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郡广都县（今四川成都双流区）的县衙大堂上卧着一个酒徒，衙役们低着头嘀嘀咕咕，谁也不敢搅扰他，因为他是本县县长。

醉醺醺的县长还没有苏醒，而门外已经涌入了一群不速之客。衙役们把头垂得更低了，大气也不敢喘一声，因为为首的是新任益州牧刘备。

这个县长无疑是不幸的，他上班“摸鱼”，不理政事，喝得酩酊大醉，却恰被巡行至此的上司刘备撞个满怀。在常规的剧本里，他在这时候就剧终了。的确，刘备盛怒之下也差点儿要将他处死。但幸运的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发话了，这个县长因此得救。命运的齿轮从这里开始转动，二十年后，这位名叫蒋琬的县长将成为诸葛亮临终前以举国相托之人。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弱冠而有名。赤壁之战后，刘备平定荆南四郡，蒋琬出仕，任荆州书佐。当时的荆州南部主要为零陵、武陵、桂阳、长沙四郡，其地多深山密林，繁荣度和开化程度均不如江北郡县，人才更是短板。故刘备虽以荆南为基业，但吸纳的“荆楚群士”多来自荆州北部的襄阳、南阳一带。荆南仅零陵赖恭、武陵潘濬、武陵廖立等数人能够在刘备集团拥有一席之地。因此，蒋琬虽是刘备的荆楚旧部，但地位比较边缘，因而在入益州后，也只能担任县长这种基层小官。许多人因诸葛亮选择蒋琬作为继承人，先入为主地认为蒋琬是诸葛亮的晚辈。事实上，蒋琬的年龄很可能比诸葛亮还大。当诸葛亮以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总管蜀中政事时，年逾四旬的蒋琬却在广都这个小县城里蹉跎度日。或许正因为此，他才索性自暴自弃，醉酒不理政事。

三国的酒徒不少，如魏之徐邈、吴之郑泉，而君主们往往对酗酒者不甚宽容，盖因天下纷乱，粮食紧缺，酗酒势必造成对粮食的浪费。徐邈就是违反了曹操的禁酒令，“私饮至于沉醉”，差点儿被曹操砍了头。刘备平益州后，也制定了禁止酿酒的规定以节约粮食，为此还遭到简雍的一番戏谑。蒋琬顶风作案，自然会让刘备格外恼怒。但笔者以为，最令刘备气愤乃至于要诛蒋琬的是，益州初定，大批随刘备而来的荆州旧人在益州诸郡县据得要职，这让刘璋旧部、益州大姓多少都有些不平之色，他们紧紧盯着这些闯入家门的“客人”。蒋琬在这个节点上醉酒而疏忽政事，岂不成为益州旧人攻击刘备的口实了吗？

好在诸葛亮是了解蒋琬的。刘备平定荆南四郡后，诸葛亮曾住临烝（今湖南衡阳），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临烝距离湘乡不远，蒋琬的乡里品评和仕官任职过程，诸葛亮应当不陌生。而在庞统死后，作为刘备集团荆州籍士人的新领袖，诸葛亮也有义务维护荆州人士的利益。因此，诸葛亮在刘备面前为蒋琬担保，认为他“非百里之才”，夸赞他是“社稷之器”，并且解释他并不是懒政怠政，而是为了“安民”，不折腾，这听起来颇有一种“无为而治”的感觉。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数年前的桂阳郡耒阳县，当时庞统任县令，也是“在县不治，免官”。无独有偶的是，鲁肃写给刘备的信中，夸赞庞统“非百里之才”。后来刘备提拔他出任治中从事、军师中郎将，庞统方才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看来，刘备的识人水平并不怎么高。若非鲁肃，他险些错过一个人才；若非诸葛亮，他险些错杀一个人才。诸葛亮一句话保住了蒋琬的性命，也为自己培育下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助手。此一番活命之恩，让蒋琬从前半生的轻狂不羁、浑浑噩噩中彻底苏醒了过来，他从此将唯诸葛亮马首是瞻。

在诸葛亮的庇护下，蒋琬仅被短暂地免官。不久刘备北伐汉中，诸葛亮总管后方政事，拥有了一定的人事选拔权。也就是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开始将一些重点栽培的人物安排在关键位置上，如让杨洪担任蜀郡太守，让蒋琬担任什邡（今四川什邡）令。刘备称汉中王后，蒋琬又升任尚书郎，与杨仪一起在法正领衔的尚书台工作，参与季汉核心机要。

