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日本训读受到新罗影响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日语与新罗语（古朝鲜语）属于同一系统，语法、语序都相同。且新罗接受佛教比日本早，日本人能想到的，新罗人有条件更早想到，还有新罗的华严宗直接影响到日本，而早期训读资料跟华严宗有密切关系等等。

7世纪以前的朝鲜半岛呈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势。高句丽最早于372年，接着百济于384年接受佛教。新罗最晚，于527年接受从高句丽传来的佛教。日本更晚，至6世纪后半始由百济传入。而新罗佛教却后来居上，668年统一三国后更为盛行。

据唐代义净（635—713）从印度回来后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列出当时去过印度的求法僧人的名单，所有60个求法僧人中，8个是新罗僧。而日本没有去过印度的僧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三《贝编》记载段成式遇见去过印度的倭国僧金刚三昧。可是这个金刚三昧不见于日本资料，无法证实。且段成式是晚唐人，即使金刚三昧去过印度，也是后来的事。]。据义净记载，这些去印度的新罗僧有的在印度死亡，有的回到中国活动，似乎没有人回到本国。可是当时很多新罗人包括僧人在唐朝寓居，且新罗掌握了海上交通权（日本遣唐使也搭乘过新罗船），唐和新罗之间的人际交流频繁，使新罗得以了解印度佛教的情况。

再者，新罗僧人也有参加过译经事业的。如著有《仁王经疏》等多种著作的圆测（613—696），留学唐朝后，曾听过玄奘的讲经说法，也参加过译经院。印度僧日照翻译《大乘显识经》时，圆测曾担任过证义（《宋高僧传》卷二《日照传》、卷四《圆测传》）；于阗僧实叉难陀在证圣元年（695）新译《华严经》（八十卷本）时，圆测也跟义净一起参加了翻译集团。而据他的传记《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卷二），他是“新罗国王之孙”。圆测也死于唐朝，可是和元晓同样成为新罗华严宗祖师的义湘去唐留学时，可能在长安见过圆测[鎌田茂雄. 新羅仏教史序説[M]. 東京：大蔵出版，1988：322.]。圆测活跃于唐朝佛教界的核心，而只见于日本资料的灵仙（41页）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20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文书中有慧超撰《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Pelliot chinois 3532。/桑山正進.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M]. 京都：臨川書店，1998./慧超，杜環.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 經行記箋注[M]. 張毅，箋釋. 張一純，箋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6.]，是除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外，第二部重要的唐代关于印度的旅行记。慧超（生卒年不详）是新罗人，少年时留学唐朝，再由海路去印度，遍历佛教圣地，于开元十五年（727）经丝绸之路回到唐朝安西大都护府（龟兹，今新疆库车），撰写了《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归唐后师事印度僧金刚智三藏（671—741），开元二十八年（740）金刚智三藏在长安荐福寺由玄宗敕命举行佛经翻译，慧超担任把梵文翻成汉语的笔受，可见他精通梵文。金刚智三藏去世后，慧超再师事印度僧不空三藏（705—774），继续参加译经活动。不空三藏受到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的尊崇，成为中国密宗的祖师，在宫廷里外显赫一时。而不空三藏去世时，慧超跟其他五位弟子共受遗嘱。同年，受代宗之命，在长安西边的玉女潭举行祈雨仪式，结果沛然而雨。

建中元年（780），他带了与金刚智三藏共同翻译的经典去五台山乾元菩提寺，序文中记载了自己的生涯事迹，也讲述了经典秘义。此时他在唐已五十多年，大概年逾八十了。

805年，日本空海（774—835）渡唐，在长安青龙寺接受惠果的灌顶秘法。惠果是慧超的同门师弟，惠果的另一位老师印度僧善无畏（637—735）的弟子玄超也是新罗僧（《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后序）。空海回国后，建立京都东寺、高野山金刚峰寺，备受朝野崇拜，成为日本真言宗（密宗）祖师，死后追谥弘法大师。而他从唐朝带回来的密宗教义中也有新罗的影响。

