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曹叡是诸葛亮最为低估的对手。他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面对季汉持续不断的北伐战争，他虽以少主临朝，却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在许多政治、军事大事上都做出过正确的决策，被陈寿评为“沉毅断识，任心而行”。曹叡大胆启用司马懿担任荆州、雍凉方面的军事督帅，将司马懿这个文臣推向了战场，一手开启了司马懿及其家族辉煌的前景。司马懿能够在五丈原与诸葛亮相持半年，熬走汉军，得益于曹叡充分的信任与支持。

司马懿坐着追锋车昼夜兼行，赶在曹叡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回到洛阳嘉福殿内，与大将军曹爽共同接受托孤辅政之命。景初三年(239)春正月丁亥（初一），曹叡病逝，时年三十五岁，还没有他父亲曹丕活得久。曹叡无子，即位的是曹叡从宗室中抱养的齐王曹芳，年仅八岁。按常理来说，皇帝英年早逝，新主幼冲即位，国中少不了要经历一番动荡。然而在这次权力交接之中，曹魏政权居然没有出现任何不稳定的因素。这说明经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的经营，曹魏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转系统，并不会因为皇帝的变更而露出破绽。相比之下，季汉一旦“新丧元帅”，就会“远近危悚”，的确是脆弱许多。

曹芳即位两月后，即季汉延熙二年三月，在汉中未建尺寸之功的蒋琬接到朝廷的诏书，晋升为大司马。大司马是一个始于殷周的古老官职，东汉初年，大司马为三公之首，后改为太尉。到了汉末，大司马再度启用，位在三公之上。曹魏承袭之，曹休、曹真两名抵御吴蜀的宗室大将都曾担任大司马，握有军事实权，高于三公。不久之前才被诛灭的辽东公孙渊就曾被曹魏封为大司马以示抚慰。

但对季汉来说，大司马一职有着更为特殊的政治意义。早在刘备刚入蜀之时，刘备与刘璋在涪县传杯送盏，言笑晏晏，刘璋便表奏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后来刘备称汉中王，群臣上汉帝表中再次申明刘备兼领大司马一职。正由于此职曾为刘备领，地位尊贵，故而刘备称帝之后，大司马一直未置，以示回避。如今，蒋琬就又一次打破了季汉人事制度循例，成为季汉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的大司马。

俗话说，无功不受禄。蒋琬总领国政已经五年多了，除了日常的行政事务外，还没有做出一件可以称得上功绩的事情，却已经在升官这事上接连破例。这是因为刘禅对他格外青睐和倚重吗？这是因为他的威望和地位已经达到诸葛亮的高度了吗？看来都不是，那么就唯有一种解释——刘禅在向蒋琬施压，这些层层叠加的官职附带着的不仅是权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蒋琬头顶着诸葛亮巨大的光环，身负着朝廷授予的一连串殊荣，这让他一步步地被置于季汉士民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深知这样的恩宠受之有愧，于是只能对刘禅献上无尽的惶恐与忠诚，并且想方设法在北伐这件国之大策上打开新的局面。若不在汉中做出一点成绩来，蒋琬实在无颜回朝。

可是北伐的道路已经被诸葛亮试完了，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哪一条穿越秦岭通向秦川的道路没有留下季汉将士撤退时的叹息声？哪一个兵争要地、关塞隘口没有曹魏重兵防守？面对着密不透风的曹魏边防体系和连绵不绝的巍巍秦岭，原本就对军事不甚熟稔的蒋琬一筹莫展，站在沔阳的城头上，他切身体会到恩公临终前的那种无助和绝望。

既然老路已经走不通，那么方向就只有两条：西行和东下。西行，即循着秦岭向西，从曹魏的南安、陇西郡一带寻找新的突破口。但这一方案路途遥远，山路崎岖难行，风险很大，需要统兵之人熟悉地情，有胆有魄，且兵还不能带多。蒋琬选择右监军姜维执行西行的任务。当时李福新丧，蒋琬提拔姜维为司马，交给他一支偏军。此后，姜维“数率偏军西入”，经过长期不断的摸索，终于在曹魏的防线上打出一个缺口。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仔细讲来。

