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沾满魏延全族鲜血的杨仪完成了对汉中的完全控制，这才向成都报丧。随即，诸葛亮病逝的消息也传到了蜀中各地。

史书中记载了这些人的反应：

一是季汉皇帝刘禅，此时他已二十八岁，绝非昔日刚登基之孺子。但由于十二年来政事“咸决于亮”，刘禅显得毫无存在感，以至于《三国志·后主传》记载的这十二年，几乎全是诸葛亮的政治、军事部署，没有刘禅本人任何言行举止记载。诸葛亮病逝的消息传来，刘禅派左中郎将杜琼持节，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并颁布诏书如下：

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从诏书来看，诸葛亮的猝然离世让刘禅十分伤心，以至于“肝心若裂”。而在短短几句中，诏书对诸葛亮的“盖棺定论”可谓评价极高，既追溯了诸葛亮遗命托孤之后的匡君辅国之功，也赞颂了他数次北伐的功业，将他对季汉的功勋比肩于伊尹、周公。这份诏书不会是刘禅的亲笔，应为董允、郭攸之等“侍卫之臣”的代劳，刘禅此时的心思与性情，仍然被掩盖在阴影之下，难以捉摸。

另一位是劝学从事谯周，他是益州本土儒生，诸葛亮兼领益州牧，起用他为益州劝学从事，负责益州的文教工作，算是专业对口。时年三十四岁的谯周听到诸葛亮病逝于敌庭的消息，感念于诸葛亮的提携之恩，连忙从家中动身，北上奔丧。不久，朝廷就降下了“禁断”的诏书，即禁止大臣擅离职守、私自为诸葛亮奔丧，而当时谯周已经抵达了诸葛亮停灵的汉中。

有论者从诏书“禁断”大臣奔丧来揣测刘禅对诸葛亮的态度，其实大可不必，且不说当时刘禅尚未亲政，诏书并不能体现刘禅本人的意志，从东汉以来，为“府主”奔丧就是明令禁止的事情。建安年间，司徒赵温去世，长陵令吉黄“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东吴律法明文规定“长吏遭丧，皆不得去”，孙权近臣胡综甚至建言以“大辟”之刑来惩处奔丧者，以儆效尤。后来，连为父母奔丧都是违律的，名列后世“二十四孝”之一的孟宗违命为母奔丧，自拘于武昌听刑，还是陆逊出面说情才被“减死一等”。

为何奔丧这种私事会受到当时公权力的干预？盖因战乱时节，内外多事，大小官吏若因丧事擅离职守，则势必以私废公，引发管理上的混乱。谯周明知有此律令，还“顶风作案”，一则说明自东汉形成所谓“二重君主观”以来，士人与府主之间浓厚的恩情关系犹存；二则反映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客居蜀中的统治者，在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士人心中已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殊为难得。需要说明的是，谯周及益州本土士人对诸葛亮的感情固然浓厚，但这也止步于诸葛亮的人格魅力与道德感化，并不代表谯周等人认同诸葛亮的治国之策。二十余年后，谯周将作为北伐的坚定反对者，猛烈攻击诸葛亮北伐事业的继承人姜维。

当谯周抵达诸葛亮生前的理政之地汉中沔阳（今陕西勉县）时，他大抵也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诸葛亮的灵柩将不会像前朝的功臣那样迁回成都，附葬于先帝陵寝之侧，而是依照诸葛亮生前遗愿，葬于定军山下，因山为坟，不起坟垄。十五年前，黄忠在此地斩落魏将夏侯渊，为刘备平定汉中提前奏响凯歌，那是季汉的极盛时刻。诸葛亮将坟茔选在这里，除了宣示自己矢志北伐、死不旋踵的态度，也似乎是想枕着季汉辉煌的旧梦，在另一个世界遥想汉室中兴的图景。

诸葛亮下葬之后，蜀中士民都悲痛不已。《朱子语类》载，汉中男女每逢春月，都会头戴白楮巾，前往诸葛亮墓上哭丧，“其哭甚哀”。《襄阳记》载，蜀地许多民众争相要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朝廷因为不合礼秩而予以拒绝，百姓就选取时节在道路两边私祭诸葛亮。为诸葛亮立庙的争论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直到季汉灭亡的前一年才有了结果，这些都是后话。

