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汉南北相峙三十余年来，基本呈现的是汉攻魏守的态势，此前仅有魏明帝太和四年(230)曹真伐蜀这一次曹魏主动进攻的战事，还因连月霖雨、道路难行而被迫撤兵。曹真空劳师旅，无功而返，次年就气病交加而死。其子曹爽嗣其爵位，累迁至武卫将军。

曹爽少年时就因宗室身份出入宫廷，与魏主曹叡过从甚密。曹叡临终前，在卧榻之侧加拜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曹芳即位后，又加曹爽为侍中，改封武安侯。曹爽的食邑达到了惊人的一万二千户。要知道，他的父亲曹真生前食邑也不过二千九百户。同时，曹爽还获得了一项被称为“权臣标配”的特权——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其权势可谓到达了极点。

但是连曹爽自己都知道，他如今拥有的一切无不来自父亲功业的荫庇，他对内无声望，对外无战功，尤其是与历事四朝的司马懿相比，他更是自惭形秽。于是，曹爽在秉政后就不遗余力地从司马懿手上夺权，他采纳亲信丁谧的建议，将司马懿明升暗降为太傅，这样就将尚书奏事之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方便他代天子下诏，操控朝政。可是司马懿在军中扎根太深了，他虽当了太傅，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曹魏正始二年(241)，司马懿督军南征，败吴将朱然于樊城；正始四年(243)，司马懿率军东下，退吴将诸葛恪于舒县。眼见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仍旧精神矍铄，东征西讨，不肯放权，曹爽甚为忧虑。

曹爽的亲信邓飏、李胜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献策道，要想“立威名于天下”，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率军征伐，建立军功，这样也可以顺势接掌曹魏军权，削弱司马懿的力量。至于征伐的对象，无外乎吴蜀两国。邓飏、李胜为曹爽选择了伐蜀，一是因为蜀国相对弱小，自诸葛亮去世后，蜀国由攻转守，说明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二是因为蜀国的宰辅蒋琬和中军都调回了后方，汉中的防守势必薄弱，此是出兵的好时机。

如果说还有什么利好，那就是当时都督雍凉军事的正是曹爽的姑表兄弟、征西将军夏侯玄（夏侯尚之子，其母为曹真之妹德阳乡主），曹爽伐蜀势必要得到雍凉都督区的支持，夏侯玄正可与他互为表里。李胜当时正在夏侯玄的将军府担任长史，其父李休曾为张鲁的镇北将军司马，随张鲁降曹，因此李胜对打回汉中去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在鼓动曹爽伐蜀一事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曹魏正始五年(244)二月，在曹爽控制的尚书台的操作下，魏主曹芳诏令曹爽率众伐蜀。曹爽西至长安，大发兵卒六七万人，合夏侯玄雍凉之兵，已达步骑十余万之众。

司马懿当时正在淮南主持屯田修渠，听闻曹爽要伐蜀，连忙派人劝阻，但曹爽哪里会听。为了防止司马懿继续阻挠，曹爽还特意征调司马懿次子司马昭为征蜀将军，随夏侯玄出征。而曹真的昔日部下、前将军郭淮也被调来督诸军为先锋，郭淮纵是有一百个不情愿，也不得不豁出老命来“陪太子读书”。

从长安出兵征蜀，自东向西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四条路可供选择。有曹真的前车之鉴，子午道被首先排除。陈仓道绕路太远，而且其南端是易守难攻的阳平关，不适合建功心切的曹爽。事实上比较合适的路线是褒斜道，这条路在秦岭诸途中行程较短，汉代关中通往巴蜀的驿路就设在这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赵云、邓芝偏师和第五次北伐的汉军主力都是走的这条道。

