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入火炉那一刻，我知道他和世界彻底失联了。

我有很多次设想过父亲的死亡，甚至上中学我们父子俩吵得最凶的时候，我还曾放下狠话：“你肯定比我要早死，你进火炉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外面鼓掌。”但现在我站在火炉前，看着父亲的躯体不断地焚烧，心情相当复杂。二姑阿花在我背后边哭边喊着：“生啊，快跑啊，带着魂跑啊。”里头火苗子嗞嗞作响，感觉在回应着：“那我走啦，我就先走啦。”按理说焚烧的过程中家属只能在前厅等着，是我阿叔托了关系我们才得以进了焚烧房，没想到人情世故在这种死亡中转站也管用。

从左到右一共六个焚烧炉同时在运作，烧完这一个立马下一个。我有一瞬间恍惚，炉子里烧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而是一个又一个瓷器。前厅里等待的家属熙熙攘攘，有的玩手机，更多的在相互攀谈，平静略带倦意地攀谈，炉里的人虽然不能喘气，但是炉外的人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该哭的在家几天已经哭完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结束了生活各自都得继续。我凑近我堂哥耳边说：“应该把我爸照片P老一点的，现在放在这一排显得英年早逝，很是可怜，一看我这儿子这样，更可怜了。”堂哥用手肘㨃了我一下，说：“你能不能别在这逗我笑。”

父亲是被救护车送到县医院的，在家午休的母亲接到电话，带上抽屉里所有的银行卡，穿着睡衣骑着摩托就飞奔了过去。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意识微微清醒，用虚弱的声音喊着：“没什么代志，我要回家。”血糖超过了正常指标的四十二倍，三条血管堵了两条，那个医生看着愣在一旁的母亲说：“得上除颤了，要万把块钱，弄完了也不乐观，要弄吗？”“弄，多少钱都弄。”

“我那次就该坚持带他去市医院的……”母亲每次讲到父亲都会提这一句。父亲临走前一周的某一天突然说自己心脏很不舒服，刚好母亲第二天要去市里开什么动员会，想着顺便一起去市医院看看，父亲也答应了。第二天母亲喊父亲一块起床，等到母亲一切准备就绪，父亲还躺在床上。为了赶时间参加动员会，母亲就没有继续动员父亲了。他总是临时变卦，看心情做事，这点我深有体会。

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年，父亲刚步入半百之年，身边朋友的父母也差不多在这个年纪上下浮动，不说身强力壮，也是个个硬骨头。父亲恰恰相反，没什么精力，经常看着看着电视就在客厅他那把专属的太师椅上睡着。2017年开春有一次他在单位楼梯上摔断腿，从那之后，行动比以前更为迟缓。我以为是伤筋动骨的原因，父亲慢慢就会恢复过来，结果腿好了，脑子更迟钝了，上一秒回答他的问题，下一秒又问了一遍。不仅如此，他的脾气也比以前更差了，到了饭点母亲的菜还没买到家，他就打电话开骂了。母亲在外面跑业务，晚上过十点还没回家，他便开始一分钟一次地“连环夺命call（打电话）”。那种窒息感可怕到我一度劝母亲干脆就中年离婚，独自生活更踏实点。多年之后我才想到，他准点就要吃饭的习惯会不会跟他的血糖有关系，他糟糕的脾气是不是因为身体不痛快，答案总是来得太晚。

那几年我一直设法让父亲去医院体检，用尽理由，骗他说已经交了钱，把他骗到医院门口，甚至说对象要和我结婚，对方家里想看看男方父母的健康情况，都没有起效。老头该迟钝的时候反而特别聪明，问道：“你们结婚为啥要检查我的身体啊？”我知道父亲害怕接受那个结果，也做了无数的思想工作，但都无济于事，逃避往往是解决问题最低成本的方式。虽然抗拒体检，但父亲每半年准时去血站献血，我从柜子里翻出他的献血证时，上面密密麻麻盖了很多章。他总说：“血是健康的就说明人也健康，身体啊就不打紧。”其实那时候的我不觉得他身体机能有太大的问题，单纯觉得他可能要老年痴呆了，再加上我家隔壁的大伯五十六岁已经痴呆了，天天把头钻到他家门缝里唱红歌，我更害怕了，心里在想这东西不会还能隔墙传染吧？父亲走后第二年，住在我家前头的阿婆也痴呆了，我想要是父亲多活几年，也八九不离十了。