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了季汉更多偏僻的角落，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十一岁的李密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从小经历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他对悲伤的情绪格外敏感，诸葛亮逝世想必在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的陈寿时年只有两岁，尚对人世间的悲喜懵懂未知，但他应当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听到父亲对此事的回忆。因为他的父亲曾任马谡参军，因街亭之败而被诸葛亮处以髡刑，仕途就此终结。陈寿与诸葛丞相之间的渊源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四十年后，当他向晋武帝诚惶诚恐地献上编纂一新的《诸葛氏集》时，他或许会想到童年时村中老少号泣不绝的那个夜晚。

绝望，在那些曾被诸葛亮贬黜的臣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消息传到了成都西北的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汶川南），一位名叫廖立的中年农夫叹息道：“吾终为左衽矣。”汉族服饰左襟掩覆右襟，称为“右衽”，而少数民族则相反，称为“左衽”，后多以“左衽”代指汉族之外的异族。《论语》中孔子曾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汶山郡此前由蜀郡北部尉进行军事化管理，是汉人与羌胡杂居之地。廖立感叹在诸葛亮死后，他一辈子都将沦落于这异族之地，再也不可能官复原职了。

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今湖南常德）人，他自荆州跟随刘备，年未三十即出任长沙太守，被诸葛亮赞誉为与庞统齐名的“楚之良才”。然而到了刘禅即位后，廖立仅任长水校尉这种散冗之官，官位不显，这让原本清高自傲的他牢骚满腹，恰逢丞相掾李邵、蒋琬前来拜访，廖立就将心中的愤懑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席间，他又是批评刘备时期的种种失策，又贬损诸葛亮身边的红人向朗、文恭、王连等德不配位，用语也多讽刺。李、蒋出门就直奔相府向诸葛亮揭发了廖立。尽管廖立所说不乏实情，但在诸葛亮刚主持国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之际，廖立这些话无疑是在谤讪朝政，破坏稳定团结的大局，即便是身为荆州人利益代言人的诸葛亮亦不能容忍。于是诸葛亮上表将廖立废为庶人，徙至汶山。比起此前同样因言获罪却遭弃市极刑的张裕来说，廖立毕竟保住了性命。

廖立几乎看不上季汉的所有臣子，惟独对诸葛亮崇敬有加，即便狂傲至极也“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所以，也只有诸葛亮才知道他的价值，会重新任用他。廖立在汶山“率妻子耕殖自守”，过着诸葛亮出山之前那般平民的日子，一等就是十年，最终却等来了诸葛亮的死讯和永恒的绝望。多年以后，姜维率偏军途经汶山，专程拜访这位前辈，称赞他虽然年迈，但“意气不衰，言论自若”。

与廖立一同翘首等待的还有谪居在成都东北梓潼郡（治所在今四川梓潼）的李平。当得知诸葛亮已逝，李平激愤于胸，不久即发病而死。他的死在当时可能并未产生多大的波澜，毕竟这个名字已经消失在这个国家里整整三年了，而且人们其实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李严。

李严，字正方，南阳郡人，年少就在郡中担任吏员，以才干著称。李严在工作中常常不讲情面，性格不是很讨喜，因此在乡里品评盛行的汉末，他在家乡得了一句谚语：“难可狎，李鳞甲。”狎，亲近、接近之意。《礼记·曲礼》云：“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李严的脾气连乡里人都觉得无法接近，好像身上穿着厚厚的鳞甲一般，可见他确实不好相处。

在刘表主政荆州时期，李严在诸县流动任职，到了建安十三年(208)，他已经是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令。这个关键的时间和关键的地点决定了李严今后一生的命运。如果李严当时在襄阳任职，那么他大概会随着刘琮投降，与文聘、邓羲、刘先等同僚北归曹操，日后在曹魏有一席之地。如果李严当时在荆州中、南部任职，那么他大概会和同乡黄忠、陈震、宗预一样加入刘备阵营，成为“从之如云”的“荆楚群士”之中一员。若如此，李严此后随刘备入蜀，其身份以及与诸葛亮的关系都将迥然不同。命运的捉弄就在于，李严所处的秭归，恰恰是荆益两州的连接处。曹操南下时，李严不甘于屈身事曹，又与刘备东西相隔，于是索性溯江而上，投益州刘璋而去。这一路他经过了长江边上的鱼腹县（后改名永安县，今重庆奉节）、江州县（今重庆市区），这些地方将成为他日后人生的重要坐标。他在荆州变乱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的结局也由此埋下伏笔。

