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前阵子，我才开始用矿泉水泡茶煮饭煮汤，在这之前二十几年里，我们家都是用自来水完成这些日常之事。我和朋友说起这事，朋友大为震惊，他以为每家每户的饮用水都是买来的矿泉水或者是经过过滤的水，他也不留口德地取笑我：“难怪你变成这样子，该不会就是自来水喝多了吧。”说着说着自己笑了起来。这些话我听得见怪不怪了，也不觉得刺耳，我对生活的勇气在过往的日子已经一次次被刷新，强得很。

当然不是说我没喝过矿泉水，只是没有把它作为生活的必需品。之前唯一一次用矿泉水做饭，是住在城中村的时候。当时的部门领导想来我家吃个饭，但我的厨房实在太过局促，放了电磁炉，就放不了切菜的案板，也不好让领导简单吃个稀饭配点小菜，索性就搞了火锅。我去生鲜超市买了速冻的火锅料和青菜，路过看到农夫山泉两瓶装特价三块钱，想着让整个饭局看起来更为体面，也一并带上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发现矿泉水和自来水味道确实不一样，少了那股流动的金属味，喝起来清清甜甜的。领导走后，锅里的料吃得差不多，汤还有一半多，一想这可是矿泉水，我没舍得倒掉，第二天还能煮面再吃一顿。

我的很多节俭甚至抠门儿的习惯都是在城中村生活的时候养成的。比如我从不买视频网站会员，当时网上有卖多人共用的账号，一个月两三块钱，虽然有时候看着看着会突然掉线，但相比正常十几块钱的收费，划算不止一点。再后来视频网站开始严格限制一号一用时，我开始从那种乱七八糟的QQ群里获得一些会员破解的代码，按之流程操作，就可以直接看任何平台任何会员版的内容，这时连两三块都不要了。这也导致我到现在看剧都是问别人借的会员，因为投机取巧过，就很难想走正途，有种和“非法分子”不该有的“共情”，这是不对的。

城中村几乎是所有打工人来厦门的第一站，有人会在这里待上几年然后回老家做点小生意，也有人会一直待到叶落归根。和繁华街区相比，城中村一切都显得逼仄无序，你可以在村里看到几十根电线常年“藕断丝连”，稍不小心就可能踩到不知是狗屎、猫屎或者是小孩㞎㞎的东西，这里二十四小时都能听到不同类型的噪声，楼下菜场的，对面排档的，深夜楼里的。现在每次因为失眠问题而困扰，我总在想当时是怎么睡得着的。住在村里的人白天套上工装走出村外，走进富丽整洁的写字楼里，晚上下班之后，踏回村那一刻仿佛进入一个无形的结界，把城市甩在身后，被城市遗忘，虽然无序，但做自己。

2016年，我刚毕业到厦门时，光厦门岛内就有七个规模化的城中村和若干散落的村子。那时候我做的是室内设计助理的工作，没有劳务合同，没有薪资，也没有所谓的试用期。你可以跟着带你的师傅慢慢学技术，帮忙打打杂，一个月赚个三五百的，当然也可以随时拍拍屁股说老子不干了，根本不用为了“N+1”耗着。没钱自然没法租房，母亲拜托我阿姨（她的亲妹妹）帮忙照顾照顾我，于是我和阿姨一家三口共同住在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那里甚至不能称得上是楼房，只不过是周边一座废弃工厂的库房改出来的。一共两层楼，呈倒“U”形三面分布。我们的屋子在一楼，门打开就是由三面聚合成的院子，隔壁住着的大婶是收破烂的。每次院子里都堆满了她捡回来的东西，夏天温度升高时，空气里经常夹杂着发酸的饮料瓶味和腐臭的布料味。大婶说，这些收回来的旧衣服再卖到加工厂里，重新造一造又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了。我当时身上穿的都是那种淘宝卖十九块九两件的，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

八平方米的房子是由一间五平方米和一间三平方米的房间打通的，我们那栋楼独一户，月租四百二十块钱，算是大户人家，冬凉夏暖的。我和堂弟、阿姨和姨丈睡在同一间房的两张床上，床是四十五度“L”形排列的，因为墙是斜的。晚上睡觉时可以非常立体地感受到我姨丈从我旁边传来的呼噜声，与此同时门口传来的麻将声也不甘示弱，深夜，屋里屋外都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有一次我堂弟被吵醒，破口大骂“这些死阿北仔[北仔：闽南地区对外地人的蔑称，虽然有可能不是北方人，但统称为北仔。]”，然后打开门吼道：“他×别吵了，半夜两点了知不知道！”接着“砰”一声重重地把门关上。外面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我给他竖个大拇指，跟他说：“北仔你都敢惹，真不怕他们给你杀咯。”没想到堂弟刚关上门，那些北仔继续打麻将，说说笑笑，好似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这番反应显得堂弟刚刚的表现很像在无能狂怒，还顺带把我阿姨和姨丈都吵醒了。

我们床边侧对的窗户望过去是本地人的宗族骨灰室，也就是说，真正的原住民每天都在盯着我们这帮外来客，晚上灯全灭时就只剩骨灰室门口的一抹红光在微微闪烁，现在想到这个，我还是会竖起一身汗毛。我记得有一天早上醒过来，阿姨问我：“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干了什么？”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她说：“昨晚四点多你一直在笑，叫你你也不应，我起身又看到窗边那抹红光，差点被吓死。”我听完笑得更厉害了。

