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南岸，大纛之下，魏国中军帐内灯火通明，大都督、大将军司马懿正在等待一个确切的情报——诸葛亮已经死去。从春天熬到秋天，司马懿如此地渴望这个消息，而当这个消息真的到来的时候，他的内心中又升腾起了莫名的怅惘。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生于东汉光和二年(179)，比诸葛亮大两岁，比东吴皇帝孙权大三岁，比东吴丞相陆逊大四岁。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魏、汉、吴三国的主政者都是“光和一代”，他们降生于黄巾起义的前夜，成长于汉末乱世的洪流中。他们站在历史转折的关口，见证了汉帝国崩溃的全过程，接受着火与血的洗礼与考验，并共同决定着这场长达百年的乱世最终的归宿。

司马懿与诸葛亮皆出身于地域性较强的官宦世家，司马懿先祖可溯至秦汉之际的殷王司马卬，司马懿父、祖、曾、高四代皆为二千石官员。诸葛亮先祖则可追溯至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只是到东汉末年家族稍显没落。司马懿与诸葛亮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家中的“行二”。司马懿字仲达，仲即“二哥”。司马家兄弟表字均带一个“达”字，时称“司马八达”。《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被刻在了司马氏兄弟的名号里。诸葛亮字孔明，既明且亮，光照他的一生以及身后千余年。他上有一兄诸葛瑾，下有一弟诸葛均，由于诸葛瑾早年宦游京师，后来又离家下江东，诸葛亮实际上负荷着长子的重任，并且在父亲、叔父相继去世后，早早就担负起这个飘零的家庭在乱世之中的生存压力。

当司马懿还在受父亲“不命曰坐不敢坐”的严苛家风洗礼的时候，年轻的诸葛亮已经经历了迁徙之苦、丧亲之痛，他与他的家庭远离故乡琅琊，先南下豫章，又西赴荆州寄寓刘表篱下。坎坷的少年经历促使了诸葛亮的早熟早慧，丰富的交友和游历也培育了他对时局的洞察力和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待到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诸葛亮年已二十七岁。相比起二十岁举孝廉为郎的曹操、十五岁举孝廉茂才的孙权，诸葛亮的出仕时间显然有些偏晚，其背后自然是他对个人规划的长期思虑与谨慎选择。

司马懿在仕途上也曾经历过一个游移不定的阶段。他早在建安六年(201)就为本郡举为上计掾，职位虽低，却可以每年代表本郡赴京师汇报收支账目，借此开阔眼界及拓展交际。很快，尚书令荀彧慧眼识珠，举荐司马懿入司空府，但司马懿却拒绝征辟。《晋书·宣帝纪》将其原因叙为“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紧接着又写了司马懿装病卧床、曹操派间谍探查真伪的传奇故事。《晋书·后妃传》更说，为了防止事情泄露，司马懿之妻张春华亲手杀了一名婢女灭口。此事虽刊于正史，但后人颇多质疑，总觉得像是史官为塑造司马懿的清高人设而作的专美之词。因为，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是曹操初入官场的举荐人，其长兄司马朗早已在曹操司空府任掾属，以司马家与曹家的密切关系，司马懿不可能面对曹操的征辟摆这么大的谱儿。何况当时曹操忙于对袁绍的战事，岂有闲心对一个无名晚辈的卧病如此大费周章？

无论如何，司马懿终于进入丞相府为文学掾，后为主簿，负责机要文书，与他同时在相府任职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对手的杨修、王淩。然而在此后十余年的相府生涯中，司马懿几无建树可言，可见他在人才济济的曹营中实难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唯一见诸史册的一次献计是在曹操征汉中张鲁时，谋士刘晔劝曹操趁刘备在益州立足未稳，发兵攻取。司马懿随声附和，认为“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曹操却不予采纳。不少论者从后来曹操失去汉中、使刘备坐大来反推，认为曹操不听刘晔、司马懿良言，错失灭蜀良机。实则不然。益州有山峦阻隔，易守难攻，伐蜀之策绝非三言两语就能决定。以当时鼎足之势已成、曹魏三面受敌的大环境来看，想要一举而平巴蜀无异于奢谈。刘晔、司马懿所谓伐蜀之策不仅显得轻率孟浪，还有迎合讨好曹操之嫌。

