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我在上海大剧院演了迄今为止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场拼盘演出[脱口秀演出分为多人拼盘、单人主打秀和单人专场。拼盘一般每人演出十五分钟，主打秀主咖演出四十分钟左右，专场主咖演出一小时左右。]，被一千八百人的掌声、欢呼声淹没在舞台中央，那种幸福感很难形容，总感觉那一刻如果死掉也是开心的。演出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像是从人群回到个体的失落，并且它会伴随着我一直到下次上台。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戒断反应。这两年我会在演出结束后就近坐上公交或者地铁，扑到末班车的人群里，到站之后再走一段路，被城市的车水马龙环绕，回到住处时才算能够稍微镇定下来。

我很喜欢演出完在剧场后台透过监视器看观众陆续散场的画面。在那几百甚至上千号人走出去时，我知道我和他们又要各自散去，去度过千奇百怪的人生。也许我和这些人一辈子可能就只见这一面，但刚刚那九十分钟里我们一起大梦一场。

脱口秀演出是件很玄妙也很让人享受的事情，2024年我在全国巡演自己的专场时，因为有和观众合影交流的环节，我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各种鲜活的人生。在重庆，有个坐轮椅的朋友告诉我，她出来一趟需要从家乘电梯下楼，摇着轮椅到小区门口，打一辆车让司机帮忙把自己抬上去，而且多数时候只能叫专车，司机才会比较愿意服务。车到演出的那个商场，因为剧场在负一楼，她还得再找人把自己抬下去。山城的路满是台阶，为了不给人添麻烦，大多时候她都选择待在家，但是这个晚上她过得很开心。我很感动，跟她说：“等下次再来演出我邀请你。”我还见过父亲刚刚去世、为了缓解一下情绪随便买了场演出的女孩，而那晚我刚好讲到父亲去世的事情，她觉得一切就像命中注定。还有刚提新车来报喜讯的人，拿着离婚证的人，怀胎八月的准妈妈……因为这些时刻，我很庆幸在做这份工作。

不同城市对喜剧的感受和理解并不同频，幽默这码事太容易水土不服了。2020年，我还没上过节目，以纯线下演员的身份去了沈阳，我在台上讲了十五分钟，有十分钟台下鸦雀无声，甚至在一些观众的眼神中我读到了关切，他们好像在担心：你会不会讲着讲着就原地倒过去了？后来沈阳的演员来厦门演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南北方口音有差异，一线和三四线城市关心的话题也全然不同。比较安逸的城市更想要一些纯快乐的表达，而北上广的朋友往往会对褒贬时弊给予更大的喝彩。观众对演员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尤其这两年大家学会了发repo（观后感）来评价这场演出。我的专场巡演时，得到的好评满满，就在我沾沾自喜时，宁波演出突然蹦出来一条差评repo，这条repo下面有很多同样看过我专场的人在附和，我才明白，也不是自己的作品多么好，只是有意见的人懒得上网点评罢了。面对差评repo，演员本人是无解的，因为作为语言工作者，我们本来就是在表达不同的声音，不能只容许漂亮话的存在。但同时我们也是敏感易碎的，所以我们学会了搜索其他演员朋友的差评repo，以此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脱口秀的演出场地也有很多讲究。很多人一直以为只要在有观众的地方就能说一段，这跟过年回家被亲戚喊起来表演节目一样尴尬。我第一次讲脱口秀是在民宿公司的年会上，那是一个酒楼临时搭出来的舞台，我是第一个节目，主持人把我喊上去时，菜正好上来了，所有人开始动筷子，我站在台上像个傻子。像这样的场合，还有一次是在新楼盘的开售会上，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正经讲脱口秀，我站在天台上慷慨激昂，路过很多小孩、大人，大多数人侧眼瞄一下后就走了，我的声音跟着往来的风声一起飘到天边。我们管这样的活动叫作堂会，堂会的酬劳要比演出多一些，我们也管多出来的部分叫作精神损失费。还有电影院也是早期脱口秀最经常演出的场合，尤其前几年没有什么卖座的影片，电影院就把闲置的场地低价出租给俱乐部。电影院的座椅是阶梯式的，观众天然比演员要高，坐下去总会不自觉地带着一些凝视。脱口秀的剧场讲究聚气，要把笑声往台中拢，电影院恰恰相反，观众一笑出声，两边的海绵墙就快速吸进去了。我的第一场商演是给付航专场开场，他也是我目前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在电影院还掀翻场子的人。

