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立与李平，一个是荆州旧部，与诸葛亮有密切渊源，一个是益州旧人，与诸葛亮有权力斗争。无论从地缘属性还是派系利益来看，他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然而，他们同样破坏了季汉内部的和睦，同样被诸葛亮弹劾罢黜，同样在诸葛亮生前抱有复出之望，又同样在诸葛亮死后饮恨长嗟。他们二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季汉朝野那些与诸葛亮有过龃龉之人的心态——固然与诸葛亮“好尚不同”、心怀不忿，但当诸葛亮这个国之栋梁倒下，他们面前的道路将更为幽晦。诸葛亮用了十二年鞠躬尽瘁，让自己成为一个巨大的道德光环，他让所有人都无法失去他，让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失去他之后所要面临的生存危机。

东晋史家习凿齿就说，诸葛亮执法量刑，有如水面、镜面一样，是极其公正无私的。正因为诸葛亮始终端着这样一面公正无私的“水镜”，他在动用权力处置蜀中官员的时候，才能做到“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习凿齿感叹，诸葛亮用人不会徇私情，罢黜人也不会引发对方的忌恨，天下谁还会不敬服呢（“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习凿齿的评价，自然带着一些“粉丝滤镜”，但也大抵反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诸葛亮用人的看法，那就是诸葛亮用人并非仅以道德教化，而是“刑法峻急”，常以刑名法令惩恶立威。这一套治国之策成功让季汉维持了内部的和睦团结，乃至推动了不同地缘身份与派系利益之间的融合协作，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基底，他才能举全国之力，持续而密集地展开军事行动。而一次次的北伐，虽然从战果上看堪称令人沮丧，但毕竟，当所有人有了共同的目标后，就忽视了彼此的矛盾，当集体的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时，对个人利益的争夺也就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了。

而诸葛亮死后，这样的局面会不会一朝崩溃？原先季汉内部那些被隐藏的矛盾会不会重新被释放出来？从魏延与杨仪之争来看，这显然是令所有人担忧的事情。

即便是季汉上下都沉浸在诸葛亮去世的哀恸之中，也总有人与主流民意相左。就在皇帝刘禅宣布为诸葛亮素服发哀三日时，一个叫李邈的人站了出来，上了一道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奏疏。他说，诸葛亮的死，不仅不该哀伤，而且应该大加庆贺，奏疏原文如下：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这封奏疏一上来就以西汉权臣吕禄、霍禹举例。吕禄是吕后的侄子，霍禹是霍光的儿子，他们均因叛逆之罪，被诛戮全族。李邈认为，吕禄和霍禹未必有反叛之心，而诛杀霍禹的汉宣帝也并不是一个喜好杀臣子的君主。之所以他们君臣关系到了势同水火、刀兵相见的地步，是因为臣子的权力太大，盖过了君主，所以臣子害怕君主的猜忌，君主也畏惧臣子的强势，这才导致了吕、霍两家身死族灭的悲剧。话锋一转，李邈直言不讳地议论起了尸骨未寒的诸葛亮，他连续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

如果说“身杖强兵”还算是一句客观的描述——毕竟诸葛亮长期掌握季汉军权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后一句“狼顾虎视”就着实有些不敬了。在史籍中，“狼顾”常被视为权臣毕露的野心，如陈琳在《檄吴将校部曲文》提到董卓作乱以来，天下豪杰并起：“其余锋捍特起，鹯视狼顾，争为枭雄者，不可胜数。”《晋书·刘聪载记》“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说的是汉赵刘聪时期两名地方统兵大将石勒、曹嶷已经产生了割据自立的叛逆之心。而石勒不久便灭汉赵自立为帝。“狼顾”最为著名的典故发生在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身上。《晋书·宣帝纪》记载，曹操认为司马懿有“狼顾相”，于是故意对他做了个测验，即让他向前走的同时突然转头去看身后。结果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就像一只狼一样，身子不动，头来了个180度大旋转。这可信吗？史家多对此表示怀疑。《晋书》采用的多为美化司马懿的史料，这一记载也多半是为了体现司马懿的“天生异相”而生造的虚妄之言。

诸葛亮和司马懿走在南辕北辙的两条人生轨迹之上，却都被贴上了“狼顾”这一标签，这着实令人有些意外。可见“狼顾”一词，并非说此人心怀叛逆之心，而是说此人具备成为篡逆之臣的条件。在李邈看来，诸葛亮也是“未必怀反叛之心”，但他权力太大，不可不防，依据就是——五大不在边。

“五大不在边”，典出《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的是春秋时期楚灵王吞并了蔡国，将幼弟弃疾封为蔡公，大臣申无宇劝谏楚灵王说：“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汉儒贾逵注疏云：“五大，谓大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也就是说，帝王的长子、同胞兄弟、贵宠公子、公孙和累世为官的权臣这五类人，是不能派到边境驻守的。因为他们一旦外放，就会脱离君王的控制，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威胁君王的权力，即“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楚灵王没有纳谏言，而后来的事情也一语成谶，公子弃疾夺位自立，成为楚国历史上相当残忍的楚平王。

