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正始元年(240)，即季汉延熙三年，这是魏汉两国无大战的一年。是年四月，魏车骑将军黄权病逝，魏国葬其于南阳宛县预山之南，谥景侯。消息传到季汉，东曹掾杨戏将他写入《季汉辅臣赞》，称赞他“镇北敏思，筹画有方，导师禳秽，遂事成章”，用“镇北”代指，是因为他在蜀人心中的身份依然是镇北将军。黄权死后，汉魏两国都有人为他服丧，在汉是他的大儿子黄崇，在魏是他的小儿子黄邕。黄权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在两个敌对之国都享有威望的人。随着他的去世，魏廷里的季汉故人越来越少了。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少为郡吏，后在刘璋帐下任主簿。张松举荐刘备入蜀，黄权是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眼看出刘备“有骁名”，不可以宾客礼待，建议刘璋闭境自保，将刘备拒之门外。刘璋不听，反而将黄权外放为广汉长。《三国演义》可能嫌这一段过于温和，遂为黄权编造了一段激烈的诤谏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权叩首流血，近前口衔璋衣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落门齿两个。”刘备举兵袭益州，各郡县望风而降，黄权闭城坚守，以全其义，反而受到刘备的尊敬。

刘备平定益州后，延请诸多刘璋旧部出来做官，以抚慰蜀中人心，其中就有黄权。《三国志·先主传》云：“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将黄权排在李严之前，这显示出黄权在益州旧人中的地位。黄权既能统兵，也有筹谋之才。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破汉中，张鲁走入巴中，黄权敏锐地看出汉中、三巴、蜀地三块政治区域之间密切的地缘关系，提出“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建议刘备迅速去巴中迎张鲁，收复汉中。刘备遂加黄权为护军，率诸将入巴。

尽管黄权晚了一步，张鲁已经北降曹操，但随后的季汉战略，刘备基本是沿着黄权的思路，先攻取三巴，又倾全力攻取汉中。黄权参与了这些战略的全部谋划。刘备为汉中王，以黄权为益州治中从事。当时季汉官僚以荆州人士为贵，能得到重用的益州籍官员不多，黄权堪称其中翘楚。

刘备称帝后，决定发兵东征，群臣多谏，刘备一概不听。黄权自知无法劝阻刘备东行，故而他希望改变刘备的作战方式，自愿为“先驱”伐吴，让刘备统大军为后继。这实际上是一个较为稳妥的方案，正如黄权所分析的，顺江而下出峡口，“进易退难”，汉军倾巢而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如分成前后两部，渐次而出。但这一方案也未被刘备接受。事实上，我们看刘备东征所用将领冯习、张南、辅匡、廖化、傅肜、向宠等，荆州籍人士占了大多数。这是一场荆州人为收复荆州而发动的战争，他们不可能让益州人黄权去抢了头功，而刘备作为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也只有挺身而出才能激励士气。最终，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让他率一支部队在江北防御曹魏，而汉军主力则循着长江南岸东进。

一条长江把黄权与刘备分隔开来，没想到这一分隔竟成了永恒，隔开了黄权与他的故乡益州。黄权的预言不幸成真，刘备在猇亭为陆逊大败，因为无法从水路退却，只能放弃船只逾山越险，逃往白帝城。与此同时，黄权的归路被截断，成为悬于江北的孤军。八月，黄权引军径直北上，路过了季汉伤心之地临沮，抵达了关羽昔日的北伐目标襄阳。他只有一条去路——降魏。

关于黄权的降魏，历代史家都给予了同情和宽容。杨戏将黄权列入“季汉辅臣”，陈寿将黄权编入《蜀书》，评其为“弘雅思量”，这说明蜀人始终将黄权视为汉臣，并未将之投入“贰臣”之列。裴松之引徐众评论为黄权打抱不平，说刘备对待黄权“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暗示着黄权在季汉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清人何焯为黄权惋惜，他认为黄权若非降魏，很可能会与诸葛亮一道成为刘备托孤之臣，“若使黄公衡不因丧败隔绝，则受遗当属斯人，不伤昭烈之明矣”。

