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的东亚是动荡时期，兴起于东北，先灭渤海进占北宋河北地区的契丹辽朝，于1125年被新兴的女真人的金朝灭亡，金朝继续侵攻华北，宋朝退守淮河以南，仅存金瓯有缺的偏安天下，形成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之后蒙元先后攻灭金和南宋。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为了庆祝金世宗的生日，奉使金朝的洪迈（1123—1202），回来后留下了如下的记录：

此云“俗语”盖指契丹语，正如欧洲中世相对拉丁文，把自己的语言叫作vulgar tongue（俗语）一样，朝鲜把自己的语言称为“俗语”也是一个道理。王补把契丹语翻成汉语白话，说给洪迈听。或者当时契丹人已习熟了汉语，“俗语”指的是受到契丹语语法影响的契丹式汉语也未可知。不管怎样，因契丹语是蒙古语族的一种，跟日语、朝鲜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所谓“颠倒其文句”“一字用两三字”都是训读的意思。只是没有用符号的迹象，只能称为“训读现象”。

“鸟宿”云云之诗出自众所周知的贾岛《题李凝幽居》，“推敲”一词典出于此。俗语的读法把“鸟”字翻成“老鸦”，可知他们的版本大概不作“鸟宿”而作“乌宿”。至于何以不仅颠倒语序，还要颠倒上下句，则不得而知，也许是洪迈的误会。王补把这个契丹小儿诵诗的方法作为笑柄介绍给洪迈，可能出于自卑心态，正如日本的大典因训读而感到羞愧（114页）。记载此事的洪迈更是将之当作夷人的奇俗，付之一笑，也仿佛成大中嘲笑日本训读的心态。

辽朝是由统治阶级的契丹人和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等构成的多民族政权，为了适应复杂的国情，设有对待游牧民族的北面官和对待农耕民族的南面官，采取双重政制。对农耕民族适用的法律是唐律，游牧民族可用自己的习惯法。这些都是如南北朝时期等入侵中原的北方诸多“胡族”政权所没有的。由此而推，契丹人对国家的政制、民族的分别，当有清晰的概念。而这种国家、民族意识应该以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的认知作为基础。

契丹人在王朝创立伊始，为了记述自己的语言，就制作了契丹大字（920），是模仿汉字的表意文字。而稍后他们又参考回鹘文字或突厥文字，制作契丹小字，是表音文字。大小契丹文字是中原邻近的东亚民族创作民族文字的嚆矢。之后党项人所创立的西夏（1038—1227）也模仿汉字，制造西夏文字（1036）；女真金朝则模仿契丹文字作了女真大字（1119）和女真小字（1138）；接下来是蒙古人以藏文为基础创制八思巴文字（1269）；这一连串创字运动的煞尾就是朝鲜的训民正音（1446）。这些都是王朝创始不久之际，由皇帝或国王下令，人为地制造且推行普及的文字，与日本假名、越南字喃乃至欧洲拉丁文等世界绝大多数的自然发生的文字大有异趣，可视为唐朝灭亡后连锁发生的东亚各地民族觉醒的表露，在世界文字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是其中目前仍然使用的只有训民正音（韩文字）。

契丹文字因资料有限，还没有完全解读，据相关研究，契丹小字是能够记述契丹语语法特征的表音文字。表音文字可分为辅音、母音无法分离的音节文字如日本假名，和辅音、母音可以分离的音素文字如拉丁文字、韩文字等。契丹小字则兼而有之，组合起来可以记述契丹语和从汉语借用的词汇。如第八代皇帝道宗（tau tsung）由“ta”“u”“ts”“ung”4个字合并而写（图31）[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洪迈说“一字用两三字”也许指此而言。辽时有人用契丹字翻译了《贞观政要》、《五代史》、白居易《讽谏集》等汉籍，也有人用契丹字作了契丹语的诗。契丹语的翻译很可能用的是训读方法，而契丹语的诗可比日本和歌、新罗乡歌，可惜都没有留存下来。

辽在建国当初于渤海故地设置东丹国，是真丹（震旦）的意思。辽以佛教为国教，拥有基于佛教世界观的国家观，这跟接境的新罗、高丽相同，契丹的训读现象与朝鲜半岛的训读之间或许有着某种联系。

