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不少人将“追”偶像视作人生中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事吧。另一方面，“追星”（日语中的“推す”一词，指的是对某一对象抱有强烈的喜爱之情，以至于想要向别人推荐的状况。虽然和中文的“追星”有共通之处，但其对象不局限于偶像或明星，而是连二次元角色、吉祥物、色情行业的从业者，甚至网络上的普通人等都可以包括在内，作者在下文中亦有详细提及。但不管对象如何，从形式上看，依然是把传统上喜爱明星的方式挪用、扩大到了其他对象身上。有时也根据情况将“推す人”和“推し”译作“粉丝”和“偶像”，希望读者能以一种广义上的意义去理解此章中对于“追星”的讨论。）的粉丝和“被追”的偶像，有时会在这一过程中承受巨大的身心疲劳和经济负担。相信也有很多人，每天目睹自己和其他人的“追星”活动，以及“被追”的人的反应，而在心中产生负罪感和担忧，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追星”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如何“追星”?社会应该如何看待“追星”这件事，以及“追”与“被追”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追星”活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想要理解“追星”活动以及“追”与“被追”之间的关系，探讨其中的是非对错，所涉及的问题将涵盖很多领域。本章的目的不是要直接回答上面这些问题，而是想对这些问题涉及的论点和领域进行整理，绘制出一张示意图供大家参考。

笔者以前研究过“追星”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在伦理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将对主要观点做一下简要回顾。

在2019年发表的拙作《名为“追星”的狭路及其伦理》[筒井晴香:《“推す”という隘路とその倫理———愛について》,《総特集 日本の男性アイドル》,《ユリイカ》, 青土社, 2019年11月临时增刊号、第174——187页。]中，笔者试图支持将“追星”看作“爱”的一种形式的想法，批驳了一些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并将“追”与“被追”的关系看成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文中论点大致如下。

“追星”的特点之一，是它脱离了今天的性与爱的范式。例如，尽管粉丝看上去像在恋爱，但并不必然以交往和结婚为目的，关系模式是一对多，相较于通常的人际关系缺乏相互性等。此外，很多人会担心粉丝将“追星”仅仅视为满足欲望的工具———粉丝经常会被说成是在“消费(偶像)”———以大量金钱介入“追星”活动的现实等，这些也使得“追”与“被追”的关系看起来不太像“爱”。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追”与“被追”成为不了一种“爱”的关系。“追”与“被追”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在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出现的独特的人际关系。由于缺乏类似的范例，思考在这种关系中如何行动、如何关心对方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做到。——如上，《名为“追星”的狭路及其伦理》一文，通过在亲密人际关系的大框架内审视“追星”的概念，为思考“追星”的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

另一方面，笔者在发表于2020年的《在孤独中，在痛苦中》[简井晴香:《孤独にあること、痛くあること———“推す”という生き様》,《特集 女オタクの現在》,《ユリイカ》, 青土社, 2020年9月号、第72-81页。]里探讨了“追星”在不同于通常的“人际关系”的框架下，所能带来的价值和意义。简言之，由于偶像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回应粉丝，因此借着对偶像单方面的倾慕，粉丝有机会投入孤独的思考中，充分获得独自内省的时间。

笔者通过以上这些方式，试图把握“追星”活动、“追”与“被追”的关系，并思考其意义、价值和优缺点。然而，有关“追星”的伦理、可以讨论的还远不止这些。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相对狭窄的人际关系范围内思考“追星”这件事的，比如“追星”的个体、“追星”的人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追星”的人和周围人的关系。然而，如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追星”作为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规范化和习惯性的活动，已经获得了某种社会认知度和地位。当我们像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样，思考“追星”相关的伦理问题和内心矛盾时，也不能忽视这一面。

接下来，笔者将更为仔细地检视“追星”这件事在社会中的定位。“追星”作为一种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爱好之一，其形式也相对固定，笔者想要关注人们是如何实践和谈论这一活动的。下文中，在关注“追星”的这一侧面时，笔者将使用“追星活动”(推し活)这一表述。

