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朋友的日常闲聊中，你有没有被问到过“喜欢的偶像(或者明星)是谁”这样的问题呢?在这种场合下，我们通常会回答“异性偶像”[这里的“异性”是指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相对的“异性”。后文中、“异性”和“同性”将以类似的意义来使用。]的名字。有时候是脱口而出，也有时候是有意为之，因为读懂了潜台词，意识到“这里必须回答异性偶像啊”(哪怕我们另外还有喜欢的同性“偶像”！)。不管是哪种情况，从这个对话的例子能够看出，解读“偶像”时使用怎样的框架才是恰当的，这件事早已内化于我们心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将“偶像”作为理想的异性和恋爱对象来看待的解读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框架。

像这样的框架，反映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想法和价值观，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耳濡目染下。人们在不去考虑对错的情况下，对这一框架予以再生产和强化。比如此处对话双方对“偶像”的解读，背后其实就受到社会中恋爱至上主义和异性恋规范的影响。

这样一来，“偶像”就不光是“有名的媒体形象”，或是风靡一时的潮流和流行现象，而是描绘了社会现状及人际交流的一种文化。思考“偶像”，也就意味着思考“偶像”所处的社会。

本章旨在探讨，人们在解读“偶像”一词所指的形象及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时，使用的框架是如何演变的，并重点关注了从偶像文化的黎明期到2010年前后这段时间的历史变迁。首先，我将总结过去相关研究中的常见论点，随后主要从性别/性向的角度，重新思考媒体空间和媒体话语中呈现的“偶像”是何种模样。

回顾“偶像”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偶像形象的演变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媒体霸权从电影转向电视。其结果就是，过去电影时代遥不可及、受人崇拜的“明星”，摇身一变成了电视上像同班同学一样亲切的“偶像”[关于从“明星”到“偶像”的转变过程以及偶像文化萌芽期的媒体状况、详见小川博司：《音楽する社会》(動草書房。1998)。租增龍夫:《アイドル工学》(筑摩書房. 1989)。小川博司:《アイドル歌手の誕生と変容》(藤井知昭、高橋昭弘编《現代と音楽》〔“民族音楽器書”第十卷), 東京書籍, 1991, 第89—106页)。版本博志：《“平凡”の時代———1950年代の大衆娛楽雑誌と若者たち》(昭和堂, 2008)。田島悠来:《“アイドル”のメディア史———“明星”とヤングの70年代》(森話社, 2017)。]。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彩色电视走进千家万户，音乐节目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与此同时，《明星诞生！》(日本电视台系)等选秀节目开始播放，从节目中走出了大量和观众同龄的歌手，偶像杂志《明星》(集英社)和《平凡》(平凡出版)用大量版面报道这些歌手生活化的一面，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时期，媒体环境逐渐接受了“偶像=歌手”的概念。

一方面，观众将这些不管是年龄上还是精神层面上都和自己相近的“偶像”看作是媒体空间中的“假想朋友”。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对“视觉”要素的愈发重视，观众看待偶像的方式也起了变化。小川博司（小川博司 (1952 —)，日本社会学者，主要研究媒体文化论、音乐社会学，曾任日本流行音乐学会会长，著有《媒体时代的音乐与社会》(1993)等。）评论说，经由暴露在观众的视线中，“偶像”歌手的身体从引起共鸣的对象变成了异性性欲的对象[小川博司:《アイドル歌手の誕生と変容》。]。此外他还指出，“偶像”演唱的歌曲(“偶像歌谣”)，其特征之一就是歌词内容几乎都以恋爱为主题。

