的升迁，反而是被“雪藏”三年的姜维向上迈了一大步——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提拔姜维以制衡费祎，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帝王心术。让以主战闻名的姜维分割费祎的权力，对费祎而言无疑是一计当头棒喝。无怪乎常年关注季汉政治生态的魏人鱼豢会在《魏略》里写下这一笔：“琬卒，禅乃自摄国事。”从提拔姜维开始，皇帝刘禅终于向相权展开了反击，并开启了自己的亲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