至于黄权为何降魏，我们可以从魏文帝曹丕接见黄权时的对话中找到当事人的答复。曹丕问他：“您是想效法韩信、陈平去楚归汉吗？”黄权回答：“我受过刘备特殊的待遇，不能降吴，也无路还蜀，所以才来降魏，而且我是败军之将，能苟活已经是侥幸了，哪里能去比拟古人呢（“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黄权所言，确是实情。但学者田余庆发现，从刘备夷陵之败到黄权降魏，其间有两个月之久，黄权军队动向不明，很可能处在一个反复权衡的犹疑期。田余庆猜测，在两年前就已由汉叛魏且得到曹丕厚待的孟达可能是黄权降魏的居中促成人，他既与黄权同属刘璋旧部，又镇守毗邻荆州的上庸，具备这样的条件。但田余庆拿不出太多的证据，因为无论是在蜀还是在魏，黄权与孟达都没有任何互动的记载，孟达为三辅人，与黄权本非乡里，两人关系如何的确不好下定论。

笔者以为，黄权降魏容易被后人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并非独自一人，而是统帅着一支规模相当大的部队。据《魏书》载，黄权诣魏荆州刺史时，手下有南郡太守（季汉所置遥领职）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魏廷厚加封赏，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封史郃等四十二人为列侯，百余人为将军、郎将。可见其军队规模应当不小。这些将领之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荆州人。荆州北部自建安十三年(208)后长期为曹魏占领，荆州人多有故旧在曹魏，他们对曹魏的向心力比益州人更强，很大程度上会左右黄权的看法。

这些人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庞统之弟庞林。庞林时为荆州治中从事（亦属遥领），黄权的参军。庞林故旧多在魏地，如庞林的从兄、诸葛亮的姐夫庞山民，仕魏后官至黄门侍郎、吏部郎，他们在魏的显达对于蜀中荆州人有着较强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庞林的结发之妻、同郡习祯之妹习氏也在魏，两人因战乱分隔已十五年，习氏一直孤身守养弱女，未曾改嫁。庞林降魏后，两人“始复集聚”。曹丕封庞林为列侯、钜鹿太守，还赐习氏床帐衣服，以嘉其大义。

如此看来，黄权很可能是在庞林等荆州人士的鼓动甚至胁迫之下降魏的。毕竟黄权作为益州人士，与曹魏本无渊源，他若是对故主刘璋怀有旧恩，应当降吴。因为刘璋在荆州失陷后为孙权所得，其子刘阐更被孙权置为益州牧，用以招徕蜀中故旧。但刘备对黄权亦恩情厚重，降吴就意味着对刘备的背叛，相比而言，投魏算是一个较好的归宿了。

自魏、汉、吴三足鼎立之后，黄权是第一个身处三国夹心之地、进退失据的人，他的人生贯穿着荒诞与无助，成了这个时代的投影。黄权降魏后，有人建议刘备收捕黄权留在蜀地的妻儿，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对其妻儿待之如初。裴松之将此事与汉武帝族灭李陵之家相对比，高度评价刘备的宽仁。刘备对黄权妻儿的恩赦也留下了余音，四十一年后，黄权留在蜀地的儿子黄崇将在绵竹为保卫季汉疆土而战，至死也未投降他父亲坟茔所在的魏国。

黄权在魏，虽得曹丕厚待，却秉性不移，无媚事之语，对故国与故主也始终报以尊重。当时有蜀降人讹传刘备诛杀了黄权在蜀中的妻儿，连曹丕都要下诏为黄权家眷发丧，黄权却表示，自己了解刘备、诸葛亮的为人，这不像他们所做的事，应调查清楚再说。这也说明，黄权不愿意被曹魏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来煽动曹魏对季汉的仇恨和恶意。这就是为什么他与孟达虽同为降将，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刘备病逝的消息传来后，群臣皆向曹丕庆贺，唯有黄权例外。曹丕知是黄权对刘备有念旧之情，但仍想试探一下他，于是派左右下诏宣黄权觐见，而且故意连续派出几趟使者催促。黄权身边的官员看到这场景，都胆战心惊，以为皇帝龙颜大怒，但黄权“举止颜色自若”，十分淡定从容。司马懿对黄权也敬重有加，他曾问黄权：“蜀中还有多少像您这样的名士？”黄权笑而答曰：“没想到您将我看得这么重要。”后来司马懿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称赞黄权说话直爽，而且经常在曹魏众人面前夸赞诸葛亮（“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