总而言之，新罗僧人有条件比日本僧人能够更早、更详细具体地了解印度佛教情况以及译经的实际过程。也有不少人既通梵文又懂汉语。这就是推测汉文训读始于新罗，影响日本的客观背景。

以下顺便介绍《往五天竺国传》的文章。此书是研究8世纪前期印度、西域与唐朝关系的宝贵资料。而其文章、用词却有很奇特的地方。慧超来回印度，路上经过很多国家，都有相关记载。他似乎特别关心各国人民的发型，如小勃律国、吐火罗国、骨咄国往往是“（男人）剪其须发”“女人在发”；罽宾国云“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发在”；突厥和胡蜜国云“女人在头”，大067-b1国则云“男人剪发在须，女人在发”。怎么女人会在头发中呢？这些文章都莫名其妙，不知是什么意思。

原来这些文章的“在”字是“有”的意思，“女人在发”就是“女人有发”；“女人发在”是“女人发有”，都是“女人蓄发”之义。中国人看了一定觉得很奇怪。其实一直到现在韩国人、日本人学习汉语，很多人对“在”和“有”的用法总是混淆不清，因为这两国语言中“在”和“有”是一个词，没有分别。这个语病在日韩两国人写的汉文中由来已久，如《日本书纪》云“若神有其山乎”（《景行纪》十八年七月），意思是“若神在其山乎”。那么，“女人在头”又是什么意思？难道男人没头吗？原来韩语中“头发”可以简称“头”，“剪头发”可以说“剪头”。所以“女人在头”还是“女人蓄发”的意思。

慧超少时在新罗学习新罗式的汉文，来到中国不久又去了印度，恐怕来不及学正规的汉文，才有这种怪句。他待在中国五十多年，晚年写的文章并没有这种语病。因此，敦煌发现的《往五天竺国传》残卷可能是草稿，不是定本。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收录了《往五天竺国传》三卷的注解，没有出现关于这种怪句的说明。慧琳是慧超的同门，他看到的应该是定本，而定本现在没有留存下来。

前文已经说明，日本僧人慈圆从梵经汉译过程中梵文和汉语的关系得到启发，提倡梵语、日语同类论。无独有偶，朝鲜半岛也有类似的议论，见于高丽初期华严宗首座均如（923—973）的传记《大华严首座圆通两重大师均如传》，简称《均如传》（1075年撰述）。

《均如传》收有均如所作乡歌《普贤十愿歌》十一首。所谓乡歌是借用汉字来标写朝鲜语的歌谣，类似日本《万叶集》的和歌。起源于新罗，高丽也有少数作品。当时的翰林学士崔行归把均如的乡歌翻成汉诗，也收在《均如传》中。崔行归在序文中这么说：

他说的意思是，唐诗和乡歌虽然声音不同，其地位同等，价值也相若。遗憾的是高丽人懂唐诗，而中国人不懂乡歌。何况汉文如“帝网交罗”，高丽人容易读；“乡札”（高丽语的文章）似梵文的连缀，中国人不易懂。中国的文章频频传到高丽，而“秦韩”（此指三韩，也就是高丽）文章几乎没有传到中国，值得痛叹。这岂不是孔子要过海东渡而未果，而薛聪把汉文强为训读，致有繁琐语缀的缘故呢？这就是崔行归把均如的乡歌翻成汉诗的理由。另外，此序写于967年，唐朝早已灭亡，已是宋代了，却仍然把中国称为“唐”，不叫“宋”。这跟日本一样，是因为“唐”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文中“帝网”典出《华严经》的“因陀罗网”，是装饰因陀罗（帝释天）所住宫殿的宝网。网中宝石纵横密挂，互为发光衬托，比喻汉文中个个汉字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汉语的孤立语性质。另一方面“帝网”也象征中华帝国纵横密布的网络，如《宋书·乐志》所引晋代《四厢歌》云：“张帝网，正皇纲。播仁风，流惠康。”意谓高丽作为朝贡国，被包括在中华帝国的网络内。

