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汉文的语序，翻为日文，也叫训读（kun-doku）。这一来是因为翻成的日文中有些汉字用训读（kun-yomi）来读，二来是因为中国的训诂除了字义、字音的注解以外，还包括句意的解释。如《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何晏注云：“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愠，怒也”是字义，“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是解释，日文翻译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所以也可以叫作“训”。另外，中国的训诂也偶有注意到语序的颠倒。如《尚书·大诰》：“猷大诰尔多邦。”伪孔传云：“顺大道以诰天下众国。”《音义》云：“猷音由，道也。”孔颖达疏云：“古人之语多倒，犹《诗》称中谷，谷中也。”据此，“猷（道）大”就是“大道”的颠倒语法。古代日本人也应该知道这种现象。

可是，给颠倒语序最大启发的应该是佛经汉译的过程。众所周知，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量的梵文经典被翻成汉文，终于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大藏经。而当时的翻译跟现在大不相同，一般都采用集体分工方式。下面介绍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在开封的译经院由印度僧天息灾主持举行的《般若心经》译经仪式（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三）。此时在译经院有天息灾等很多僧人，还有一些官员，经以下程序进行翻译：

①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

② 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

③ 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

④ 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初翻为“纥哩第野”；“”为“素怛览”。

⑤ 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纥哩那野”再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

⑥ 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如笔受云：“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此。”今云：“照见五蕴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为“佛念”，“打钟”为“钟打”，故须回缀字句，以顺此土之文。

⑦ 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

⑧ 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如“无无明无明”，剩两字[《心经》：“无无明”，三个“无”字，只剩两个。]；如“上正遍知”，上阙一“无”字[《般若心经三注》卷一：“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云无上正遍知觉。”]。

⑨ 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如《心经》“度一切苦厄”一句，元无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两字，元无梵本。

由此可知，梵文汉译的分工程序是：先由译主（此处当是印度僧天息灾）宣读梵文经本，左右证义、证文监视有没有错误，

再由书字梵学僧把所有梵文单词用汉字来音译，笔受僧再把它翻成汉文词汇，然后缀文僧按照汉文语序“回缀”，参译僧再次审查，刊定僧“刊削冗长”（梵文句子絮叨，汉文重视简练），最后善于作文的官员来润色文章，作成达意的汉文。

以上是纪念译经院完工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的程序，实际上的译经工作程序也许不那么繁琐，可以省略或合并几个环节。不过，历代梵经汉译的过程，包括最有名的玄奘译经，基本上都采用这种集体分工的方式。

以上梵经汉译的程序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书字梵学僧用汉字来音译梵语的过程（④）。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似乎是多余的。我们把英文“book”翻成“书”的时候，不需要先音译为“卜克”。不过，当时的人并不这样想，因为对他们来说，梵文的音和义都很重要，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梵字的发音，也没有像现在罗马拼音一样的发音记号。有些佛经停留在音译的阶段，没有翻成汉文，这就叫“陀罗尼”，如《般若心经》最后咒的部分：“羯谛羯谛，波罗羯谛，波罗僧羯谛，菩提萨婆诃”，不懂梵文的人听，简直是莫名其妙，可当时人相信梵文的音本身具有神圣的功能，叫作“真言”。

梵文是表音文字，只有五十几个字母，汉字多得不知凡几，且有很多同音字。因此，音译梵文的某一个字，如果随便用同音汉字的话，势必会带来极大的混乱。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定好音译梵文各个字所用的固定汉字。《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定的“阿”（a）、“伊”（i）、“优”（u）、“㖶”（e）、“乌”（o）等字，就是日本假名的来源。

接下来，梵文音译词由笔受翻成汉文词（⑤），如“纥哩第野”翻成“心”，“素怛览”翻成“经”，梵文的复音节词翻成汉文，多半变成单音节词。且“心”“经”都一字一义，而“纥哩第野”“素怛览”的各个字都有音无义，几个字凑成词才有义。中国人在梵经汉译的过程中，渐渐地悟到梵汉语言、文字的不同性质。梁代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就说：

“胡语”指印度语和一些西域语言，“单复无恒”是说梵文词汇除复音节外也有单音节的。“列字五十”指梵文字母，“十有四音”“字本”则指其中母音。“宛转相资”谓组合字母形成音节，“余言足句”概指动词、形容词的语形变化而言。这样跟汉语完全不同性质的语言，要把它翻成汉语，实在困难啊，僧祐最后不免兴叹。