自由职业也意味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工作，做了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失眠。所有的灵光总会在凌晨两三点才乍现，拦都拦不住，打开手机备忘录记下来，我就会兴奋得睡不着。这股劲会在五六点天微亮时演变成焦虑抑郁：怎么办，新的一天要开始了，我该怎么办。后来我尝试用褪黑素压一压，挺有用的，但开始有了依赖性。去年有一次在福州，第二天有两场专场演出，头一天忘记带褪黑素，我心里想也没事，挺一挺，累了就睡了。四点，五点，七点，八点，不行了，外卖叫了一瓶，我开始在房间期盼着，不断地看配送到哪了，在门口毕恭毕敬等着酒店机器人上来，疯狂地撕开包装袋，咕咚咕咚吞下两颗，躺在床上感觉是不是生病了。但转念一想，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如果因为要付出的代价而懊恼，对于那些机会难得的人来说就更不公平了。

很多机会诞生于机缘巧合，同时也无限脆弱，容易不翼而飞。2021年《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刚刚播完不久，我收到了拍戏的邀约，那时候觉得好不可思议，会有剧组看得上我并且选择我。我也不知道应该准备些什么，只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很多科班出身的人等了很多年都不一定能等到。隔了几个月我进了组，开始体验角色生活，大概过了一周多，突然接到通知：我出演不了了。当时挺难受的，我带着巨大的失落感从上海回到了厦门。没过多久，上海也进入了长达两个月的冷静期。我以为跌进深渊，没想到深渊兜住了我。

这两年我也学会去主动争取机会，参加《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的时候，我准备了一段五分钟的段子，专门讲自己很需要商务，希望品牌方能看看我。做这些是因为前一年节目播出之后，其他演员陆续都接到了品牌的商务合作，而我没有得到任何邀约。我开始在想，是不是我的特质限制了商务属性，品牌方担心在用我的时候会让大家认为是在消费我，在绑架其他人？那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自己去争取，说破无毒。那篇稿子播出时我其实挺紧张的，害怕观众会觉得我很功利，觉得我不满足。好在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大家极力地帮我推荐，后来我接到的每个商务，大家都会由衷地为我开心。商务的形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定制脱口秀录制，操作比较简单；还有一种是TVC广告，如果有后者的邀约，就等于品牌方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广告大片。我的第一条TVC广告邀约来自一个品牌的冰淇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感觉自我价值又进阶了一步。那天有两款冰棍和一款雪糕产品拍摄，原以为是件不难的事情，没想到因为多机位、拍摄手法以及NG（重拍）等各种因素，八个多小时前后我吃了六十几个产品，到那天晚上已经把现场的库存都吃光了。我感觉自己整个舌头被冻麻了，后来在西安躺着歇了两三天。但自始至终，在疲惫的同时我都感觉很开心，每隔一段时间就问工作人员成片出来了没有。

上完节目之后的生活总归是比之前要好许多，演出邀约和商务活动的数量都会比普通的线下演员要多好多。一个全职的线下脱口秀演员在上海每天要赶两到三场，才足以补贴他的生活，同时因为没有名气，而脱口秀俱乐部的观众构成在一段时间内是重复的，所以必须不断地创作打磨新段子，才有可能得到更多俱乐部的演出邀约，这也意味着在跑商演的同时还要兼顾去开放麦练段子、改段子。上节目前的一年里，我会要求自己每天都必须写点东西，每个月必须有一个新的五分钟。上完节目之后，创作频率开始减缓，尽管我在脱口秀演员里面算得上比较勤奋的，但也没有之前的那股劲了。究其根本，就是尝到了名气的甜头，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预期违背”，因为你是节目的演员，观众天然就会有滤镜。我一直在警醒自己，不要因为享受而变得慵懒，可人的劣根性总会在某些时刻冒尖。最近两年有些商务活动，品牌方安排头等舱、豪华酒店，我也从很不好意思逐渐变成理直气壮。我知道，自己的心态在悄然改变，我告诉自己，别乱了阵脚，如果一直处在高位，就说不了人话了。

