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建兴这个年号又被“萧规曹随”地沿用了三年，蒋琬主政和新的人事班底的确立，让季汉从短暂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再加上魏主曹叡沉迷于修建宫室，汉吴同盟重申旧好，这使得季汉拥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

这三年间，季汉对外的军事行动只有一次，即季汉建兴十四年(236)武都氐人归附事件。

氐人是汉末居住于益州西北部、凉州西南部一带的少数民族，一般被视为羌人的分支，部族众多。武都、阴平二郡本为白马氐所居之地，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军入汉中，氐人塞道，曹操使张郃、朱灵攻破之，又破兴和氐王窦茂万余人，氐人乃降。后刘备来争汉中，氐人即已分化为两派，一派以雷定为代表，共有七部万余人，响应张飞、马超反曹，一派以强端为代表，成为曹军强援，在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斩杀了蜀将吴兰。汉中之战以曹操退出而告终，武都、阴平孤悬在外，于是曹操令雍州刺史张既、武都太守杨阜将武都氐民万余户内迁至秦岭以北的京兆、扶风、天水等地，说明曹魏对武都、阴平已萌生弃意。

季汉建兴七年(229)，诸葛亮使陈式攻取武都、阴平二郡。尽管曹魏已经将二郡居民迁徙一空，但对季汉来说，二郡为北伐向祁山、天水乃至更西的方向进军提供了跳板，未来，姜维北伐还将持续受益于此，季汉的灭亡也将与这里息息相关。

武都、阴平二郡入汉时，仍有不少氐人在此居住，季汉对他们也以抚慰为主。诸葛亮去世后，氐人对季汉的忠诚有所动摇，投魏的势力开始抬头，在强端的鼓动之下，武都氐王苻双决定率部投魏，而苻双之兄、另一位氐王苻健却心向汉室，派人赴蒋琬处请降。蒋琬派将军张尉前往接应，但过了很久也没有消息。当时随马忠驻守南中的牙门将张嶷恰在成都，他分析说：“苻健肯定会按时来降，但我听说他弟弟很狡猾，氐人内部也不同心，因此可能会迟滞。”张嶷长期与羌、夷作战，更熟悉少数民族的情况。果然，苻双、强端带着氐人四百多户投了曹魏，只有苻健等少数人被接到了季汉，后来被安置在蒋琬曾任职的广都县居住。

此次氐人归附事件中，汉魏两国也有过军事冲突。据《晋书·宣帝纪》，汉将马岱率军追讨投魏的氐人，侵入魏境，司马懿遣将军牛金迎击，斩千余级，马岱退走。可能因为败仗的原因，此役《三国志·蜀书》无载。

马岱自随马超入蜀后，长年寂寂无闻，虽官至平北将军，爵至陈仓侯（县侯），但在刘备、诸葛亮的历次军事征伐中不见任用的记载。这凸显了马氏军团进入季汉政权后的尴尬境遇。马超在投奔刘备之前，即已割据凉州，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为一镇诸侯。他于穷途末路之际来投，刘备既对他厚加礼遇，以慰来者之心，又考虑到他反复无常的履历，对他多有防范，不敢大用。这使得马超在蜀中“羁旅归国，常怀危惧”，故而当广汉人彭羕在马超面前发表狂悖之词时，马超惊恐万分，立即将其言论举报给官府，致使彭羕下狱处死。可见，入蜀后的马超身上已全然没有昔日于渭南与曹操大战时的那般英雄胆略，这匹西凉烈马被刘备驯化成了一只温顺的羔羊。作为马氏军团的继承者，马岱自然也难以在诸葛亮时代获得足够的信任。杨仪选择他来斩杀魏延，或许也是看中了马岱郁郁不得志的经历，从而方便对其进行利用。

此次马岱一反常态地独立领兵出击，一方面可能因为马超家族在羌氐素有威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杨仪倒台之后，马岱深恐自己会被归为杨仪一党，故而格外渴求表现的机会，以求将功抵过。此役之后，马岱在史书中就没有了记载，这成了威名赫赫的马氏军团在三国的绝唱。

同年夏四月，《三国志》还记载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皇帝刘禅“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

湔县，又名都安县，属蜀郡，即今四川都江堰市，在成都西北不远。观阪即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导岷江之水入成都平原灌溉农田，使蜀地沃野千里。诸葛亮北伐，“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他曾在都江堰设堰官，并征发了一千二百人专门维护。刘禅所观之汶水，即岷江。在明代以前，岷江被长期误认为是长江的源头。