然而就在蒋琬凭着诸葛亮这棵大树，在季汉官场稳步上升时，一个突发的变故迎面而来——潘濬降吴了。

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人，初为刘表辟为从事，后归刘备。刘备入蜀后，以潘濬为治中从事留在荆州“典留州事”，让他与关羽成为一对文武搭档。但是，潘濬与关羽的关系闹得非常紧张，竟至于“不穆”。后来孙权袭杀关羽，潘濬摇身一变，成为东吴的辅军中郎将，还为东吴统兵平定荆南，备受孙权宠信。种种事迹都显示，潘濬并非迫于无奈降吴，而是积极主动地叛汉附吴，甚至关羽的败亡、荆州的失守很可能都跟潘濬脱不开关系。后来蜀臣杨戏写《季汉辅臣赞》，将潘濬与献城投降、置关羽于绝地的麋芳、士仁归为一类，讥讽道“自绝于人，作笑二国”。可见在蜀人眼中，潘濬已是彻头彻尾的叛国之臣。

蒋琬是潘濬的姨兄。潘濬叛国，蒋琬势必会被牵连。这也使得他在刘备称帝后一度寂寂无闻。待到刘禅登基，蜀吴之间复归于好，旧怨逐渐消弭，潘濬变节的影响也逐渐消散。在此背景下，诸葛亮将蒋琬纳入自己丞相府，让他担任主掌人事选拔的东曹掾一职。

此时的蒋琬有如脱胎换骨，与当年那个酒徒判若两人。他为人不事张扬、极其谦逊。诸葛亮举荐他为茂才，蒋琬一再辞让，并谦让给刘邕、阴化、庞延、廖淳（即廖化）。他推荐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南阳、襄阳人，这也能看出蒋琬敦朴中透露着一丝精明。蒋琬也在努力对诸葛亮的恩德加以回报，比如在长水校尉廖立与他私下闲聊发表不当言论时，他毫不顾忌廖立与自己同为荆南人士的地缘情谊，及时向诸葛亮检举揭发，消除了杂音，维护了季汉内部的和睦。

到了诸葛亮北伐之际，蒋琬已升至丞相参军，并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诸葛亮在给刘禅的《出师表》中特意提到了蒋琬，将他列为“贞良死节之臣”，请求刘禅“亲之信之”。诸葛亮北驻汉中后，还多次给张裔、蒋琬写信，议论时事，品评人才。可见诸葛亮与蒋琬虽常年不在一处，却通过书信保持频繁而密切的联系。三年后，张裔去世，蒋琬接替他出任留府长史，加抚军将军，成为成都政事“大管家”。与此同时，蒋琬的外弟刘敏也进入了季汉高级将领的序列，行右护军、偏将军。他将在十余年后的兴势反击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诸葛亮对蒋琬的定位是明确的，即相当于刘备北征汉中时诸葛亮自己的角色——足食足兵、保证后勤供给。而蒋琬面对的时局也比诸葛亮主掌内事时要艰难得多。诸葛亮连年动兵，对季汉国力消耗巨大。蒋琬坐镇成都，协调各方，尽力保证前线的后勤供给。他对北伐付出的心血得到了诸葛亮嘉奖：“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浪子回头的蒋琬，是诸葛亮为季汉一手打造的良臣，他虽然可能在政务干练上不及杨仪，但他的勤恳、务实、谦逊、质朴，无一不是在向诸葛亮模仿并且靠拢，并无形之中与杨仪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差别。后来居上的蒋琬，在人才济济的丞相府内熬过了马谡、向朗等潜在竞争者，成为诸葛亮北伐最坚实的后盾。

于是在季汉建兴十二年(234)，成都、汉中的两名丞相长史已经事实上成为季汉自诸葛亮以下实权最大的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接替诸葛亮的位置都不算是意料之外。可在两人之间，人们大多不看好蒋琬。一是因为蒋琬年纪太大了；二是蒋琬毫无军事经验和军中威望，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战时状态、以北伐为国策的国家来说似乎不是明智之选；三是蒋琬毕竟常年不在诸葛亮身边，远则必疏，他哪里能比得过形影不离诸葛亮的杨仪得宠？

杨仪本人应当也是这样想的。建兴十二年的年尾，在完成了诸葛亮在定军山的葬礼后，杨仪率诸军回到成都。他以为自己坐拥完师而归、诛讨魏延两大功劳，可谓功勋卓著，丞相之位已是唾手可得。再加上他与魏延相争之时，无论前线的费祎、王平还是成都的蒋琬、董允，无不站在他这一边。这让杨仪误以为，他在朝中已是人心所向。

不过杨仪还不放心，回到成都后，他找来擅长算命的都尉赵正为他卜卦，占得《周易》中的《家人》卦。“家人，利女贞”，其彖辞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此句为《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开篇所引，意在解释男女尊卑有序的中国传统家庭格局。《家人》卦强调男女分工、家庭和睦，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副吉卦，而对于在仕途上野心勃勃的杨仪来说，却显得有些不搭调。难道这是在劝杨仪放弃权力，回归家庭，做个“富家翁”吗？因此，杨仪当时的反应是“默然不悦”。

清末易学家尚秉和认为：“《家人》有反身内修，巽顺、贞静之义，与仪愿违，故不悦也。”《家人》卦与其说是一种预言，不如说是一种劝谏。杨仪已经在追名逐利这条路上走了太远，这时候的他最应该做的是坐下来读一读恩师诸葛亮的《诫子书》，里面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才是此时杨仪的警训之语。而狂躁孤傲的杨仪哪里静得下来，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刘禅降诏，授予他丞相之职。