我一直都觉得能做这份工作是上天的抬爱。2020年5月底，我第一次登上开放麦的舞台，还不知道所谓的开放麦是个什么样的演出，只觉得自己有了登台资格，要表现好一点。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会在工作时间“摸鱼”疯狂背稿。演出场地是开在厦门一个商业广场地下的小酒吧，环境非常局促，能坐二三十人，光演员就有七八个了，当时我以为这些都是“前辈”，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是刚刚来讲段子的新人。第一次上台非常紧张，戴着一顶贝雷帽，帽子下面的那颗头感觉永远抬不起来，站在台上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能听出来观众的掌声从鼓励到质疑再到些微的不耐烦。他们在等台上的人说话，他们在审视台上那个人，这种“审视感”在我以往的人生里也不少见，但在这个场合里，它变得集中、自然、正确。当我给自己打气讲完第一个段子时，台下迸发出奇妙的掌声，那种狂响打破了我从生下来就自觉会永远寡淡的人生。这个机会我抓住了。

再到后来的笑果训练营，当时我讲脱口秀半年不到，一看报名的人数有一千五百多人，然后要从中选择五十个人参加第二轮笔试，我心里在想肯定没戏，报名之后也没放在心上。11月初我在北京参加“奇葩说”千人捞，得到了通过初选的消息时，我整个人都蒙了，然后在大兴机场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的无窗房里完成了笔试，11月底收到通知：我成功入选，可以订票了。我却以为是诈骗电话给挂掉了，幸亏工作人员打了好多次，不然我与这个机会就失之交臂了。

训练营结束之后公司开始聊签约，当时我觉得自己太稚嫩了，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上节目，所以就拒绝了。12月底参加了北京的“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开始被全国的俱乐部熟知，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全职做脱口秀。那时候暗暗下了决心，如果2021年赚的钱没有2020年的工资多，那2022年我就重新找一个班上。那年我开始疯狂地演出，全国各地跑，接受来自各个地方观众的“审视”。跑了很多地方，但是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如之前正经工作的多。我想我需要利用我的专业，做一些自媒体来营销自己，不过都没有什么起色，直到清明节发布了一个关于父亲离世的段子视频，被很多喜剧界的大咖转发。后来《脱口秀大会》节目组也是通过这个视频找到了我俱乐部的老板，邀约我上节目。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梦幻了，二十几年缓慢的成长弧线有一天在空中飙出了一笔，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我的老板、来疯喜剧主理人Lucy有一天和我说：“你总觉得爸爸没看到很遗憾，但是我感觉爸爸看到了。”

以上这些话是我有段时间面对不同的媒体的统一说辞，上节目之后我曾经最高纪录是一天面对四家媒体，把同样的话说四遍。那时候没有商务，但是有很多采访，我很感谢能有这样的曝光宣传的机会。我最难忘的关于我的一篇报道还是上节目之前《南方周末》的一个深度采访，我记得那个编辑当时还是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生，和媒体是合作约稿的关系。他来厦门，我们先在他住的酒店碰了一面，然后他说：“我想跟着你生活四五天，没有需要对谈的部分你都可以不用管我。”接着他就在我当时住的城中村订了个几十块一晚的旅社，破破烂烂，卫生条件也堪忧。我说你要不跟我挤挤？他说那倒不用，让我每天醒来出门喊上他就行。那几天我俩形影不离，最后一天下午在沙坡尾咖啡厅对谈时，他说出了他眼中的我——狡黠、拧巴——这些我以为藏得很好的特质。在这之后他写出来的成文我看了好多好多遍，那个我真实、立体、多面。那几天相处之后我们也就不联系了，但这段“临时朋友”的关系还是让我很受触动。