《现代思想》2021年9月号刊登的高桥幸与永田夏来的对谈中，多次出现了“追星”这个词。

我一直认为，除了结婚和恋爱以外，年轻人应该有其他途径来获得栖身之地。(略)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试图把这种可能性扼杀于襁褓。在过去的30年里，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广义上的亲密关系，但社会始终没有认可这种关系。作为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亲密关系，家庭和恋爱被很多人寄予了厚望，但我认为人们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高桥前面提到的“心动”，就不一定只能从恋爱里获得，从“追星”里也可以。尽管如此，社会还是倾向于把这些归拢到恋爱和家庭里去。[高橋幸、永田夏来:《討議これからの恋愛の社会学のために》,《特集“恋愛”の現在———変わりゆく親密さのかたち》,《現代思想》,青土社, 2021年9月号, kindle版, 第41—42页。]

在这里永田提出，人们通常想从恋爱中获得的东西，例如“心动”和“社会认可”，不应该只能通过恋爱来获得，并列举了“追星”作为恋爱以外带来“心动”的一种手段。永田认为“追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手段，为人们提供典型的伴随爱情产生的“心动”，也就是雀跃、激动和幸福的感觉。

永田在对话中质疑了将恋爱当作获得心动的唯一途径的做法，而下面的例子表明，事实上已经有人在通过“追星”而不是恋爱获得“心动”的感觉了。

“剧团雌猫”是一个由四名女性组成的社团，她们出版了多本围绕特定主题让女性讲述自身体验的书籍。这四名女性都是所谓的“宅女”，在她们书中出现的女性也不例外，基本都有“追”二次元或偶像之类的兴趣爱好。《不管别人怎么说，这就是我的恋爱》一书虽然以“恋爱”为主题，但书中出现的“恋爱”各式各样，其中作者就详细谈到了对虚拟角色和偶像的爱慕，以及粉丝是怎么“追”这些对象的。

在现实的恋爱中，同时喜欢、约会很多人的话，会被认为是人品不好。但不知道为什么，追星的话，不管追多少人，都不会有人怪罪。反过来，就算旁人都在同时追很多偶像，也不会有人因为你对偶像一心一意就来指指点点。就算没有肉体关系，也能沉浸在恋爱的感觉里，而且不会被责备，真是不可思议。太幸运了！[劇団雌猫:《誰になんと言われようと、これが私の恋愛です》, 双葉社, 2019, kindle版, 第51—52页。]

作为一个宅女，我从外界摄取的心动量已经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现在更适合结婚而不是恋爱)。[劇団雌猫:《誰になんと言われようと、これが私の恋愛です》, 双葉社, 2019, kindle版, 第93页。]

在书中收录的剧团雌猫成员的对谈中，其中一个成员 MOGUMOGU 说：“我现在觉得，如果在现实中能和相处愉快的朋友或是男友、老公一起生活，同时又能从虚拟世界中获得心动的感觉，那该有多幸福啊。”“要结婚对象既负责生活又负责心动，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所以能把心动外包给喜欢的偶像真是太好了！”[[劇団雌猫:《誰になんと言われようと、これが私の恋愛です》, 双葉社, 2019, kindle版, 第119页。]]从以上发言中能看出，女性充分意识到了相比“恋爱”和“结婚”，“从‘追星’中获得心动”的优势所在。

接下来要说的是NHK 电视台的早间新闻节目《朝一》，这档节目会定期播出以“追星”为主题的特辑。在一篇博文中，该节目的导演讲述了制作2010年10月播出的特辑《让人生闪闪发光的秘诀！走进“追星生活”》时的一些回忆。那期节目向观众发出有关“追星”的调查问卷后，收到的回复高达45060份，“是《朝一》开播十多年来最多的一次”，而平时的话，“有个几百份就不错了”。导演井上自己也在“追星”，下面是他写下的对问卷回复者的采访感想。

受访者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大学教授、小学老师、家庭主妇、为IT公司工作的译员、自由职业者、药房员工等。自然，年龄范围也很广，从十几岁到七十多岁的都有。(略)

通过采访我感到，尽管追的对象不同，但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热情也是一样的，都将偶像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祈祷着偶像能身体健康……

全都是一些让人听了以后“疯狂点头”的故事。

采访的过程中，我心中反复回荡着：“啊——这种感觉我懂。”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每个受访者在谈论偶像的时候，都露出了快乐而幸福的神情，看上去“生机勃勃”。他们的声音中带着雀跃，语速略快，脸上洋溢着喜悦。这样闪闪发光的笑脸让我难以忘怀。