但蒋琬倾向的方案是第二条：东下。延熙五年(242)，在汉中屯驻五年之久的蒋琬正式向刘禅提交了自己的伐魏新方案。他认为昔日诸葛亮伐魏，都是穿越秦岭而入秦川，但山路险峻，粮草运输异常艰辛。既然如此，不如放弃北伐改为东下，放弃陆路改走水路。具体而言，就是多造舟船，从汉中出发，顺汉水而下，攻取曹魏的魏兴、上庸二郡，然后再徐图曹魏领土。

魏兴（原西城郡）、上庸二郡，加上新城郡（原房陵郡），即前文所述“东三郡”。魏兴濒临汉水（沔水），上庸及新城则分别以堵水、筑水与汉水相连。因此，三郡虽然处于崇山峻岭之中，道路险阻，但与外界有水路通达，唐人李吉甫称之为“秦头楚尾”。二十三年前，刘备遣刘封、孟达攻取“东三郡”，其中刘封一路就是“自汉中乘沔水下”，与蒋琬的东下之计路线一致。只是因为孟达叛汉投魏，“东三郡”才归入魏境。

蒋琬选择向“东三郡”进兵，目的是打通汉水航道，与东吴合兵北伐。就在一年前，吴将朱然、诸葛瑾发兵攻打樊城、柤中，对曹魏震动颇大，年过六旬、已升为太傅的司马懿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南下督战，才将吴军击退。这条东吴北伐的道路，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划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路线。关羽当年也正是从此路北上，差点儿就攻陷樊城、撕开曹魏荆州防线的缺口。一旦攻取“东三郡”，汉军即可由汉中东下，吴军则由江陵、夏口北上，汇合点恰在襄阳、樊城。这样，汉吴协同北伐将不再是共同举兵，而是合兵一处，这也正是对刘禅诏书中“东西掎角，以乘其衅”的回应。

应该说，蒋琬“东下之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为了酝酿这一新战略，他还专门征求了费祎、姜维的意见。前一年的十月，费祎放下尚书台繁忙的工作，专门从成都来了一趟汉中，与蒋琬“谘论事计”，待到年末才回去。而从次年正月姜维“自汉中还屯涪县”的记载来看，姜维当时也在汉中。蒋琬、费祎、姜维三人（可能还包括王平）开了一个闭门的军事会议，“东下之议”应当是得到了费祎、姜维等人的支持。

然而蒋琬的计划一抛出，就在朝堂之上引起了一致的反对之声。反对的理由也非常直接，就是“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具体来说，就是如今的形势与二十多年前完全不同了，当年刘封顺流而下取“东三郡”，是有孟达从秭归北上配合。孟达切断“东三郡”与襄、樊之间的联系，东西两面夹击之下，“东三郡”遂成囊中之物。然而此时从汉中顺汉水东下，势必成为一支孤军，虽然顺流行船，有利于进攻，可一旦战事不利，汉军想要逆流退回汉中可就太难了。可别忘了夷陵之战的惨痛教训，当时正是因为汉军水师顺江而下，出三峡峡口，遭遇败绩后难以撤回，终至全军覆没。因此，一场只能进军而难以退却的战争，无异于一场豪赌，谁又敢拿季汉数万将士的性命做赌注呢？

反对蒋琬“东下之计”的声音成了庙堂上的主流，可是这些大臣反对的仅仅是这一战略规划吗？他们又比蒋琬懂多少军事呢？他们反对的是被诸葛亮指定接班、没有功绩却封官不停的蒋琬，他们反对的是十余年来劳师动众、耗资巨万却未有所成的战争。因此，无论蒋琬提出什么伐魏方略，都会在成都掀起一片抵制的浪潮。小国攻打大国，无论哪一种策略都不可能胜券在握、不冒一点风险。错误并不在“东下之计”，而是因为在朝臣们眼里，蒋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事实上，蒋琬虽贵为一国宰辅，却未能拥有宰辅一般的威严，连他的属下都瞧不上他。犍为人杨戏被蒋琬征为东曹掾，但蒋琬与他言论，他经常不回答，态度十分轻慢。督农杨敏公开批评蒋琬工作能力不强，说他“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前人”，指的当然是诸葛亮。这种以下犯上的情况在诸葛亮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刘备时期是要抓起来砍头的，而蒋琬面对这些责难，不仅忍气吞声，还要表现出谦逊的态度。比如对于杨戏的冷漠，蒋琬只能自己打圆场，说杨戏只是不想反对自己而“显吾之非”，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对于杨敏，蒋琬索性承认，自己就是不如诸葛亮，这没什么好说的（“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