辻泉（辻泉(1976 —)，日本社会学者，主要研究文化社会学、媒体论，以民族志式的调查方法长期研究粉丝文化。）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杰尼斯”（指杰尼斯事务所旗下的男偶像们。杰尼斯事务所曾打造出SMAP、岚等知名偶像男团，在日本的男子偶像界具有高度统治力。2023年，杰尼斯事务所承认已故创始人杰尼·喜多川长年对旗下男偶像实施性侵。）“女粉丝的一系列研究”中，考察了粉丝特有的“同担拒否”(又称回避)现象———粉丝通过刻意避开和“同担”(指喜欢同一个“杰尼斯”成员的粉丝)接触，将其他扰人的竞争对手予以排除，一切以“担当”(指喜欢的“杰尼斯”成员)和自己(粉丝)间的私人关系为重。他还指出，这种做法背后是对偶像的假想恋爱情感和恋爱至上主义在作祟。另一方面，辻也关注了2000年以后的粉丝倾向，他发现2000年以后“同担拒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粉丝似乎不再扮演假想恋爱的“当事人”，而是退后一步以“观察者”或“旁观者”的身份，享受和其他粉丝的交流，并欣赏“杰尼斯”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5

至于支持女偶像的男粉丝，根据难波功士（难波功士(1961 —)，日本社会学者，主要研究媒体文化论、广告社会史和文化社会学，著有《族的系谱学——青年亚文化的战后史》(2011)等。）的研究，经历了以下变迁。“亲卫队”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规模壮大，成为一大势力。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重视组织的规矩规章和男人间的上下级关系，是带有“不良少年”色彩的团体。而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亲卫队日渐衰退，“乖乖仔”成为粉丝群体中的主流，并出现多个分支。2000年以后，持个人主义态度、与他人联系薄弱、热衷打“Wota艺”（又称御宅艺、荧光棒舞，指在偶像演唱会等现场活动中，粉丝以特定方式挥舞荧光棒的应援方式，效果非常炫目。表演“Wota艺”的行为被称为“打‘Wota艺’”，表演者又被称为“打师”。）的宅男开始当道。其中也有“愚连”（泛指不良少年，源自日本战后的不良少年群体“愚连队”。）式的粉丝继承了亲卫队“堪称纯情的笨拙应援”风格，他们不以假想恋爱(异性恋)的眼光看待偶像，而是将偶像当作崇拜对象，用真挚的目光注视着“偶像”。[雞波功士:《アイドルを声援することの系譜学———親衛隊からヲ夕芸まで》，丹羽典生编著《応援の人類学》，青弓社，2020，第297-323页。]

太田省一（太田省一(1960 —)，日本社会学者，主要研究电视文化论，著有《偶像进化论——从南纱织到初音未来、AKB48》(2011)。）：以女偶像的引退和毕业为侧重点回顾了偶像的历史。他在触及男女“偶像”之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同时，也总结了不同时代对偶像看法的变化。他认为，在大众眼中，“昭和年代的偶像”更偏重假想恋爱，是只会在青春期迷恋的对象，而“平成年代的偶像”更像是陪伴粉丝一同生活的终身伙伴。[太田省一:《そして再び、アイドルグループは“学校”になった———引退/卒業のアイドル史》,《現代思想》, 青土社, 2019年3月号,第34-43页。]

上文已经说过，长久以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习惯于用基于异性恋主义的假想恋爱框架，来解读“偶像”这个词所代表的形象。在前面的讨论中也提到，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本节将对照实际例证重新审视上述观点，以《明星》等偶像杂志为中心，通过媒体空间和杂志内文中的话语来阐明“偶像/粉丝”的形象。

20世纪70年代是偶像文化的萌芽期，老牌杂志《明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飞跃。首先就让我们翻开《明星》，从杂志中一睹当年的景况。

创刊于1952年的《明星》杂志，从1971年开始启用摄影师筱山纪信为杂志拍摄封面，封面和写真页上的企划大量和同时期热播的音乐节目联动，邀请众多偶像歌手亮相，一举从过去的“大众娱乐杂志”转型为“偶像杂志”。到70年代初，《明星》的发行量突破百万册，进入杂志的黄金年代，将此前的竞争对手《平凡》抛在身后。