还有一些人没有咋咋呼呼，而是沉吟“偶像已经成为我的人生了啊”，如此诉说着偶像的魅力，这也让我记忆犹新。[イノウエ:《推し歴25年の私が4万5060件の“推しアンケート”ととことん向き合った話》, NHKオンライン, 2021年5月21日]

文中写到的“生机勃勃”“声音中带着雀跃，语速略快，脸上洋溢着喜悦”，这些“追星族”共有的态度，不正是前面提到的“心动”所带来的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追星”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日常爱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普及开来了。在《朝一》的“追星”特辑节目中，节目组会将调查问卷中所有受访者在“追”的对象的名字写在一块题板上[在同网站上能看到题板的照片。]，这已经成为节目的一大特色。这块巨大的板子上满满当当地写着偶像、演员和虚拟角色的名字，令人深感背后“追星族”的数量之多。

“追星”这件事会伴随名为“心动”的强烈情感。“追星族”的举动———热情、“语速快”、“脸上洋溢着喜悦”等态度，以及“我的人生”这样有些夸张的表达，在旁人眼里可能有些古怪。然而，在井上的博客文章中，他却将这些举动描述成一群人共同的、引起深深共鸣的行为。“追星”不再被看成是怪咖才会做的事，而是许多人的日常爱好，可以轻松快活地讨论它。

另一方面，“追星”并不总是被看作一种积极和无害的行为。作家佐佐木吉娃娃在《“嘤嘤”（日文为“ぴえん”，最初被用来称呼某个委屈含泪的表情符号，后来这个表情在年轻人(尤其是女学生)中流行，并衍生出了相关的亚文化。此处译作“嘤嘤”，在保留其网络流行语特性的同时，暗示这种文化中视可怜为可爱的美学倾向。）这种病》一书中清楚阐述了“追星活动”的消极方面。书中分析了东京歌舞伎町一带围绕年轻人的文化和性产业，并重点介绍了“嘤嘤系女子”。这些女孩分享着一系列共通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例如身穿所谓的“量产型”或“地雷系”服装，依靠性工作赚钱，赚的钱再花到牛郎店里，通过自残等行为将自己病态的样子转变成一种时尚表演……[佐々木チワワ:《“ぴえん系女”の誕生》,《“ぴえん”という病———SNS 世代の消費と承認》(扶桑社新書), 扶桑社, 2022。]

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中，作者讨论了和嘤嘤系有深刻联系的“追星文化”，并介绍了某种名为“追星活动”的热潮，其形式是在大型百货公司内举办面向粉丝的促销活动。佐佐木认为这些活动所煽动的消费行为，和接客服务业(如歌舞伎町主打男店员的主题咖啡馆、女性向酒吧和牛郎俱乐部)中女顾客为了自己“追”的店员而不断花钱的情况很是相似。

“买彩票中来的一百万日元没有任何价值。你为‘偶像’花的钱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是你以每小时一万日元的价格伺候了一百个老头子赚来的辛苦钱。”

笔者采访的某位嘤嘤系女性，一边过着卖身的日子，一边满脸憔悴地这样喊道。不少在歌舞伎町卖身的女性抱有这样的价值观：她们越是牺牲自己，越能体现对偶像的尊崇。[佐々木チワワ:《“ぴえん系女”の誕生》,《“ぴえん”という病———SNS 世代の消費と承認》(扶桑社新書), 扶桑社, 2022。]

佐佐木在解释“追星文化”时提到，在同一时期内，AKB48引入了总选举制度，并且社交媒体变得普及，这成为粉丝间开始相互比拼追星强度的契机。他将“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最初是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最初发表于1899年)中提出的，指的是把钱花费在昂贵且无用的事物上，以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凡勃伦把这种消费方式看作是上层阶级的典型行为(与謝野有紀：《見せびらかしの消費》，大澤真幸、吉見俊哉、鷲田清一编《現代社会学事典》, 弘文堂, 2012, 第 1221——1222页)。然而, 根据与谢野有纪的说法，“在今天，类似的消费行为已不像凡勃伦说的那样，只局限在上流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中，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着带有品牌标识的衣服及装饰品，这些统称为显摆给人看的消费(即炫耀性消费——引用者注)”(同上第1222页)。佐佐木对该词的用法和此书中的一致。]，也就是“为了引起周围人羡慕而采取的消费行为”[佐々木チワワ:《“ぴえん系女”の誕生》,《“ぴえん”という病———SNS 世代の消費と承認》(扶桑社新書), 扶桑社, 2022。第85页]，看作是“追星文化”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侧面[佐々木チワワ:《“ぴえん系女”の誕生》,《“ぴえん”という病———SNS 世代の消費と承認》(扶桑社新書), 扶桑社, 2022。第84——85页]。而且，根据佐佐木的叙述，在今天除了偶像和动漫人物，像是 YouTuber和其他视频博主、社交媒体上的普通人、宅圈里的“巨巨”（网络用语，指御宅族群体中地位高、影响力大的少数领头人。）等，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追”的对象，有的粉丝还会花大笔钱来支持他们。[佐々木チワワ:《“ぴえん系女”の誕生》,《“ぴえん”という病———SNS 世代の消費と承認》(扶桑社新書), 扶桑社, 2022。第87—88页]