时机很重要，哪怕提前个二十分钟结果也许就不一样。我在父亲的微信里看到出事那天早晨九点五十三分发的一条信息，内容是：“林医生，你今天上班吗？我觉得心很不苏服（舒服），下午去医院找你看看。”收件人是县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我舅母的妹夫。发这条信息时父亲正在单位上班，据同事的转述，彼时的父亲已经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办公室的人都劝他赶紧去医院，他说他手头的工作还没做完。这和我儿时那个经常早退回家做饭的父亲形象有着太大的偏差。后来林医生来家时满是遗憾：“早知道当时就该让他马上过来，我也能帮他协调一下心内科那边的医生。”

那天下午他没有直接去医院，为了去单位先打个卡，倒在了离单位一百多米的马路上，连人带着那辆我从小学骑到高中的破自行车一起倒下了。周边的行人吓得一哄而散，接着又聚到一起，隔了两分零一秒，有个女士拿起了电话。这些画面是隔了七个月后母亲发给我的一段天眼监控的内容，那时母亲正在就“父亲的死是否判定为工伤”调查取证。这是父亲在世时最后的瞬间，后来我一直保存在电脑的某个加密文件夹里，换电脑时我第一时间就把那个视频文件复制了过去，但这么多年我从不敢再次点开。

要不是回家的那班车绕了好多路去接客人，兴许我能跟父亲见上最后一面。接到母亲电话时，我正在公司上班，母亲说：“仔，你能不能请假回来一趟，你爸生病了，你得回来跟我轮流照顾一下。”语气轻描淡写，那时的母亲应该做了很多次的情绪平复才能说出这些话吧。电话这头的我有些慌张，母亲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特地让我回去一趟，我有些不安地问道：“是什么病啊？”母亲答：“不是什么大病，你回来直接来医院，别紧张别紧张。”

跟公司请完假回到出租房里，我简单地打包了几件衣服，背上书包等车来。从厦门到我老家平和有八十多公里，坐大巴需要三个多小时，更快的就是和三四个人拼车，最快的还是包车。老天爷一定在跟我开玩笑，那天能调度的车辆不多，包车要等的时间比拼车更久，没啥办法，只能拼车。但老天爷的玩笑并没有罢休，那天一起拼车的三个人有在厦门岛的最边缘的，有在厦门漳州交界处的，他们的终点分别在我们县的西边和南边三个镇上，甚至还有个人是在半山腰上。我第一个上的车，最后一个下的车，前后花了四个小时二十二分钟。

我在车上接到了无数个电话，从我阿舅问“到哪了”，再到一个小时候一起玩过的表姐特地加了我的微信问我“几时能到”，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对劲。我坐在副驾驶，束手无策，我不能下车奔跑，我不能让司机加速，我不能让车上其他人先到我家，我发不出任何声音，车窗外的风景不断清晰又虚焦，虚焦又清晰。第三个客人下车时我收到了小姨发来的信息：你爸情况不太好，要做好心理准备。隔了七分钟，母亲来电话：“无代志了仔……无代志……你让司机直接送你到家，回去洗洗再来医院。”我在车上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司机也许被吓住了，啥也没问，把油门踩到底。老头……你说你怎么不能再坚持坚持？

车开到我们家巷子口时，看到所有的亲戚都站成一排，那一刻我突然不敢下车，不敢迎接那份离别。救护车从马路对面的巷子里穿过，父亲在我面前被抬了出来，他的左手臂还挂着点滴。大姑还笑着让救护车司机慢走，转身跟担架上的父亲说：“生啊，我们回家咯……你仔佳鑫也回来咯。”恍惚间我以为父亲还活着，心里有些雀跃，但不敢确定也不敢询问，我躲在人群中看着父亲一步一步被抬回家。到家后大姑喊我去握握父亲的手，僵硬、冰凉的感觉穿过我的手臂，不断蔓延到我的身体里，我和父亲至少有十年没有过这样的肢体触碰。

老头坚持了。母亲说父亲晚上七点五十八分从抢救的手术室里出来，挂着呼吸机奄奄一息，晚上八点二十九分在病房里离开人世。母亲说他一直把头微微侧着，他在等儿子出现，他尽力了。医院离我家有三公里多，林医生让医院救护车司机帮忙把我爸载回家，吊瓶不过是恍人的，因为救护车不允许接死人，该活还是得活。