脱口秀演员这份职业有别于所谓的明星艺人，它的门槛不高，几乎所有人都是从草根小人物一步步往职业方向走，但是哪怕走到家喻户晓的脱口秀明星这样的程度，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人。现在有些新人朋友会抱着一炮而红的想法来讲开放麦，其实是在奢望。但我不敢直接向他们表达。我没有立场，我想。记得去参加笑果训练营，一共二十多个人，很多人已经讲了三四年，而且能在一千多人当中被选中，更是觉得自己不容小觑。第一天白天大家吵吵闹闹，有些朋友还特别爱指导资历较浅的人。当天晚上有个大咖分享会，是当年拿冠军的周奇墨——所有人心中神一般的存在。我们都以为他会分享一些上节目的经验和创作上的指导，但他只告诉我们他的生活习惯：每天看书，去公共场合观察生活，抽一个小时写写段子。那场分享会过后，大家的尾巴都收了起来，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

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做脱口秀，这是最初入行很多人对我的质疑。《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第一期之后，甚至还有人私信问我：“如果这么喜欢创作，为什么不在幕后？”我觉得有疑问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先入为主让人并不舒服，我也很真诚地回答那个朋友：“可能你觉得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而与世界法则不同的存在就该消失，也许这就是生活中很少看到特殊群体的原因。”对方没有再回我，我也不确定他能否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这个行业都在齐步感受“刺激”，我们都在窥探边界——人性的边界、话题的边界。2020年年底，我有一次在开放麦讲了关于死亡的段子，结束之后有个观众在观众群里发了句：“不要用死亡这件事开玩笑。”其他观众也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大家褒贬不一。那几天厦门卫视《人生海海》栏目正给我拍一个纪录片，我还特地问了负责人：“这不会是你们安排的情节吧？”他们否认了。对我一个刚讲半年的新人演员来说，感觉还挺新鲜的，就是那种有点害怕被俱乐部批评，但又觉得话题得到了一些讨论，说明我的创作水平有在往前发展。如果你现在还能在网上搜索到这个纪录片，可以看到影片里另外一个脱口秀演员万一霖在抹泪，她说：“我觉得这件事太有意义了，它在拓展话题言论的边界，但我又有些担心小佳，因为他以后要面对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如她所言，这些年我所得到的关注在螺旋式上升。也因为那抹眼泪，我们成为彼此的好朋友。

我过往的工作几乎都跟说话有关。大一暑期在厦门兼职做免费宽带的地推，给你一台免费的路由器放在店里，客人要花三到五秒浏览广告页面才能连上Wi-Fi。那份工作要深入每条街道的餐饮店、理发店等，大夏天走两步全身就发着汗臭，所有人听到我们免费的第一反应就警觉起来，急急忙忙把我们赶到其他地方。就算百里挑一有人感兴趣，也会因为需要登记个人信息而重新思量。那段时间尽管很累却很难忘，那是我第一次因为生计主动接受陌生人的“审视”。

2016年，我大学毕业出来找工作，因为设计师助理岗基本饱和，有家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发短信问我会不会考虑暂时来销售部门工作。我挺犹豫的，就回复他：“我讲话有点慢，担心自己干不好。”他过了片刻回复我：“你先来试试，要相信自己。”那句话着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后来混熟了之后才知道是他那个月招聘指标达不到，临时想出来的辙。

工作内容挺简单的，工作日打打电话，周末到楼下家装市场蹲蹲意向客户。业主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一般有两种反应，要么秒挂，要么产生好奇“你为什么讲话是这样的”。而当对方犹豫要不要挂时，我就极速把公司、活动内容等关键信息都告诉他，虽然也没那么极速，但是至少对方愿意听你多说几句。后来我也学精了，电话通了之后我直接打一个熟人牌，亲切地问道：“××姐，我是张伟，还记得我吗？”这种一般对方都不会挂掉，会反应几秒，甚至会表示有点印象。不过等我表露真实身份，对方也会比那种开局就挂的来得更愤怒。