而“乡札似梵书连布”，意思是高丽的文章跟梵文的连缀方式一样，也就是说高丽语言（古朝鲜语）跟梵语语法类似。这跟日本慈圆以日语类比梵语的说法相同，可对语言结构的观察更为精密，比喻也恰当，且时代比慈圆早二百多年。可见当时朝鲜半岛对梵语、汉语、本国语言的关系已跟后来的日本相同，却比日本有更为透彻的了解。最后“薛翰林强变于斯文”，是训读的意思，可见当时已有薛聪发明训读的说法。所谓“鼠尾”跟大典的“丁尾卵毛”（115页）一样，指的是训读时汉文旁边小字写的省体汉字助词乃至训读符号。

日本慈圆把白居易的诗翻为和歌，用以抵制中国过多的影响（55页）。而崔行归把乡歌翻成汉诗，以图传播到中国。由此可见两国人士意识形态的差距，可是追求跟中国同等地位却是一致的。《均如传》紧接着前面乡歌的记载又记录了有趣话题（第十《变易生死分》）如下：

金海位于朝鲜半岛东南海岸，跟日本对马岛一衣带水，自然跟日本的交流密切（现在釜山机场就位于金海）。“毗婆尸”即“毗婆尸佛”，是过去七佛之一，“松岳”是高丽首都开城。金海府使向国王报告有一异僧在海边，自称毗婆尸佛，云此地缘尽，要去日本。而异僧出现那天正是均如去世之日。其含义显然是均如死后要去日本。这当然是个谣言，不足置信。可是谣言之发生应该有其原因。

根据《大日本史料》天禄三年（972）九月二十三日条，也就是均如去世的前一年，九州的太宰府向朝廷报告高丽国金海府使李纯达、南原府使咸吉兢的船抵达对马岛，而日本朝廷也派了高丽国交易使和货物使到对马岛，进行贸易。此时高丽和日本没有正式邦交，而地近日本的高丽南海岸地区和日本对马岛、九州之间却有地域性交流，这大概是谣言发生的实际背景。而既然有均如东渡去日本的谣言，上述《均如传》的看法会传到日本也不无可能。

均如的著作，除了《普贤十愿歌》以外，还有讲解《华严经》的若干笔录。其中13世纪后半刊行的高丽大藏经的补篇《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 韓國佛教全書 第4冊：高麗時代篇1[M].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82.]上保留了训读的痕迹（图28）：

此文为均如引用了中国华严宗第四祖唐代澄观所著《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的一部分，加以解释的。“阐提”是“一阐提”的简称，梵文icchāntika的音译，汉译为“断善根”，即“善根”的反义词。佛教说所有众生都有佛性，得以成佛。可是没有善根的人能否成佛？这就有争论。这里所说的是佛性也有几种，有的佛性“阐提人”才有，有的只备于“善根人”，也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成佛。而中间所插的小字是高丽语言（即古朝鲜语）的口诀字（助词等），是知均如将此文用训读来翻成朝鲜语[南豊鉉. 國語史를 위한 口訣研究[M]. 서울：太學社，1999：27.]。而此书卷四的题跋云：

由此可知，此书为惠藏把均如的讲解记录下来的笔记，惠藏大概是均如的弟子。且本来有“方言本”和“削方言本”两种。“方言本”是朝鲜语的本子，就是施加训读的本子；“削方言本”则是删除口诀字、训读符号的本子，也就是纯粹的汉文本。现存13世纪刊刻的《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是“削方言本”，小字的口诀字是删除之余，偶然保留下来的“方言本”的痕迹。