父亲躺在冰棺里，燥热的八月，死气沉沉，冰棺的电机声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嗡嗡作响。沿着客厅纱窗望过去是一条长长的巷子，蔡姨家前几日为女儿出嫁铺的红毯还没收起来，看起来很是喜庆。客厅的桌椅等家具都被搬到院子里头，院子里有块透明的遮阳布，因为是丧事，管事的说得重新换个全黑的。尺寸买得有点大，越过了一点邻居家的地盘，邻居看到了，急忙冲过来委婉说道：“这布能不能剪一下，我们家不用盖。”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来来往往的亲戚、朋友、同事，流程大差不差。我作为唯一披麻戴孝的儿子，领着客人去客厅先拜拜我爸，再烧点纸钱，遇到情绪比较激动、痛哭流涕跪在地上的人还得陪哭，短则几声，长则数分钟，客人起身擦干眼泪就去院子里喝茶了。我就像个空水瓶，机械地重复着。

很难说生死这回事是不是有提前给当事人通气，远房的表姨夫来吊唁时把我妈喊到了厨房，说父亲临走前个把月去他家闲坐，嘀咕着自己借给亲阿弟的六千块钱都没有还，你表姐都不知道这事。表姨夫说当时听了还觉得莫名其妙，是你弟欠钱，和他说这个有什么用？现在想来父亲是把话先放在他这了。那天晚上母亲把我阿叔叫到客厅，问是不是有这事，阿叔支支吾吾地承认了。母亲问道：“那有还了吗？”阿叔低头思考片刻答：“我记得有还了一些……”母亲继续发问：“确定吗？我会查钱的记录哦，你当着你哥的面再想想。”这话一出，阿叔不装了，说：“没还。”母亲突然语调抬高：“那你跟你哥说，你会不会还。”阿叔明显被吓住了，看着笔直的父亲，颤着声说：“我会还钱的，哥。”“不还，你哥可看着，带你走……”在死亡面前威胁死亡更加强而有力。

父亲的一生能够这样聚齐所有好友旧识，只有两次，一次是婚礼，另一次就是葬礼。跟你干杯，或是为你干了这一杯。父亲这一生可以说是泡在酒里的，因为酗酒，干过不少荒唐事。在别人家喝大了要去厕所，结果闯进主人的卧室，女主人躺在床上吓了一跳，拿起桌边的化妆盒就往父亲身上砸，晚节是保住了，母亲也知道了，两人在家吵得底朝天。这件事被母亲记了好多年，一直记到父亲再次喝多摔在了田沟里。年纪越大，喝多了能干出来的事就越离谱。那天父亲去到其他镇上喝喜酒，电话一直没接，直到夜里两点多母亲听到摩托车声在家门口渐停，隔壁屋的门开了又关上，知道父亲回家便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六点多，母亲电话响了，那头的父亲弱弱地喊着：“水……要喝水……”母亲意识到哪里不对，从床上跳下冲到了隔壁屋。我屁颠屁颠跟在母亲后头，床上的父亲吓得我躲到了母亲后头，只见他整张脸血肉模糊，眼旁的肌肉已经凹进去一大块，周围血丝都干了，很像开了好几辆小汽车在天坑旁玩了个漂移。他的POLO衫和西裤都沾满了泥，日记里都可以这样写：“今天我的爸爸很有田野的气息。”后来父亲复述事情经过，更让我直呼牛气。他说自己喝完喜酒踩着油门，横冲直撞，没有多久，直接开进了田里。田边的木枝扎进了他的脸庞，痛感和热腾腾的血腥味让他瞬间清醒许多，但是动弹不得，索性伴着痛感就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继续开着他那辆嘉陵摩托车往家赶。得亏午夜乡镇路上的人很少，不然看着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不得吓得也摔进田沟里？！