可是，中国人眼中完全异质的梵语，在古代日本人来看，却是种很亲密的语言，因为日语的词汇也是以复音节为主，且动词、形容词也有变化。前面说过《日本书纪》的“此云……”，用日语模仿梵文的标音，很可能是这种语言观的产物。把梵语翻成汉语，再把它翻成类似梵文的日语，这样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就是相对中间的汉语，两边的梵文和日语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这就很可能给日本的训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平安末期（10世纪初）的日语辞典《倭名类聚抄》，利用汉字的假借功能表示汉字的和训，编者源顺在序文中就说：“其五曰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乎。内典梵语，亦复如是，非无所据。”也就是说，用汉字假借功能来表示日语的理论根据就是梵文的汉字音译。以上所说，如下所示：

附带说明，研究梵文字母的学问就叫“悉昙学”，“悉昙”（siddhaṃ）是梵文字母的别称。悉昙学在唐代很盛行，宋以后渐趋式微，后来几成绝迹，而传到日本后，一直到近代弥久不衰，如假名“五十音图”就是其成果之一。

把梵文词汇用汉字音译，再把它意译为汉语后，担任缀文者按照汉文语法调整语序（⑥）。梵文跟希腊语、拉丁语同类，属于印欧语系的屈折语，词汇的语法功能如主语、宾语等表现在形态上，语序并不重要。虽然如此，一般的语序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跟汉语恰为相反。

这一点也早就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前面“大率梵音多先能后所”就是这个意思，所谓“能”是宾语，“所”指动词，因此需要“回缀字句，以顺此土之文”，如“佛念”为“念佛”。这种颠倒语序，当时也叫“回文”。唐代宗密《圆觉经略疏钞》云：

“所依法体”是名词（宾语），“义用”指动词。又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播啰弭多”同“波罗蜜多”，梵语“pāramitā”的音译。直译汉语（唐言）即“彼岸到”，回文则“到彼岸”。

不难看见，这个“回文”跟日本训读之颠倒汉文语序翻为日文完全相同，日语语序也宾语在前动词在后，跟梵文一样。也就是说，把梵文的“宾语＋动词”回文成汉文“动词＋宾语”，再把汉文训读为日文“宾语＋动词”。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梵文与日文隔着汉文遥相呼应的关系。

现存早期的训读资料（8世纪）全都是佛经，训读起源于佛教寺院殆无疑问。中国自从南北朝以来佛教大张其道，而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正当其时，因此，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当时的日本僧人通过种种管道，如阅读相关资料，或随着遣隋使、遣唐使去中国直接观摩或参加译经现场，对中国梵经汉译的具体程序非常熟悉。如日僧灵仙（759？—827？）曾在长安参加过西域僧般若三藏的翻译工作，担任了笔受和译语的角色。[灵仙只见于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日本石山寺所藏古抄本，不见于中国资料。]。

他们对梵文的语言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知识。奈良东大寺大佛的开眼仪式（752）中扮演导师的印度僧菩提仙那带来了“多罗（陀罗）叶梵字”一百张，跟菩提仙那同时来日本的林邑（今越南南部）僧佛彻则传《悉昙章》，奈良法隆寺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梵文贝叶。加之，在朝鲜半岛的新罗有很多直接参加过译经事业的僧人（118页），当时新罗和日本来往密切，也可以通过新罗了解中国译经的实情。

最后要说明颠倒语序时所用符号的来源。最重要且常用的符号有两种，一是颠倒上下两个字的“レ”，另一是颠倒一个字和两个以上字的“一、二、三”等数字。此外，文章结构更复杂时还用“上、中、下”“甲、乙、丙”等符号，不过，这些都是从“レ”和“一、二、三”衍生出来的，且罕见使用。

① レ点

“レ”的使用法，如“登レ山”读为“山登”，上下字要颠倒。由于“レ”跟片假名的“レ”（re）同形，一般就称为“レ点”（reten），但其实，它跟片假名的“レ”（“礼”的省体）无关。在中国古代，如果不小心把上下两个字颠倒写的时候，就在两字之间加“乙”来订正，例如宋朝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自书松风阁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5）把“二三子”误写成“三二子”，就用“乙”来加以订正。这个“乙”也不是甲乙的“乙”字。现在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况，往往把两个字用“028-b1”来使之颠倒订正，因“乙”字的形态正好和“028-b1”一样，就写“乙”字，其实是符号，不是字。历代字典在“乙”字的字义中从来没有颠倒的意思。