当司马懿还在曹操的幕府下打理案牍文书之时，诸葛亮已经进入了刘备集团的核心决策层。他先是在刘备当阳大败之际发挥外交之长，一手促成孙刘联盟抗曹，让刘备绝处逢生。再是在刘备平定荆南之后，以军事中郎将身份督三郡赋税，以充军实，一展其内政之才。刘备攻益州，诸葛亮还与张飞、赵云等率军溯江分定郡县，在军事上也小露锋芒。刘备平益州后，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连刘晔都称赞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将成为曹魏的大患。

当然，此时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无缘。曹操、刘备麾下皆有良将如云，更遑论两位君主也是百战之躯，每每亲自挂帅出征。诸葛亮虽已成为刘备军府的“大管家”，但其主要职责是坐镇后方，为前线“足食足兵”，不豫军事。如果历史按照这样发展下去，诸葛亮将如“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一般载于史册，而司马懿的未来会像王朗、华歆一班耆老宿臣一样，在日复一日的朝会、年复一年的清谈中了此残生。

然而历史终究还是出了意外，而且还是连续的意外。

建安二十四年(219)，夏侯渊战死，关羽败亡；次年，曹操病故，黄忠病故，法正病故，夏侯惇病故；又次年，张飞遇刺；又次年，马超病故，张辽病故，马良战死；又次年，刘备病故，曹仁病故……这不过才五六年的时间，历史被岁月进行了一次无情的折叠，英雄成群而来，又结伴而去，乱世的舞台中央被腾出了一大片空地，等待着后来人登场填补。

司马懿的仕途开始有起色。他搭上了曹丕这辆“顺风车”。司马懿在担任文学掾时便“与太子游处”，魏王国建立后，司马懿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成为曹丕的左膀右臂。“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司马懿的奇策，史书并未详载，但想来应与夺取并巩固曹丕的太子之位有关，大抵也不会是什么见得了阳光的招数。在世子之争暗流涌动的浑水中泡过一遭，司马懿愈加工于心计，善于揣度人心，更历练了审时度势、能屈能伸、机谋善变等“内功”。曹丕受禅称帝后，司马懿一路高走，累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右仆射、抚军、录尚书事。

曹丕的皇位是世家大族抬轿子抬出来的，因而与曹操既利用又防范不同，曹丕对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有着天然的好感与信任，比较放心地起用世家子弟处理政事，从而搭建起以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曹魏文官体系。其中又以曾在潜邸辅佐、有从龙之功的陈群、司马懿最受器重。陈群是颍川人，司马懿的祖父曾任颍川太守，故而陈群与司马懿在曹丕一朝的重用可以视为曹操时代颍川集团影响力的延续。曹丕亲政东吴时曾下诏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可见，在曹丕眼中，司马懿的重要性庶可与昔日之荀彧比肩。

可惜曹丕享寿不长，只过了六年皇帝瘾就一命呜呼，司马懿与陈群、曹真、曹休并受顾命，辅佐明帝曹叡。四名托孤大臣以宗室、士族各两人的均衡局面出现，折射了当时曹魏庙堂的政治格局。实际上，代表宗室的托孤大臣原本还有一名，那就是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夏侯尚。可夏侯尚先曹丕一个月病逝，这不仅让宗室的力量受到了削弱，更让荆州都督区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东吴趁机入侵襄阳、江夏，司马懿临危受命，督军讨伐。不久捷报传来，司马懿大破诸葛瑾，斩敌将张霸并首级千余。新登基的魏帝曹叡当即升司马懿为骠骑将军，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这场仗在三国战史中并不算亮眼，却是司马懿打破文武壁垒、跨越身份鸿沟的关键一役。曹操、曹丕时代，军事征伐大权几乎全部集中在以曹氏、夏侯氏为代表的谯沛武人手中，这在曹魏集团几成循例。如黄初三年(222)的伐吴之战，即便是曹营宿将张辽、徐晃、臧霸也要受晚辈曹真、曹休的节制。而世家子弟多为文吏，不通军事，文武分工有如泾渭分明。司马懿的掌军，标志着曹魏政治均衡的天平出现了细微的倾斜，这成为后来魏晋禅代的先兆。