刘璋对李严的到来十分欣喜，授他为成都令，让他管理益州的首邑，大约也是利用他来招徕更多外州之人。可是，李严来得太晚了，他已经错过了属于“东州士”的红利。

“东州士”是指汉末离乱以来从三辅（今陕西关中）、南阳等地流入益州的民众。因为三辅、南阳在益州的东边，故而称“东州”。《华阳国志》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英雄记》亦云：“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刘焉、刘璋父子治益州，而益州本土豪强常恃威不服，甚至举兵叛乱。刘焉、刘璋依靠“东州士”，镇压了益州豪强，暂时坐稳了益州之主的位子。需要强调的是，近世不少论者喜欢将刘焉、刘璋旧部文武要员归为“东州派”或“东州集团”，笔者以为似可商榷。因为很明显，前述史料中“东州士”“东州兵”指的是被武装起来的流民、平民，而非官吏、士人。更有不少人将李严也作为“东州集团”的一员，甚至核心成员，笔者以为更站不住脚。因为“东州士”“东州兵”集中出现在史籍中，乃是刘焉时期。而在刘璋平定赵韪叛乱后，“东州”一词已不见于史。李严入蜀距刘焉去世已经十五年之久，早他十余年入蜀的法正、孟达尚且郁郁不得志，李严又如何成为一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呢？

可以说，李严从踏入益州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孤独的，他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班底，更没有派系。他在南阳就曾遭到乡里品评的恶意，那么离开生养自己、任职多年的荆州，他又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呢？

刘璋不是个理想的主君，待在他手下注定庸碌，好在李严等到了机会，那就是刘备与刘璋反目。刘璋大约是想炮制之前镇压益州豪强叛乱的手法，将外乡人李严加封为护军，派往绵竹（今四川德阳北）御敌。当时的战局对刘璋十分不利，刘备一路南下，各县不是闭门不出，就是望风而降，李严刚到绵竹，绵竹令费诗就举城先降。张任、刘璝等将连战连败，退往雒城。李严没有跟他们退走，而是径直投向了刘备。

李严倒戈，不像是临时起意，应当是对刘备有过一番了解。笔者猜测，李严很可能在荆州历仕郡县的时候就与刘备打过交道，甚至可能同时出现在刘表的宴席之上。刘备在涪城与刘璋“欢饮百余日”，在葭萌“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的时候，李严可能已经与刘备重新建立了联系。李严的投降，更像是对五年前弃荆入益那个错误决定的一次弥补。好在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况且还是带兵来投，两手不空，刘备当即封他为裨将军。

与李严在绵竹一起投降的还有参军费观。费观与刘璋是两重姻亲，如此身份之人却在战争一开始就背叛刘璋，让人匪夷所思。笔者推测，费观很可能是被李严胁迫投降的。交出费观这样一个刘璋姻亲，也算是李严给刘备的一个分量十足的“投名状”。费观的投降还意外催生了另一个政治红利，它将在若干年后影响另一个费家人的人生。

刘备平益州，李严被任命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犍为郡地势险要，土地广博，与蜀郡、广汉郡并称为“三蜀”，是成都的南大门，也是巴蜀腹地伸向汉蛮杂居的南中地区的一只臂膀。建安二十三年(218)，郪县（今四川三台郪江镇）盗贼马秦、高胜作乱，合数万人侵入资中（今四川资阳），不久越嶲夷帅高定又率军入侵新道县（今四川甘洛东北）。彼时刘备率大军北征汉中，无暇南顾，李严仅率五千人就将两起叛乱全部平定。新道县位于越嶲郡，并不在李严的辖区内，本不属他的职责。李严主动跨郡平叛，显然是想在刘备面前积极表现。他清楚地知道，他如今的一切都来自刘备的恩泽，只有对刘备效忠，他才能摆脱半生蹉跎的困境。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犍为郡武阳县传来“祥瑞”，说当地的赤水上出现了一条黄龙，盘桓了九日才离去。黄龙是帝王之象，九乃阳数之极，“赤水”又呼应了汉高祖“赤帝之子”的说法。这一祥瑞的所有指向都是将刘备与皇帝之位联系起来。故而在次年，许靖、麋竺、诸葛亮等群臣向刘备上表劝进，表文中所列祥瑞图谶，打头就是“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这一祥瑞是何人所造？史书虽没有具详，但为纪念这一祥瑞所立的两通《黄龙甘露碑》留下了线索，其中一碑的碑侧题有“时太守南阳李严正方、丞宋远文奇、武阳令阴化”字样。很显然，李严正是炮制这一祥瑞的主力，是刘备称帝的积极鼓吹者。