在《“嘤嘤”这种病》第三章至第五章里，详细描绘了歌舞伎町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比如为了去牛郎店消费而卖身赚钱的女性、在女性向风俗店工作的男性、做牛郎的男性等，也记录了发生在那里炫耀性消费、店员为了“圈粉”而不分上下班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宣传的行为。从中我们能看出一对镜像关系：“追星”的人为了不断表达对“偶像”的爱而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给身心和生活都造成了重负；与此同时，“被追”的人为了获得和维持粉丝的支持，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同行你争我抢、鼓动客人消费。[需要补充的是，我无意在这里否定性工作本身。还应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污名化特定的文化，如“嘤嘤文化”或“追星文化”，又或是污名化特定的职业，如色情业工作。然而，如果借着“追星”和“嘤嘤”等朗朗上口的词语，使得利用自己的性和身体赚取大笔金钱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那么在本就伴随着一定风险的性工作中，从业者本应具备的自由选择和管理风险的权利将更难得到保障。佐佐木还提到了以“追星”为动机的未成年卖淫案件(同上第59—60、92页)，考虑到这点的话，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严重。还要补充一句，《“嘤嘤”这种病》的作者佐佐木本人，也是一名从十几岁起就踏足歌舞伎町、2021年时刚满21岁的年轻人(同上第2—3页)。作者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还原了年轻一代特定人群的真实状况，试图让大众理解她们的处境和面临的困难(同上第188—189页 )。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简单地给她们贴上标签，另一方面也应给予她们关注和理解。]

此外，书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作者试图将“追”和“被追”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和职业无关的、更为普遍的人际关系。在社交媒体文化中，一些年轻人的价值感和自我认同感深受点赞数、粉丝数等数字的影响，因为这些数字代表支持者的多寡。佐佐木称他们为“嘤嘤一代”[需要补充的是，我无意在这里否定性工作本身。还应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污名化特定的文化，如“嘤嘤文化”或“追星文化”，又或是污名化特定的职业，如色情业工作。然而，如果借着“追星”和“嘤嘤”等朗朗上口的词语，使得利用自己的性和身体赚取大笔金钱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那么在本就伴随着一定风险的性工作中，从业者本应具备的自由选择和管理风险的权利将更难得到保障。佐佐木还提到了以“追星”为动机的未成年卖淫案件(同上第59—60、92页)，考虑到这点的话，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严重。还要补充一句，《“嘤嘤”这种病》的作者佐佐木本人，也是一名从十几岁起就踏足歌舞伎町、2021年时刚满21岁的年轻人(同上第2—3页)。作者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还原了年轻一代特定人群的真实状况，试图让大众理解她们的处境和面临的困难(同上第141、187页 )。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简单地给她们贴上标签，另一方面也应给予她们关注和理解。]，“追”和“被追”是这代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因素。该书第六章以社交媒体为主题，这样写道：