男人每次信誓旦旦说的“下次不会了”一定是句屁话，如果真不会了，那必然是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父亲的代价出现在我读初三那年，一样去喝喜酒，一样骑着摩托车，这次直接逆行，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摩托车。对面摩托车上坐着一对六十岁出头的老夫妇，妻子轻微脑震荡，丈夫直接双腿骨折。母亲赶到医院，同样脑震荡的父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沉默不语，低头逃避。接着家里就热闹了，三天两头就有老夫妇的亲人登门拜访，直系的、旁系的，每次都搞大阵仗，过来也不和你掰扯，就是来坐坐，父母觍着脸又是端茶又是管饭。后来他们家属要价十万，再后来父亲不知从哪打听到老夫妇是爷爷外甥的表亲的堂弟，也就是父亲的表哥的表亲的弟弟，世界真小，什么关系最后都能用上。父亲联系到了这个表哥从中调和，赔偿金才从十万降到了八万，但那时候家中积蓄也才五六万块钱，掏空了都还得向别人借。母亲心寒，下定决心再也不管了，这个男人要杀要剐任他去，这个婚是离定了。父亲使出他们单位处分那一套，乖乖低头认错，写封长篇检讨，发誓再也不喝了。因为发誓太多了，他特地强调以后喝一次酒就交一次罚金给母亲，边忏悔边跪下，这种双杀硬是让本就心软的母亲招架不住，我透过他们房间的门缝目睹了一切。见母亲有些松动，父亲步步逼近，问她：“能不能和你那在厦门的光弟借一些钱？”这么多年父亲愣是没改掉喝酒的习惯，但是从那件事之后他也少喝了，也喝少了。母亲常说我们家被酒害得好惨，她这辈子恨死酒了，嘱咐我长大了出社会可不能喝酒。我也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碰这东西，然而现在的我也开始三不五时就喝几杯，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

天黑起风，院子里凉快许多，大家都在泡茶聊天。我突然看到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在客厅里，两眼无神，黑眼圈盖住了眼角的皱纹，就这样盯着躺着的父亲看。父亲去世三天了，我没有见到母亲哭过，她在屋里屋外忙前忙后，没有停过，但是这一刻突然定在那里，动也不动。我进到客厅试探道：“阿妈。”母亲被我的说话声惊到了，拿起手机解锁屏幕，佯装在看手机。我压低了音调：“在那做什么，要不要喝点茶，来院子里坐。”“厚[厚：闽南语，好。]，你快去，我在这歇会儿，不用管我。”她小心翼翼地答道，这几日我和母亲反而没咋交流，我知道只要单独相处，我俩都不能控制住情绪，又或者都在控制情绪。

我没有再去叨扰她，悄悄把客厅的门掩上，退到院子里，嘱咐其他人别去叫她。我知道她此刻在和父亲道别，刚刚做法事的道士来家里一趟，在对明天父亲的出殡事宜，道士特别向母亲强调明天亡夫入棺出殡，她给父亲穿好鞋和寿衣后就上楼待着，不能再参加后面的环节了，这样才能“阴阳两隔，入土为安”。夫妻二十多年，鸡零狗碎，这是最后一次共处一屋了。看吧，看吧，以后看不着了。

农村的出殡仪式总是特别隆重，有丧葬乐队，有扮孝唱哭戏的歌仔戏演员，还有一批厨房班子在煮中午要吃的卤面。一个人死了，就会活得非常体面。我阿舅的女儿、我的表妹，从小在厦门长大，第一次参加农村葬礼，那声唢呐响起时，她放大了瞳孔，我站在她的正对面刚好和她对视，差点因为她的反应笑了出来，还好忍住了。号角之后，父亲单位的领导先上来念了一段悼词，白纸黑字，简短官方，但领导念得字字铿锵。接着就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跪拜，再然后唱戏的旦角上来开始了冗长的哭孝戏，她趴在棺材上哭，躺在地上哭，哭得有力，我感觉她的悲伤已经超过了我。跟她比起来，所有人都显得很不会哭，这钱花得真值。最后所有到来的人排成一个队伍，在路旁目送灵车离开。我在车上看到了许多父亲的同事和朋友，父亲在的时候经常会来家坐坐。父亲是做畜牧的，有时候他们也会让父亲帮忙拿些养殖产品。每年春节常有人会提着年货串门拜年，为了不落口舌，父亲会用其他人拿来的年货作为回礼。这些面孔随着父亲的离开再也没有见到过了，人走茶是一下子凉的啊。