均如当年讲解佛经，用的语言当然是高丽语，惠藏把他记下来的本子自然是“方言本”。后来有人把“方言本”改为“削方言本”，而此后流行的就是“削方言本”。由此而推，虽然没有文献可征，13世纪的高丽应该已经有反对训读的主张，比日本15世纪桂庵玄树、一条兼良等的反训读论（73页）早二百年。且桂庵玄树等的反训读论还不成气候，训读仍然盛行，反之，高丽的反训读论似乎非常成功，以致训读几乎销声匿迹了。韩国为什么直到最近才发现训读资料，且其数量远远不如日本那么多？朝鲜成大中何以不知过去的训读习惯，抛在脑后早已忘光了，反而嘲笑日本的训读？在此都能找到答案。

均如的另外一部著作《十句章圆通记》也是他讲解经义的笔记，而其1250年的跋文云：

由此可知，此书本来由“方言古训”和“歌草”两个部分而成，“歌草”当指乡歌。均如讲解时，除了口头说明之外，还有乡歌的咏颂，据此而推，现存乡歌《普贤十愿歌》也应该是讲说佛经时所用。而《十句章圆通记》的乡歌早已失传，“本讲和尚名天其”只把方言本中的方言删除，改作削方言本（纯汉文本）。

乡歌在新罗和高丽初期应该很盛行，可是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只有均如的《普贤十愿歌》十一首和《三国遗事》所载十四首共二十五首而已，当是硕果仅存，至高丽后期终成绝响，以致现在要解读也不容易。与日本和歌越后越盛，跟汉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大相径庭。乡歌所借用的汉字和训读口诀字相同，乡歌的没落与训读被淘汰应该同出一因。总之，朝鲜的语言观起步早于日本，方向也一致，可是后来互成悬殊了。那么，跟日本分道扬镳的朝鲜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国家观？

日本梵和同类的语言观跟本地垂迹说的宗教观，以及天竺、震旦、日本的三国世界观紧密相扣，互为表里。而朝鲜对梵汉、本国语言的观察跟日本相同，且来得更早更深入，可是他们据以建立的世界观，就不同于日本了。

首先要提的是新罗僧慈藏（生卒年不详）的新罗佛国思想。慈藏是新罗未统一三国以前的高僧。他于新罗善德女王五年（636）留唐，参拜五台山得到文殊菩萨的启示：“汝国王是天竺刹利种，王预受佛记，故别有因缘，不同东夷共工之族。”（《三国遗事》卷三《皇龙寺九层塔》），回国后担任了大僧统，就根据文殊菩萨的启示，主张新罗王族与释迦为同种，因此新罗是佛国，也就是说新罗是印度的分国[鎌田茂雄. 古代三国の仏教[M]//鎌田茂雄. 朝鮮仏教史.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这比日本的本地垂迹说来得更直接、具体，可是利用印度抬高自己的身价却如出一辙。

接下来是朝鲜建国的檀君神话，这跟日本天皇的天孙降临神话异曲同工。内容都是天上的神降到高山顶上，成为地上的统治者。这种神话在东北亚萨满教流行地域很普遍，自有其古老的来源。而僧一然所著《三国遗事》所引《古记》就说，天上桓因的庶子桓雄带了天符印三个和很多部属降到太伯（白）山（平壤附近的妙香山）顶神坛（檀）[《三国遗事》原文是“坛”字，不过后来都说“檀君”。]树下，与熊女结婚，生下坛（檀）君王俭。檀君奠都平壤，始称朝鲜。桓因是帝释天的别名，本来是印度教的最高神因陀罗，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住在须弥山顶的佛教护法神。《古记》所讲述的内容是萨满教古神话和佛教的结合。檀君既然是帝释天的孙子，就跟印度之神有血缘关系，这也算是慈藏新罗佛国思想的翻版。