周末我们一帮人会在家装建材市场拉客，那里更是大型的修罗场，但凡有个人从车上下来，不管是什么身份，我们都会一拥而上说：“看装修吗，看装修吗？老板，来我家坐坐。”知道的是家装建材市场，不知道还以为到了什么逍遥之地。我甚至有段时间让客户把车开到商场后门再进来，客户都蒙了，心里在想这到底是不是正规公司。即便如此，业务员之间也会有君子协定，必须优先让客户去最初约的公司。这种蹲守客户的方法虽然很精准，但真的能蹲到的概率很小，我有一次就在其他公司门口死守一个业主，她答应我从这里出来会跟我走。我让设计师随时做好准备，我就在那家公司门口从下午五点多一直等，等得饥肠辘辘，加上那天下着雨，我感觉有些发冷，还是不想放弃，终于晚上快十点她从公司里面走出来，我说：“姐，你刚刚答应我去我们公司看看，现在走呗。”她很礼貌地回答我：“不好意思，有点晚了。”我知道她去意已决，就拿出情感绑架道：“我在这一直等你，现在都有点发烧。”但还是没有结果。

做业务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调查市场，我们调查市场的途径很简单，就是去到一个小区，从顶楼到一楼，把正在住的和正在装修的户型圈起来，其他的就是我们的意向客户。我曾经在一天的时间里，走完了三栋楼，一共一百二十六层，从楼里出来，天都黑了，相当刺激。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过这种活，那天走到小区外面的沙县小吃店里真的缓了好久好久，点了个脱骨肉套餐饭，狼吞虎咽，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小孩被虐待了。这还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有的高档小区门禁很严，你要躲过保安的视线还挺困难。他们有些人可以翻墙，而我只能趁人不注意冲进去。每次去小区扫楼都是一场身心的博弈，每次扫楼我总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我做业务销售工作前后有一年半时间，几乎都是拿着一千五百元的底薪，业绩上没有任何起色。不过我学会了好多好多技能，包括沟通套路、心理学、人性等，甚至后来脱口秀的素材，有很多都是得益于做装修业务销售这段时间的情绪积累。每个人毕业之后都应该来做一做销售工作，它能让人快速明白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社会是无法预测的。

小武哥就是我在做装修业务员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和我几乎是同时入职的，因为比我大一岁，所以我习惯性地叫他小武哥。壮实雄武的身材，操着一股浓烈的东北口音，他完美符合了我对北方男人的印象。小武哥在厦门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公寓，房子买了两三年，一直没住上，这次从香港回厦门，才算真正安了家。之所以在厦门，是因为他母亲再嫁到了厦门。父母在他上中学时就离婚了，离婚之后父亲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没有任何消息。后来母亲带着他南下，一边谋生一边供他读书，再后来母亲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便一个人搬出来住。大专毕业之后，他听说在香港工作时薪高，便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香港。去了才知道时薪是高，但能选的活并不多，在那里，就算是普通的销售员都要具备本科以上的学历，他一个大专生只能去工地。工地其实也不赖，一天下来折合人民币也能有七八百元。他说到这时，我发出一声惊叹：“这两天的日薪就赶得上我月薪了，你不想干我去干吧，这个砖我也能搬。”小武哥扑哧一笑击碎我的天真，他说：“搬砖是小工的活，要想拿这个钱，还得会抬杠。”杠是真杠，每天要把工地上的钢筋摞在肩头，人工运到车上。而且干实活最讲究效率，容不得半点“摸鱼”。小武哥说：“夏天干活最难熬，钢筋在烈日下暴晒，尽管已经垫着毛巾，放到身上，皮肉还是会吱啦作响，距离烤肉的香气就差一个孜然。”他指缝夹着烟在烟灰缸上轻轻弹动了一下，手上的老茧多得像牛油锅里扑腾的泡泡，继续说道：“这种工伤还不好走保险，一旦走了保险，就没有工地敢要你了。”小武哥说每年除夕回厦门会先去母亲家吃个团圆饭，但是团圆饭对自己而言并不是那么团圆，他更像是母亲重组四口之家的局外人，所以他总会早早退场，回到自己住处楼下买几瓶啤酒和一些酒配，自己和自己再重新干个杯，敬新的一年新的受难人生。