不管偶像长得多可爱，只要稍微说了点有争议性的话，或是做出了让“他者”不满意的事情，粉丝就会说“没想到你是这种人。脱粉了”，然后干脆地和偶像断绝关系。牛郎之类的职业即便不会刻意去打造形象，但在谁都有可能被追的当代社会里，也会有客人擅自“入坑”，又擅自“脱粉”。人们不得不以获得点赞为前提而思考怎么说话，越来越无法分辨什么是自己的真心话，什么又是为了获得支持而说的，每天都被一种被消费的感觉包围着。[需要补充的是，我无意在这里否定性工作本身。还应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污名化特定的文化，如“嘤嘤文化”或“追星文化”，又或是污名化特定的职业，如色情业工作。然而，如果借着“追星”和“嘤嘤”等朗朗上口的词语，使得利用自己的性和身体赚取大笔金钱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那么在本就伴随着一定风险的性工作中，从业者本应具备的自由选择和管理风险的权利将更难得到保障。佐佐木还提到了以“追星”为动机的未成年卖淫案件(同上第59—60、92页)，考虑到这点的话，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严重。还要补充一句，《“嘤嘤”这种病》的作者佐佐木本人，也是一名从十几岁起就踏足歌舞伎町、2021年时刚满21岁的年轻人(同上第2—3页)。作者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还原了年轻一代特定人群的真实状况，试图让大众理解她们的处境和面临的困难(同上第144-145页 )。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简单地给她们贴上标签，另一方面也应给予她们关注和理解。]

我认为对嘤嘤一代来说，不仅是“个人的身体”，连“个人的言行”也成了资本主义的消费对象。观点、价值观、外表以及通过这些外表所展现的一切，都是消费的对象。人们被他者的凝视所支配，时刻想着“我有没有树立起能圈粉的人设呢?”。[需要补充的是，我无意在这里否定性工作本身。还应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污名化特定的文化，如“嘤嘤文化”或“追星文化”，又或是污名化特定的职业，如色情业工作。然而，如果借着“追星”和“嘤嘤”等朗朗上口的词语，使得利用自己的性和身体赚取大笔金钱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那么在本就伴随着一定风险的性工作中，从业者本应具备的自由选择和管理风险的权利将更难得到保障。佐佐木还提到了以“追星”为动机的未成年卖淫案件(同上第59—60、92页)，考虑到这点的话，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严重。还要补充一句，《“嘤嘤”这种病》的作者佐佐木本人，也是一名从十几岁起就踏足歌舞伎町、2021年时刚满21岁的年轻人(同上第2—3页)。作者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还原了年轻一代特定人群的真实状况，试图让大众理解她们的处境和面临的困难(同上第146页 )。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简单地给她们贴上标签，另一方面也应给予她们关注和理解。]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追星活动”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社会里人们所共有的习惯和实践，也见识了一些能体现“追星活动”背后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的事例。这些习惯、实践、思考方式、价值观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佐佐木所说的“追星文化”。虽然“追星文化”像本节第一部分中说的那样，有丰富人们生活的一面，但也有着第二部分中所说的巨大消极面。若要究其原因。罪魁祸首可能是煽动消费的商业模式和纵容并推动这种模式的消费文化吧。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本节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内容和本书主题“偶像”之间的关系。对当今偶像及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来说，“追星文化”的负面要素在多大程度上是本质性的呢?有人可能会认为，“为偶像心动、每天从中获得治愈的‘追星活动’，和打肿脸充胖子、烂帽式消费的‘追星活动’是两种东西”；也有人会认为，“应该能找到一种不涉及剥削性商业模式的偶像形式”。让我们参考另一学者对当今偶像生态更为深入的研究，来思考这一问题吧。

作家香月孝史在其著作《读懂“偶像”》[香月孝史:《“アイドル”の読み方———混乱する“語り”を問う》,青弓社ライブラリー, 青弓社, 2014, kindle版。]的第四章中，描绘了当今偶像和粉丝的独特生态。偶像通过演出和握手会等“现场”活动、含有幕后花絮的直播和记录视频，以及个人博客和社交媒体等网络宣传方式，刻意模糊舞台上的“台前”状态和舞台下的“幕后”状态的界限，引导粉丝关注偶像自身的个人魅力；粉丝也乐此不疲，享受着与偶像之间的双向交流。虽然书中讨论的是AKB48等女子偶像团体，但正如书中所言，“如果追偶像有一种共通的乐趣……那就是以享受偶像个人魅力为核心的互动交流”[香月孝史:《“アイドル”の読み方———混乱する“語り”を問う》,青弓社ライブラリー, 青弓社, 2014, kindle版。第202页]，这一特征(尽管依照各个偶像的营销方式不同，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可以说是偶像这种娱乐类型的共性。[不过，以下论点和各个偶像在社交媒体等个人宣传媒介中的发言频率及重要性有着很大关系。]

