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训读吗？当然没有，可是有训读现象。第二章介绍了诸葛亮《出师表》的训读模式（25页），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不必当真。可是这种游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古今汉语之间不仅有语音、词汇的变化，连语法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演变。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云：“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白话译[陈寿. 三国志全译[M]. 吴顺东，谭属春，陈爱平，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是：“他常常把自己与古代贤相管仲、名将乐毅相比。”原文“比”字在“管仲、乐毅”的前面；白话译用“把字句”（亦称“处置式”）把宾语放到前面，“比”字在后面，以致动宾结构变为宾动结构了。当然“把自己与古代贤相管仲、名将乐毅”的层面还维持着动宾结构，可是“把”字已经失去了动词功能，变为介词了。这种用“把”字的处置式大概从唐以后才出现。

在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游说吴国，向孙权夸赞刘备说：“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白话译是：“人们仰慕拥戴他，如同水归大海一样。”在这里“如同”和“一样”是一个意思，相当于原文的“若”。“一样”其实可有可无，可是没有“一样”，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感觉好像缺了什么似的。又如“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前面的“像”字可以省略，说成“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这是因为古文比拟形容词、副词的前置结构到今语转为后置结构的缘故。

后来诸葛亮对他的属下说：“忠益者莫大于进人。”（卷四十五《邓张宗杨传》），白话译是：“忠于国家为国造福的表现，没有比推荐人才再大的了。”原文“大”字在“进人”的前面，白话译则位于“推荐人才”的后面。现在的广东话把普通话的“我比你高”说成“我高过佢”，语序跟古文一样，是保留古文语法；普通话也可以说“我高于你”，是借用古文的语法，不是现代语的语序。

以上仅举一端，动宾结构趋向宾动结构，比拟句的形容词、副词，比较句的形容词由前到后，还有时地状语由后到前（25页）等等，这些都是古今语法明显的转变。打个简单的比方，古代汉语的语序跟英文相似，而现代汉语的语序则接近日语、朝鲜语的语序。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其中原因颇为复杂，在此难以细表。不过，主要因素应该是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干扰。自古以来，南方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斗争并最终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征。诸如先秦汉代的匈奴南扰、南北朝的五胡入主华北、辽金元清的游牧民族王朝，无不如此，且愈演愈烈，游牧势力愈后愈占强势。而这些游牧民族的语言，不管蒙古系、突厥系或满人的通古斯系，都是阿尔泰语系的黏着语，与孤立语汉语属于不同系统。

这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包括半农耕半游牧的民族）虽然后来被文化上占优势的汉族同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可是一来他们的人数多，为时久；二来他们是统治阶级，且自己的语言跟汉语是不同系统，以致他们所学的汉语严重受到母语的干扰，换句话说是不正规的汉语。

语言的正规不正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绝大多数的人经常用不正规的语言，久而久之，不正规就变成正规。因此，即使是不正规的汉语，被作为统治阶级的游牧民族经常使用，有些汉人跟着学，结果大部分的人都用不正规的汉语，用了很久，就变成正规的汉语，那以前的正规汉语反而变为古语了。

尤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河北地区，基本上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除了明代以外，都受到游牧民族的统治，且自元代以后，除了明初和民国时期，北京一直是全国首都，因此，北京的语言成为现在普通话的基础。其实，古代语言和现代普通话的差别很大。这大概就是古今汉语转变的最大因素。

这些古今语言的变化，到了宋元时期变得较为明显，加上当时科举和出版的普及，使得识字阶级扩大，很多人光靠以前的训诂已经很难了解古典，唐以前的训诂基本上是词汇的音义和出典，而他们需要的是口语的翻译。宋代已经出现“口义”如《周易口义》《庄子口义》之类，用的是通俗的文言文。根据现存资料，到元代才出现口语的译解，这就是元初北方学者许衡（1209—1281）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鲁斋遗书》卷四、五）。下面举《大学直解》中曾子引用《论语·颜渊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一段的“直解”：

前半是“子”“听”“讼”“犹人”的解释，这些在宋以前是不必要的注解。其中“犹人”解为“与人相似”，就反映了语法的变化。后半把孔子的语言翻成口语，“犹人”也翻成“与人也一般相似”，“百姓每”的“每”在当时的口语中是“们”的意思。

许衡用这种“直解”方式把《大学》《中庸》两书逐节讲解，且加以口语翻译，供当时不太懂文言文的读者参考。直解方式到了明以后也很流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的《四书直解》，是为了给10岁的万历皇帝用口语讲解《四书》和朱子的《集注》，后来到了清朝，康熙也读过此书。朝鲜偰长寿的《直解小学》（145页），虽已不存，应该也是口语翻译。

当时的士人阅读文言文既已不易，撰写文言文就感到更大的困难。写文言文难处之一在于助词的运用，因为助词的善用与否，影响到文章的好坏。而文言文的助词跟口语完全不同，用起来尤为困难。于是出现了满足这种需求的书，就是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辞》，是中国最早专门讲解文言助词的著作。

此书对各个助词的用法，往往用口语的同义词来说明，如“乎字，多疑而未定之辞，或为问语，只是俗语么字之意”“其字，是指那事物而言；于字，俗语向这个之意”“者……或有俗语底字意”等等。可见当时一些士人对文言文助词简直一无所知，这跟日本文人尤为关心汉文助词的用法如出一辙。如果把《助语辞》中的“俗语”换成日语，就是日本的汉文助词参考书了。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北方人与文言文之间的隔阂，跟日本人差不了多少。他们把文言文翻成白话的时候，脑子里无意中进行跟训读同样的程序。《助语辞》到明清两代有重刊本，也传到日本，其中江户时代天和三年（1683）的翻刻本，还加了很多注解，题为《鳌头助语辞》（图34）。现在流行的古典白话译也算是元明“直解”的延续，其来有自。

总而言之，中国到了元明以后的近世也有训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