那么，《明星》杂志里到底刊登了怎样一些文章呢?写真彩页的文章主题大致分为以下四大类：①明星的海外行.②明星去外地或故乡，和当地人或家人交流的样子.③明星公开展示自己的家或房间，④明星的学校生活。说到这些文章的特色，最直观的，就是让读者对“偶像”更容易产生亲近感。由于高中和大学的升学率上升，这个时期《明星》的主要读者，从此前的“工作青年”变成了“在校学生”，正好和杂志中出现的“偶像”处在同样的年龄段。举个例子，1973年11月号上刊登了题为《同级生·樱田淳子山口百惠》[《明星》, 集英社, 1973年 11月号。]的文章，配图中花之三人组（1973年，山口百惠、樱田淳子和森昌子在《明星诞生！》节目中出道，三人当时都在念初三，被合称为“花之三人组”。）里的两人身穿水手服在放学路上嬉戏打闹，部分文字内容摘录如下：

百惠：小淳，你第一学期的成绩怎么样?我好多3分……真讨厌啊，明明拼命学习了。不知道能不能升上高中，好担心。

淳子：我也一样呢，我们两个老是早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你看，我音乐是5分，这就够了吧。毕竟是歌手，要是3分的话那真着死人了。

这段文字描绘了作为“同级生”的两人，虽然对升学感到不安，但仍然互相为同伴鼓励的样子。当读者看到“偶像”像这样吐露日常学校生活中的问题和烦恼。便会产生共鸣，和自己重叠起来。

再说第二个特色，那就是将“偶像”包装成理想的孩子，让读者的父母辈(“成年人”)也能喜欢。为了庆祝拿到音乐奖带“妈妈”第一次出国旅游，买房子送给家人作为礼物，实现做歌手的梦想后衣锦还乡……这种旧时代的飞黄腾达故事被当作美谈书写。比如，1972年1月号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御三家之一的野口五郎（20世纪70年代走红的偶像男歌手，和同年代的乡广美、西城秀树并称“新御三家”。）的文章，标题为《人人听过我的歌凭〈青苹果〉大火的野口五郎感动的归乡行》[《明星》, 集英社, 1972 年 1月号。]，文中这样写道：

从名古屋坐一个半小时的车抵达岐阜的美浓站，已经有大量看到通知的粉丝等在站台……“啊，是阿靖(本名)！”“变得有模有样了呢……”等候的人里有美浓小学时代的同级生，有邻居大妈，还有父亲！第二天，后援会公布为小镇制作的吉祥物，校长等镇上的人都赶来了。听到家乡人温暖的声援，五郎用颤抖的声音感激地献上歌曲——他的歌声回荡在奥长良的山谷中。“小心身体嘞”“爸爸您偶尔也过来东京吧”，父子二人在离别的站台上互相勉励。

这里，记者编织了一个“怀着歌手梦从乡下来到东京，实现梦想后回到故乡感谢父老乡亲”的故事，通过这样歌颂父慈子孝的文章将“偶像”理想化。

回顾20世纪70年代的《明星》杂志，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偶像=异性的假想恋爱对象”这一框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这个时期媒体描写偶像的方式，不仅让同年龄的年轻人感到平易近人，也让父母一辈觉得亲切。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偶像杂志活跃的潮流之后，到了80年代，以发行《明星》杂志的集英社和学习研究社为中心，更多的偶像杂志相继创刊。但是这批杂志和《明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将目标读者群分得更细了。尽管两者都瞄准正在上学的年轻人，但是《明星》刊登的偶像有男有女，读者也有男有女，而后来的杂志从创刊起就按照“‘偶像’加异性读者”的组合分成男女两类(参见表1)，有些专门面向男性读者、刊登“女偶像”资讯(下面简称“男性向”)，有些专门面向女性读者、刊登“男偶像”资讯(下面简称“女性向”)。虽然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杂志细分化、门类化的结果，不过这一变化还和偶像杂志本身大受欢迎，以及80年代的特殊情况有关———当时整个出版业的杂志创刊数量达到巅峰，人称“杂志的时代”。