黄权被授予的镇南将军是个虚职，没有兵权，作为曹魏朝廷中仅有的益州人士，他的存在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意义。后来，曹魏还授予黄权遥领益州刺史，徙占京畿之地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区），这不仅是让他精神上回家，更是要在汉魏交战之际，昭示曹魏的正统和对益州的“主权”。关于正统之辩，魏明帝曹叡召见黄权时，曾问了他这个送命的问题：“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黄权在魏，自然要答魏为正统，但这未免显得有些谄媚。于是他巧妙地避开了个人见解，而将判断权交给了上天。他说，自古出现“荧惑守心”（即火星停留在心宿二附近的一种天象）就代表国有厄运，但上次出现荧惑守心，文皇帝驾崩了，吴蜀二主却平安无事，这就说明天象对应的是魏国的运势。其实，查《三国志》及《晋书·天文志》《宋书·天文志》等诸书记载就会发现，黄初中并没有“荧惑守心”的记载，曹丕去世之前只有黄初六年(225)五月出现“荧惑入太微”的记载，看来黄权是随口一说，敷衍曹叡罢了。

黄权在曹魏历事三朝，曹芳即位后，黄权被迁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即在礼仪上享受三公同等的待遇。据《晋书·职官志》，“仪同三司”始于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5)邓骘为车骑将军，而黄权是第一个享受“开府仪同三司”的人。两晋南北朝之时，此职常为高级官员的加官，以示优待。与此同时，黄权的同乡王平、马忠都已成为季汉的国之栋梁，黄权虽不在蜀，应当也为益州人的崛起而欣慰了。

除黄权外，魏廷里的季汉故人还有不少。如陈郡人袁涣，他在刘备任豫州刺史时被举为茂才，因而对刘备始终感其举荐之恩。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益州，北方传言刘备已死，群臣皆向曹操贺。袁涣时在曹营，独不贺，曹操也并未为难他。袁涣后累迁至郎中令，他死后，曹操“为之流涕”。又如与司马懿同受曹丕托孤之命的陈群，早年曾被刘备辟为别驾，并在徐州与刘备有一段共事的时光。刘备继陶谦为徐州牧，陈群劝谏，认为“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刘备不听，不久即为吕布所破，几近穷途末路，“恨不用群言”。陈群在魏官至司空，曾与诸葛亮有书信往来，并在信中问候刘巴的消息。陈群晚诸葛亮两年去世，其子陈泰将在未来的陇右战场上成为姜维北伐的劲敌之一。

此外，魏廷里还有那些诸葛亮在荆襄时期的故旧老友，如颍川人徐福（徐庶）、颍川人石韬、汝南人孟建等，徐福官至御史中丞，石韬官至典农校尉，孟建官至凉州刺史、征东将军，皆贵达。虽然身处敌战之国，诸葛亮也时常怀念这些老友，他曾公开对群下夸赞徐福“处兹不惑”“勤见启诲”，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诸葛亮二出祁山时，还在给司马懿的书信中，托杜袭代为问候孟建。诸葛亮也曾为老友打抱不平，他认为以徐福、石韬的才华，在魏国的官职还是太低了，感叹道：“魏国真是人才多啊，为什么这两人不被重用？（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当然，这也是庆幸自己当年没有跟着他们北归，否则，哪有现在的季汉丞相。

魏廷中曾与刘备有过深厚交往的还有牵招和田豫两名武人。

牵招，字子经，安平观津（今河北武邑）人，初从袁绍，后投曹操，为曹操招抚乌丸峭王苏仆延有功，受封护乌丸校尉，文帝时又持节封护鲜卑校尉，屯昌平（今北京昌平北），出为雁门太守（郡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防御鲜卑。牵招在雁门十二年，“威风远振”，“百姓追思之”。他一生为曹魏镇守北境，但官止太守，爵止关内侯，连陈寿在其列传末都叹息他“未尽其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早年与刘备之间的关系。