小武哥来公司不到半年就又回香港的工地了，我们就失去了联系。2022年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刷朋友圈时，突然看到他发了条“再见了，×蛋的世界”，配图是安眠药片。我立马私聊，给他打语音电话，都没有任何回复，完了我也只能作罢，我们俩的交集甚至都没法通过请求第三人来帮忙。一直到半夜两点多他回复了我：“兄弟，谢谢你的关心，实在不好意思，我没事了，你别担心。”正当我准备问情况时，他发来第二条消息：“或许你能先借我两万块吗？我有急用。”我在屏幕前愣了片刻，不知怎么回复。

业务员的岗位人员流动真的很快，准确地说，每个基层的、可替代性强的岗位每天都在出人进人。有个同组的同事跳槽到隔壁栋新开的装修公司当主管，上班时候我俩关系还挺要好的，跳槽第二天他就请我吃饭，原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庆祝，没想到新官上任就先在我这放把火。他让我以后在公司打过的电话名单都给他拷贝一份，现在他就职的这家公司就是“毛坯”，我只要把家里的“涂料”共享给他一点就行。当然我也不白干，一份名单按五百元结算。他还说，我也没有签什么竞业或保密协议，哪怕最后公司发现，开除了跟着他干不就行了。要知道，当时我的底薪只有一千五百元，如果按照每个月公司的名单量，我这个“外快”可以顶我好几个月的底薪了。没想到第一份工作就面临诱惑，我经过了很多次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拒绝了。我想，倘若开了这个口子，以后恐怕会萌生更多歹念。

2018年，当时面试我的部门经理带着整个部门想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询问我的意向，我说我就不参与了，想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从装修公司出来，我就明确自己还是想做新媒体行业，但因为不是专业出身，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几乎所有简历都石沉大海。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应该退后一步，先看看较为基础性的工作，所以我开始做了淘宝的文案策划——一份真的不需要面对外界的职业。工作内容特别简单，每天根据对应的服饰商品，做图片搭配，并写出不少于二百字的推荐理由，每天保底十八条，底薪三千块钱。多写一条额外再加六块钱。整个工作室加上老板就三个人，我们在万达广场后面的SOHO公寓租了个极小的办公区，每天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家，没有什么严格的打卡制度。我当时在想，这不就是大家所说的自由职业嘛。三千块虽然不多，但是节省一点完全够花，于是我每天过着上下班、回住处看剧看综艺的日子。就这样过了大概半年，那种自由的新鲜感就无影踪了，枯燥乏味开始成了我的生活基调。人在没有生活动力的时候往往就会去健身，我把攒了大半年的积蓄都买了私教课，每天去健身房使劲练，私教课是按月算的，教练说：“很少看到有人把钱花得这么值的。”

2019年过完年，工作室的老板说他不打算做了，他准备去找份工作。我说你找份工作，那我也得找工作了。说实话，一年的工作经验就想找个新媒体岗位也非常勉强。只不过这次沉入大海的简历被一家初创型公司捞出来了。虽然那家公司已经开了十年，但还特别谦虚地自称“初创型公司”。那是一家开在厦门曾厝垵的酒店公司，公司旗下有九家民宿和两家酒店，实体生意做得特别好，但是从来没有做过推广宣传。当时面试的时候让我给他们即将要做的民宿品牌编一个浪漫的故事，我说：“品牌故事不都应该有一些历史进程？”老板说：“我们没有历史，但可以捏造历史。”要不说人家可以当老板呢。因为捏造得太好，我就入职了。

整个新媒体部门就两个人，我和我的主管X，公司的老板都有三个。X能做主管，是因为他来公司比我更早。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两人都毫无头绪，每天把该更新的平台软文更新完，两个人就开始“摸鱼”。每周开例会，老板要转化效果，我们就统一口径，从宣传到真正转化都需要时间。我真正开始负起责任是在进公司第三个月，X离职了，老板把我喊到办公室，说接下来这个部门就交给你来负责了。世袭主管制，我的工资也从原来四千元提到了六千元，工作时长从早九晚六变成了早九晚十，我也是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初创公司的含义。招聘、写文章、客服咨询、活动策划，就连民宿的软装布置都归我管，老板说：“这不是跟你行业对口嘛。”晚上还要到门店里巡房，检查房间的角角落落，提出卫生问题，把问题发到公司大群。但没有人解决问题。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对新媒体的认知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从内容运营、活动策划再到流量运作，部门也从我一个人扩充到了四个人。后来公司旗下新开了一家网红咖啡厅，我们部门通过这个项目在本地线上达到了高传播量，开业两个多月几乎每天客流量都爆满。这些工作我虽然没有拿到绩效或者奖励，但我学到了我想要的，也感觉实打实地开心。按理说所有事情都特别顺理成章，但2020年春天突降的祸运也彻底打翻了旅游业或者说是各行各业的棋盘。