表1 20世纪80年代创刊的主要偶像杂志

从表 1 中能看到，“女性向”杂志直到2022年的现在还在发售，但是“男性向”杂志里除了《BOMB》以外都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休刊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90年代时主要冲击女偶像的“偶像寒冬”降临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女偶像的粉丝也被称为“偶像学究”、“外道”、“愚连”等，可见随着喜爱的对象变得多样化，粉丝本身也越来越细分化了。详见前面提到的《アイドルを声援することの系譜学》一文。]。那段时间，到80年代为止都很红火的歌唱节目纷纷停播，“偶像=歌手”的模式变得难以为继，“尽人皆知的作为歌手的‘偶像’”从媒体上销声匿迹。此外，1988年到1989年发生了东京·埼玉连续幼女诱拐杀人事件（又称宫崎勤事件。1988年到 1989年，26岁的宫崎勤在东京都和埼玉县先后绑架并猥亵5名女童，女童年龄都在4岁到7岁，其中有4名被杀害。由于媒体在报道中将宫崎勤描写成宅男，日本社会掀起对御宅族的猛烈批判，动漫等相关产业亦受到重创。），在媒体的渲染下，社会对于有着宅男式兴趣爱好的男性，看法变得越来越刻板和负面，男性不敢轻易说自己是“偶像粉丝”，“男性向”杂志的消失也和这些情况不无关系。

那么，上述这批杂志都包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从现存的四本杂志[《BOMB》、《POTATO》( 现两者的出版社都是 One Publishing)、《 Duet》( 集英社 )、《 Winkup》(WANI BOOKS)] 的读者栏(杂志为了和读者进行交流而开设的栏目)入手，看看读者是出于什么目的在购买这些杂志吧。

在三本“女性向”杂志的读者栏里，读者对异性的关注一直是通过写信、画画等创作来表现的。直至21世纪初，读者栏的主要内容，还是读者对学校中遇到的异性暗诉衷肠，或者表达自己对各种男偶像的喜爱之情。但是到了2005年左右，读者表白的对象开始固定为“杰尼斯”，和“杰尼斯”有关的版面在三本杂志中都占到了大半。也就是说，“异性”从“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变成了“媒体上出现的男性”，最后变成了“杰尼斯”。

以《Duet》为例，在与“杰尼斯”有关的许多栏目中，读者会展开想象的翅膀，用写文章、画画的方式描绘和“杰尼斯”在特定情景下发生的故事。其中既有像《白日做梦想听这样的情话》那样幻想恋爱关系的文章，也有《想让那个 Star穿这件衣服！》《动物塑偶像大图鉴》那样设想让“杰尼斯”穿女装、人偶服，或是把“杰尼斯”比作动物的创作。

此外，2005年以后，读者投稿不管内容如何，往往都会以“我是喜欢~~的~~”(前面填的是“杰尼斯”成员的名字，后面填的是几年级生)这样的自我介绍开头, 这在《 Wink Up》上尤为常见。

大家好☆我是最喜欢锦户亮君(当时关8的成员——引用者注)的初中二年级生。(福冈县/亮明忠)(《 Wink Up》2009年4月号, WANI BOOKS)

如上所示，“是杰尼斯粉丝”几乎已经成为参加读者栏的默认条件了。

而2010年之后,像《土豆情书》(POTATO) 和《哗啦哗啦讯息中心》(Wink Up)这样倾诉对“杰尼斯”狂热情感的栏目变得引人注目。

致山田凉介君(Hey! Say! JUMP 的成员——引用者注)我比任何人都要更、更、更喜欢山田凉介君! ! (大阪府噗哟吉)(《POTATO》2012年4月号，学研出版社)

这些读者来信多数都是在表达对偶像的恋爱情感，有的频繁使用爱心符号，有的会像上面的例子那样，冒出“比任何人都要更喜欢”等充满独占欲的话。在“女性向”杂志的读者栏里，我们能看到“杰尼斯”粉丝为了追求和“杰尼斯”的假想关系聚集在一起。到了2005年以后，这里逐渐形成以恋爱为核心的粉丝媒体空间。

