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病逝到年底蒋琬为尚书令，季汉的军政大权有几个月的时间都集中在长史杨仪的手中。而这几个月，也正是杨仪人生从巅峰走向谷底的过程。

长史一职，最晚在秦时已置，是丞相、国尉、御史大夫等重臣的属官。汉代以来，自三公至重号将军皆置长史。“史”通“吏”，长史即长吏，是属官中的“头把交椅”。西汉丞相置长史二人，秩千石，在服饰上也有明确规范：介帻，进贤一梁冠，朱衣，铜印黄绶。长史的职责是辅佐丞相，督率诸吏，署理各种政务。《通典·职官》云，长史“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罢三公，复丞相，“霸府”初具雏形。曹操的丞相府循西汉之例，置左右长史，任职可考者有陈矫、辛毗、杜袭、徐奕、蒋济、吴质、司马懿等诸人，他们大多成为后来曹魏王朝的开国元勋，位至公卿。曹操常年在外征战，需要在前线军中和后方“大本营”分别设置一套“相府班子”，于是丞相府被分割为随军和留府两部分，长史一职也被一分为二。随军长史随曹操军前效力，署理营中事务，非精明干练者不能胜任。如曹操征张鲁后，即提拔献策有功的刘晔为长史，兼领军。可见随军长史还兼有部分统兵之权。留府长史驻扎后方，主管相府日常事务，负责后方稳定及为前线供给兵粮所需。曹操的留府长史常根据需要选择驻地。如曹操失汉中东还，即以“柔而不犯”“温粹识统”的杜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曹操常年不至许都谒汉献帝，但在许都置长史，以曹操“披荆棘时吏”王必任之，兼领兵马，以实现对献帝的监控。

曹丕称帝后，省丞相而复三公，“霸府制度”遂结束其历史使命。随着刘禅登基、诸葛亮以丞相开府治事，其僚属多效仿曹操“霸府”，其中长史作为僚属之首，成为季汉政坛举足轻重的角色。

诸葛亮开府后第一任长史是王连。

王连，字文仪，南阳人，他在刘璋时避难入蜀，任梓潼县令。刘备攻刘璋，王连闭城不降，引起了刘备的敬重。刘备平定益州后，大量延用益州旧人，为王连专门设置了司盐校尉一职。

盐、铁在古代长期是稀缺资源，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推行“官山海”之策，由官府垄断盐铁，大获其利。汉武帝为应付穷兵黩武导致的财政危机，任用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推行盐铁专营，使国家收入大幅增加，但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引发朝野强烈的反抗。汉昭帝时专门举办“盐铁会议”，对盐铁官营存废之事进行大辩论。此后，汉朝对盐铁专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以还利于民，至东汉已不再行盐铁专卖，而以征税代之。

刘备平蜀之后，成都府库为其士卒劫掠一空，财政捉襟见肘，刘备于是又打起了盐铁专卖的主意。王连上任后，“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王连的“盐铁专卖”与刘巴的“虚值大钱”成为刘备攒钱的两大法宝。然而盐铁专卖取利于民，势必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国富民穷，这也让王连风评不佳。长水校尉廖立就批评他：“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王连在刘备时期备受重用，后来他逐渐升任蜀郡太守、兴业将军，此二职前任者分别是法正和李严，足见王连地位之重。因此，诸葛亮选用他作为自己的首任长史，一方面可能出于团结益州旧人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想借助王连在财政方面的专长，让丞相府在恢复季汉经济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尽快摆脱“益州疲弊”的不利局面。王连入相府后，具体作为不详，史书却偏偏记载了他与诸葛亮的一次冲突。当时，诸葛亮认为诸将才能都不如自己，决意亲自率师平定南中叛乱，但王连以“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的理由反复劝阻诸葛亮出兵。

王连劝阻诸葛亮南征，大抵是出于公心，他的意见可能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蜀中臣僚的看法。但也不排除有一些私心。王连在用人方面有着很强的乡党情结，此前他担任司盐校尉时简选僚属，所任用的典曹都尉吕乂、杜祺、刘幹等都是清一色的南阳人。此次南征的主帅人选，王连很可能意在南阳人、中都护李严。李严前有平定犍为、越嶲叛乱的军事经验，后有先主所授“统内外军事”的实职，方方面面看起来都比诸葛亮更为合适。

因为王连的反对，诸葛亮南征的计划被推迟了很久，直到王连去世才得以成行。此事让诸葛亮意识到长史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所托非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施政形成掣肘之险。