到了高丽末期，又出现了高丽变为震旦之说。高丽末年是受到蒙古常年进攻，全国变为战场的动荡时期。1259年，结束了前后三十多年的抵抗，高丽终于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属国。126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召唤高丽国王元宗入朝进见，元宗颇不愿意。此时风水师白胜贤进言说，若国王“亲设大佛顶五星道场，则未八月必有应，而可寝亲朝。三韩变为震旦，大国来朝矣。”（《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三《白胜贤传》）。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国王亲设道场，不但不必去中国，高丽还将变为“震旦”（中国），大国（蒙古）反而来高丽朝贡。元宗信而设道场，当然没用，还是不得不去大都（北京）朝见忽必烈。可是白胜贤“三韩变为震旦”之说，却对后世影响深远。

“震旦”一词是梵语Cina-sthana的音译。Cina是“秦”的音译，也写作“支那”；sthana是土地的意思，“秦的土地”就是中国。当初音译时为什么选择“震旦”这两个字，已不得而知。而唐代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所引琳法师（慧琳）之说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卷四）震卦在《易经》相当于东方。“震旦”既是“东方日出之方”的意思，朝鲜在中国的东方，岂不更有资格当上“震旦”？这就是“三韩变为震旦”的根据。而这也不是白胜贤的独创，之前高句丽的后身渤海国（698—926）亦称振国，始祖大祚荣自称震国王；灭渤海而建立辽朝的契丹则在渤海旧地置了东丹国。“真丹”“振丹”都是“震旦”的异写。在中国东方的国家纷纷自居“震旦”之位，而最东方的国家乃自称“日本”，既然是“日本”，再也没有更东方的国家了。日本东尽之国，就占了便宜。

到了1393年高丽被朝鲜王朝取代，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神道碑》说[参见《太宗实录》卷十七、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书云观”是宫廷书库，多藏秘记、谶书之类。“建木得子”即“李”字，就是李姓得国的谶言。那么“震檀”是什么意思？是“震旦”和“檀君”的合词。“旦”和“檀”的朝鲜汉字音是同音（dan），且很巧“檀”字里有“旦”字，于是“震旦”变为“震檀”，成为朝鲜的代词。朝鲜王朝后期的学者李圭景说：“震檀，以东方在震，而檀君始为东方之君，故名。”（《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三十五《东方旧号故事辨证说》）“震檀”既同“震旦”又把“震旦”包括在里面。

日本可以逍遥海外，不必向中国朝贡，能够维持独立性，还可以说印度、震旦和日本对等，甚至可以主张日本是“神国”，把中国比下去。可朝鲜不行，说梵语和朝鲜语相同还可以，而既然在中华帝国“帝网”之内，无法说朝鲜与中国对等。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是自居中国之位。这当然完全违背现实，只不过是观念上的颠倒，堪称阿Q式的意识形态。

不过这个“震檀”思想为清朝以后朝鲜的“小中华”思想铺了路，且一直到现在影响仍然很大。韩国有震檀学会，成立于1934年日本殖民地时期，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研究韩国历史的团体。也有檀国大学，首尔景福宫（相当于北京故宫）旁边也有檀君庙。1993年朝鲜在平壤附近发掘了高句丽的坟墓，声称发现了檀君遗骨，乃认定为檀君墓。而南北两方都主张檀君出生的太伯（白）山位于中朝国境的白头山（中国称长白山）。檀君与震檀之说，可谓由来已久，于今为烈了。

以上介绍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汉文训读，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语言观和世界观的异同。对两国而言，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光源，因此，虽然有异，但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可是到了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之下，主角易位，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文训读也难免发生变化。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也是其中一例，而此时朝鲜一度消失的训读由于日本的影响死灰复燃了。