但说到文臣统军，诸葛亮早已先人一步。刘备临终托孤时，也曾考虑到文武的平衡、派系的平衡，将军事统领权交付益州旧人李严，使其率中军留镇永安。但在刘禅登基后，诸葛亮凭借季汉建兴三年(225)的南中平定战，将季汉军事决策权和统帅权转隶到自己手中，形成了丞相掌兵的局面。就这样，人事的更易、时局的变迁将诸葛亮、司马懿这样读圣贤书的孔孟门徒推向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季汉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突然大举北出，直扑曹魏防御最为薄弱的陇右三郡，让曹魏一时陷入全面被动。魏主曹叡移驾长安亲自督战，并以大将军曹真负责御蜀战事。曹真屯郿应对赵云偏师，并遣张郃率兵疾驰陇右为援。这场战事原本没有司马懿的戏份，但后世的小说家们却等不及了，他们迫切想要看到司马懿与诸葛亮的正面对决，于是就有了《三国演义》里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那场“空城计”：诸葛亮大开四门，端坐城头弹琴，而司马懿手握十万大军却不敢近前，仓皇逃命而去，胆怯如鼠。

“空城计”并非罗贯中的原创剧情。据王隐《蜀记》载，西晋时有一名叫郭冲的人在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第七子）面前夸夸其谈，讲述了关于诸葛亮的五条“隐没不闻于世”的逸事，其中之一就是“空城计”，《三国演义》几乎是原样照搬，只是把地点从“阳平”改为“西县”。但此事已被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批驳，因为它的漏洞实在太明显。且不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司马懿远在南阳，两人根本无法碰面。单就常理而言，司马懿如果怀疑城内有伏兵，让全军就地等待，然后派侦察兵一探便知，何至于狼狈不堪地逃走？更何况，这故事明显在贬损司马懿以抬高诸葛亮，郭冲一介匹夫，在司马骏的面前“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实在是荒诞至极。

“空城计”固然离谱，但这种流言居然能在三国归晋之后不久就开始流传，并为后世小说家所采用，是因为它切中了一个历史的真实脉息——司马懿怕诸葛亮。

司马懿原本是不怕诸葛亮的。

就在诸葛亮发动北伐之前，司马懿与诸葛亮有过一次隔空交手。当时，叛汉入魏的新城太守孟达首鼠两端，在诸葛亮的策反之下，有归汉之意，并密谋在上庸（今湖北竹山）举兵起事。诸葛亮欲利用孟达牵制曹魏兵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故意使人将孟达的密谋泄露给了魏国。诸葛亮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但他低估了已经总督荆州军事两年的司马懿。司马懿得到孟达欲叛的消息，先是写信稳住他，让他麻痹大意，然后亲自率队从宛城急行军，八日疾行一千二百公里抵达上庸城下，八面围攻，孟达遂败死。

孟达之败发生在季汉建兴六年(228)的正月，与诸葛亮出兵陇右几乎同时。诸葛亮期待的用孟达消耗魏军兵力的目的并未实现，反倒是让季汉错失收回“东三郡”的良机。两年后(230)曹真伐蜀，已经升任大将军的司马懿正是从“东三郡”溯汉水西上，水陆并进，一直推进到了汉中盆地的东端丹口（今陕西洋县东），只因曹真撤军，司马懿才原路退走。两番用兵，司马懿杀伐决断，指挥若定，对诸葛亮丝毫没有畏惧之心。

季汉建兴九年(231)春天，诸葛亮再出祁山，曹真却身染重病，魏明帝曹叡一句“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将司马懿推上了前线，他终于将第一次与诸葛亮正面对战。