除契丹以外，有可能实行训读的地域是丝绸之路上的城邦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早在汉代中原王朝就在高昌实行屯田制度，到南北朝接连出现了四个汉人王朝，国王和统治阶级、大部分住民是从内地迁徙的汉族，也有信拜火教或摩尼教的伊朗系统的粟特人等白种人，是胡汉混成的国家，至640年为唐朝吞并。《周书·异域下·高昌》云：“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虽然缺乏具体描述，既云以胡语习读中国经典，很有可能是一种训读。9世纪中叶，回鹘（今维吾尔族的祖先）占领此地，史称高昌回鹘，直到1209年被蒙古帝国灭亡。回鹘语是突厥语的一种，属于阿尔泰语系，大体上跟日语、朝鲜语是一个系统。回鹘人以粟特文字为基础创造了表音的回鹘文字，用以翻译很多佛经和汉籍，此时的回鹘人信仰佛教，改信伊斯兰教是后来的事。据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的研究，这些用回鹘语翻译的文献中有训读现象[庄垣内正弘. 文献研究と言語学——ウイグル語における漢字音の再構と漢文訓読の可能性―[J]. 言語研究，2003（124）.]。

回鹘语有以唐代汉字发音为基础稍加变化且没有声调的回鹘汉字音，类似于日本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可以用来音读，也可以用回鹘文字书写。他们翻译佛经、汉籍的时候，兼用汉字和回鹘字，而汉字用回鹘语训读。且回鹘语的语序跟日语、朝鲜语相同，宾语在动词之前，因而翻译时须颠倒语序。回鹘人初学汉字，还是用《千字文》，其读法如下：

“/”号左边是回鹘汉字音的音读，右边是回鹘文翻成中文。这跟日本、朝鲜音训兼施的读法（98页）差不多，只是把“为霜”翻为“霜冻了”有意译成分，介于训读和翻译之间，且没有用过符号的迹象，也算是一种训读现象。

这些回鹘语音读、翻译的撰写年代大概是十三四世纪的蒙古时期。当时很多回鹘人来中原经商、也有人出仕元朝做官。元朝有民族等级，即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汉人（居住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第三、南人（南宋治下的汉人）最下，所谓色目人是各种人的意思，指来自西方的各种民族，其中回鹘人最多。

回鹘人当中也有学习汉文化，甚至考上科举的人。他们阅读汉文典籍的时候，也许用过回鹘汉字音的音读和训读。元朝灭亡后，绝大多数的回鹘人留在中国境内，也有人迁徙到高丽，以偰氏家族为代表[陳垣. 元西域人華化考[M]. 北京：勵耘書屋，1934./蕭啓慶. 蒙元時代高昌偰氏之士宦與漢化[M]//蕭啓慶. 元朝史新論. 臺北：允晨文化，1999.]。

偰氏原为突厥贵族，在高昌回鹘时期也辈出了包括国相在内的多位达官贵人，蒙古时代来到中原出仕于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等帐下，也担任了重职。他们精通回鹘文化和语言，一族中又出现了很多考上科举的人，是典型的汉化色目人。回鹘人本来没有姓，来到中原后，因祖先出自蒙古的偰辇杰河，取而为姓，自称高昌偰氏。

偰氏家族中的偰逊，为避元末红巾之乱，1358年率家人避难到高丽。高丽恭愍王和偰逊原来在大都相识，知他投靠，非常高兴，封他为高昌伯重用了他。《高丽史》也为他立了《偰逊传》（卷一百十二）。偰逊的儿子偰长寿（1341—1399）作为高丽使臣出访南京，得到明太祖的赏识。高丽灭亡后他继续仕于朝鲜，把朱子的《小学》翻成汉语白话文，题《直解小学》。此书在司译院被列为汉语课本之一（今已失传）。

偰氏家族来到高丽后，如能看到高丽训读的话，应有似曾相识之感吧。他们在高丽寓居庆州，从此高昌偰氏就改称庆州偰氏了，至今子孙仍在韩国繁衍不息。偰氏家族空间上西自吐鲁番，东到朝鲜半岛，横跨整个东亚；时间上自唐代直至当代，纵历一千多年，于亚洲变幻莫测的历史时空中能够维持血脉，不坠家誉，尤为难能可贵。

以上介绍了契丹和高昌回鹘的情况，剩下的是汉字文化圈最古老成员之一的越南。越南语跟汉语虽然属于不同系统，却是有声调的孤立语，与汉语相同，有别于以上介绍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可是越南语与汉语也有语序不同之处，汉语的修饰语（定语）在被修饰语的前面，越南语则相反，修饰语在后面（5页）。从这一点来说，越南语也可能有颠倒语序的训读，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用符号的训读，只有类似训读的现象而已[岩月純一. ベトナムの「訓読」と日本の「訓読」—「漢文文化圏」の多様性―[M]//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 「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 東京：勉誠出版，2008.]。