在李邈的眼中，诸葛亮就属于“五大”中的一员。而诸葛亮长期不在成都，处于北伐前线，可不就是如公子弃疾一样的“尾大不掉”吗？李邈认为，诸葛亮在生前权力过大，对君权已经形成威逼之势，这是皇帝刘禅需要警惕的。而诸葛亮死后，刘禅并没有像汉宣帝诛霍氏一样清洗诸葛亮的宗族，也没有因此导致外敌乘虚而入，这说明刘禅比素有“中兴之主”之称的汉宣帝更为仁德宽容、善于治国，因此值得为此庆贺。话到这里，对刘禅的恭维算是溢于言表了。

这个为了讨刘禅欢心而不惜訾毁刚去世的诸葛亮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李邈，字汉南，广汉郪县（今四川三台郪江镇）人。他出身豪族大姓，有昆仲三人。李朝历任功曹、临邛令、别驾从事，起草汉中王劝进表，后随刘备东征，病故于永安。李朝弟李邵，任益州书佐部从事，为诸葛亮提拔为丞相西曹掾，后又为益州治中从事，于季汉建兴三年(225)去世。李朝另有一弟早亡，连名字都未存。但据《益部耆旧杂记》记载，这兄弟三人“各有才望，时人号之李氏三龙”。可见，李氏兄弟在季汉益州籍人士中处于十分尊贵的位置。

与三位兄弟相比，李邈的性格却有些“狂直”。他早在刘璋时期就担任了牛鞞（今四川简阳）县长，刘备平定益州后，辟他为从事，他却在一次宴会上指责刘备从刘璋手上夺取益州是背信弃义之举。当时刘备身边有人建议杀了李邈，还是诸葛亮出面求情，才留了李邈一条命。

在刘备时期，益州人士总体来说还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因为刘备入蜀后带来了大量荆州旧部，同时又要安抚笼络刘焉、刘璋父子的旧部（多为外州人），这些以不同方式进入益州的“客人”占据了季汉政权绝大部分席位，益州“主人”能得到重用的不过黄权、杨洪、张裔数人而已。诸葛亮执政时期，季汉面临严重的人才断档危机，而季汉只有益州一州之地，故而诸葛亮开始通过征辟的方式将大量益州本土人士纳入朝中，其中益州大姓豪族自然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如前述谯周出任劝学从事即是一例。李邈也被诸葛亮作为重点培养的本土人才，累升为犍为太守。到了诸葛亮北伐时，“李氏三龙”均已殁，出于对这个兼具忠诚与才干的家族的信任和弥补，诸葛亮以李邈为丞相参军、安汉将军，让他随军北伐。这一职位已经可以与马谡比肩。

李邈却偏偏栽在马谡事件上。马谡失守街亭，诸葛亮下令诛之，李邈劝谏说：“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看来李邈在相府混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学会说话的艺术。“楚诛子玉，二世不竞”是一句很不恭敬的话，说楚王诛杀了城濮之战兵败的子玉（成得臣），楚国两代就衰落了。季汉兵败，原本就士气低落，李邈拿斩马谡的事情来诅咒国运，这岂能不让诸葛亮恼怒？于是，李邈被诸葛亮遣回蜀地，不再重用。相比之下，蒋琬就比李邈的情商高得多，同样是劝谏诸葛亮斩马谡，同样引用楚成王杀成得臣的例子，蒋琬说出来的话是：“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蒋琬不仅没有因此忤逆诸葛亮，反而在之后愈见器重。可见，李邈被黜，并非诸葛亮心胸狭隘，听不得谏言，而是他的话造成了极其负面的舆论影响。

李邈与马谡既非同籍又非故旧，且同为丞相参军，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李邈能够在诸葛亮面前为马谡请命，至少说明他有公心，心性不坏，只是话语方式欠妥。但这一遭被黜，让李邈产生了变化，他不像李平、廖立那样期盼着诸葛亮的重新录用，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深藏于皇宫内廷中的刘禅。诸葛亮的时代终会过去，而刘禅还拥有漫长的皇帝生涯，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终会走出帷幕，走向台前，而那时候，可能才是李邈真正的机会，也是李邈所代表的益州本土豪族真正在益州做主的机会。

说到了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猜测，李邈向刘禅所上的这封訾毁诸葛亮的奏疏，可能并非他一人所为。他背后的一些人急切地想要在诸葛亮新逝的这个时间点上试探刘禅的真实心思，他们凭着自己的政治直觉判断，一个从即位开始就被束之高阁、大权旁落、形如傀儡的皇帝，不可能对那个如训诫儿子一般垂训自己的丞相没有一点看法和不满。这些长久以来被淤积于胸内的情绪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而诸葛亮的去世正是刘禅开始做自己而不必扮演一个诸葛亮需要的皇帝的时候。“鹯视狼顾”“五大不在边”这样刺眼的词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奏疏上，就像一根根钢针，向刘禅内心最深处刺去。

他们赌输了，刘禅勃然大怒，立即将李邈下狱，随即处死；但他们也赌赢了，那封奏疏的确刺痛了刘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让他在二十八岁这年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清醒。只是，刘禅仍然需要将他与诸葛亮如子事父、君臣相知的和睦关系继续表演下去。在这个国家，对刚去世的君王和臣子进行言语诋毁，从来都是一件忌讳的事情。当年庞统在围攻雒城时中箭身亡，南阳人广汉太守张存说：“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只因这一句话，张存就遭到了刘备的免官，不久病卒。廖立也是因为“诽谤先帝，疵毁众臣”被罢免。然而，他们毕竟罪不至死，唯有李邈丢了性命，只因为他质疑和破坏的，是季汉最为敏感的君臣关系，而这也正是季汉这个国家最大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