陇右对于司马懿来说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大西北刺骨的寒风和干燥的天气，以及桀骜不驯的宿将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都是司马懿所要面临的难关。更何况那个素未谋面的对手诸葛亮，司马懿无法理解是何种力量支撑着他屡败屡战、无岁不征，无法理解一个自小受儒学浸淫的读书人为何对兵戎将略有这么大的热情，无法理解在街亭惨败之后，诸葛亮为何会故技重施，再次选择兵出祁山。无数个疑惑在司马懿头上盘桓，让司马懿在此战乍前乍却、动静失宜、步步被动。诸葛亮则利用司马懿谨慎与求胜欲交织的弱点，主动从上邽（今甘肃天水）撤向卤城，引诱司马懿来追，牵着他鼻子走。而当两军对垒时，司马懿却登山掘营，不肯战，引得部将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五月辛巳（初十），司马懿仓促发动攻势，结果遭遇惨败，汉军一战缴获了“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狼狈归营。六月，诸葛亮粮尽退兵，司马懿欲挽回颜面，强令车骑将军张郃追击汉军，导致张郃中箭葬身木门道。张郃之丧，对曹魏不啻为重大损失，司马懿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好在魏主宽容，不予深究，仍以司马懿督雍凉，兼领民事。

如此三年，诸葛亮屯粮积谷，司马懿开渠筑陂，双方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期。时间回到本书开头的季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大起十万之众出褒斜道，兵锋直指关中。褒斜道是从汉中至关中最常规的一条道路，七年五征，诸葛亮在最后一次选择了这条道，意味着他放弃了“用奇”，决定大大方方地摆开与曹魏正面对决的架势。司马懿迅速动员集结，将汉军压制在渭水之南、武功水以西的这片区域，使之不得渡河。但司马懿没有料到的是，诸葛亮此次出师居然彻底解决了困扰汉军多年的军粮运输不济的问题，他一面采取自己研发的新式运输工具“流马”在褒斜道转运粮草，一面让士兵与渭水之滨的农民杂居耕种，“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诸葛亮打算与司马懿长期周旋，司马懿也早就做好了固守不出的准备。就这样，从这一年的初春到夏暮，两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在渭水之滨下出了一盘僵局。本该是一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却在此时成为一场耐力与心智的较量。一千六百多年后，一名叫曾国藩的文臣发扬了司马懿的作战方式，并总结为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七月，孙权在东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局势已经对汉军越来越不利，诸葛亮数次派军挑战，司马懿龟缩不出，诸葛亮为羞辱司马懿，派人送去女人的服饰，一时间军营上下群情激奋，都欲出战一雪耻辱，司马懿作为指挥官的权威遭到严重质疑。但司马懿知道，此时出兵就是正中诸葛亮之怀，之前的隐忍都将付诸东流。为了安定军心，他派人向远在寿春御吴的魏明帝曹叡上表请求出战，不久，曹叡派“骨鲠臣”卫尉辛毗持节来到魏军大营，诏令司马懿不得出战。君臣二人的“双簧戏”成功压住了鼎沸的军心。

这种戏码，诸葛亮当然一眼就看破，但他却束手无策。比起魏军固守不战，更让他忧虑的是曹叡、司马懿远隔千里的信任与默契，他们的君臣之固宛若一道无形的绝壁，横亘在渭水南岸，摧毁了诸葛亮对于兴复汉室的最后一丝希望。

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终于在军中倒下了。司马懿比关心自己的妻子还关心这位可敬的对手，他在接待诸葛亮的使者时，不问军戎之事，只是对诸葛亮的寝食琐事嘘寒问暖，这使者倒也实诚，一股脑儿将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这样的军营机密都抖搂出来。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一夜秋风之后，当初与汉军一同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们发现，汉军一夜之间拔寨而去。他们顾不得此前与汉军建立的友谊，立即奔向魏军大营向司马懿报告一切。司马懿判断诸葛亮已死，汉军已是群龙无首，于是亲率大军追击。然而，眼看就要追上，那支部队却毫无退兵常见的凌乱沮丧之象，而是调转兵戈，反旗鸣鼓，做出一副要与魏军决战的态势。