父亲火化之后，大家从殡仪馆出来就各自离开了。我本打算隔天就回厦门上班，但母亲的举动让我改变了计划。回到家后，院子的桌椅挪回了客厅，整栋房子除了少了个人，其他跟几天之前好像没啥不一样。那天母亲早早就说要睡了，经历了几天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击，想必早已筋疲力尽。待我上楼回房间时，看到母亲房间的门敞开着，二楼两个房间和走廊的灯都亮着，母亲躺在床边发出细微的呼吸声，看样子是睡着了。母亲睡觉特别浅，向来都是关着灯、拉着窗帘。我以为是太累了的缘故，忘了关灯，便轻声潜到母亲房间里关掉灯。正准备关上门时，母亲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把灯打开……别关……仔，我……”话音渐渐淡出，紧接着是一阵啜泣：“我啊……我会怕……你阿爸又不在。”我来不及开灯，跑过去环抱住母亲，我抹了一下自己的泪花，拍了拍她后背说道：“阿妈，你别怕，还有我啊……”母亲的啜泣变成了呜咽，再慢慢镇定下来了。黑暗之中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待了会儿，我知道她也在克制着自己。那天晚上我睡在母亲的房间里，自从中学之后，我们娘儿俩好久没有这样陪着彼此了。枕头和床单都洗过了，却还能隐隐约约闻到父亲身上的烟草味，我们在这个夜晚共同失去了一部分。

“你爸走了，你干脆把厦门的工作辞掉回来陪你阿母度过晚年，不然你阿母一个人，要怎么生活哦？”这是父亲丧事那几天听到最多的劝告，我本不以为意，直到昨晚母亲这一出，我突然陷入两难。吃午饭时母亲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突然道：“我啊，工作上好多事要做，这个月业绩还没达标。你也快点回厦门，安心上班，别管我啦。”临了又补了句：“新房装修过两个月就能搬了，你有啥不要的东西整理下，我到时候好扔掉啦。”

母亲七年前想买新城区在建的商品房，父亲坚决不同意：“有的住就行，为什么要花那钱？要买你自己买，我是不会去住的。”母亲也硬气，直接付了首付，开始了按揭还贷的生活。按理说我们一家三口隔个一年就应该住进去了，奈何开发商跑路，工程烂尾，投诉无门，这件事正中了父亲下怀，母亲被挖苦了很久。直到2018年有新的开发商接手工程才得以延续，交房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到新房子验收，父亲板着脸挑七拣八，“一个厕所太不方便了吧”“厨房这么小怎么做菜啊”，总之就是对母亲买房这个行为还有很深的怨气，最后父亲丢下一句“咱俩就分居，你住这快活，我还住那”。两人在新房里不欢而散。父亲一语成谶，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新房里。父亲丧事那几天，阿婶来家里闲嘴道：“那房子风水要请人去看看，怎么刚交房阿兄就过世，会克人的哦。”我听完非常愤怒，顾不上什么礼貌，用力拍下桌子应道：“阿婶，屎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们家没钱买房不要这么眼红哦，你住的房子还是我阿爸的宅基地呢，我可以让你滚的。”阿婶听完气急败坏。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你听我安排，这几天斗阵找找哪里有房子租，租下来一直到新房装修完直接搬过去，行不？”我同母亲说道，母亲犹豫片刻，答应了，那一刻我知道这个家需要我来做主了。最后母亲在上班的附近找了个小单间住了两个多月，直到新房装修完。那两个多月我还回过一趟家，冰箱不像以前塞得满满当当，只有前天吃的空心菜和排骨汤。她知道我要回来，特地去菜场买了好多菜，有肉有鱼，戴着新买的老花镜跟着视频上的教程做得有模有样。之前的厨房是父亲的天地，母亲曾说：“你阿爸啥都不好，唯独就做饭这块没得说，从我嫁过来就没咋下过厨房。”这点我确实看在眼里，我从小耳濡目染，觉得家里就该男人掌厨。有一次父母吵完架闹着要分家，一连几天两个人各煮各的，痛苦的是我，为了“端水”，我一顿得吃两餐，实话实说，还是父亲做得更有味道一点。不过大男子主义极其严重的人做饭也有缺点，比如这道菜怎么做，要怎么搭配饮食，父亲都做主得死死的，但凡母亲或者我挑毛病，他的脾气就上来了。他做饭不喜欢用味精，他说味精吃多了容易得大脖子病，于是我们家十几年没有吃过味精，但那菜盘子里油量已经漫过了菜量，他从来不觉得那是不好的。父亲走后，我最想念的就是他做的猪腰猪肝汤，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调料配得那么恰到好处，无论我在外面怎么尝试，甚至母亲模仿着做，都没那个滋味。现在的厨房是母亲新的开始，也是老去的开始。

搬家那几天正值公司年末最忙的时候，我没能回去，便让母亲在县城里找个搬家公司更省劲，她非不听，一个人用摩托车来来回回运了两三天。我跟母亲说父亲的那件皮夹克记得也拿过去，入棺那天父亲的衣服本来都要烧掉，我跟母亲商量说留下来一件吧，也有个念想。那件皮夹克是我出来工作后用第一笔工资给父亲买的，父亲没咋穿，看起来就跟新的一样。