这是史书记载刘禅在位时期唯一一次外出活动。《三国志》多载国家政治、军事大事，何以将刘禅出巡观水这种微末小事提一笔呢？史家胡三省认为，此是意指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终于可以不被约束，随意玩乐了（“诸葛亮既没，汉主游观，莫之敢止”）。史家何焯也认为，这里刻意书一笔刘禅的出游，就是讥讽他不务国政，只知道在外游玩。而且他认为刘禅此后应当是经常出外游玩，大臣频频劝谏无效，这些琐事不值得全部记录，所以只记录了这开始的一次（“识其不恤国事，盘游于外，自此始也……后不书者，不可谏则不足讥也”）。可见，史家的分析无不建立在刘禅是个昏君的预设前提之下。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且不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并未亲政，国政大事自有蒋琬、费祎等人处理，看到他出游就指责他“不恤国事，盘游于外”，似有失当。且都江堰是“农本”，是诸葛亮在世时特别关切过的水利工程，刘禅在开春种稼之时视察水利、关心农业，这又岂是荒嬉之“游观”呢？

笔者以为，刘禅出巡，虽不排除在宫里闷久了、出游以娱心情的因素，但更多的应是一种政治上的昭示——即便诸葛亮已经去世，他所推行的良政都将继续推行。此前刘禅久居宫中，政事全部委予诸葛亮，对于皇帝的形象，臣僚和百姓都极为陌生。因此，笔者推测此次出巡，很可能是在蒋琬等人主导之下，刘禅所做的一场亲民秀。刘禅的“登观阪，看汶水之流”与蒋琬的“神守举止，有如平日”恰如一对互文，这个小小的举动，展示出了诸葛亮去世后季汉的稳定祥和。

季汉建兴十五年(237)，刘禅的皇后张氏去世了。张氏是车骑将军张飞之女，她于章武元年(221)被纳为太子妃，季汉建兴元年(223)被立为皇后，这是皇族与勋贵政治联姻的产物。十五年中，她的事迹在史书上没有丝毫记载，我们仅能得知的是，她没能给刘禅生下儿子。

张皇后谥号“敬哀”，葬于成都南陵。接下来的大事就是要为三十岁的刘禅选择一位新的皇后。最终，入主后宫的是张飞的另一个女儿。次年正月，朝廷使左将军向朗行丞相事，主持了对新皇后张氏的册封。帝王先后娶姐妹为妻，这在历史上也不算少见，远者有舜娶娥皇、女英姐妹，近者有汉成帝刘骜娶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在以后的历史中还有唐朝的李隆基、南唐的李煜、清朝的皇太极与康熙等。

立皇后是一个大喜事，借着这个机会，季汉朝廷又宣布了三件事：大赦，改元，立太子。

先说大赦。陈寿曾评价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并以此为美谈。而诸葛亮去世才三年多，就已大赦两次，可见季汉新的掌权者需要不断向民众释放善意以维护政权稳定，而频繁通过大赦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取悦民众，也将为后来的国家治理埋下不安的伏笔。

再说改元。诸葛亮主政时期，“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此次改元，让季汉正式送走了那个与诸葛亮和他的北伐融为一体的“建兴”。新年号“延熙”与之相比，少了热血沸腾的斗志，多了安定祥和的氛围，标志着季汉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最后说立太子。太子为一国储君，立太子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延续，历来是皇家的头等大事。刘备为汉中王时就确立了刘禅的太子地位，而刘禅即帝位十五年，由于敬哀皇后没有生子，太子之位一直空悬。此次册封的太子刘璿，是刘禅的庶子，其母王贵人为已逝的张皇后侍婢，非公卿之家，地位较低。选择生母寒微的太子，似乎也是季汉政权极力避免东汉外戚专政旧弊的措施之一。季汉一朝，宗室和外戚始终构不成威胁皇权的力量，相权也在诸葛亮死后被一点点削弱，这是季汉没有像魏、吴一样陷入激烈政治内斗的重要原因。

就在季汉改元的前一年，北方的曹魏因更替历法，也改了年号，改青龙五年为景初元年。但改元并没有给曹魏带来好运，就在这一年，曹魏的后院着火了——辽东公孙渊反了。

辽东，即今辽宁省中南部一带，自东汉末年由公孙度割据，至公孙渊已历三代四主，跨度近半个世纪。因为相对稳定和平，辽东吸引了诸如邴原、管宁、王烈等名士迁徙至此，成为与巴蜀一样的乱世避风港。曹操平定河北，公孙氏接受曹魏册封，名义上归附，事实上仍保持独立状态，并且还将疆域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公孙渊即位之后，就已不大服从曹魏的统治，他试图通过海路与孙权勾连，在魏吴交战之间捞取政治利益。彼时，曹魏忙于应付汉、吴两面之敌，需要保持北境的稳定，故而对公孙渊的挑衅选择了隐忍的态度，加以高官厚爵安抚之。