章武二年(222)，李严终于等到了他飞黄腾达的机会。夷陵新败的刘备一纸诏令将他召到永安，加拜尚书令。次年三月，刘备病笃，遗诏李严与诸葛亮共同辅佐太子刘禅，并明确了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李严的身份又进阶一层——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李严由一郡太守跃升至与丞相齐名的托孤重臣，令人惊愕。刘备选择李严的背后原因，固然有李严在劝进方面的表现，但更重要的还是李严突出的军政才能。在刘备托孤之时，季汉的文武精英已经凋零大半，关羽、张飞、黄忠、法正、董和、刘巴、马良等地位在李严之上的人才相继离去，刘备可以选择的托孤人选已寥寥无几。而李严文武兼备，除在荆、益两州诸郡县任职多年，他还与诸葛亮、法正、刘巴、伊籍共同制定季汉法典《蜀科》。因此，当刘备要选一名政治上忠诚、内政军事能力突出且取得过骄人政绩的托付者时，李严之名自然浮出水面。

选择李严，当然也有他作为刘璋旧部身份的这一层考虑。在荆州失陷之后，刘璋即落入孙权之手，并被孙权遥置益州牧，作为分化瓦解刘备阵营的工具。刘璋被孙权安置的地方秭归，正是李严入蜀的起点。刘璋死后，孙权复以其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意在煽动蜀中豪强、刘璋旧部叛乱生事。刘备委李严以托孤重任，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维护团结的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李严此时并不是什么“东州派”“东州集团”的首领，他与原仕刘璋的吴懿、张裔、李恢、杨洪等人，包括已逝的法正、刘巴、董和，已降魏的孟达、黄权，都没有什么交往的记载。从他“性自矜高”，对护军辅匡“不与亲亵”等记载来看，他也很难在刘璋旧部中结下什么政治盟友。唯一与他“通狎如时辈”的费观还年纪轻轻就死了。这让李严虽然“一步登天”，却“高处不胜寒”。他与被“荆楚群士”簇拥的诸葛亮相比，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

属于李严的荣耀只是暂时的，很快，他的命运便一路跌宕。先是汉吴两国在诸葛亮的主导下实现了议和，永安的军事防御功能不再，留镇于此的李严随即被架空了军权，所谓“统内外军事”也成为一纸具文。与此同时，诸葛亮获得开府治事之权，让丞相府诸曹掾僚属接管了季汉行政中枢，李严名义上统领的尚书台也失去了实权。诸葛亮又兼领益州牧，可以直接管辖益州所有郡国，主导人才察举。两年后，诸葛亮平定南中，牢牢握住了季汉中央军的指挥权。而远离政治中心的李严，孤坐在汉吴边境上的这座小城里，感到了长江江面上泛起的刺骨的寒风。

季汉建兴四年(226)，诸葛亮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北伐，北伐是全国一盘棋的大事，需要做大量的士兵动员和物资调配工作，李严终于被分派了任务。他的屯驻地从永安西迁到了江州，江州水路通达，可由阆水（西汉水）直上汉中前线。因此李严在北伐中的职责也就确定了，即“知后事”，为北伐供应军资粮草。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李严给已经投魏的孟达寄去了一封信。事情的缘起是李严手下的一名叫王冲的牙门将因为与李严交恶，叛逃曹魏，在孟达座中大肆攻击诸葛亮，说诸葛亮曾劝刘备诛杀孟达全家，只是刘备没有听从。这当然是造谣污蔑之语，但这话却传回了诸葛亮耳中。造谣者是从李严这里走出的，这些不利于季汉内部团结的言论与李严有多大关系？于是，诸葛亮和李严分别致信孟达，诸葛亮在信中对谣言做了澄清，并顺势笼络孟达，信中有“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句，半遮半掩地表露出希望孟达归汉的意思。李严的信中则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前半句是强调自己与诸葛亮“平起平坐”的托孤重臣身份，后半句的“思得良伴”比诸葛亮更明显地表达出招降之意。只是，李严的招降，不像是为国，而更像是为自己。这反而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季汉朝堂之上，李严从来就没有一个“良伴”。