这是诸葛亮临终前留给杨仪、姜维的遗计，他用自己的余威下了一个赌注，赌的就是司马懿的“怕”。

诸葛亮成功了，汉军的这一举动让司马懿不由得想到诸葛亮此前熟练使用的撤退——伏击战术和王双、张郃的阵亡。这就是诸葛亮的“余威”，他可以让司马懿在每次与汉军对阵时都不得不去多想——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加深不可测的战略意图。就在司马懿犹豫之际，汉军结阵引去，消失在斜谷口。

据《晋书》载，司马懿在被杨仪摆了一道后，依然不死心。当时关中一带的土地上散布着很多野生蒺藜，士兵和马匹的脚掌容易被扎伤，司马懿就挑选了两千名士兵组成先头部队，穿着软材平底的木屐走在前面，把蒺藜都粘在木屐上，以此为后方的步骑开路。即便这样，魏军也只是追到赤岸，得到诸葛亮确实已经去世的消息，就撤军而返。

这一系列的事情再次坐实了司马懿“畏蜀如虎”的标签。据《汉晋春秋》载，当时乡野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死诸葛走生仲达。”这话传到司马懿耳中，司马懿并未动怒，反倒对诸葛亮更生敬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汉晋春秋》是东晋人习凿齿所作，也就是说，在司马氏当政的东晋，这样明显有损司马懿形象的故事就堂而皇之地载于时人著述之中，足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品评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优劣，很快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尤以第三方视角看汉魏战事的吴人张俨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张俨在《述佐篇》一文中评价诸葛亮、司马懿两名辅臣“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然而，张俨在情感上明显偏向诸葛亮。他认为诸葛亮仅以一州之地对抗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反观司马懿，坐拥天下十倍之地和精锐之师，竟然“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张俨甚至还说，如果诸葛亮能够长寿，持续进行北伐，曹魏就要处于时刻紧张的备战状态，未来的获胜者很可能将是蜀汉（“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张俨之论，虽有为东吴北伐张目之意，但他的结论“仲达之才，减于孔明”，千百年来几成公论。

不过，对司马懿而言，那些流言蜚语、青史风评都是身外之物。此时此刻，战争结束了，他终于熬过了这个漫长的秋天，并亲眼目送诸葛亮时代的落幕。东晋裴启《语林》载，司马懿在渭滨与诸葛亮大战之前，曾派人跑到前线去窥看诸葛亮的样子，那人回报称诸葛亮“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司马懿不禁叹：“可谓名士！”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就意味着，作为三国时代最为著名的一组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可能从未打过照面，他们只能根据别人的口述，凭空想象对方的模样。这也许是司马懿在侥幸获胜之余，最为遗憾的事情。

在汉军退却之后，司马懿特意去视察了汉军遗留下来的营垒，他看到经由诸葛亮亲手规划的营垒章法严密、井然有序，又叹曰：“天下奇才！”古人云“见字如面”，司马懿权当是“见垒如面”，在时空伴随之中完成了对诸葛亮最后的致敬。他也终于明白了诸葛亮为何要将人生最后一次北伐选在褒斜道、选在五丈原——在他能够抵达的范围之内，这里是距离大汉故都长安最近的地方。跨过渭水，就是滋养大汉绚烂之花的八百里秦川，他虽身不能至，却终能梦回故国。

诸葛亮将理想主义者做到了极致，这是司马懿无比羡慕却永远无法抵达的境界。回溯历史，我们能看到，诸葛亮与司马懿并不是一对老对手，他们直到人生的晚年才在历史的机缘下迎头相遇，他们的人生交集只有四年，放在司马懿漫长的寿命之中更显短暂。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诸葛亮的交手搅动了司马懿心底的那一股暗流，乃至于重新塑造了他的心性，他比以往更加明了了自己后半段人生将如何书写。

五丈原肃杀的秋风无情地卷走了树枝上最后一片枯叶，司马懿转身而去，义无反顾地遁入了幽深的夜色里。在他的面前，还有一条更为凶险的路需要去跋涉，而这条路，将带领着他彻底走向诸葛亮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