诸葛亮死后，曹魏对辽东不再姑息，遂采取此前曹操处理马超、韩遂的方式，遣幽州刺史毌丘俭以大军入界，将公孙渊逼反。但让曹魏没有料到的是，公孙渊兵马强盛，而当时又值霖雨，辽水暴涨，魏军征讨不利，只能暂时退还。公孙渊见状，更是得寸进尺，便自立为燕王，置百官，称绍汉元年。《说文解字》云：“绍，继也。”绍汉，就是继承汉室。这和偏居西南的季汉政权可谓殊途同归。看来汉献帝虽然已退位十八年，但汉家余威依旧好用。

景初二年(238)，即季汉延熙元年的正月，曹叡急召太尉司马懿率军征讨辽东。辽东偏远，征讨将耗费大量钱粮和时间，司马懿统帅的是曹魏最精锐的中军，这意味着辽东交战之时，曹魏对蜀、吴的防线上只能依靠州郡兵。为此曹叡很是担忧，他问司马懿征伐公孙渊需要多久。司马懿计算了一番，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一年，对曹魏来说还是太久了，如果这期间蜀、吴来犯，曹叡可能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处境。

果然，公孙渊叛变的消息传到季汉，蒋琬喜出望外。曹魏内部生变的机遇是季汉多年苦苦等待的。此前诸葛亮五次北伐，面对的都是固若金汤的曹魏政权。如今司马懿主力远征，国中空虚，岂不是送到嘴边的北伐良机？于是蒋琬立即向刘禅上表请求北驻汉中，筹备北伐，而朝廷也很快颁下了诏书：

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从诏书来看，季汉朝廷也认为辽东之叛“斯乃天时”，于是命蒋琬“总帅诸军屯住汉中”。但同时，朝廷也对蒋琬提出了要求，那就是需要等待东吴协同出兵，双方呈掎角之势，才能在北伐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新的北伐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了，可是季汉已经三年没有大规模用兵了，进行军事动员、筹备粮草军械，以及将这些兵员、物资调往汉中，都需要大量的时间，遣使向东吴请求出兵一来一回也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情。汉、魏两国，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进入夏季，辽东的战事已经进入胶着态势，局面越来越不利于公孙渊，留给季汉的时间不多了。蒋琬的大军还没出发，他决定先派边军出击。恰好，秋八月，曹魏凉州出现了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人的叛乱，凉州刺史率诸郡前往平叛。趁此乱象，九月，季汉阴平太守廖化（《魏书》作廖惇，为廖化原名廖淳之讹）出兵攻打守善羌侯宕蕈营。曹魏雍州刺史郭淮遣广魏太守王赟、南安太守游奕分兵沿着山岭东西两侧进军，欲合围廖化。郭淮为自己的计划沾沾自喜，甚至在向曹叡的上表中吹嘘“围落贼表，破在旦夕”，可远在洛阳的曹叡比郭淮还看得清晰，他诏令郭淮让诸军屯驻在要处，谨慎行军，告诫郭淮用兵最忌讳分兵作战（“兵势恶离”）。诏书还未到，魏军就吃了败仗，游奕为廖化所破，王赟则中流矢阵亡。

汉军临阵射杀曹魏太守一级的官员，这是季汉自建兴九年(231)射杀张郃后就没有获过的战绩，廖化立了大功。可由于没有大军后援，廖化的偏师也只能略做袭扰便退了回去。

蒋琬和他的中军直到十二月才来到汉中屯驻。他太慢了，当然这也怨不得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内政工作的文官，这是他第一次执掌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军事部署、地形堪舆、兵士调度、情报收集等许多具体的工作他都必须从零开始学习，和在诸葛亮身边工作多年的杨仪相比，这些都是他的短板。蒋琬因此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出一丝纰漏。

汉中是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前沿基地，也是诸葛亮托身长眠之地，来到这里的蒋琬身上自然会有一些沉甸甸的压力。此时吴懿已于前一年病逝，汉中太守王平代其督汉中，并进封安汉侯。蒋琬此时已获得了开府之权，但蒋琬已没有能力像诸葛亮那样将大将军府一分为二、在汉中和成都各置一套，其开府所获得的权力也大幅削弱。蒋琬以王平为前护军，署府事，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汉中驻军接管了过来，又以尚书仆射李福为前监军，领大将军司马，这可能是对他传递诸葛亮遗命、确立自己宰辅地位的投桃报李。

就当北伐的一切都看起来准备妥当的时候，北方的消息传来，司马懿早在九月就攻破了襄平，斩公孙渊首级，辽东已告平定，现司马懿大军已经班师回朝。而东邻吴国已经进入了至暗的赤乌年间，校事吕壹在孙权授意之下，正在用严刑峻法整治东吴官员，大兴白色恐怖，东吴显然无意配合北伐。至此，北伐的时机已经失去。

蒋琬想必懊恼不已，但他既已来到汉中，怎好轻易退还？于是，蒋琬留驻汉中，密切地关注曹魏局势。

到次年初春，曹魏又传来了重磅消息——魏主曹叡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