李严终究没有在江州等来他的“良伴”，孟达死于诸葛亮的借刀杀人之计。随之，诸葛亮主导的北伐大幕徐徐拉开。前线打得如火如荼，李严在江州无所事事，心血来潮之下，他开始大兴土木修筑城池。据考证，李严所筑江州大城在今重庆市渝中半岛上，周回十六里，三面环江，可谓易守难攻。但就这样，李严还不满足，他甚至想从今重庆鹅岭山一带凿开一条水渠，把渝中半岛彻底改造成一个江中岛。江州并非对敌前线，大规模筑城毫无必要，可见李严此举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既是表露对诸葛亮专权的不满，也是在强调自己在季汉朝中业已名存实亡的辅臣身份。这期间，李严与诸葛亮的关系也在急剧恶化。李严曾给诸葛亮写信，劝他受九锡、进爵称王。九锡和称王是曹操篡汉的制度前奏，李严此信无疑是在将诸葛亮置于炉火之上，怀着满满的恶意。诸葛亮也只能老老实实回复他，如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不能享有这样的尊贵待遇。待到灭了曹魏，与众臣一起晋升，别说九锡了，就是十命我也能受（“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算是诸葛亮主动开了个玩笑，打破一下两人之间尴尬的气氛。

季汉建兴八年(230)，曹真三道伐蜀，汉中告急。这是自刘备入蜀以来曹魏首次大规模入侵，尽管此前魏延已经在汉中建立了“错守诸围”的防御体系，但诸葛亮仍没有十成的把握，特别是分兵屯戍诸围导致的兵力不足可能成为汉军在防御上的短板，于是诸葛亮命李严统两万人至汉中协同作战。

可是，就在这军情紧要的节骨眼儿上，李严却跟诸葛亮谈起了条件——以益州东部五郡为巴州，让他当巴州刺史。众所周知，季汉自建号称帝以来便只有一州之地，益州牧一职由诸葛亮兼领。李严提出在季汉现有行政区划内单独划出一个巴州，无疑将形成一个不隶属于诸葛亮的“特区”，其与诸葛亮分陕而治、分割权力的目的表露无遗。这一近乎要挟的提议是诸葛亮不能接受的。在巴州之议未果之后，李严又给诸葛亮写信，陈述曹魏大臣陈群、司马懿开府辟召之事。这封信直指诸葛亮另一项重要权力——开府权。李严的目的诸葛亮一眼便看穿，但权力，恰恰是他唯一不能慷慨给予的东西。最终，作为妥协方案，诸葛亮答应向朝廷表奏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此前李严在江州的地位，这相当于认可了李严父子在益州东部的世袭统治，同时表奏李严为骠骑将军。李严这才动身北上，来到了汉中。

也就是在这一年，李严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平。若非避帝王家讳，古代成年男子一般不会随便改名。李严改名为“平”，史书未载原因，笔者猜想他可能正是因为心中不平，而想向诸葛亮索要一个“平起平坐”。

曹真伐蜀未及大战，就因大雨而退兵。季汉这边严阵以待，却没能一展身手，这反倒激励了诸葛亮于次年再次出师北伐。此时李平仍在汉中，诸葛亮不便带他从征，又不好打发他回江州，于是让他以中都护的身份署理汉中的丞相府事，为前线供应军需粮草。此次北伐，诸葛亮与曹真一样也遇到了大雨，军粮运输极为艰难。于是季汉历史上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李平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去前线告诉诸葛亮运粮之难，建议诸葛亮退兵。而当诸葛亮退兵回到汉中，李平却佯作不可思议状，惊讶地问：“军粮还足够，你为什么撤兵回来了（“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还差点儿杀了督运粮草的岑述。与此同时，李平给刘禅上表，称诸葛亮是为了诱敌深入而假装撤军（“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把此次北伐无功而返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抛给了诸葛亮。可是当诸葛亮拿出李平前后的手书作为物证时，李平无话可说，只得认罪。