诸葛亮第二任丞相长史是向朗。

向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少师“水镜”司马徽，与徐庶、韩嵩、庞统等人友善，更与同县马良兄弟相交甚笃，甚至“奉马良兄弟，谓为圣人”（廖立语）。向朗属于襄阳名士圈中的人物，他的朋友圈与诸葛亮的交友高度重合，可见他应该是诸葛亮早在荆州隐居时就往来密切的挚友。

向朗早在刘表主政时期就出任临沮长。刘备率众南奔，于当阳被曹军击败，向朗放弃官职，随刘备亡命，自此被刘备引为心腹。刘备入蜀后，向朗先后担任巴西、牂牁、房陵三郡太守，仕宦遍及刘备新据的“三巴”、南中、“东三郡”三大地域，史称其“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大约是行事风格比较随性，但业务能力无可挑剔。

向朗出任长史后，第一个重任就是为诸葛亮南征“留统后事”。在向朗提供的后勤保障之下，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亦未有断粮之虞，在年内即略定诸郡，班师还朝。也正由于这一次默契的合作，两年之后，诸葛亮北驻汉中，特意征调向朗北上，让其负责汉中相府的一应大小事宜。

于是，在北伐大幕拉开之际，诸葛亮身边最亲密的是两位襄阳人：参军马谡、长史向朗。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似完美、实则微妙的政治搭配——一个参与军前谋划，一个主掌军需供给。他们鹤立于丞相僚属的顶端，不免引起了季汉军民的一番遐想，也会让朝堂上的其他文武臣僚心生狐疑：未来的季汉，是否会成为襄阳人的季汉？

随着第一次北伐的失败，马谡被诛，向朗也因对马谡逃亡“知情不举”，被免官发回成都。对丞相府而言，这俨然是一次权力结构的大洗牌，几分出自诸葛亮的主动为之，几分出自内外压力所导致的不得不为，我们已经很难去掂量。此后的两年时间，诸葛亮的汉中行营长史空缺，而留守成都的长史张裔亦非合适的人选。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他是益州旧人，同时也是益州本土人士的代表。诸葛亮用张裔接替向朗担任留府长史，除了看重他有理政之才，更重要的是借助他的身份稳定蜀地人心。即如清人何焯所言，若不考虑丞相僚属中籍贯的平衡，那便是“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也”。

张裔还有一个与王连相似的优势，即在刘备时期担任过司金中郎将，主掌督造农战之器。刘备伐汉中时的战备物资都由张裔负责生产保障，可谓肩负重任。后来，张裔因南中作乱而被雍闿俘虏，缚送东吴。汉、吴复交后，诸葛亮委托使者邓芝将张裔接回国内。诸葛亮对张裔十分敬重，形容两人的关系是“古之石交”。张裔言谈风趣幽默，一次他从成都出发去汉中与诸葛亮议事，城中有数百人为他送行，车马堵塞了道路。张裔给朋友的书信谈论到这事，说：“人们敬重的是丞相的长史，我张君嗣不过是附着在它身上，真是要累死我了（“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这个故事也道出了当时的一个实情，就是丞相长史这一职位在当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声望，几乎可以与丞相比肩。

但张裔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性格不好，容易与同侪产生矛盾。张裔的好友、蜀郡太守杨洪对此事早有洞察，并且一度劝谏诸葛亮，认为张裔“性不公平，恐不可专任”，建议诸葛亮仍将向朗留在成都任长史，而让张裔担任他的副手。然而诸葛亮并没有听杨洪的建议，坚持自己的安排。这件事反而让杨洪与张裔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果然，不久，张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睦，而且到了“忿恨”的地步。一个是丞相府的大管家，一个掌握着季汉的“钱袋子”，这两人在大后方闹起矛盾，让远在汉中的诸葛亮头疼不已，甚至亲自写信，苦口婆心地来劝和。

总体而言，自季汉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开府后八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成都的“留府”还是汉中的“行营”，在人事安排上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尽如人意，尤其是作为“众史之长”的长史一职，更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对诸葛亮北伐大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季汉建兴八年(230)，张裔病故，这成为诸葛亮人事改革的契机之一。是年，诸葛亮对丞相僚属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比如增设了诸军师，完善了监军、护军、典军制度，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提拔了两位新长史——杨仪、蒋琬，他们二人将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分别担负起汉中、成都两大政治中枢运转的重任。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是的，又是襄阳人，诸葛亮的后半生终究是离不开襄阳人。走了马谡与向朗，来了杨仪。但相比之下，杨仪的身份显然还要复杂一些。

