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魏内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曹魏，代表曹魏视角的《晋书·天文志》记载如下：“群帅交怨，多相诛残。”字里行间充满了幸灾乐祸。据《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听到杨、魏争权的消息，甚至打算趁机伐蜀，然而魏帝曹叡却制止了他。比起对季汉趁火打劫，曹叡更惦记的是什么时候把破败的洛阳宫室修建一新。即位九年来，这位年轻皇帝无时无刻不被汉、吴进犯的军报所搅扰，他肩负着祖、父传下来的基业，总摄群下，宵衣旰食，几乎没有享受一天作为帝王的福分。这期间，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接二连三地夭折，他悲恸欲绝，心力交瘁，脸上爬满了与他年龄不匹配的皱纹。如今，那个“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的诸葛亮猝然离世，曹叡不禁长舒一口气，多年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诸葛亮去世后，曹魏没有趁火打劫，东吴却蠢蠢欲动。永安方面传来急报，说东吴忽然在巴丘（今湖南岳阳）增加了守军万人，目标不明。巴丘远离汉江，而处在长江航道之上。在这里屯兵不可能绕远去进攻曹魏的襄阳、江夏，唯一合理的猜测是东吴要溯江而上入侵季汉地界，“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季汉不得不做出反制措施，增添了永安的守备，“以防非常”。

汉吴两国忽而剑拔弩张，显然是不符合双边利益的，该轮到外交上场了。季汉派出的使臣是宗预。

宗预，字德艳，南阳安众（今河南南阳西南）人，与蒋琬一样都属于由荆入益的旧人。刘备攻益州时，宗预跟随张飞作为援军入蜀作战。张飞死后，宗预进入丞相府，初为主簿，后迁参军、右中郎将，长期在成都留府工作。诸葛亮去世这年，宗预已四十七岁。对于外交，宗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新人。季汉与东吴邦交已久，互使频繁，何以要启用一位新人？

不妨先回溯一下汉吴两国通使交聘的历史。汉吴之盟好始于赤壁之战前的孙刘联盟，彼时刘备与孙权之间尚未有任何渊源，且因刘表与孙权有杀父之仇，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与孙权原本处于两个敌对阵营。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下打破了荆州原有的政治局面，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刘备和孙权被历史绑上了同一辆战车。

当时，孙刘双方唯一的渊源就是琅琊诸葛兄弟。诸葛瑾避乱江东，被引荐给孙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其弟诸葛亮甫出茅庐，被刘备喻为“犹鱼之有水”。因此，代表孙权来荆州探听虚实的鲁肃，见到诸葛亮便套近乎：“我子瑜友也。”为了促成孙刘联盟，实现绝处逢生，刘备遂遣诸葛亮渡江东去，终有孙刘合兵，赤壁之火。

曹操败走北归后，孙刘之间曾有一段情好日密的时期。但随着刘备西取益州，势力渐长，孙刘在荆州的矛盾陡然升级。为缓和矛盾，孙刘之间互派使者，孙权派出的是中司马诸葛瑾，刘备派出的是从事中郎伊籍、左将军掾马良。

诸葛瑾作为使者两次面见刘备，一次是向刘备索取荆州诸郡，刘备托词不予，孙权大怒，出兵夺取荆南三郡，引发双方一场争端。后曹操入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向孙权求和，孙权再派诸葛瑾前往，双方达成以湘水划界中分荆州的方案，各自退兵。诸葛瑾的出使处在孙刘失和的大背景之下，因此他在言行上十分谨慎，即使对弟弟诸葛亮，也只是在公开的外事场合相见，从不私下会谈，以免落得闲话。事实也证明了诸葛瑾的远见，后来他在荆州掌军，就遭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构陷，说他与刘备有私下往来。孙权把这些举报信全部寄给诸葛瑾，并且手书安抚，以示信任无疑。