诸葛亮随即向刘禅狠狠参了李平一本，历数李平此前谋求权力的种种劣迹，称其“安身求名”“逼臣取利”，表示自己对李平已经一再宽容，而他竟然得寸进尺，做出不利于北伐大业的事情，“不意平心颠倒乃尔”。如果继续任用他，季汉的大业“将至祸败”。在另一封递送给尚书台的弹劾表中，诸葛亮更称李平“横造无端”“迷罔上下”，认为“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能再纵容李平。其后还有诸葛亮与车骑将军刘琰、征西大将军魏延、左将军吴懿、绥军将军杨仪等二十二人的联合署名，建议解除李平的职位，削去他的封爵。不久，诏书下达，李平被废为庶人，徙梓潼郡。至此，李平与诸葛亮的斗争以前者的完败而告终。正如当年一步登天成为“政治明星”一样，如今的李平一夜陨落。

检索整个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李平被废之事的诸多诡异之处。军粮供应，历来是行军打仗的头等大事，尤其对于季汉这个家底本就薄弱的国家，发动一场北伐，将耗费大量国力民力，后勤补给绝非儿戏。李平固然对诸葛亮有种种不满的情绪，但不至于在这一关乎季汉大军命运的事情上玩弄花样，欺上瞒下。事实上，李平所说也并不完全是虚妄，诸葛亮在撤军时于木门道设伏，击杀魏将张郃，这不就是“诱贼与战”吗？

学者田余庆在读到这段历史记载时也大惑不解，他说，李平在这一事件中“举动过于乖谬，不符常情”，“颇疑其间另有文章”。田余庆猜测，这可能是李平在不断挑战底线，破坏季汉新人与旧人的和睦，诸葛亮才不得不“假借理由”除掉他。这一推论颇有见地，但后世多有论者在此基础上借题发挥，甚至将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描述成让李平“请君入瓮”的一场阴谋，这又有些过了。诸葛亮就算再无法容忍李平，也不至于以私废公，拿北伐这一国家大计来对李平下套。然而，如果此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如选错了时间（夏秋雨季）、选错了路线（陇右防御严密），诸葛亮早有退军之意，又需要一个台阶下，那么将责任转嫁于李平确实可以达到“一石二鸟”之利。

田余庆也注意到，李平被废之事的相关史料可能多是据陈寿所编《诸葛氏集》写成，只有诸葛亮的一面之词，而缺乏李平方面的资料。“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但让李平倒台的关键人物，到底还是从有限的史料里浮现了出来，这就是丞相府参军狐忠。如前所述，李平与诸葛亮在战时的联络是由狐忠往来传话的，最终造成偌大的政治事件，狐忠不仅没有被追责，还在诸葛亮上尚书台的表章中得到了点名嘉奖。诸葛亮说，北伐大军回师时，李平一度想托疾逃回自己的势力范围江阳郡，是因为狐忠的劝谏才作罢。狐忠的另一个更为知名的姓名是马忠。他在诸葛亮开府之初就是门下督，在李平被废后更是升任庲降都督，镇抚南中十余年。狐忠担任的参军，并非李平的下属，而是汉中丞相府的僚属，狐忠在李平被废中扮演的角色，自然也是诸葛亮一手导演的。

由狐忠之事来反观李平被废，可以看出李平在政治上犯的两个错误：一是始终没有构建起自己信赖、对自己忠诚的僚属班底，故而在来到汉中之后，他虽名义上主掌丞相府事，但部下都是如狐忠这样诸葛亮的亲信吏员，这让他举动不得自专，步步被动；二是他贪图汉中军权，轻率地离开了自己长期经营的巴郡，从而导致虎落平阳、作茧自缚。就在李平被废不久，诸葛亮夺了李丰的兵权，将他改任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事实上，这是将李丰调到成都，让蒋琬将他看管起来，以免节外生枝。这也印证了诸葛亮对李平在巴郡搞“独立王国”的担忧。巴郡一带的军政权力也顺理成章地被诸葛亮收回，江州都督由巴西太守李福接任。

李平被废后，诸葛亮给李丰写过一封情意恳切的劝慰之信，信中让李丰规劝李平改过自新。诸葛亮还明确表示李平之事还有转圜的余地（“否可复通，逝可复还”），即李平可能会被再次启用。诸葛亮是李平政治生涯的终结者，也是李平余生唯一的期待，李平的命运早已不自觉地与诸葛亮绑在了一起。当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李平知道，无论是谁来主掌朝政，诸葛亮当年的承诺已经永远无法兑现。在举国上下为诸葛亮齐哀之际，没有人会在意当年永安托孤的另一位辅臣也已悄然地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