朝鲜于1876年在日本的压力下缔结了《江华条约》（《日朝修好条规》），结束锁国政策，正式开国。条约表面上承认朝鲜的独立，否定清朝的宗主权，但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正如明治日本跟欧美列国缔结的条约。清朝当然不承认这一条约。此后朝鲜成为清朝和日本较量的舞台，朝鲜国内也发生亲清守旧派和亲日改革派的斗争，最终爆发了甲午战争（1894）。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894年12月，国王高宗颁布了《洪范十四条》，开头就说：“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宣布独立。“洪范”是《尚书》的篇名，是殷朝末期的贤人箕子讲说天地大法的，朝鲜认为箕子来到朝鲜（史称“箕子朝鲜”）是中华文明东徙的最早表征，就把箕子所著“洪范”作为国家大纲的题名。

在此之前的11月发布的敕令第一号（那以前国王的命令不敢用“敕”，而用差一等的“教”）说：“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所谓“国文”是谚文的改称，实际上用的是国汉混用文，如1895年1月的布告如下：

这样的国汉混用文，与其说是之前谚解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日文的影响。1897年10月，高宗把国号改为大韩帝国，称皇帝，建元光武（高宗曾用年号开国、建阳，在那以前都用中国年号[朝鲜半岛于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高丽初期在国内用过少数自己的年号。朝鲜王朝后期，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怀念，且不屑用清朝年号，在国内偷偷地使用过崇祯纪年。]），终于脱离了清朝的羁縻，实际上陷入了日本的势力之下。

在此之前的1881年，改革派的领导人物金玉均（1851—1894）跟日本的福泽谕吉秘密联系，得到国王的允许后，就派了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观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欧化情况。而随员中俞吉濬、柳定秀、尹致昊三人留在日本，俞和柳在福泽谕吉所办庆应义塾，尹则在中村正直的同人社继续学习。福泽和中村都是当时推介西方文明、思想最有力的核心人物。他们三个人是日本有史以来接受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是朝鲜派到日本的首批留学生，同年朝鲜也派了三十八名留学生到清朝。

三个留学生之中，俞吉濬（1856—1914）后来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庆应义塾的时候，把福泽谕吉的文章翻成国汉混用的朝鲜文，后来游历欧美，归国后写的《西游见闻》（1895）也是用的国汉混用文，这是受到当时日本的文体，尤其是福泽谕吉所提倡的假名汉字混用的通俗文的影响。

1908年俞吉濬在《皇城新闻》上发表《对小学教育的意见》说：“苟其用训读法，其形虽曰汉字，则吾国文之附属品、辅助物。”（原文为国汉混用文），主张实行训读。他所说的“训读”不是为了阅读汉文颠倒语序的训读，而是汉字不用音读，读为朝鲜语的训读，如“天”字读成“하날”（hanal）[“하늘”（haneul）的古语，参见98页。]。这也不是从前朝鲜训读的复活，而是日本训读的输入。因为俞吉濬也不知道朝鲜曾有过训读。他为了劳动阶级的教育就用这种训读方法写了《劳动夜学读本》（图29）等书，模仿日本的方法，在每个汉字的右旁加了韩文字的读音。

可是俞吉濬提倡的训读法并没有被广大社会接受。因为1884年亲日改革派发动的“甲申政变”失败后，改革派的头目金玉均在上海被高宗密派的刺客暗杀，亲日势力大为委顿退缩。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1910年朝鲜终于沦为日本殖民地。此后，反日民族主义兴起，日本式的训读当然没有生存空间了。1913年在日本统治之下，国语学者周时经把之前被称为“谚文”“国文”的“训民正音”改称为“한글”（hangeol，韩文字），以它作为民族主义的表征，积极推广。