另一方面，“男性向”杂志又如何呢?《BOMB》在创刊时是投稿杂志，但是从第七期，也就是1980年月号开始，转型成了封面印着女偶像的偶像杂志。因为有这样的出身，所以读者栏在《BOMB》整册中的占比要比“女性向”杂志更高。只不过，创刊之初就有的几个主要栏目里，多数投稿都是男性读者根据自己的性体验编写成的小故事。这些栏目包括《内裤之穴》(1993年完结)[不过，根据读者亲身经历改编的《内裤之穴》在1984年被拍成电影，由菊池桃子主演，这部电影也成为她的出道作。]、《突击! 今晚的撸料》(1995——2001)、《秒射革命》(1996—2001)等，如同栏目名让人联想到的那样，里面全都是和性有关的有趣又奇怪的短文，其中也有谈论性行为的文章(几乎全是自慰行为)，看不出有哪个栏目特别鼓励读者聊“偶像”。

之后，到了90年代中期，写真偶像身穿泳装登上封面已经成了常事。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一些和偶像有关的读者栏, 比如《偶像一问一答》(2002—2003)、《吐槽110》(2003 — )[经确认一直持续到2014年4月号。]会刊登读者想问女偶像的问题，《普通宅男》(2005 — ) [经确认一直持续到2014年4月号。]会登载和女偶像有关的心愿或是值得吹嘘的经历。然而总体来说，读者栏的页数和创刊时相比有所减少。

可以看出，“男性向”杂志里，读者关心的更多是性体验和性行为本身。不可否认，杂志中大量图片引导人们关注的不是恋爱关系，而是女偶像的身体，这多少起到了刺激读者性欲的作用。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读者栏这一媒体空间表现形式下，“女性向”和“男性向”两类杂志的差异之处。简单来说，上文如实展现出了相关学者在杂志研究中指出的性别非对称性，即“让男性充满性欲、让女性憧憬恋爱的两性构造”[井上輝子:《ジェンダーとメディア———雑誌の誌面を解読する》,鈴木みどり编《メディア・リテラシーの現在と未来》,世界思想社,2001, 第118——133页。]。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这批杂志以来，偶像杂志从之前的“男女同校”转为像“女校”和“男校”一样按性别划分，内容集中在各自的异性关系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化趋势在偶像文化中逐渐增强。“女性向```html 杂志通过专注“杰尼斯”吸引了一大批狂热的粉丝读者，至今仍维持着一定的发行量，因此和“男性向”杂志不同，没有走向废刊的结局。

前面已经说过，在“女性向”杂志中，读者(杰尼斯粉丝)追求的是和“杰尼斯”的假想关系，并且这种倾向随着时代推进变得愈发强烈。不过，“女性向”杂志里也能见到男女关系以外的内容。

在上一节中我们聊了80年代创刊的一批杂志，那么早前的《明星》后来怎么样了呢?《明星》在80年代末乘着光GENJI（杰尼斯事务所推出的男子偶像组合，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人气，发行量突破了历史纪录。此外，80年代到90年代，只看《明星》封面的话，女偶像的身影渐渐消失，自从1991年SMAP 作为“杰尼斯”首次单独登上杂志封面后，《明星》开始向以男偶像为主的杂志转型。也就是说，和后来发行的“女性向”杂志一样，《明星》自己也变成了以女性读者，尤其是“杰尼斯”粉丝为目标读者的杂志。然而，从1992年10月号起，《明星》改名为《Myojo》并陷入低迷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光GENJI的人气开始走下坡，且之后一段时间内“杰尼斯”没有再推出热门组合。直到90年代中期，杂志封面和内文里“杰尼斯”的登场比例双双激增，《Myojo》靠着“专注杰尼斯相关内容”再度畅销，此后也延续这一定位。

观察2000年以后《Myojo》的读者栏我们能发现，果不其然，《Myojo》也和其他“女性向”杂志一样，开设有让读者能够幻想自己和“杰尼斯”恋爱的栏目。比如，《想让达令用昵称叫我》的栏目中，每期都有不同的“杰尼斯”作为“本月达令”登场，根据名字和兴趣给担任“本月甜心”的读者(从寄明信片的读者中事先选出)取昵称。2010年以后，有《公主！今晚约会吧♥》这样的栏目，“杰尼斯”要根据读者的要求构思约会计划。像这样，杂志通过让“杰尼斯”在栏目里扮演读者的理想男友，让读者获得满足感。