现如今，幕后花絮往往会被不间断地记录下来，粉丝和偶像24小时都能接触到对方。以这样的媒体环境为前提，要明确设定台前与幕后的分界线，区分某一瞬间到底属于哪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当时在做什么，粉丝都能接触到偶像“此时此刻”的呼吸，而偶像也能了解到粉丝“此时此刻”的状态。

这种媒体环境和享受方式为那些以偶像身份生活的人提供了一个场所，偶像可以直接感受到粉丝对其个人魅力的喜爱。但与此同时，由于很难做到切割台前与幕后，粉丝的诉求和欲望也有可能侵蚀偶像的私人领域。在这样的平衡中，作为一种演艺类型的“偶像”机制，让粉丝和偶像的生活都深陷其中。[香月孝史:《“アイドル”の読み方———混乱する“語り”を問う》,青弓社ライブラリー, 青弓社, 2014, kindle版。第180——181页]

在香月的这一分析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偶像和粉丝之间交流的双向性，以及这种双向交流在偶像那里的矛盾性。偶像们不仅单方面向粉丝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还会通过“现场”和社交媒体接收到粉丝的反应。这有积极的一面，即“偶像可以直接感受到粉丝对其个人魅力的喜爱”；也有消极的一面，即“粉丝的诉求和欲望也有可能侵蚀偶像的私人领域”，偶像这种娱乐形式正是建立在如此危险的平衡之上。

本节第二部分提到，人们依靠社交媒体上他人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偶像所处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如果展示个人魅力和接收粉丝的反应是当今偶像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这种模式和社交媒体密切相关，那么本节第二部分中所说的“追星活动”的黑暗面，或许在偶像粉丝的“追星活动”中也存在着。

本节中，笔者想以上文的讨论为基础，整理一下在思考与“追星”有关的伦理问题时会涉及的论点和相关领域。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暂不对各论点做深入探讨，而是将以绘制论点示意图的形式，力求把握“追星”派生问题的广度。

首先，笔者想把“追星”带来的如下矛盾，作为我们整理问题时的主轴。

即是说，“一方面‘追星’让人拥有了恋爱的替代品，让我们可以自由地享受心动的感觉；但另一方面，‘追星’也不可避免地含有将人的身体和个人魅力商品化的嫌疑”。从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下面的①和②两个论点。

① 作为恋爱、亲密关系替代品的“追星”

“追星”意味着，对不以交往、结婚、生育为导向的爱倾注极大的重视和热情，在这点上，“追星”可以看作是对父权制下人际关系观念的一种动摇，后者将恋爱/婚姻/家庭置于人际关系金字塔的顶端。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关注“追”和“被追”者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通过“追星”建立起的“追星”伙伴之间的友谊[关于对偶像“饭圈”内部友谊的讨论，可以参见中村香住：《“女が女を推す”ことを介してつながる女ヲタコミュニティ》,《特集女オタクの現在———推しとわたし》,《ユリイカ》, 青土社, 2020年9月号, 第249——257页。此外, 在剧团雌猫成员 HIRARISA的一篇文章中，“追”韩国演员的58岁受访女性YUKO 说了如下的话：“参加智勋活动(男演员朱智勋的粉丝活动——引用者注)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许多如果过着普通生活绝对不会认识的朋友。我真心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财富。”(ひらりさ:《沼で溺れてみたけれど》,講談社, 2021, kindle版, 第55 页)。]。“追星”教会我们，不是只有和恋爱/婚姻/家庭有关的人际关系才是有价值的。

②“追星”中包含的对身体、个人魅力的客体化和商品化

在“追”与“被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被追”一方的身体、外貌和个性会持续暴露在众多“追星者”的目光下，而“追星者”还可能以爱为借口将这种情况正当化。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二节第三部分中看到的那样，这对“被追”一方来说具有矛盾性，他们在感到个人魅力受到认可的同时，也会承受负担。我们还需注意，如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所说的那样，连同偶像的粉丝在内，今天任何人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成为“被追”的一方。

此外，如同我们在第二节第二部分中看到的，牛郎俱乐部等接客服务业的从业者和顾客之间也能构成“追”与“被追”的关系，有些“追星者”还会从事性工作以赚取追星费用。如果把这些情况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在“追星文化”的现状中见到的许多形式，其本质可以说都是“通过成为性的欲求及行为的对象来获得金钱”。关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谨慎地进行思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这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所以完全没有问题”，同时也要避免将保守的性道德观念强加在他人身上。