搬完家本该立马张罗乔迁宴，但因为我们家处于丧葬之年，得等过完年才能操办。有时候还挺感谢过年，总感觉过完大年啥事都能好起来，生活也能辞旧迎新。2020年年初，公司开始居家办公，我也比往年提前回家过年。新家装修得特别亮堂，一层只有三户人家，我们家小户型夹在了中间，隔壁进出都得经过我家门口，母亲碎碎念道：“你没回来，我门都不敞开，免得人家往里一瞧，咋就只住了个老查某[查某：闽南语，女人。]，再细想，就知道我啊，是个守寡的。”她是笑着说这些话，但我听得很是心酸。大年三十那天，母亲从早上就开始在厨房里各种备菜，得赶上下午日落之前祭拜祖宗。母亲说：“这过年就是麻烦，各种拜拜，越拜祖宗越多，你阿爸去年还在拜呢，今年就成被拜的了。”我没回她，她看向我，我俯下头假装玩手机，她边说着边走向厨房：“你再不成家，以后过年就只有咱娘儿俩啦。”

在闽南，平日三不五时就要拜拜，一到过年，基本每天不是拜祖宗就是拜神仙。我以前最喜欢大年初六这天，父亲会载着我和母亲去文峰镇拜祖师公。文峰镇是父亲的祖籍地，我在这个镇上读到小学四年级才转学去县城，大姑、二姑、阿叔，几乎所有亲戚都生活在这儿。每年大年初六，父母去祖师庙里都要先拜拜再求签再解签，这些时间我总能在镇上肆意串门，这家玩玩那家玩玩，好不自在。自从上了大学，这个三人团体我就退出了，再次回归时，只有我和母亲了。跟着母亲拜拜之后，我说：“阿妈，你去求签，我在门口石座那边等你。”说着我就往外走，母亲喊住我：“我也都好了，不求了，走吧。”我有些不解，便问：“怎么不求了？你每年不都要求吗？”母亲回道：“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拜拜就好啦，自己的命要靠自己活。”我一下子读懂了母亲的心思，往年求完签就得去找解签人，解签人会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签数和你说每个人的运势，如若运势不好，只要在某些日子去拜拜某位神仙或者在某些日子不出门便可转危为安，一年平安。母亲每年都会按要求照做，只可惜去年没能留住父亲。

友人建议我给父亲做个“通灵”，兴许母亲能稍微放下一些心。听友人说，他结拜兄弟很多年前因为胃癌早逝，父母悲痛欲绝，非常难以接受，大概办完后事以后隔了几个月，通过乡亲了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山里有个“上灵师傅”，全家人就一同前往。一家人刚到上灵师傅面前，简单对话之后，师傅就开始了仪式。后来在他嘴里喊出了每个家庭成员的称谓，阿爸、阿妈、阿弟……这些都是在之前不曾沟通过，男孩母亲泪水涟涟。接着那张嘴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很难过，但我在这过得很好，自己买菜做饭，你们要振作，勿挂念，要是你们愿意，就再生一个替我尽尽孝。”我听完好不动容，眼前浮现了一座桥，一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桥那头的人让桥这头的人活着更笃定。我不了解这故事的真实性有几分，但是倘若能够从师傅嘴里得到慰藉，对母亲未尝不是件好事。我和母亲说了以后，母亲并没有与我对视，手切着大葱也没有停下来，伴着案板的声音，淡淡地回了句：“人吼，走啦就是走啦，就不要再去打扰啦。”