襄阳人自建安十三年(208)之后被命运分为了三类，一类随曹军北上，成为魏臣，如蔡瑁、蒯越；一类随刘备南下，入蜀为官，如马良、向朗；还有少数成为吴臣，如李衡、张悌。杨仪原仕曹魏，但在荆州南北对峙之时，杨仪改换门庭，投奔了关羽。

关羽时为刘备署为襄阳太守，董督荆州事。襄阳太守一职虽为遥领，但暗含着刘备赋予关羽攻取之深意。故而在刘备入益州后，关羽开始着手扭转荆州战场的攻守形势。当时，曹操因患于孙权进犯，陆续将襄阳守将乐进、当阳守将满宠调往东线，让荆州防线出现了一些松动，而关羽恰在这一期间逐步北进蚕食。以至于当曹操意识到荆州形势严峻，复以宗室大将曹仁行征南将军南下时，曹仁只能坐困于襄阳、樊城两座孤城，关羽军队则可以在汉水以南自由驰骋。

杨仪很可能就是在荆州攻守形势逆转的时期叛魏投汉的。杨仪的到来对关羽有着双重的价值。一则，杨仪家族是襄阳冠族，杨仪之兄杨虑“少有德行，为江南冠冕”，乡人号曰“德行杨君”。杨仪宗人杨颙随刘备入益州，担任巴郡太守。据《水经注》：“有洄湖……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广昌里，又与襄阳湖水合。”蔡洲是襄阳豪族蔡瑁家族所在，其家族有“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杨仪、杨颙两家与蔡家隔江而对，可见其盛。二则，杨仪曾担任曹魏荆州刺史傅群主簿。主簿是两汉常见的一种属官，中央及州郡官府均置，典领文书簿籍、经办事务。汉末，随着州郡长官权力的扩大，州郡主簿地位愈显重要，仅次于从事、功曹等，也会经手大量军政机要。杨仪以州主簿的身份降汉，势必会为关羽带来曹魏荆州防区的战略情报。我们甚至不妨大胆推测，杨仪投汉，很可能对关羽在荆州的节节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样似乎可以解释杨仪在投汉之后得到的一系列厚待——先是为关羽委以功曹之职，紧接着又作为使者西入益州拜谒刘备。刘备、关羽恩若兄弟，往来通信应当早有固定人选，关羽令杨仪赴蜀，显然有向刘备举荐重用之意。刘备与杨仪讨论了一番军国大计、政治得失，也十分欣赏他的才能，直接将他征辟入左将军府，任兵曹掾。刘备将杨仪留在蜀中，无意中挽救了杨仪一命。倘若杨仪继续留在关羽身边，之后关羽覆亡，他性命堪忧，更遑论后来仕途上的锦绣前程。

左将军是汉献帝在许都正式册封给刘备的官职，刘备自从与曹操决裂之后，走荆州、入益州，一直头顶着这一名号，以示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故而刘备的左将军府长期以来都是刘备集团的军政中枢。曹操的丞相府下设户曹、贼曹、兵曹、铠曹、士曹等，各置掾属，刘备亦效仿之，杨仪担任的兵曹掾即为左将军府主管兵事的长官。当时诸葛亮以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是杨仪的顶头上司，他与杨仪的主从关系从这时开始就结下了。

刘备称汉中王，法正厥功至伟，受封尚书令。这意味着在原有的左将军府（后来演变为丞相府）体系之外，刘备又建立了一套尚书台体系，两者在处理日常政事方面职权多有重叠，构成了季汉行政管理上的双轨制。杨仪也在此时转任尚书。这很可能是诸葛亮的主意——既能够丰富杨仪的工作经验，又能够在尚书台打入一个忠诚于自己的楔子。但尚书令法正是一个狠辣的角色，“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陈寿评价他“不以德素称”。杨仪在他手下做事，其艰难可知。不久法正去世，尚书令的位置由尚书刘巴补任，尚书台依旧控制在刘璋旧属手中。

刘巴是名士出身，他早在荆州时就被曹操征辟为掾，遣往荆南招抚，后又远走交州，辗转入蜀。刘巴长期与刘备为敌，饶是如此，他却因其声望与智谋而备受刘备敬重，刘备称赞刘巴“才智绝人”，只有自己才能任用他。诸葛亮盛赞刘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认为自己的才能远不及他。平素“爱敬君子”的张飞专程前去刘巴的住所请教，被刘巴辱骂为不可共语的“兵子”，刘备也并不责难。刘备初定益州，采用刘巴之策，铸虚值大钱，平抑物价，“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巴历任左将军府西曹掾、尚书，与杨仪都是平级，此番突然跃升为上级，杨仪心中难免不满。他或许无法理解刘备有意使左将军府、尚书台相互制衡的深谋远虑，只是单纯对尚书台没有落入荆州人手中、有负诸葛亮的期盼而耿耿于怀。如此下去，他与刘巴的相处必不可能愉快。不久，杨仪与刘巴“不睦”，被贬为弘农太守。弘农郡远在曹魏腹地，让杨仪担任这等无实权的遥领官职，实与免职无异。