关于“乙”，敦煌发现的唐代《搜神记》（不是干宝的《搜神记》）中有一条颇有趣的故事：

三国时代的人管辂善于算命。有一次路逢十八九岁的少年，名叫赵颜。管辂一看就知此人明日午时定死，就告诉他：“你明天午时一定会死。”赵颜听了大吃一惊，连他的父母都向管辂苦苦哀求救命。管辂就告诉他：“你明天准备酒脯去大桑树下，那边有两个人玩儿博戏，你给他们倒酒，如果他们喝了酒吃了肉脯，其中一个人一定会救你的命。”第二天，赵颜去大桑树下，果然有两个人在玩儿博戏。赵颜给他们倒酒，因他们太热衷于博戏，无意中喝了酒吃了肉。等到博戏完了，坐在北边的人才发现赵颜，就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给我倒了酒？快回去。”坐在南边的人就说：“你既然喝了他的酒，吃了他的肉，应该救他的命。”北边的人就回答说：“文案已定，不能改。”南边的人看到文案上写“十九岁”，就用笔颠倒两字，然后跟赵颜说：“你本来寿年十九即死，现在可以活到九十了。”原来北边坐的人是北斗，掌死；南边坐的人是南斗，掌生。《搜神记》最后说：“自尔以来，世间有行文书，颠倒者即乙复。”[王重民. 敦煌变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868.]可见用“乙”来颠倒上下两字订正的习惯，叫“乙复”，唐代已有之。

这个“乙”一般都省写成“レ”，如敦煌佛经抄本中：“说偈”“上妙”分别误写成“偈说”“妙上”，都用“レ”来订正（图6）。且此一书写习惯很早就传到朝鲜、日本，朝鲜半岛的新罗和日本平安时期的木简都有订正误写的符号“レ”。

中国的“レ”是订正误写的符号，日本训读的“レ”是为了把中文语序颠倒改为日文语序的符号，两者用途不同，可是颠倒上下两字却是一致的，可谓殊途而同形。所以，我们不妨初步推定日本训读的“レ点”可能援用自中国的订正符号“レ”。

室町时代的禅僧桃源瑞仙（1433—1489）在《千字文序》中说：“一字而反其上，则横乙于字间，其形如雁飞秋天（图7）。”[足利衍述. 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M]. 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2.]可见他也认为表示倒读的“レ”原来是订正颠倒的“乙”，因为当时把“レ”写成“∨”形，才有“形如雁飞秋天”之说。也因此，在日本“乙”字又衍生出为了训读颠倒语序的意思，如江户时代的学者冈白驹（1692—1767）在享保十六年（1731）出版的《文心雕龙》序文中就说：“遂校订并乙而付云。”这里的“乙”乃是加了符号做训读的意思。

订正误倒的字，除了“レ”以外，后来也出现了把「‘　’」加在误倒的两个字上的方法。如元杂剧《还牢末》的明代抄本把“要娶他”误颠倒写成“娶要他”，就用这个方法来订正（图8）。这个颠倒符号「‘　’」也传到日本，有时转用为训读符号。有趣的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把他做的汉诗题目“学书”误写成日语语序的“书学”，就用「‘　’」来加以订正（图9），从中似乎可以了解中国的订正符号转为日本训读符号的途径。

② 数字

一个字对两个字以上的训读，就用数字来表示次序，如“登二高山一”读为“高山登”。这样用数字来表示阅读次序，也可能跟佛经汉译的程序有关。前面已说明梵文汉译的程序，首先把梵文的每个词用汉字来音译，停留在这个阶段，没有把音译词再翻成汉文词的就叫“陀罗尼”。而早期很多陀罗尼写本上可以发现每个词的下面都打有号码，如敦煌发现唐代写本《大乘无量寿经》的陀罗尼部分（图10）：

这些号码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如果要隔开每个单词，用句读就可以，用不着打号码。以往佛教研究对此没有答案，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只要考虑到梵文汉译是由集体分工来进行的这一事实，似乎不难得到答案。如果先在每个梵文单词上打个号码，那么以后的翻译（笔受）、语顺颠倒（缀文）、修辞（刊定）等流水式的工程就好办多了。例如《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卷五《明法品》云：

如果给每个梵文单词打号码，写成“达摩（一）阿噜迦（二）娜忙（三）钵里勿多（四）”，然后逐一翻为汉文单词：（一）法· （二）光明· （三）名· （四）品，再调整语序（三）（二）（一）（四）翻成“名为光明法之品”，最后删除多余的字即成“明法品”。这样打号码，把梵文词翻成中文词的笔受，在接下来把梵文语序改为中文语序的缀文过程中，不必再写梵文的音译词，也可避免发生意外的错误，可谓事半功倍。

总而言之，训读的三个因素，即汉字读成日文的“训读”（kun-yomi）、颠倒语序的“训读”（kun-doku）以及颠倒时所用的符号，都能在中国的佛经汉译和书写习惯中找到它的来源。再加上古代日本僧人熟悉佛经汉译的过程及中国的书写习惯，训读之产生从中受到某种启发，殆无疑问。目前日本学界都认为训读是古代日本的独创，似有商榷余地。

下面我们要继续考察，由训读所产生的古代日本语言观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