不过，将目光投向读者栏以外的同时期的杂志内容，会看到有不少文字着重渲染“杰尼斯”成员间的“兄弟情”，也就是“男性之间的羁绊”。比如说，在一篇关于NEWS组合的题为《幸福的二人时光。确认羁绊的对谈三连发》的文章(2008年1月号)里，以成员间两两对谈的形式，描绘了二人之间相互关心、彼此信赖的样子，再次确认双方的“羁绊”。其中，小山庆一郎和手越祐也的对谈部分里，登载了成员自己的评论：“如果手越是女孩的话，想要交往一次试试呢”(小山 )，“确实我也想和庆酱交往看看呢。感觉会很顺利哦”(手越)，从中能感受到二人“亲密的关系”。

2010年之后，把成员之间的关系描写成恋人关系的文章变得更多了。比如，在名为《JUMP♥读者联合庆典》(2011年4月号)的读者栏目里，杂志根据对读者的问卷调查评选出“JUMP 最佳情侣”，获得第一名的山田凉介和有冈大贵（两人都是杰尼斯事务所旗下组合 Hey！Say！JUMP 的成员。）“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表演了带有“同性恋”要素的互动：“为了让山田的目光看向我，我要把一切献给山田！”(有冈)，“哈哈哈！好恶~(笑)那么，下次一起去游乐园吧”(山田)。对此，杂志也刊登了相应的“读者之声”：“JUMP 内的情侣。从两人的评论中能看到爱”(我田~山·东京)，“两位太神了！以后也要友好相处哦♥”(Sana♪・爱知)。

像这样，杂志在强调成员间“同性社会性关系”（指同性之间不带性色彩的友爱关系，如朋友、师生等，区别于同性恋关系。）的同时, 创造了一个空间, 鼓励读者尽情联想这种羁绊背后的“同性恋”关系。[想了解更多女性创造的与“同性恋关系”/“同性社会性关系”有关的流行文化，详见東園子：《宝塚・やおい、愛の読み替え———女性とポピュラーカルチャーの社会学》(新曜社, 2015)。]

上文中，我们从偶像杂志这一媒体空间和其中的话语出发，重新审视了塑造“偶像”形象及“偶像—粉丝”关系的基于异性恋主义的假想恋爱框架。从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

首先，20世纪70年代的偶像杂志是聚集了男女双方的媒体空间。在媒体笔下，“偶像”比起假想恋爱的对象，更接近于读者身边志同道合的伙伴，长辈心中理想孩子的幻影。至少在杂志这一媒体上，“偶像”最初并不是一边倒地被当作恋爱对象的。但是，80年代新一批杂志陆续创刊，这批杂志将读者按照性别区分，并针对男女读者使用不同的表现形式，促进了媒体的性别化。特别是在追求异性关系的“女性向”杂志中，假想恋爱的框架走到了台前。之后，以2000年为界，随着“女性向”杂志中的“异性”逐渐变为“杰尼斯”，这一框架也变得越发明显，杂志作为“杰尼斯”女粉丝模拟恋爱空间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重。另一方面，杂志不仅关注读者和“杰尼斯”的关系，也关注“杰尼斯”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能看到杂志中的一些言论鼓励读者从“同性恋关系”和“同性社会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待“杰尼斯”。

斯图亚特·霍尔（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 英国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理论家，提出影响深远的“编码/解码沟通模型”(Encoding/ Decoding model of communication), 代表作有《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译码》(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 等。）在谈到媒体信息的多样解读可能性时，将受众在解读意义(解码)时使用的符码(Code)分为三类，分别是①支配性符码、②交涉性符码、③对抗性符码[Stuart Hall, “Encoding/ decoding”,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Andrew Lowe、 Paul Willis编,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Hutchinson, 1980, 第117——127页。]。如果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对“偶像”的解读中，那么被优先使用的假想恋爱框架正占据着支配性符码的地位，但是回顾“偶像”的历史，可以看到这种解读方式的符码并不一直都是铁板一块。此外，如果把“异性”的假想恋爱看作是支配性符码的话，那么幻想同性成员之间的恋爱并乐在其中的粉丝，便是在遵从恋爱至上主义的同时，将其中的恋爱关系从男女替换成了男男，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使用了显示折中态度的交涉性符码。