“左迁”让杨仪在蜀中度过了四年蹉跎时光，他很清楚自己降臣身份在季汉的尴尬处境。曾经赏识过他的贵人关羽、刘备先后离去，诸葛亮成为杨仪在蜀中唯一可以倚仗的一棵大树，而“荆楚人贵”的身份则赋予了他再度翻身的机会。

季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统军南征，一应军戎调度都变得繁忙起来，杨仪被征召入相府，担任参军，署理府事，随后又随诸葛亮北驻汉中，参与北伐的大小事务处理。“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可知杨仪在诸葛亮的数次北伐中，主要承担着军队调度、粮草供应这两大重任。

汉中是北伐的枢纽之所在，诸葛亮每次出兵，将士都要由各屯戍地拔寨集结，奔赴前线。十万大军，各有所统，如何传令，如何行军，如何安营，如何后撤，都需要进行缜密而细致的规划安排。出兵之后，军粮供给大多都由巴蜀腹地运输至汉中，再由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运抵前线，这一汉军将士的生命线也需要妥善管理和维护。诸葛亮纵然事必躬亲，也不可能在应敌作战的同时处理这么多军戎杂事，而精明能干的杨仪恰恰成为诸葛亮最得力的助手，以至于“军戎节度，取办于仪”。杨仪勤勉的工作和出众的才能，使诸葛亮和众将有目共睹，因此他于季汉建兴八年(230)升任长史，可谓顺水推舟之事。

到了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杨仪在诸葛亮身边形影不离，再加上兼领绥军将军，他也有了统兵调兵之权，职权进一步扩大，事实上成为汉军中的二号人物。诸葛亮病重不能理事，更是授权杨仪代行其职。在许多人看来，杨仪多年深受诸葛亮教诲与栽培，已是诸葛亮属意的继任人选。

然而杨仪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即“性狷狭”，他追随诸葛亮多年，没有习得诸葛亮谦逊包容的处世之道，反而一点点在向他曾经的上司法正靠近。尤其是他与魏延的矛盾，在汉营中已经闹得白热化，连诸葛亮都无能为力。据《华阳国志》载，诸葛亮甚至在百忙之中，写了一篇《甘戚论》供杨仪与魏延阅读。《甘戚论》原文已佚，亦不晓题中“甘戚”为何指，笔者以为可能为“干戚”之讹。诸葛亮将杨、魏二人比作季汉的盾牌、大斧，苦口婆心地规劝二人应当协力同心对外，而不应自相戕害。但从结果来看，这篇文章并未产生任何效果。

杨仪、魏延争权，不仅在国内尽人皆知，甚至还传到了友邦。一次季汉使者费祎出使东吴，孙权在酒后不怀好意地说：杨仪和魏延都是“牧竖小人”，诸葛亮一旦辞世，他两人必为祸乱，你们这些人怎么不知道防范呢？这话一出，费祎顿时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副使董恢连忙提醒费祎，让他这样回应：杨仪、魏延之争是出于私怨，并不像英布、韩信那样难以驾驭，如今北伐之际，正是广纳英才的时候，如果因此就要废黜他们，那不就跟怕风浪就把船只毁坏一样，不是长久之计啊（“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孙权闻而大笑。

董恢的机智应变维护了季汉的尊严，但孙权的酒后之言却一语成谶。杨仪与魏延的矛盾撕裂着季汉内部脆弱的团结，并在诸葛亮去世后走向失控。

就在汉军从五丈原撤还的同时，两封举报信先后通过快马送到了成都的朝堂之上，一封是魏延控告杨仪叛逆，一封是杨仪控告魏延叛逆。刘禅一时没了主意，求问于侍中董允与留府长史蒋琬，两人给出了一致的意见——“保仪疑延”。这与诸葛亮在临终前的部署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在杨、魏之争这件事上，成都方面早就得到了诸葛亮的指示，魏延已经被整个季汉孤立和抛弃了。

魏延的私自行军没有得到成都的支持，这实际上已经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亡。他固然有自己的委屈与理由，但已经完全没有申辩的机会。可是，固执的魏延仍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抢先走出褒斜道，占据了南谷口（即褒谷口），将兵锋对准了季汉的中军。这里曾是“子午谷之谋”的起点，此时却成了魏延人生的终点。