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半岛光复后，分裂为南韩北朝。北边的朝鲜马上废止了汉字，韩国也于1948年制定《韩文字专用法》，排斥汉字。不过韩国国内仍有主张混用汉字的传统保守派，跟韩文字专用派展开长期的争论，以至被称为“五十年文字战争”。看近年的情况，街上的招牌、报纸上几乎看不到汉字，很多年轻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用汉字写，混用汉字派已然大江东去了。可是另一方面由于韩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在韩国，汉字总会受到对中关系的影响，离不开政治，这跟在日本完全不同。试问韩国小孩子：“汉字是哪国文字？”回答一定是“中国文字”，而在日本问小孩同样的问题，回答将是“日本文字”，因为虽然汉字起源于中国，但是日本使用汉字一千五百多年，早已将汉字变成自己的文字了。日本形成这一观念，最大的因素应该是训读的普及。

那么，韩国真的没有训读了吗？那倒也不是。因为虽然专用韩文字，韩文词汇的绝大多数还是汉字的词汇（和越南语一样），一个词汉字和固有韩语并存的也不少，例如“韩国人”一词，可以说“hangukin”（“in”是“人”的汉字音），也可以说“hanguksalam”（“salam”是韩语“人”的意思），因此，把“人”字读为“salam”，虽然现在没有这个习惯，但仍有其可能性。最近中国的超市也卖韩国烧酒“真露”（JINRO），而“真露”酒瓶上标的是韩文字“참이슬”（chamiseul），“cham”是“真”，“iseul”是“露”的韩文（图30），这岂不是训读？位于韩国南部的海印寺，因藏有高丽大藏经的木版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1978年笔者在海印寺的院子里看到两个和尚，一老一少，一起阅读佛经。笔者在旁观看，发现佛经汉字的旁边用铅笔写着“1、2、3”的阿拉伯数字，就问老僧：“这是做什么的？”老僧回答说：“这个学生很笨，就打个号码教他阅读顺序。”他们也不知道这就叫训读。训读在韩国，可谓无其名却有其实。

目前世界上，在学校里正式教汉字、汉文（古文、旧体诗）的地域，除中国及一些华人地区之外，只有日本和韩国，而日韩两国的情况大不相同。

日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国语（国文）课里面教汉字，中学教一些汉诗如唐代绝句等，至高中，国语课分为现代文和古文，而古文再分为日本古文和汉文。汉文课的主要内容是先秦诸子著作、《论语》《孟子》的片段，唐宋古文、唐宋诗的名篇，还有一些日本平安、江户、明治时代的汉文、汉诗。汉字的读音用日本汉字音的音读及训读，汉文读法是训读，都附有训读符号、送假名。

这里比较奇怪的是，包括在国文课里面的汉文，绝大多数却是中国的作品，日本的作品很少。文部省（教育部）的《学习指导要领》还特别提到：“通过古典教育，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的特质，以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汉文》部分说：“教材也需要包括日本汉文。”这等于政府也承认了汉文课的主要教材是中国的作品。“大学共通一次学力试验”（全国统一大学入考）的国语题目中也一定有汉文，而汉文的题目都是中国的作品。世界上恐怕只有日本在教授本国语言的国文课里，热心教授外国古典。其原因乃是训读，一经训读，汉文变成日本文，就可以包括在国文里面。

韩国则不同。韩国学校的国语课教材全用韩文字，不教汉字。中学、高中有汉文课，可汉文课是选修课目，汉字的读音用朝鲜汉字音，读法是口诀/悬吐方式（96页）。“大学修学能力试验”（韩国高考）也有汉文，却跟法语、德语、汉语、日语等外语并列，称为“第二外国语·汉文领域”，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汉文相当于第二外语。而第二外语汉文课的主要教材却是朝鲜时期的作品，中国作品只占少数，跟日本相反。韩国的大学既有国文系又有汉文系。国文系研究韩文字的作品，汉文系就专门研究本国汉文作品。日本大学的国文系则既可研究日文作品也可研究本国汉文作品。

日本的汉文课是国文课的一部分，却教中国人的作品；韩国的汉文课相当于第二外语，却教本国人的作品。为什么发生这样彼此颠倒又矛盾的现象？原因除韩国民族主义因素之外，关键还在于训读之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