“东下之计”被驳回后，朝廷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专门前往汉中“喻指”。另据《三国志·马忠传》，当时坐镇南中的安南将军马忠还朝奏事，也被派往汉中，向蒋琬“宣传诏旨”。宣读诏书这件事用一使者足矣，朝廷连派费祎、姜维、马忠三位高级官员前往汉中，可见所要传达内容之重要。

延熙六年(243)十月，蒋琬带着病弱的躯体和落寞的心情离开了汉中。但他并没有回成都，而是来到了涪县（今四川绵阳），并在此给刘禅写了一封奏疏，表文如下：

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奏疏中，蒋琬对自己过去的六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坦言自己能力不足，身体也欠佳，以至于筹谋多年的“东下之计”成为一纸具文。蒋琬表示，曹魏仍保持着强大的国力，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征服的，唯一的取胜之道还是与东吴形成掎角之势，联手北伐，即便不能在短期之内灭魏，至少可以蚕食其土地，削弱其力量。只可惜东吴始终没有响应共伐之约，东吴自己的北伐也一再受阻，这就让北伐这件事变得极度艰难。

“东下之计”胎死腹中，蒋琬终究还是将责任抛给了东吴的消极配合。其实，由蒋琬主导汉吴合作，原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就是他当年那个叛汉附吴的表弟潘濬。潘濬在东吴很受孙权的器重，已经升至九卿之一的太常，还与孙权结成了儿女亲家。校事吕壹弹劾丞相顾雍，黄门侍郎谢厷就对他说，顾雍若是被罢免，接替他的很可能是潘太常。吕壹畏惧潘濬，连忙释放了顾雍。可见，潘濬已经被视为丞相潜在的继承者。潘濬若能在东吴更进一步，想必能够对蒋琬的“东下之议”做出更积极的回应。只可惜，潘濬在赤乌二年(239)，即蒋琬升任大司马的那一年就病逝了，两年后诸葛瑾也病逝，东吴朝中与季汉有渊源的官员越来越少，汉吴协同北伐也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其实，在蒋琬筹划“东下之计”的同时，东吴也有人向孙权提出联合北伐的方略，此人就是曾经作为副使随张温出使季汉的零陵太守殷礼。殷礼认为曹魏“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正是北伐的绝佳时机，可以先请蜀军出陇右牵制曹魏长安以西的军队，然后吴军举全国之力北伐，“强者执戟，羸者转运”，兵分三路，诸葛瑾、朱然出襄阳，陆逊、朱桓出寿春，孙权御驾亲征入淮阳，历青徐，曹军势必土崩瓦解。殷礼反对“刮痧式”的小规模袭扰，提出“悉军动众”的北伐战略，可以说是非常有视野和胆魄的。清人李光地都不禁称赞：“此人有大略，公瑾之后一人耳。”只可惜殷礼因为当年受张温之事牵连，已经不被孙权信任，而步入晚年的孙权也早已没有当年气吞山河、兼并天下的气概。殷礼之策，竟不为其所用。

赤乌四年(241)，就在东吴北攻曹魏樊城、柤中期间，孙权寄予厚望的太子孙登英年早逝，孙权悲伤不已，“益以摧感，言则陨涕”。孙登之死让孙权心性大变，他愈加偏执、暴虐、多疑、缺乏安全感。孙登之死也为东吴悄然开启了权力内斗的“潘多拉魔盒”，随着次年东吴南宫、鲁王宫“二宫并阙”，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各为一党，朝臣也分立两派，互相攻讦，彼此倾轧，以致东吴朝堂血流成河。如此局面，东吴又怎会配合季汉北伐呢？