杨仪令人修桥铺路，统帅大军后至，见魏延公然与大军对阵，知道他已经如射出的箭，难以回头。他派大将王平在前，王平对着魏延军士呵斥道：“丞相逝去，尸骨未寒，你们胆敢谋反作乱吗？”（“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此言一出，魏延手下士兵一哄而散。尽管他们大多是跟随魏延征战多年的亲兵，但魏延的情分再大，哪有诸葛亮的恩威大？能够从渭水之滨随魏延一路走到这里，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而如今他们面对的是诸葛亮的灵柩、诸葛亮的旌旗，以及诸葛亮生前的亲信将帅，他们怎么可能为了魏延而将兵戈对准“诸葛亮”？正如何焯之言：“丞相之泽，数十年追思不忘，况此日乎？顺逆一明，则延虽善养士卒，一叱即散矣。”

魏延没了士兵，失去了最后一张牌，他带着儿子和亲随数人成了一群逃亡者，他们直奔汉中而去。很明显，魏延还留有最后一丝幻想，那就是回到成都，面见天子，当面陈述自己的冤屈。杨仪当然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他派平北将军马岱追赶上去，将魏延首级斩下。

马岱是马超从弟，职级并不比杨仪低。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听命于杨仪，是因为杨仪的身后是诸葛亮的棺椁，他的命令被视为诸葛亮意志的延续。而权力，历来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在诸葛亮的手里可以是凝聚举国力量北伐曹魏的令旗，而在杨仪的手里就可以沦为宣泄私人恩怨的屠刀。

于是季汉史上最血腥的一幕出现了，当马岱将魏延的首级带回时，杨仪当着众人的面，抬脚踏在那颗血淋淋的头颅上，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这是杨仪对长年以来在与魏延争执中屡处下风的报复，也是他作为季汉新的主宰者向他的同僚们进行的一次示威。骂完仍不解气，杨仪下令，将魏延夷三族。

夷三族，是古代的一种重刑，用以惩治谋逆大罪。《史记》认为始于秦文公，《汉书》认为始于商鞅变法，看来其源头都是以严苛闻名的秦法。“三族”的范围，张晏认为是“父母、兄弟、妻子”，如淳认为是“父族、母族、妻族”，但从史传所载“夷三族”的记录来看，连坐受诛的人不止于此，还包括罪人的子女及后代，毕竟这更符合这一酷刑“斩草除根”的初衷。因此有学者认为，到了汉代，“夷三族”只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实际执行的就是“夷宗族”，即将罪人沾亲带故的人通通杀掉，而具体将屠杀扩大到多大的规模，则完全看施刑者的脸色。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宗法血缘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以此为标准蔓延并使之“合法化”的屠杀，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罪人的整个家族网络，并对他人产生强烈的震慑作用。因此，在汉末三国，“夷三族”频频出现在史书中，在政治斗争中被胜利的一方反复使用，如曹操、司马懿父子及吴末帝孙皓，都是活学活用“夷三族”巩固权力地位的标杆。而动手斩杀魏延的马岱，正是曹操夷灭马腾全族的幸存者。

季汉建政以来，在律令法规上较刘焉父子时期要严苛一些，多有因言语悖逆而被诛戮之案例，但由于其政治格局较为稳固，内部斗争不甚激烈，加之诸葛亮恩威并施、宽严有度的分寸感，“夷三族”这样残忍而血腥的刑罚从未出现过，也似乎与这片温润的土地格格不入。可是，就在诸葛亮尸骨未寒之际，诸葛亮生前最为倚重的“大秘”杨仪将屠刀挥向了季汉当时最杰出的将领魏延的全族。从史书记载来看，杨仪族灭魏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显示出至少在汉中防区，他的权力已经没有了制约，可以随意对他人生杀予夺。与此同时，由于闻听杨仪与魏延相争，刘禅特派留府长史蒋琬率成都的宿卫诸营北上，以防不测。但闻听魏延被杀的消息，已行数十里的蒋琬竟掉头返回了成都。

就这样，面对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季汉一时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谁也不愿意蹚这浑水，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同僚互相残害——胜利的一方面目狰狞，失败的一方血流成河。

这是季汉五十年间最不像季汉的一个冬天，诸葛武侯撒手而去的悲痛还没有平复，内斗的序幕已经拉开，此衅一开，又不知道是多少生灵涂炭、人头落地。杨仪，这个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正在将诸葛亮苦心维系的国家推向悬崖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