伊籍是刘表的同乡，在刘备依附刘表时就已自托于刘备，在刘备集团内部资历较高。伊籍长于才辩，他来见孙权，孙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于是在伊籍入门拜见时，冷冷地来了一句：“劳事无道之君乎？”当时刘备以诈术夺取益州，孙权愤恨，故称刘备为“无道之君”。不料伊籍反应敏捷，回应道：“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我一拜一起，不觉得辛苦啊）。”巧妙地把“无道之君”的帽子甩回给孙权。汉吴之间自始至终暗藏着龃龉、冲突与角力，两国的外交场合也常常成为“打嘴仗”的舞台，言语之间，暗流涌动，刀光剑影，这构成了汉吴外交的主基调，也对两国使者的口才与应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伊籍之后，马良继任。马良以“今衔国命，协穆二家”来描述自己的使命，孙权对马良也礼敬有加。伊籍与马良，均是刘备在荆州时的旧人，这也显示这一时期巩固与孙权盟好对于刘备的重要性。

吕蒙袭南郡，关羽覆败，使汉吴关系降至谷底。夷陵一战，又让两国关系破裂到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面对北方强大的曹魏，汉吴两国均意识到，鹬蚌相争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让曹丕坐收渔利。于是，在刘备病居白帝城时，汉吴就已开始恢复使者往来。

而关于这段外交的破冰，双方立场的史料记载颇不一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孙权听说刘备没有撤回成都，而是留在白帝城，“甚惧”，主动遣使请和，刘备则派太中大夫宗玮向孙权回访，算是答应了求和的要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韦曜《吴书》又称是刘备先向孙权寄书信，孙权不答。刘备当面质问郑泉缘故。郑泉却毫不客气地指责刘备既为刘氏宗室，不率师讨伐曹氏父子篡逆，反而自立为帝，“未合天下之议”。刘备的反应是“甚惭恧”。

可见，无论是《先主传》中孙权的“甚惧”，还是《吴书》中刘备的“甚惭恧”，都是为本国专美而对他国的一种污名化。这一年冬天究竟是谁先抛出橄榄枝，让两国捐弃前嫌、重归旧好，已经不重要了。两国均派出了秩千石的太中大夫作为使者，已足以显示诚意。不久刘备驾崩，孙权还派立信都尉冯熙前往吊唁。

只是此时汉吴的交聘更像是一种临时性的休战，双方在一些涉及核心利益和尊严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或者说，还根本没有条件坐下来谈。比如，当时刘备已经称帝，但孙权根本不愿意承认季汉的正统，先是称之为“蜀”，后来称刘备为汉中王，但仍不以皇帝相称。而孙权本人身份更为尴尬，他的“大魏吴王”称号，慢说刘备，就是孙权自己也觉得憋屈。两国究竟以怎样的身份来对等交往，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诸葛亮总领国政，对刘备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处理与吴国的关系、为季汉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重中之重。诸葛亮是汉吴联盟最早的实践者，他也必须成为两国盟好的忠实维护者。于是，诸葛亮决定主动派使者去东吴修好，他选择了邓芝。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是东汉开国功臣司徒邓禹之后。邓芝早年流徙益州，依附刘璋的儿女亲家、巴西太守庞羲。刘备入主益州，邓芝因旧职微末，仅担任成都附近郫县的邸阁督。邸阁即屯驻粮食之处，这一职位在人才济济的季汉本没有多少上升的空间。幸而刘备巡察至郫县，与邓芝交谈一番，发现他谈吐不俗，便立即擢升其为郫县县令。作为刘备亲手从底层提拔上来的人才，加之政绩卓著，邓芝在季汉不断晋升，至此时已出任尚书。

季汉建兴元年(223)十一月，邓芝来到吴都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初孙权故意冷落他，不予接见，邓芝仿效战国纵横家之说辞，上表对孙权说：“我来不只是为了季汉的利益，也是为了吴国的前途。”孙权这才相见。孙权坦言自己的疑虑：“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说白了，就是认为季汉连遭败绩与丧主，已经没有资格与东吴平等交往，东吴也没有必要结交这样一个弱国来开罪于曹魏。处于如此不利的开局，邓芝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他说汉吴两国拥有荆、益、扬、交四州之地，蜀有山川险要，吴有长江天堑，且两国主政者诸葛亮、孙权都是当世英杰，若汉吴联手，共为唇齿之国，则“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邓芝随即站在东吴的利益方面考量，说孙权如若继续向曹魏称臣，则曹魏一定会咄咄逼人，不断向东吴提出无理要求，如让孙权入朝，让太子为质，若那时孙权不答应，曹魏来伐，季汉也会趁势顺流东下，东吴就保不住江东之地了。

