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归正传，以下将把上面训读的三个因素（汉字的训读、颠倒语序、使用符号）逐一加以详细说明。

首先，说明汉字的日本读法。有“音读”（on-yomi）、“训读”（kun-yomi）两种。“音读”来自汉字的中国发音，加入日语成分（如没有声调）而讹变成的所谓日本汉字音。而由于接受的中国发音来自不同时地，音读又分为吴音、汉音、唐音三种。吴音是大概7世纪以前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来的中国江南音；汉音是8世纪以后的唐代长安音；唐音是宋元以后主要由禅宗的传播而带来的福建等南方地区的特殊发音。

例如“京”字，吴音是“kyo”，汉音是“kei”，唐音是“kin”，这与中国的方言音有点相似，如“京”字普通话读“jing”，广东话读“king”，闽南话读“kia”。不同的是，中国的方言音为一地专用，说普通话的北方人一般不可能把“京”字读成“king”或“kia”。而日本的三种音读却是同时同地并存的。如“东京”（Tokyo）读吴音，可是成田（Narita）机场去东京的“京成”（Keisei）电车的“京”（Kei）却是汉音，“北京”（Pekin）、“南京”（Nankin）则用唐音“kin”。这又有点像中国的文白异读，如“白”字的“bo”和“bai”，“削”字的“xue”和“xiao”，普通话中这种文白异读的字有限，闽南话等南方方言更多，可是总不及日语音读的普遍。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复杂的情况呢？一言难尽。简单地说，最早传来的是吴音，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日本就派了遣隋使，接着又派了遣唐使，想要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可他们到了首都长安，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所用的吴音是南方乡下音，不管用了。于是朝廷下令禁止吴音，鼓励改用汉音。可是吴音用了既久，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形成了吴汉音并用的局面。很多汉字又有吴音又有汉音，部分字是吴汉同音。一般来说，有关佛教的词汇和常用词继续用吴音，其他新词和儒家的词汇则基本上用汉音。可是界限模糊不清，有些词语到底该用吴音还是汉音，连日本人也说不清楚。甚至，现在很多日本人连吴音和汉音的区别也分不清了。试想，在中国假定“北京”的“京”要读“jing”，“南京”的“京”却要读“king”的话，不仅太麻烦，而且太不像话了，可日语的情况正是如此。到宋元以后，随着禅宗新文化的流入，又传来了唐音，可只限于特殊词汇，为数不多。

总之，日本的音读虽然有吴汉唐三种音并用的特色，但基本上跟中国的方言，或朝鲜、越南汉字音一样，来源都是中国的古音。可训读就不一样了。

前面已经说明，训读是用日语的意思作为汉字的读音，例如“山”字读为“yama”，“河”字读为“kawa”。我们学外语的时候，外语某一词的音和义密不可分，却应该是两回事，如英文的“book”，音是“卜克”，义是“书”，不可能混淆音义，把“book”直接读成“书”。可是日本的训读就是这样的读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越轨”读法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需从古代中国人用汉字音写外语的习惯谈起。

《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也就是说古代朝廷也有翻译人员。不过，《王制》说的是理想的制度，并不是现实的制度，古代朝廷不见得真有翻译人员。虽然如此，古代中国人肯定也跟四方境外的诸多民族有所接触、交流，需要翻译他们的语言。尤其是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需用汉字来音译。如“匈奴”（汉代的发音大概是Hunna，有人说与曾活跃于欧洲的匈人是同一民族），再如三国时代来自日本列岛“邪马台（Yamato）国”的“卑弥呼”（Himiko）女王的使节，都是用汉字的假借（取音弃义）功能来音译的。不过，音译这些外国的人名、地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古代中国人把境外四周的异民族一概视为野蛮人，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他们不害中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音译时用“匈”“邪”“卑”等带有贬义的文字，也许是这个缘故吧。

可是，这种情况到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中国来说，印度是遥远的国度，印度语言（梵文）又是跟中文完全不同的语系，属于印欧语系。不过，要深入了解佛教，非译佛经不可。要译佛经，非学梵文不行。于是，大量的音译词应运而生，诸如“浮屠”、“佛陀”（都是Buddha的音译）、“释迦牟尼”（Sakya-muni）等，不胜枚举。此时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当然是佛教的圣地，不同于以往匈奴或邪马台国等被视为野蛮的国家，因此，有关佛教的翻译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朝鲜、日本开始正式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大概是4世纪以后，正当佛教盛行于中国的南北朝，佛教很快就传到这些地域（当时朝鲜半岛是三国时代，372年佛教先传到北方的高句丽，384年传到百济，6世纪初再传到新罗，538年由百济传到日本），他们前后接触到大量的佛教文献，看到其中有大量的梵文音译词，就依样画葫芦，用汉字来音译自己的人名、地名等，就是顺水推舟，轻而易举的事了（当时朝鲜、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只好用汉字）。当然，他们也知道佛教以外中国文献的音译词如“匈奴”“卑弥呼”等，可是这些中国本身的音译词数量较少。而佛教则不同，他们既然已成了佛教徒，跟中国的佛教徒没有两样，中国人做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做呢？