以上写的是到2010年左右为止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近的偶像杂志和相关文化产品的面貌，以及当下的时代状况吧。首先是“女性向”杂志的代表《Myojo》，翻开2022年4月号(撰写本文时的最新一期)可以看到，这期刊登了惯例的“第28届你选择的Jr.（又称“小杰尼斯”，是杰尼斯事务所旗下尚未出道的男偶像的统称，他们主要给已出道的前辈偶像担任伴舞，从中积累表演经验。）大奖”(1995年起每年举办)，卷首揭晓的奖项是“最想和他成为恋人的 Jr.”。排名靠前的成员在感谢粉丝投票的同时，还写下了“如果交了女朋友……”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这里的恋人说到底还是被默认为“女朋友”。也就是说，把异性恋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仍在被再生产。然而，在这个评选活动中，出于“从伙伴那里拿到票果然也很开心♥”的理由，也颁布了通过成员投票决定的“Jr.选择的Jr.大奖”，其中包括“最想和他成为恋人”“最想和他接吻”等奖项。此外，杂志其他部分刊登了一篇题为《让读者落泪的10000字采访名言集》的关于 Snow Man（杰尼斯事务所旗下的男子偶像组合，于2020年出道。）的文章，文中介绍了读者的感想：“第一次听说成员之间的这份羁绊，太催泪了！”这意味着杂志中既有“同性恋”角度的解读，又有对“同性社会性关系”的追求，在同一个媒体空间内，读者可以通过多种符码来阐释“偶像”。

至于“男性向”杂志，前面已经说过，一部分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偶像寒冬”期间就休刊了。不过其中也有《BOMB》这样继续发行的杂志,和《B. L. T》(东京 NEWS通信社，1997年创刊)这样新创刊的杂志。当然女偶像和粉丝的身影肯定不会消失，随着偶像种类的扩张和粉丝形态的多样化，女偶像周遭的媒体环境被不断细分，这或许造成了“男性向”杂志作为大众媒体不像“女性向”杂志那样醒目。不过，2010年之后，受到女子偶像组合复兴(人称“偶像战国时代”)的影响,《BIG ONE GIRLS》( 近代映画社, 2010年创刊 )、《BRODY》( 白夜书房, 2015年创刊),《IDOLVILLAGE》( Meta-Brain, 2017年创刊) 等以女偶像为中心的偶像杂志以双月刊、季刊的形式再度开始发行。

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那就是女性向时尚杂志越来越多地启用女子偶像组合的成员担任专属模特，并邀请她们登上封面。最早引领这一潮流的有2008年起在《MORE》(集英社)做了十年专属模特的AKB48原成员篠田麻里子（20世纪80年代日本女性偶像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人物有乃木坂46原成员白石麻衣(主妇之友社的《RAY》, 2013—2018)、乃木坂46原成员西野七濑(集英社的《 non-no》, 2015—2022)等。一种新的媒体空间正在形成，这些杂志不再局限在面向“异性”的“男性向”领域里，而是将女偶像塑造成让“同性”感到“憧憬”、刺激同性消费的榜样人物。进一步将目光转向杂志以外的文化产品，我们会发现,像《所以, 我就推你了》(NHK, 2019)和《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馆我就死而无憾》(TBS电视，2020)这样，描绘女粉丝“推”女偶像的作品变多了。追星方式无法被纳入异性恋规范下的粉丝和偶像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关于这点，参见田岛悠来分析“追星活动”的媒体表象及媒体话语的文章《メディアが描く“推し活”———メデイア報道と表象の分析から》(《帝京社会学》第35号，帝京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2022, 第87——115页)。]。今时今日，“何者能被视作恋爱对象”的框架本身就在“动摇”，虽然上面说的这些变化也可以看成是针对恋爱至上主义的对抗性符码，但更可能表明，当今时代已经来到一个转折期。许多人开始使用各种不能仅从性别/性取向来定义的符码，自由地解释“偶像”，而这些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的视野，拥有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