邓芝这一番说辞有着高超的论辩技巧：其一，他强调了季汉实际执政者是诸葛亮，打消了孙权对季汉“主弱国疑”的印象。其二，他摆明了魏强而汉吴弱的天下形势，阐明汉吴只能联合而不能对抗的原因。其三，他说中了孙权不愿意屈身臣服于曹丕的心结，进一步离间魏吴关系，而让吴国倒向季汉这一边。最重要的是，邓芝话语绵里带针，他既奉承孙权是“命世之英”，同时又敢于当面威胁孙权，说出“蜀必顺流见可而进”这样冒犯的话。这非胆识过人的使者不能为之。

当时的魏吴关系背景是，孙权已经拒绝了曹魏送质子入朝的要求，并且成功逼退了曹丕三路伐吴的大军。两国虽仍有使者往来，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敌对之国。汉吴再次联盟的条件已经成熟，再加上邓芝一番强有力的推动，孙权“遂自绝魏，与蜀连和”，并派辅义中郎将张温为使者出使季汉。

可以说，启用邓芝为使者促成汉吴的二次结盟，是诸葛亮主政初期的一大亮点。至此，季汉解除了东边的威胁，可以专注于北伐。邓芝此后还多次前往东吴与孙权巩固盟好，孙权也引邓芝为知己，与他相谈甚欢。一次孙权对邓芝说，若天下太平之时，汉吴两国分而治之，岂不美哉？邓芝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果季汉灭了曹魏，大王还不知天命归降的话，汉吴之间恐怕是要重新开战了。在孙权面前，邓芝必须维护季汉的正统地位，所谓正统，就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因此邓芝需要阐明：季汉不仅不能容忍曹氏篡汉自立，也不能承认孙权割据江东，汉吴二分天下是在挑战季汉的底线，绝不可以接受。

孙权包容了邓芝的冒犯，大笑，称赞他的“诚款”。后来孙权与诸葛亮书信往来，称：“丁厷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对邓芝促成汉吴复交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邓芝因使吴之功而被诸葛亮器重，从第一次北伐开始，诸葛亮就授予他兵权，让他以中监军、扬武将军的身份协助赵云出斜谷。诸葛亮去世后，邓芝累迁至车骑将军、阳武亭侯，位极人臣。

使吴的汉使邓芝官运亨通，使汉的吴使张温却没有那么好的结局。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吴四姓”中吴郡张氏，他少年知名，为张昭、顾雍等老臣称赞，累迁为议郎、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张温出使时，年仅三十二岁，年轻气盛，孙权派张温出使，估计也有向季汉彰示东吴新秀的意图。张温在蜀也的确是不辱使命，得到了季汉朝臣的敬重，他与蜀中大儒秦宓的一番围绕“天”的辩论你来我往、精彩纷呈，成为两国交往中的一段佳话。张温的副使郎中殷礼也为诸葛亮夸赞：“东吴菰芦中乃有此奇伟。”