据西晋孙楚所作《雁门太守牵招碑》，牵招年少的时候就与刘备在河北相识，“英雄同契，为刎颈之交”。“刎颈之交”语出《史记》，描述的是赵国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和”之后的患难与共、同生共死的挚友关系。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同为生长在燕赵大地上的刘备和牵招实现了向先贤的致敬。从碑文描述来看，牵招与刘备的相识可能比关羽、张飞更早，其关系也更密切、更接近于异姓结义的状态。

后来牵招归入曹操麾下，而刘备辗转南下建立蜀汉，这就让牵招的处境比较尴尬。碑文说牵招“为时所忌，每自酌损，在乎季孟之间”，意指牵招为了防范猜忌，只能时常表现出自谦自贬的态度，让自己在魏国做一个“季孟之间”的中人。这似乎也可以解释，曹魏三代国君为何一直让牵招镇守北境，刻意避免他与蜀作战。牵招在北方难有立大功的机会，自然在官爵上也就显得逊色了。

刘备一生善于“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刘备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心甘情愿为刘备驱驰的人才不在少数，牵招很可能是第一个。当刘备在数十年的戎旅生涯中，不断结识新的伙伴，又不断失去旧的部曲时，牵招的形象可能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淡漠了。当刘备在永安宫冰冷的床榻上忍受失败的痛苦和疾病的煎熬时，他会不会想到四十年前烽烟四起的燕赵大地上，他与牵招两个少年面对高山和大川，说过的那些幼稚而热血的铮铮誓言？当牵招在雁门的长城迎着塞上的朔风，目送远遁的胡骑时，他可能始终感受不到胜利带来的成就感，因为他的脑海中会无数次地回想，设使他一直跟着刘备不曾掉队，如今的他身在何处，将会过上怎样的人生？

牵招终究带着遗憾而去，而他与季汉的渊源还将由他的次子牵弘续写。三十二年后，牵弘将以陇西太守的身份随邓艾伐蜀，在绵竹与诸葛亮之子、黄权之子生死相搏。随后，他还将成为季汉灭亡后的首任蜀郡太守，代表父亲去治理刘备的长眠之地。

田豫，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北）人。田豫早在刘备依附公孙瓒时便投身其帐下，刘备对这位小自己十岁的少年“甚奇之”。刘备到徐州，被陶谦委以豫州刺史，遂脱离公孙瓒。田豫因有老母在北，不得不向刘备告别。刘备临别对田豫泣涕道：“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常以好哭的形象出现，哭泣多达三十次。而据学者谭良啸统计，在《三国志》中，有载的刘备因人因事涕泣仅有六次，远少于曹操（十四次）和孙权（十三次）。这六次之中，除叹髀肉复生是因事而涕，其余五次皆是因人。在这五次中，又有四次是因人逝去而哭（刘表、庞统、法正、刘封），唯有对田豫是因别离而动情，可见两人之间情谊之深。

田豫回到幽州后仍事公孙瓒。公孙瓒败亡后，田豫辗转归入曹营，历任军谋掾、县令、太守。田豫长期居于胡汉杂处之地，谙熟胡骑作战之法，在辅佐曹操之子鄢陵侯曹彰征代郡乌丸之战中立下大功。曹丕登基后，即以田豫持节，为护乌丸校尉，与牵招同守北境。田豫不仅善战，还广有谋略，他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法，让鲜卑诸部互相攻伐，然后再进兵诛讨，鲜卑力量大为削弱，“胡人破胆，威震沙漠”。其后，田豫又被转任汝南太守、殄夷将军，在对吴作战中屡立战功。

曹芳即位后，已逾七旬的田豫被重新调回北境，担任护匈奴中郎将，加振威将军，领并州刺史。即便离开北境多年，田豫的威风犹在。“外胡闻其威名，相率来献。州界宁肃，百姓怀之。”年迈的田豫身体每况愈下，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但正如许多老人一样，他对年少时的事情反而记得尤为清晰，刘备那句“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始终盘桓在他脑海里。但无论这“大事”是兴复汉室，还是建号称帝，都与他无关。除了早年与刘备有过几年君臣之义，田豫一生都在为曹魏尽忠，作为魏廷之中最后一个季汉故人，他与季汉始终遥遥相望，连给季汉当敌人的机会都没有。