其余相关论点列举如下。

③ 消费主义

当一个人和“偶像”建立起了①中提到的那种不同于一般恋爱关系的亲密关系时，如果这个人想要表达自己对这份关系的珍重，在现实中，他或她往往会被迫采取消费行为，如(通常是超过必要程度地、大量地)购买 CD 和周边商品。笔者过去曾非常简单地谈到过，我们有必要批判性地看待这一状况[筒井晴香:《“推す”という隘路とその倫理———愛について》,《総特集 日本の男性アイドル》,《ユリイカ》, 青土社, 2019年11月临时增刊号、第185页。]，但鉴于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描述的情形，这种利用个人在偶像身上感受到的依恋和价值，将其强行转化为消费行为的结构中，还包含着更为严重的问题。

④“追星文化”中包含的异性恋主义/外貌主义

虽然在①中，我们把“追星”描绘得好像是一种具有搅乱性、革命性的性爱形式，但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追星文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异性恋主义的一面[佐佐木描述了在牛郎俱乐部、酒吧和面向女性的风俗场所中，女顾客的行为受到男性主导的审美规范影响的一面(同注释9第107—108页 )。西原麻里也在娱乐杂志上有关杰尼斯艺人的报道中，发现了杂志对杰尼斯艺人同伴之间关系的表现方式，既有体现异性恋规范/性别气质规范的一面，也有反过来打破规范的一面。(西原麻里:《ジャニーズの関係はホモソーシャルか———“絆”の表現が揺るがすもの》,《ユリイカ》, 2019年11月临时增刊号, 第95——104页)。]。此外，“追星文化”极端重视外表的美丽，这也牵涉到了外貌主义的问题。[佐佐木在前述《“嘤嘤”这种病》的第六章中说到，嘤嘤一代的社交媒体文化受到了外貌至上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有关当今媒体文化(包括社交媒体)及外貌主义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田中束子：《娱楽と恥辱とルッキズム》,《特集ルッキズムを考える》,《現代思想》, 青土社, 2021年11月号, 第107——116页。]

⑤ 为“非-对人性爱”打开可能性

尽管有些超出了本书的“偶像”主题，但也有人在“追”的并非人类，而是虚拟角色等。如果我们要研究人们是如何“追星”的，也不能忽视那些将人类以外的存在视作性爱和亲密情感对象的追星活动。[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探讨，可以参见松浦優：《アセクシュアル/アロマンティックな多重見当識=複数的指向——仲谷入〈やがて君になる〉における“する”と“見る”の破れ目から》,《現代思想》,2021年9月号，第125—147页。松浦提出，在讨论人们对表现性爱的虚构作品(包括表现二次元角色性爱的作品)的喜好时，不应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性取向为前提或标准。本文中使用的“(非-)对人性爱”一词，同时参考了松浦在同论文中提到他另一本著作时说起的普通人的造词实践，以及在此之上松浦提出的自己的用法。]

⑥单相思的意义——带来孤独的自省

在⑤中提到的对虚拟角色的爱慕，和对偶像的爱慕的共通点在于，两者理论上都是对遥不可及的、不一定有回应的对象的单相思。在拙作《在孤独中，在痛苦中》中详细分析过，这种单相思不单纯只是一种徒劳，而是有着加深“追星者”内省的独特意义。

⑦“追”与“被追”涉及的情感管理

香月曾指出，当偶像聆听来自粉丝的声音并与之交流时，虽然这里面包含从粉丝处收获喜爱的积极一面，但也会导致偶像付出的情感劳动很难被认知。[香月孝史:《“アイドル”の読み方———混乱する“語り”を問う》,青弓社ライブラリー, 青弓社, 2014, kindle版。161—163]