然而曹爽可能还是觉得褒斜道远，选择了更靠东的傥骆道。傥骆道之名，来自南端的傥水河谷和北端的骆水河谷。从长安西行，到今周至县西南骆峪镇可入骆水河谷，越十八盘岭，过骆谷关，经厚畛子、老县城（原佛坪县城）、华阳镇，出傥水河谷至今陕西洋县，即进入汉中盆地的东端。这条路看起来并不长，但是山路险峻，曲曲折折，通行条件比较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描述傥骆道“谷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盘”。秦岭的险阻对汉、魏双方都是公平的，季汉北伐困难重重，曹魏想要南征也必须面对行军和后勤补给的巨大挑战。

但这毕竟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争。季汉的中军已经在一年前随蒋琬调往涪县，汉中所余兵力不满三万。蒋琬曾在奏表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涪县的陆路、水路交通都十分便利，如果汉中有敌情，涪县大军可以迅速往救（“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如今看来他显然是过度自信了。涪县迫近成都，与汉中相隔近千里，加上金牛道行旅艰难，汉军又久未征战，士卒懈怠。当汉中边防真的告急之时，涪县的中军从动员到集结再到行军，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呢？

汉军得到敌情时，曹魏前部已经进入骆谷，汉中守军唯有采取有效的方式挡住魏军的攻势，等待涪县中军来援。而防御措施无外乎两种：一种即积极防御的“实兵诸围”，这是季汉首任汉中太守魏延所建，前文已述。另一种是消极防御的“听敌入平”，即放敌军进入汉中盆地，汉军集中在汉、乐二城固守，以期拖垮敌军。当王平在汉中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多数将领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汉中兵力太少，如果实施“实兵诸围”的策略，就要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在各个围戍屯驻，每个围戍都可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军，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可是王平当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汉中与涪县相隔千里，如此轻易就放弃关隘，那可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祸患（“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左护军、扬威将军刘敏也支持王平，他说，城外居住着大量百姓，分布着众多未收割的庄稼，如果放弃这些，任凭敌军在汉中盆地驰骋，那局面就无法挽回了（“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王平和刘敏的见解是准确的，一旦曹魏大军出傥谷进入汉中盆地，就会迅速占据郊野的人口和农田，因粮于敌，补充长途跋涉所消耗的资源，汉军的士气也将大挫，只能困守孤城，到那时，很可能中军还未抵达，汉中就已沦陷。

王平提出了他的作战规划——依然沿袭魏延“实兵诸围”的防御思路，但考虑到汉军兵力不足的特点，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此前，由于诸葛亮北伐多向西进，所以汉中守军集中在西侧的沔阳（今汉中勉县）一带，东部兵力较弱。既然此次魏军全部由傥骆道而来，王平决定就以傥骆道南口的兴势围作为防御重点，他派护军刘敏、参军杜祺先去兴势占据有利地形，建立防御工事，自己再率大军为后继。王平还做了一套应急预案，如果魏军被堵在兴势，想要分兵从黄金围突破，他就亲自统领千人部队前去迎击。只要将魏军堵在傥谷口，就能为涪县中军的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战报传到了成都。考虑到大司马蒋琬在涪县病势愈重，无法领兵了，朝廷授予大将军费祎假节之权，让他统领中军驰援汉中。就在费祎紧张地筹备北上之际，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光禄大夫来敏专程来为费祎送行，并提出共下一盘围棋。当时屋外军报不断送达，士兵和军马都披好了甲具，全军已经整装待发，费祎却不慌不忙，冷静地与来敏对弈，没有一丝厌倦之色。来敏这才坦白说：“我就是来试探您的，您一定能击退敌人（“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