曹爽伐蜀失败后，曹爽与司马懿的党争更加激烈，曹爽控制禁军，广树党羽，进一步将司马懿权力架空。此时魏国比司马懿还年长的四朝老臣，仅有王淩、高柔、徐邈、田豫等数人。其中王淩为曹爽笼络，高柔站在司马懿一边，徐邈与司马懿交情匪浅，唯有田豫无朋党之交，持重守节。司马懿想要拉拢田豫，征他入朝担任九卿之一的卫尉，田豫“屡乞逊位”，司马懿不愿批准，田豫就再次上书，说：“年过七十还官居高位，就像钟声已经敲响，滴漏已经漏完，还在夜里行走，这是有罪之人啊（“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于是称疾居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不去京师就官。

田豫的这番话，对司马懿而言无疑是刺耳的，因为司马懿也过了七十大关，却仍不放权。因而这话明面上是田豫在自谦，实则也是他在给司马懿一个善意的提醒。但司马懿早已走上了这条不归路，难以回头了。于是，田豫有意与司马懿、与曹爽、与洛阳保持距离，因为他能感受到，平地而起的风正在将大魏的旌旗卷起，权力的腥味开始在里坊里四溢，而大多数人对此还毫无感知。

曹魏正始十年(249)，即田豫七十九岁这一年，洛阳终于出事了。正月甲午（初六），皇帝曹芳前往曹叡高平陵祭祀，曹爽兄弟随行。就在车驾出城不久，装病在榻的司马懿就联合太尉蒋济、司徒高柔、太仆王观等发动政变，出兵占领武库，关闭洛阳城门，胁迫郭太后下诏，历数曹爽之罪。曹爽虽然手中握有皇帝，但家眷都在城内，一时六神无主。司马懿又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前来劝降，许诺曹爽只要交出皇帝和兵权，将保留他全家性命，并以洛水为誓。曹爽犹豫一夜，最终决定放弃抵抗，投刀于地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他身边的“智囊”大司农桓范痛哭道：“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正月戊戌（初十），黄门张当告发曹爽等人计划在三月谋反，于是司马懿违背誓言，下令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全部下狱，以大逆不道之罪弹劾，最终全部夷灭三族。七十一岁的司马懿，终于凭借着自己的沉稳、狠辣与长寿，拔掉了阻挡自己前行的最后一根尖刺，站上了权力的巅峰。他以一己之力又一次开启了王朝更替的大门。而此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渭水之畔的顿悟，终于在洛水之畔化为了腥风血雨、滚滚人头。

高平陵的风，也吹到了季汉。大将军费祎召集众臣，设“甲乙论”来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所谓“甲乙论”，相当于现在的辩论比赛，众人分别持甲、乙两种观点展开论战。其中甲方支持司马懿，认为此事曲在曹爽，是曹爽兄弟平庸无能，又骄奢淫逸，结党营私，祸乱国政。司马懿奋起讨灭，是他的责任所在，也符合曹魏朝野的期望。乙方则谴责司马懿，说司马懿哪里有为国家的公心，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看到自己无法形成专权之势，就对政敌大加屠戮。而且司马懿发动政变时，皇帝曹芳还在曹爽手上，司马懿闭门举兵而向君王，这怎么能称为忠臣呢？即便曹爽有罪，司马懿将他废了、杀了都还好，如今株连三族，绝其嗣继，这不就是滥杀嘛！

费祎所设的“甲乙论”，更像是两汉清谈的一种延续，季汉臣子们隔岸观火，对着曹魏的政局空发一番议论。从史书所载篇幅来看，似乎是乙方更胜一筹，对司马懿的责难占据了上风。这倒也符合季汉的主流价值观，因为在季汉，即便是权力斗争，失败的一方也不过是免官、流徙，唯一动用过“夷三族”的杨仪也很快被清算。司马懿的手段，在季汉众臣看来实在是胆战心惊、令人瞠目。

高平陵的风，也吹进成都的皇宫中。曹魏政局的巨变，连同那些“甲乙论”的论词，都吹入了刘禅的耳中。这阵风足以让这个四十三岁的皇帝打一个寒战，并陷入深思之中。他或许会想：如果季汉出现一个司马懿，朕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