此外，从情感控制的角度来看，“追”偶像可能还涉及别的方面。在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些积极向上享受“追星活动”的女性们，换个角度，也可以把她们看成是在进行所谓的情感管理。她们对“偶像”宣泄情感的方式，乍看之下或许更像是在失去自己对情绪的控制。然而，这些人以“获得心动的感觉”为目的，自发地投入“追星活动”中，并养成只在这些情境中抒发强烈情感的习惯，这么一来，倒不如说是她们在主动选择宣泄情感的环境。如果我们把“追星”看作是在对心动、依恋等情感进行有意识的管理，这或许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将“情感管理”、“情感劳动”和“情感资本主义”这些情感社会学领域的概念和讨论[冈原康正在《感情資本主義に生まれて———感情と身体の新た地平を模索する》(慶應義塾大学教養研究センター選書，慶應義塾大学教養研究センター，2013)中介绍了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关于“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的讨论，以及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关于“情感资本主义”的讨论，同时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对当代社会(虽说是社交媒体兴起之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更广泛地应用在对“追星”这一话题的分析中。

⑧社交媒体和互动交流

正如第二节第二部分中说到的，社交媒体和“追星文化”的消极面密切相关。再者，社交媒体是当今偶像展现个人魅力的主要媒介，粉丝亦通过社交媒体享受偶像的魅力并与偶像互动交流。一些粉丝为了“受人追捧”或是压其他粉丝一头，甚至会做出炫耀性消费等极端且自毁的行为，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社交媒体具有鼓励这种行为的特性吧。

这一点实质上超越了偶像的范畴，而关乎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当代人在以怎样的方式交流，交流的媒介又具有何种特性。这个论点与信息伦理学领域所讨论的监视社会问题有关。有学者认为，当前环境下各种行为主体(包括浏览社交媒体的个人)通过信息系统参与相互监视，这可以被称作是“参与型监视环境”[村田潔：《参加型監視環境》，村田潔、折戸洋子编著《情報倫理入門———ICT 社会におけるウェルビーイングの探求》, ミネルヴ書房, 2021。]。社交媒体就相当于一种参与型监视环境，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进行过度交流，可能会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折戸洋子:《デジタ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第二项, 村田潔、折戸洋子编著《情報倫理入門———ICT社会におけるウェルビーイングの探求》,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21。]。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所描述的社交媒体环境，在那种环境里不管什么人都有机会成为“被追”的一方。应该如何设计交流媒介，使其不对人类的自我认同形成、身心健康、经济状况等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些涉及信息伦理和技术伦理的课题，也是我们在探索未来信息系统的形态时将要面对的。

这张图不是一张包罗一切的清单，但已足够显示出“追星”的主题是如何遍布各个领域的，同时也反映了人际关系和性爱模式的现状，及其背后的技术环境的特性。

下面简单总结一下本章探讨的内容。

首先，笔者在开头表明了撰写本章的目的，即对“追星”的伦理问题所涉及的观点和领域进行整理，然后简要介绍了笔者至今为止对“追星”的价值、意义及伦理问题的讨论。在过去的文章中，笔者曾将“追星”放在有限的人际关系范围内进行考量，比如粉丝的个人生活以及与“偶像”、周围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章通过一些事例审视了当今社会中共通的“追星”方式，比如一些人会将“追星活动”描述为带来心动感觉和照亮日常生活的健康爱好；但同时“追星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会经由社交媒体不断鼓动炫耀性消费和自我商品化。此外，我们还确认了目前的偶像文化和“追星文化”的消极面或许有一定关系，因为偶像文化的特点就是利用社交媒体和偶像互动交流，并从中享受偶像的个人魅力。基于上述认识，笔者绘制了一张示意图，以展示在思考“追星”的伦理问题时会涉及的相关论点。这张图是围绕“追星”的矛盾性整理的，即“追星”既有搅乱父权制性爱规范的一面，也有保守的或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一面。

“追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无论是单纯把“追星”当作一个愉快的话题，还是反过来只把“追星”看成是空虚、堕落的行为，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吧。为了正确理解“追星”的功与过，我们有必要同时关注“追星”对个人的意义和它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围绕“追星”的伦理问题，那就是：在当今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媒体环境下，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和身份认同形式有关的问题。当然，以什么方式构建亲密关系和身份认同，这属于我们的个人自由，但今天媒体环境的状况应该也对之有巨大影响。而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培养出了对他人的依恋和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这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无法切割的一部分。只有认清这一前提，我们才能为探讨“追星”的伦理问题开辟出一条踏实的道路。

在大众眼里，“追星”和“偶像”好像常常只是快活而肤浅的话题而已，但事实上它们就如同镜子，映照出了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状况。希望本章能成为引玉之砖，激发大家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