这么些年，我只梦到过父亲一次，梦里他载着阿嬷去找我外公喝大酒，我问你咋没有和阿公喝啊，他说和我阿公合不来。梦里醒来，我松了口气，他们好像真的在那里过得好好的。

2003年阿嬷在睡梦中离世，把时间轴往后一拉，才发现像阿嬷这样没病没痛的死亡才是人最好的终点。阿嬷是旧时代的童养媳，没读过书，不识字，我小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拿着声母韵母表教她读。阿公一直不太看得起阿嬷，两人没啥感情，同一屋檐下几乎零交流。阿嬷离世的消息还是阿公打电话通知四个儿女的，父亲接到电话以为是两人又吵架了，这个招数阿公用了不止一次，但电话那头阿公语气低沉顿了顿：“是真的……真的断气了。”我们全家赶到老厝时，阿公瘫坐在椅子上，没有了神气。我大姑哭到晕过去，我啥也不懂，跑到前厅大喊：“大姑也死了……大姑也死了。”煤灶上铁锅里的水还是温热的，那是老太太半夜起来烧的，最后留在世上的温度。兜里还有张碎纸片，上面歪七扭八写着几个数字，每个数字五毛钱，也不知道阿嬷什么时候学会玩彩票的。听大人们说，老太太年初偷偷去找算命的算了一卦，算命的也毫无保留：“可能活不过今年啦。”不知道她会不会因为这事有了很深的思想压力。那一年，父亲和他的母亲失联了。

2004年，外公肺癌晚期，抽了一辈子的烟带着他的魂飘走了。外公天性乐观，哪怕是临走前一个月只能靠着丹田气往外发出说话声，他都还卧在床榻上安慰儿孙：“没啥代志，性命都有定数，时候到了就该走咯，就是苦了你们阿娘。”然后他又以小家庭为单位，一家一家喊上前再嘱托点什么，他和我父亲道：“孩子还这么小，不要天天喝酒咯，我阿华嫁到你家，吃了很多苦啊，以后回娘家就没爹疼咯。”站在我身旁的母亲眼眶泛红，身子在颤抖。二十年过去了，年迈的外嬷住在养老院，走起路颤颤巍巍，时不时就打电话给母亲嚷嚷着：“我要回家，我要回两个儿子家，我不想在这里……我也吃不了多久饭了，你阿爹在那头等着我。”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走在同一条路上。

2006年春天，阿公突然下肢无力，父亲和阿叔带着他到县医院检查，说是中风，打了点滴开了点药就回家了。然而病情急转直下，阿公开始频繁头晕、抽搐，甚至失去意识，送到市医院检查，医生看着四个儿女，说：“怎么现在才来，脑血栓已经非常严重了。”从入院到离世，也就不到四十天。阿公和父亲一辈子不对付，临走前一天是父亲陪床。母亲早晨叫醒我时，我还特别天真地问道：“我阿公是被我阿爸害死的吗？”母亲拍了拍我说：“黑白共[黑白共：闽南语，指黑白不分，胡说八道。]。”阿公在抽屉里留了遗嘱，把身上八千多块钱都给阿叔，希望阿叔可以用这钱把老厝重新修缮一番，由大姑二姑监督，对父亲，遗嘱上没有任何交代。这么些年，老厝还是破败的模样。那一年也是县里面火葬政策实施第一年，一山万冢的时代过去了。阿公出殡那天，父亲没流什么眼泪，阿婶在棺材前又哭又跳又是拿头撞的，母亲就在旁边默默哭着，外人如何评判，也是外人的事。那一年，父亲和他的父亲失联了。

如今我与他们只能一年一见，每次去领骨灰盒时，工作人员会喊“×××（父亲的全名）的家属”，我内心还会有些波动。清明节前一天我会跟着母亲去平安铺上买好多“纸钱”“金条”“元宝”，还买了“西装”“旗袍”，想让他们在那里过得幸福还能穿得好看……我还想和他们说好多话，告诉他们，我啊，工作很顺利，有很多人知道我，天公有保庇，憨人有憨命……到了坟前、骨灰盒前，我给他们卷了根烟，点上火，开了瓶酒，想要开口，又把话咽回肚里去。我们每个人终将会和世界失联。

母亲与父亲单位的官司来回打了一年多，最后还是以“死亡发生在上下班途中的意外猝死，并非交通事故”为由认定为非工伤。这个案例后来还被市里面某大学法学系作为经典案例在课上分析，老头也算最后一次发挥余热。父亲的手机号码母亲一直没舍得注销，从前铃声频响的手机现在和人一样默不作声。父亲的微信上还保留着两条发给我的文字信息，时间是临走前一个月，上面写着“儿子，在干吗”“老爸想你咯……你啥时候回来给爸看看”，我的回复是“怎么突然这么肉麻”“那我这周就回去”。

2023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正赶上过年，大家开始报复性地走亲访友。我跟母亲开玩笑道：“得亏阿爸走得早，不然赶上这三年，你让他待在家不得把他憋死。”正月里有天中午，父亲的手机响了，那头说道：“老张啊，怎么这么久没消息了，过年好啊，有空来家里泡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