首先，越南语有来自中国古音的越南汉字音，类似日本、朝鲜汉字音，阅读汉籍都用越南汉字音。越南还有模仿汉字的“字喃”（即“喃字”，是越南口语的字），用以翻译汉文，也可用以记述越南语。越南认为中国经典的越南语翻译是训诂的一种，把翻成的越南文叫作“诀”。越南阮朝圣祖明命六年（1825）出版的《皇越文选》收有范立斋《周易国音歌诀序》（卷七），据此序文，《周易国音歌诀》用字喃把《易经》翻成越南语的歌曲形式。序中范立斋强调训诂对理解儒家经典的重要性，说《周易国音歌诀》是“其训诂之流欤？”这跟日本、朝鲜半岛的训读，以及朝鲜把汉文的读法叫成“口诀”是一样的思路和用词，且把经典翻成歌曲形式，也跟高丽的“歌草”（乡歌，121页）是一脉相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近邻的东亚各国，无论佛教或儒家，经典的注解和翻译在观念上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字喃有只取汉字音的假借字，利用汉字形声原理把越南语的发音和汉字组合，或依据会意原理把两个汉字结合，创造汉字所没有的独特文字[日本也有类似的字，叫作和制汉字或“国字”，如“辻”（tsuji，十字路口）、“峠”（touge，越过山岭的路中由上转下的最高地点）等，看起来是汉字，其实是汉字里没有的字。朝鲜也有“畓”（dap，水田）、“乭”（dol，石头）等字；广东话的“焗”“煲”等方言字也有类似性质。]，以及汉字的省写等多种。这跟日本、朝鲜的训读字有类似的一面，只是日本的万叶假名或朝鲜的口诀字基本上是表音文字，而字喃是表意文字，这大概因为越南语也是孤立语。

现在的越南虽然废止了汉字，可是学汉字的人似乎还不少，首都河内的孔子庙等地方仍然在卖《三字经》《千字文》等初学课本的越南语版本。下面就用《三字经》的一节“蜀魏吴，争汉鼎”来试为说明越南语的训读现象（图32）。汉字右边是字喃，汉字下面的罗马字是汉字的越南汉字音，字喃下面的罗马字则是字喃的读音。这样这节越南汉字音和字喃部分的读法分别是：

字喃“渃”（nước）字是“国”的意思，所以“渃蜀”“渃魏”“渃吴”是“国蜀”“国魏”“国吴”，是越南语的语序，翻成汉语就是“蜀国”“魏国”“吴国”。“茄”（nhà）字是“家”的意思，所以“茄汉”是“家汉”，也是越南语语序，翻成汉语就是“汉家”了。

这下面还有越南语的翻译，其中“争汉鼎”的翻译是“Giành vạc nhà Hán”，如用汉字和字喃写就是“争镬茄汉”，翻成汉语是“争汉家鼎”。由于越南语的修饰语在后面，“汉鼎”说成“鼎（镬）汉”，“汉家”说成“家（茄）汉”，就有两个颠倒现象。如用日本训读的颠倒符号“レ”，可以写成“争茄汉レ鼎”，读为“争鼎（镬）茄汉”。日本的太宰春台说：“中华之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言语虽各殊，然无不颠倒。”此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也算不无道理。由此可见训读现象在东亚的普遍。

越南从汉武帝时起长期为中国的属地，至10世纪独立以后，也向中国历代王朝朝贡。虽然如此，越南却把中国指为“北朝”，自称“南朝”，以示平等关系。对中国用中国皇帝册封的国王号，在国内却称皇帝，也用自己的年号。日本可以逍遥海外，不必向中国朝贡，自有天皇，自立年号；朝鲜毗邻中国，卧榻之侧，岂容别人称帝。因此朝鲜一直是忠实的朝贡国，不敢称皇帝，也不敢立年号，一直用中国年号，越南可谓介于两者之间。这大概是虽与中国接境，离中国首都却远的地理条件所致，天高皇帝远，中国也管不了。

河内孔子庙的“万世师表”牌额（图33），右边题“康熙御书”，左边却写着“同庆戊子仲冬述题”。“同庆”是越南阮朝年号，同庆戊子（三年，1888）相当于清朝光绪十四年。“康熙御书”的真假姑且不论，他们这样做，用意就在于一方面利用中国皇帝的权威，一方面却要表示自己的独立性。这就象征着越南对中国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