佛经的翻译，先用汉字音译梵文词，再把音译词加以意译，翻成中文词。音译和意译的过程在佛经注解中很容易看到。例如：

这里“此云”者，意谓“中国云”，也就是说，梵文的这个词，翻成中文是这个意思。日本最早用汉文写的史书《日本书纪》（720）里面，能看到如下的注解：“可美，此云于嘛时。”“彦舅，此云比古尼。”“皇产灵，此云美武须毗。”（以上均见于卷一《神代上》）。“于嘛时”（umashi）、“比古尼”（hikoji）、“美武须毗”（mimusuhi）都是日文的音译词，意思分别相当于“可美”“彦舅”“皇产灵”，而“此云”在这里却是“日本云”。《日本书纪》这些注解的写作程序是，先有“hikoji”等日语词汇，把它用汉字音译成“比古尼”，再把它翻成中文（“比古”是“彦”，“尼”是“舅”）作为汉语词汇“彦舅”（其实，中文没有这个词）。到了撰文时把次序颠倒过来，“彦舅”成了正文，“比古尼”反而退到注解。显而易见，这就是佛经梵文汉译法的应用。像“比古尼”所选之字，显然也是佛经“比丘尼”的模拟。只是梵文汉译的“比丘尼，此云勤事女”，先有梵文词“比丘尼”然后翻成中文“勤事女”，“比丘尼”是主，“勤事女”是从；而《日本书纪》的“彦舅，此云比古尼”，先有日语“比古尼”，然后翻成中文“彦舅”，“比古尼”是主，“彦舅”是从，两者看起来是同样的形式，其内含的主从关系却恰恰相反。

中国佛经汉译的音译、意译过程中，有时把意译叫作“训”，如晋代孙绰的《喻道论》云：“佛者梵语，晋训觉也。”（《弘明集》卷三）就是说，梵文的“佛”（Buddha）翻成晋（中国）文就是“觉”。“训”本来是“训诂”的“训”，也就是汉代以后对儒家经典的主要注解方式。晚清广州的著名经学者陈澧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东塾读书记·小学》）据陈氏的说法，训诂和翻译是类似的概念，因此，翻译也不妨叫成“训”，孙绰《喻道论》的“训”就是翻译之义。而既然把梵文翻成中文能称为“训”，那么把中文翻成日文同样也可以称为“训”。这就是日文“训读”之所以用“训”字的理论根据。有时也称为“和训”（“和”是日本的美称）以示区别。

可是训诂是注解，注解怎么能当成汉字的读音？这就要了解当时日本人读汉文的情况。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字形不代表字音，字音只好一个一个地背。当然，汉字也有表音功能，所谓形声字就是。例如带有音符“同”的字，“铜”“桐”“筒”都音“tong”，可是“洞”“胴”的音却是“dong”，学过音韵学的人知道，这是因为“同”字原来是浊音的缘故，可音韵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何况古代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系统的音韵学。总之，汉字的表音功能是不彻底的，有时反而成为学习正确字音的障碍，增加麻烦。直至现在，掌握汉字的字音包括声调乃是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最大瓶颈，在古代更是如此。日语没有声调，要学好中文的声调尤为困难，以致现在的日本汉字音都没有声调了。

其实，古代中日之间人际交流很少，除了遣唐使等人员以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机会跟中国人直接交谈。因此，对他们来说，只要了解汉文的正确意思就行，不必学好正确的字音。现在我们学外语，学好发音（读诵）和了解意思（翻译）缺一不可，而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可不是这样，翻译可以代替读诵。所谓训读应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具体过程如何，因缺乏资料不得详知，这只是一种推测）。因此，文章中的每一个字，由于前后文脉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也就是有不同的训。如“经”字，有时是“经过”之义，读为“heru”，有时则是“经常”之义，读为“tsune”，这样，一个汉字可以有好几种训读，再加上吴、汉、唐三种音读，发音就更多了，这样的一字多音是日本汉字发音的一大特征。

一个汉字有多种发音，会不会不方便？是绝对不方便的。例如日本人的名字，很多时候连日本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念。举个例子，在中国也颇有名气的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他的名字“清张”用作笔名时一般用音读（汉音）读成“seicho”，但其实他的本名应该用训读，读为“kiyoharu”，那么，到底哪个对？谁也说不清楚。因此，在日本往往会发生很奇怪的事情，两个人初次见面，彼此交换名片，看了名片上的汉字，不知道该怎么念，于是只好问对方：“对不起，您大名该怎么念？”这样的事，除非你不认字，世界上任何国家也不会发生，可在日本真的会有这种奇事。

因此，为了表示正确的读音，有时在汉字旁边或上面加小字的假名，以示发音。譬如023-b1，汉字上面的假名就标“matsumoto seicho”的发音。可是这样，写一个词要用两种不同文字来表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干脆废了汉字，单用假名算了。事情可不那么简单，用汉字且用训读的读法，自有其利，也有其历史背景。

第一，如果光用假名，同音词很多，“成长”“声调”“静听”等，日本发音都是“seicho”，跟“清张”相同，无法分辨，且无法明白原来的命意“清张”。日语的发音结构比中文单纯，同音词发生的概率比中文高。

第二，一个汉字用假名标写，就变成好几个字了，如“松本清张”是四个字，假名“まつもとせいちょう”是九个字，翻一倍。文章变长，既占篇幅，读起来也很不方便，且不好辨认。

一个汉字有多种发音，还要同时使用汉字、假名两种文字。假名又有平假名、片假名之别，就成为三种文字并行了。如“他从美国来。”日文就说：“彼はアメリカから来た。”“アメリカ”（amerika，美国）是片假名，“は”（wa，表示主语的助词）、“から”（kara，从）、“た”（ta，动词语缀）是平假名，且汉字“彼”（他）、“来”都用训读分别读为“kare”“ki”，这么短的句子也要用三种文字。这样同时混用多种不同文字也是日本的特色，除了韩国混用韩文字和汉字以外，世界上恐怕没有这样的例子。

历史上，日本先接受汉字，假名是由汉字派生出来的。假名的“假”是针对真名（汉字，名就是字）的“真”而言，这样势必难免真假并用。用日语作为汉字读音的训读是日本人长期以来把外来的汉字驯化为本国文字的表征。日本人一般认为汉字虽然来自中国，但已然成为日本文字，理由就在这儿。越南、朝鲜半岛则不同，并不认为汉字是本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