从三国史来看，军队主力中军往往部署在最高统帅的常驻处。蒋琬由汉中还驻涪县，中军也随之南撤，这预示着季汉再度回到安守自保的状态，由蒋琬主导的北伐大戏还没有鸣锣开演，就草草落下了帷幕。季汉一朝，权力中心无外乎成都、汉中两地，成都偏重于政治，汉中侧重于军事，不在此两地常驻的官员，即便官职再高，也都将沦为权力边缘之人，李严便是最好的例子。涪县是刘备在益州“梦开始的地方”，它处于成都与汉中之间，而又略偏于后方。来到涪县的蒋琬，事实上已经交出了季汉最高政治军事权力。

至此我们再回看发生于前一年的费祎、姜维、马忠赴汉中“喻指”事件，就可以发现，这实质上是一个温和的政变，他们代表刘禅面见蒋琬，绝不仅仅是念一遍诏书，而是去与他商谈一个稳妥的权力交接的方案。随着蒋琬的淡出，季汉又迎来新一轮人事变动。在延熙六年(243)，有六人获得了职位的晋升，显然，蒋琬交出的权力已被他们所分割：

费祎，由尚书令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两年后复领益州刺史。

王平，由前护军署大司马府事迁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汉中事。

姜维，由大司马司马迁镇西大将军，遥领凉州刺史。

马忠，由安南将军加拜镇南大将军，仍督南中事。

邓芝，由前军师、前将军迁车骑将军，仍督江州事。

董允，以侍中加辅国将军，次年又代费祎为尚书令。

以上六人，形成了后蒋琬时代季汉新的权力分配，他们分工十分明确：王平重新获得独立督汉中之权，邓芝、马忠分别管辖东、南两个方面，季汉三大都督区的建制已臻成熟，《三国志·王平传》：“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费祎和董允坐镇成都，主持季汉全面的政务。费祎无疑是此次人事变动的最大赢家，他迅速获得了当年蒋琬在诸葛亮逝后得到的所有职位，“录尚书事”的加官更显示了他已成为季汉事实上的宰相。

上述六人中，唯一担负北伐使命的是姜维。“东下之计”废黜后，西进成为蒋琬最后的希望，因此蒋琬特意在奏疏中推举姜维为凉州刺史，在此前“偏军西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局面，蒋琬自己则愿意担任姜维的“镇继”。蒋琬对姜维的举荐，体现了蒋琬的一片公心，以及对诸葛亮北伐事业的精神继承——即便自己已无力为之，也要去发掘最适合的北伐领军者，并倾力予以支持。后世常言诸葛亮临终将北伐托付予姜维，甚至还授予兵书韬略，那些都是小说家之言。姜维能够成为季汉北伐的“总指挥”，最关键一步是延熙六年(243)的这一次晋升，最应该感谢的是蒋琬用他残存的影响力将他扶上马，又送了一程。

蒋琬的时代以还驻涪县的方式落幕，但这一举动却差点儿带来一次外交风波。季汉内部的这些国策更易、人事变动、权力重组，东吴哪里清楚。在他们看来，季汉的宰辅大臣莫名其妙地从伐魏前线汉中退回到成都附近，同时又在计划打造舟船，这实在是太可疑了。于是，东吴的西陵督骠骑将军步骘、江陵督车骑将军朱然等纷纷向孙权上疏，认为蒋琬很可能要“背盟与魏交通”，让孙权早做准备。好在孙权明晰事理，相信季汉只是正常的军事调度，不至于掉转头来攻伐东吴，并愿意为季汉担保（“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后来事实证明，确实是东吴诸将敏感过度。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失去了潘濬、诸葛瑾等与季汉有渊源的东吴重臣后，汉吴两国的关系愈加疏离。蒋琬“多作舟船”本是为了与东吴联手伐魏，却被吴臣视为季汉要伐吴的先兆，可见两国之间的日常信息沟通有多么匮乏，亦可知汉吴“东西并力，首尾掎角”是如此痴人说梦。

就在蒋琬离开汉中的第二年，曹魏突然出动了十余万大军，直扑汉中而来。季汉终于要在没有诸葛亮的时代，承受外敌入侵之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