但回国后不久，张温就被卷入暨艳案，遭孙权罢黜流放。暨艳案与张温被黜背后有着孙权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复杂的矛盾渊源，但有意思的是，据《三国志·张温传》记载，孙权对张温不满的产生，最初竟是来自张温的这次出使。因为他“称美蜀政”，即回国后在各种场合称颂季汉在诸葛亮治理下欣欣向荣的样子，而这恰恰犯了孙权的忌讳。后来，在给张温定罪的诏书中，孙权不便于在“称美蜀政”上大做文章，便指责张温出使时在季汉君臣面前吹捧副使殷礼，“扇扬异国，为之谭论”。这个罪名实在荒诞又牵强，因此偏将军骆统在为张温辩护的表章中，就大惑不解地说，张温在季汉赞誉殷礼，能够“显国美于异境，扬君命于他邦”，这是好事啊，怎么会是他的过错呢？骆统没有领会到的是，孙权在意的不是张温对殷礼的吹捧，而是他对季汉的吹捧。汉吴之间虽然复交，却是一对始终在较劲的盟友，季汉在诸葛亮治下的重兴让孙权心头不快，而诸葛亮的善政传播到东吴，又会反衬出孙权的施政之失，让孙权颜面无光。

至于张温支持暨艳等人在东吴大搞吏治改革，淘汰不合格的三署郎官，很可能是他在蜀地受了诸葛亮治蜀兴邦之策的启发，于是将诸葛亮“刑法峻急”那一套措施引入了东吴政治内部，从而招致朝野上下一片怨恨之声，并最终为孙权所厌弃。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诸葛亮得知张温落败后说：“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诸葛亮说张温善恶过于分明，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只是区别在于，诸葛亮拥有的权力可以在蜀地顺畅地推行新政，而张温仅仅是进行局部的吏治改革，却要面临着东吴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政治阻力，最终引祸上身。汉吴政治的相互影响，在汉吴两国的交聘中略见一斑。

邓芝转为领兵将领之后，季汉对吴的外交重任由昭信校尉费祎接棒。费祎年少，是诸葛亮悉心栽培的季汉年轻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记载，成都城南有万里桥，费祎出使东吴，诸葛亮在此相送。费祎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由此可见诸葛亮对费祎的出使寄予厚望。后来诸葛亮发动北伐，希望东吴在东线实现策应，让曹魏两面受敌，首尾不得兼顾。于是此一时期，费祎出使东吴十分频繁。

费祎多次与孙权及东吴群臣见面，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喜欢开玩笑，诸葛恪、羊衜等吴臣又有辩才，于是这一时期汉吴的外交场合就出现了不少有趣的场面。一次孙权想故意捉弄费祎，他设宴招待蜀使，却提前让东吴大臣们都伏案吃饭不理睬他，费祎进门见状，就嘲讽道：“凤皇来翔，骐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这是自诩为凤凰，把东吴群臣都辱骂为目中无人的驴骡。诸葛恪当时在座，立即回击道：“爰植梧桐，以待凤皇，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贬损费祎是不自量力的燕雀，要把他赶回家去。又一次，费祎朝见孙权，诸葛恪在座，酒酣之际，两人争论起了吴、蜀两字的含义。费祎问：“蜀字云何？”诸葛恪对曰：“有水者浊（“浊”的繁体字为“濁”），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费祎又问：“吴字云何？”诸葛恪又说：“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诸葛恪巧用拆字法，贬低了蜀汉，赞美了吴国。

此二则故事出自吴国史料，特为彰显诸葛恪的聪明才智。事实上，费祎虽然并不以口舌之辩为长，却在面对吴国君臣的咄咄逼人时，始终能够做到“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比如，孙权喜欢与费祎讨论国家大事和天下局势，但每次都要趁着费祎酒过三巡、已经半醉的时候才来问，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费祎虽然酒醉，但很清醒，他知道在这种状态下谈论国事，稍不注意可能会犯政治错误，贻人口实。于是他每次都以酒醉为由退席，等酒醒后再将孙权的提问一条一条作答完毕，给孙权呈上去，居然从没有遗漏。孙权对费祎十分欣赏，他对费祎说：您将来必定会成为蜀国的股肱之臣，到那时候可能就不会再来见我了。他还将自己的宝刀赠予费祎，以表达自己对他的敬意。

许多年后，费祎真如孙权所言成了季汉一朝之望，诸葛恪也在东吴权倾朝野，他们可能会怀念当年在宴席上唇枪舌剑、笑谈痛饮的光阴，可是他们都已经回不去了。他们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这两条路则会将他们带往同一个绝命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