来敏不过是个宫中没有实权的散官，平时不豫朝政，且曾因“语言不节，举动违常”多次被免官，此次故意来“贻误军机”，若是他个人行为，费祎压根儿不会搭理他。但来敏另一层身份是“荆楚名族，东宫旧臣”，他在刘禅初当太子时就被选为太子家令，教授儒家经典，是天子之师，因此他可以屡屡“废而复起”。费祎很清楚，来敏的试探就是代表刘禅而来。这毕竟是费祎第一次执掌大军出征，皇帝有一些忧虑和关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以费祎之精明圆滑，宁可耽误一些时间，也要配合来敏把戏做到位。这盘棋下完，深宫里的刘禅就踏实了，而费祎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曹爽大军进入骆谷之后，虽然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不幸遇到大雨，但傥骆道行进之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据严耕望、李之勤、陈显远等学者对傥骆道的考证，傥骆道所依托的骆水、芒水、湑水、傥水（一作灙水）谷地彼此分隔，中间需要翻越数座山梁，其中海拔超过1500米的就有官岭梁、西老君岭、秦岭梁、财神岭、兴隆岭、大牛岭等，人行尚且不易，何况还要用牛马驮运大量粮草物资。为了供应这支十余万人大军的日常消耗，曹爽不仅调动了关中的资源，还征发了氐、羌等部族来为大军运输。但长途跋涉，山路多艰，许多牛、马、骡、驴都累死在路上，汉夷民众苦不堪言，傥骆道中充满着他们的号泣之声。魏军将士的斗志和战力，已经在山谷之中被消耗殆尽。

兴势山，今称汉王山，在今陕西洋县北二十里。当年曹真伐蜀，前锋夏侯霸就已经走出了子午道，绕过黄金围，抵达了兴势附近的曲谷。如今曹爽大军到来，兴势山刚好挡在傥骆道的出口处。刘敏抢在魏军之前抵达，派人多张旗帜，前后长达百余里，待到魏军来到，看到汉军已经尽占山中险要之处，不知道有多少兵力，不敢前行。魏军本已疲惫，又被汉军堵在了谷口，内部顿时乱成一锅粥。参军杨伟劝曹爽撤军，否则就将吃败仗。伐蜀之战的鼓吹者邓飏要与他争辩，杨伟却当面斥责：“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

五月，费祎统率的中军抵达战场，汉军开始向魏军发动反击。汉将王林夜袭司马昭营地，被司马昭击退。次日司马昭去见夏侯玄，对他说：费祎已经尽占险要地势，我们进不能与他们决战，攻又攻不下来，不如撤军，保存实力。杨伟、司马昭先后提议撤军，反映了魏军上层也基本不看好这场战事。与此同时，先锋郭淮见战事不利，竟然径自率领所部士兵撤走了。

看到魏军士气衰竭，萌生退意，费祎派兵循两侧山路潜行至魏军后方的三岭。果然，曹爽、夏侯玄开始引军回撤，汉军突然发动袭击。曹爽一番苦战，才率军突出包围，狼狈逃回。而当时征发运输物资的队伍，都被魏军抛弃在了后面，“死失略尽”。

兴势之战，以汉军的全胜、魏军的大败而告终，这是一场借助有利地形以少胜多、积极防御的经典战例。这场败仗不仅让曹魏损失惨重，而且因为征调运输之事，引得“羌胡怨叹”“关右悉虚耗”，原本依附曹魏的陇右少数民族对曹魏离心离德，并开始向季汉靠拢，这客观上为姜维正在执行的笼络羌胡、“偏师西入”的方略提供了条件。至于曹爽和夏侯玄，经此一败，在朝中声望大跌，“时人讥之”。曹爽无法从司马懿手中攫取军权，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对司马懿步步紧逼，双方矛盾愈加升级，直至在五年之后的高平陵政变中彻底激化。

兴势之战这一年，恰是诸葛亮去世的第十个年头，这场战争成为后诸葛亮时代季汉与曹魏的第一场大战，也是第一场大胜。它至少说明，季汉并没有因为失去诸葛亮而一蹶不振、走向衰落。王平在季汉人才凋零、青黄不接的时期守卫了这个国家的疆土，这既是时运所致，也与他本人的素养分不开。史载王平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每每口授令人写成文章，竟能做到主题明确，条理清晰。王平还勤于学习，他不识字，就让人给他诵读《史记》《汉书》中的纪传，听完之后也能领略其大义，评论起来也常常切中要领。王平治军十分严格，他遵循法度，从来不开玩笑，经常在营中端坐一天，斯文得简直不像个武人。陈寿评价他“忠勇而严整”，可谓中肯。