刘禅的诏书终于来了：以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以杨仪为中军师。中军师是那位挝妻者刘琰曾担任过的官职，是名副其实的散冗之官，史书称“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杨仪在季汉政坛已经靠边站了。

杨仪愤怒了。《三国志》如此形容此时的杨仪：“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惜墨如金的陈寿罕见地在史书中用如此文学性的手法来描述一个人的愤怒，可见这样的场景在蜀人的记忆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杨仪想起自己在尚书台担任尚书的时候，蒋琬只是自己手下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尚书郎，杨仪从未把他放在眼里。后来两人虽然都累升为参军、长史，地位齐平，但自己跟随诸葛亮鞍前马后，“当其劳剧”“征伐勤苦”，这种功劳又怎是在后方坐享其成的蒋琬所能相比的？

面对着终日大放厥词、骂骂咧咧的杨仪，他的同僚们依然用冷漠和沉默来对待他，一如他们当初面对魏延被族灭时一样。这似乎是一场早已被安排好结局的大戏，麻木的观众们鸦雀无声，目视着在舞台中央的演员从癫狂走向灭亡。

而戏，终归是要有人来收结的，门可罗雀的杨仪家门口，费祎来了。患难之中见真情，杨仪不禁感叹，朝中到底还是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从调停他与魏延的争端，到抛弃魏延奔回中军大帐，种种往事让杨仪确信，费祎一直向着自己，与那个表面老实、私底下钻营权术的蒋琬不是一类人。何况，此时的费祎被调任后军师，看来与杨仪同样被排挤冷落了。惺惺相惜之间，杨仪更坚定地认为，费祎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

于是当着费祎的面，杨仪将他的委屈与苦恼，前前后后、颠颠倒倒、絮絮叨叨地都诉说给了费祎，费祎安静地听着，默默地记着，并努力压制着自己心中的厌恶，无时无刻不表达出一种理解和宽慰的样子。直到杨仪完全放下了警惕，信口开河，已经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费祎的眼睛突然亮了，因为他听到杨仪亲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当年丞相刚去世的时候，我如果带领全军投奔魏国，怎么会落得现在这个地步？实在是让人后悔莫及啊！”（“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这句话是杨仪心底的一股暗流，它被压抑了许多年，终于在费祎的循循善诱下说了出来。杨仪是叛过一次的人，变节为他带来的巨大红利，使杨仪不能自控地去幻想，如果这一次他故技重施，带着季汉军队这个巨大的投名状叛蜀归魏，那么他的未来，以及三国历史的走向，又将会如何呢？

就在杨仪一吐胸中闷气，畅快淋漓之时，费祎退出了房间，悄悄离开了。是的，他花了这么大心思，忍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这一句话。悖逆之语，一句便足够了。他回到家中，紧闭房门，将杨仪的原话用工整的隶书抄录在密表上，束好封口，派人直接送进宫中，放在了皇帝刘禅的桌案上。

杨仪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在季汉，言论罪是重罪，轻则流放，重则弃市。这在过往的历史中都有十足的教训。益州名士彭羕因为对官位不满而跑到马超那里发牢骚，又是辱骂刘备是“老革荒悖”，又是对马超说一些“卿为其外，我为其内”这样含义莫测的话，结果被马超反手一个举报，终为下狱诛死。廖立的废徙亦是一例。杨仪公然说出“举军以就魏氏”的逆乱之语，其罪行远超廖立、彭羕，处死亦不过分。但考虑到季汉新遭大丧，而杨仪又确有前功，刘禅与蒋琬等人不得不审慎决断。

翻过年关，也即季汉建兴十三年(235)的正月，朝廷的决议下来了：废杨仪为民，徙汉嘉郡（治所在今四川雅安北）。这是采用了廖立模式，给杨仪留了条生路，也给季汉留了点颜面。汉嘉郡距离成都不算太远，杨仪在生活上的待遇应当不会差。这或许正应了《周易·家人》之卦的谶语，让杨仪在余生做个安分守己的百姓，这已经是对他宽大处理了。

可是即便这样，杨仪也倔强地不认命。他此时应该很清楚，自己落入了蒋琬、费祎两人联手编织的陷阱中，但他依然对刘禅抱有幻想，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刘禅写信鸣冤，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史书中“上书诽谤，辞指激切”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对蒋琬、费祎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等于是展开了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

朝廷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季汉内部的和睦是最大的政治。在大局已定的状态下，谁再挑战这个底线，继续制造分裂和内讧，谁就是朝野共同的敌人。当初的魏延是这样，如今的杨仪亦是这样。杨仪没有等来宽恕，等来的是一纸诏令——收入大狱。

不久，杨仪在狱中自杀。机关算尽的杨仪，在人世间终于没有了烦恼，他唯一需要准备的，是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面对诸葛亮那肃穆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