曾厝垵是厦门一个特别重要的景点，在2020年以前，基本每个来厦门的人都会选择到这里来，尤其旅游旺季，景区物价都能成倍地翻。买早餐时我问小笼包怎么卖，店家说一笼十五，我说我是在这上班的，那大姨便很果断地说：“五块就好。”2020年开年，源源不断的退款电话打来，曾厝垵的民宿相继关了一百多家，我们开始居家办公，昔日的美食街的人潮盛况也不再重现，连早餐店的小笼包都老老实实卖五块钱。

好在当时我们整个部门都没有懈怠，开始利用之前十一家门店的私域流量做起了电商生意。我、我的顶头领导、门店店长三个人开始选品，先是卖杧果，通过饥饿营销，卖出整整八千斤，接着又复刻了同样的形式卖了猪肉脯、牛轧糖等，我们几个把损失尽量弥补一些。3月初，老板看到我们的干劲，召集开会，让我们自主成立电商公司，我们三人入股大头，他只要参与一点即可，这个方案我们欣然同意了。又隔了半个月，老板说他想了想，还是他来牵头，我们仨可以以员工入股的方式来投资。大概隔了几天，老板约我见面，他说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我重新放到新媒体的部门，电商这一块事务就不用再管了。

力挽狂澜之后被火速踢出局，这种低劣的操作令我非常恼火，我把这一年一五一十所做的不求回报的都跟老板清算，老板坐在椅子上听我歇斯底里。有时发疯真的很爽。

离职的时候是夏天，那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暂时性的控制，旅游业慢慢恢复正常。但所有人都明白，即便怎么恢复都难以回到半年之前的那种状态，更想不到接下来两年多世界将发生的种种。在景区里迎来送往一年多，这次我把自己送走。

恰逢此时，我接到了厦门来疯喜剧主理人Lucy的电话，她说：“我们的开放麦恢复了，邀请你上台讲一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我应下来了。我走上了酒吧里那个只有三十来个观众的舞台。

做脱口秀这个行业跟公司上班有区别，它没有明确的晋升渠道，但是人气和能力决定了每个演员能站在多大的舞台上。2021年刚上节目时我只比了两轮赛，节目过后举办了人生中第一个脱口秀的主打秀。头两场分别定了四百人和六百人的剧场，但是临到演出前两天，票房还没有超过四成，只能让比较带票的孟川和广智来助阵。当时我的制作人问我：“两个惊喜嘉宾是在你之前上台还是在你之后上台？”我说：“如果在我之后的话，观众会不会一直在期待他们的出现，那我的主打秀就不是主打秀了。”制作人说：“那在你之前上台你不会有压力吗？”我回道：“这是我要做的功课。”后来剩下的四场主打秀只敢在一两百人的小剧场举办了。我暗自下决心，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2022年我开始被邀请到千人大剧场演拼盘，一方面很开心，另一方面又苦恼自己在大剧场里只能开场，开场意味着热场，没法像后面几个位置一样享受到更响亮的欢呼声和掌声，我又开始下决心，有一天能够在大剧场里作为后几位出场。2024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的千人剧场演了自己的专场。我想我好像做到了，在剧场斑驳的光影里，我头一次觉得这一路走得不快不慢，刚刚好。所有的工作经历都早已荡漾在基因里，它让我从容。生活的轴线是波动的，也许有一天我又只能回到小剧场里演出，甚至被迫告别这个行业，那我就回到民宿里拍拍照写写文，回到电话前继续对着客户夸夸其谈。但这些并不是次选，而是散场之后的千百种或好或坏的人生。

我想我不那么恐惧散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