兴势之战也促成了益州人在季汉政治体系中进一步崛起，而巴、蜀之中，巴人又走在了前头。王平是巴西阆中人，无独有偶，另一位阆中人马忠也在此战中参与了尚书台工作。

马忠，字德信，与王平一样，因少时寄养在母家而姓狐，名笃。据《华阳国志》，阆中大姓有“三狐、五马”，可知马忠父、母两家均为阆中豪族，比王平出身高出不少。刘备夷陵兵败，巴西太守阎芝派时为汉昌长的马忠率五千郡兵前往永安支援，当时镇北将军黄权刚降魏，刘备正在伤感之中，却见与黄权同县的马忠而来，不禁对尚书令刘巴感叹：“虽然失去了黄权，但是又得到了狐笃，这世上总是不缺乏贤才（“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笔者猜测，马忠后来更名为忠，很可能就是缘于刘备这一面之缘的恩赐。

诸葛亮掌政开府后，用马忠为门下督。诸葛亮南征，以马忠为牂牁太守，平定郡丞朱褒之叛，抚恤本郡，甚有威惠。季汉建兴八年(230)，诸葛亮将马忠从南中调往汉中担任参军，随即发生了李平贻误军机被弹劾事件，马忠在李平倒台前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文已述。此后马忠重返南中，代张翼为庲降都督，平定南夷豪帅刘胄之乱。马忠将治所移往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使张嶷收复越嶲郡失地，南中逐渐稳定兴旺起来。

曹爽伐蜀时，马忠已任镇南大将军、彭乡侯，主政南中十二年。费祎临行北上，表奏朝廷将马忠调回成都，平尚书事，协助董允处理尚书台的工作，以便在大战之际维系朝政的正常运转。马忠平尚书事的时间并不长，在费祎还成都后，马忠就返回南中了。“平尚书事”与“录尚书事”相比，也带有临时代理的意味。但马忠毕竟参与了相当于宰辅的工作，此前与此后，季汉所有“录尚书事”者都是外州人，唯有马忠是益州本地人。这个短暂的权力分配，标志着益州人作为季汉的一股政治力量，在诸葛亮死后开始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张嶷、张翼、句扶、张表等益州人士都将逐渐成为季汉的重要军事将领。

可是，兴势之战后，并没有王平升迁的记载。的确，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武人，他官至季汉的一方大督、爵封县侯，已经到顶了。刘敏也只是加封了云亭侯。此战最大的获益者是费祎，他凭此一役，晋封成乡侯，爵位上超过了蒋琬，他更凭借这次战事正式从蒋琬手上接过了中军指挥权。不久，蒋琬又将益州刺史让给了费祎。费祎文武兼领，蒋琬的大司马已沦为虚职。

两年后，即延熙九年(246)冬十一月，蒋琬在涪县病逝，遗命葬于此地，谥号“恭”。蒋琬担任季汉宰辅凡十二年，实际执政九年，其中三年在成都，可谓无为而治，六年在汉中，也没有任何建树。当国家处于危机中时，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而国家也并不需要他了。蒋琬的执政用平庸来概括并不算过分。也许直到蒋琬临终前，他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诸葛亮临终遗言“公琰其宜也”“文伟可以继之”的真实含义，那就是，他根本不是诸葛亮事业的继承人。诸葛亮当初之所以选择他，只是希望他扮演好一个过渡者的角色，让季汉尽快度过权力交接的混乱期，回归常态。因为只有在这件事上，他可以比杨仪、魏延做得更好。当他完成了这一任务时，他的政治生涯就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