我就这样在那间屋子里生活了小半年，后来由于政府把那栋楼评估为危房，我们只能举家另寻新住所。搬迁过程并不难，人手一个蛇皮袋就把家搬空了，四处为家的人只有行囊轻一些，牵挂才能少一些。新房子离原来住的地方不远，是隔了两个小区外加一条主干道的另外一个城中村。我们在城中村的最里头，再往前走就上山了。那间房子我还挺喜欢的，月租五百六十元，一室一厅，比原来宽敞许多。我和阿姨一家终于可以分开住了，我和堂弟睡里头，他们睡外头。卧室的窗外只有山，非常安静，夏天开窗，山风拂进来，那种凉意是风扇和空调都比不过的，可惜想得到好东西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山风带来的除了凉爽，还有一群饥肠辘辘的野蚊子，我和堂弟两个打着赤膊的身体被它们视为一场珍馐，一传十十传百，时不时就叫上亲朋好友一起开席。住在山脚下还有个不便的地方就是遇到台风天总得强制撤离，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超强台风“莫兰蒂”席卷厦门时，社区连夜让我们这一片区关好门窗，收好贵重家当，住进指派的酒店，那三天世界发生好多事情，主干道两边的树像是约好的一起倒在车顶上，越贵的车砸得越用力，整座城市连着断水断电。等我们再次回到住所时，水涨房没高，窗边的玻璃碎成了磨砂状，每一粒碎片都晶莹剔透，远看还挺好看。果然人就是天然喜欢这种破碎感，但又不敢真正靠近它。

上班的地方离住所有六公里多，每天我得早上七点半前步行穿过整个城中村，再穿过小区，到BRT（快速公交系统）站点搭车，到站后再走上八百米才能准点抵达公司。也不是没有近路能抄，只是抄近路要翻过两道铁丝网，对我来说无疑是在增加难度，不如乖乖地走正道。现在很多刚认识我的新朋友如果去附近一个地方，我在场的话他们就会打的，我经常说别浪费钱，我能走路，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每天至少步行三四公里。其实这都还好，比较恼人的是我们住的那一段没有路灯，到了冬天天黑得早，要是稍晚点下班，回家我就得开着手机的手电筒才能往前走。也不是怕碰到什么鬼魂，相比灵异之物，我更怕村里那些不拴绳的烈犬，上班被客户追，下班被狗追，我是接受不了的。

2016年年底，我换了个工作地点，离我阿姨家更远了，通勤更为麻烦。彼时刚好每个月有一千五百元的基本工资，考虑了下决定离开这个四口之家，搬到公司对面的城中村，开始有了真正独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厦门最大的城中村，光公交站点就有四个，听起来很像是一所重点大学。房东租给我时就和我通气村里在动员拆迁工作，只不过给的条件还不满意，让我做好准备，口气听着像是让我做好收拆迁款的准备，其实是做好他满意了我就得走人的准备。但很可惜，我很满意地住了两年半搬离时，他都还不满意。房子月租五百元，占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一千元钱我得规划好一日三餐、穿衣娱乐，如果实在有些月份大手大脚，我也没有委屈自己，转头大大方方、没皮没脸地问家里要，不过多数时候是够的，我的极简生活逻辑就是在这时候培养出来的。

五百块的房子确实算不上什么好房子，八平方米的单间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没有空调，房东说可以配，月租再加一百。我拒绝了，在网上买了个六十八块钱的座式风扇。厦门的夏天特别长，即便有风扇，也总是会在半夜被热醒。房间有个高窗，窗户对过去是隔壁栋的外墙。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可以从外面借到一点光，但如果阴天雨天，就分不到羹了。每次下班回家有种出去放风回到监室的感觉，我那时经常感叹道：“寒窗苦读十八年换来的是一扇高窗。”其实也有大窗，在三平方米的厨房浴室连廊边，但开窗对过去还是一面墙，所以也称不上窗户，就是几根铁架焊起来晾衣服的地方。那两年多里我的衣服都不是被晒干的，而是被穿堂风给吹干的。因为没有洗衣机，衣服只能手洗，冬天衣服手洗是拧不干的，每次挂上去都是“声泪俱下”，交给命运，有时候两天能干，有时候长达四五天。哪怕干了，也有股潮味。有段时间实在受不了短裤和皮肤接触时的那股凉意，我就悄悄把短裤晾在邻居家拉出来的一条铁丝上，那里可以晒到一些阳光。邻居大概知道了，每次我去收的时候，都只剩下我的短裤。厨房是一个水池和由几块石材拼成的操作平台，能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做饭就得挪走电磁炉，炒菜时就得挪走调料瓶。所以多数时候我都只是简单煮个泡面，冬天时候可以在菜场买个十块钱的卤料吃两天，气温低，隔夜不容易坏。厨房和浴室厕所没有遮挡，最开始有点难接受，毕竟之前和阿姨一家住的那个仓库中间都还有个半隔断墙。后来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甚至有些喜欢上淋浴和蹲坑这样的搭配，洗澡时还能顺便洗厕所。之前阿姨家的热水器是烧液化气的，每次打开时我都有些害怕里面的明火会蹿出来，因为小时候真的闯过祸，把喷头往热水器上浇，还好母亲发现得及时，不然现在就不在这里了。现在这个热水器是电的，安全许多，只不过使用年限太久了，老是调不到合适的温度，往左一点点就特别烫，往右一点点又变凉了。我在想，是不是城中村里所有的热水器都这么极端。

房子有六层，房东住在顶楼。其他五层楼都是出租房，一层楼有十三户，我住在401，也就是这层楼所有人都可以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所以根本不用提什么隔音的问题了，不会叽叽喳喳就很不错了。住在船头的人也更容易听到各种风吹草动，夫妻吵架、小孩哭闹等，我只要侧身在我的铁门边竖起耳朵，两三分钟就能有比较清晰的关于事件和人物关系的思维导图。有天深夜，我斜对门那户人家在喝酒，喝着喝着两个人因为债务问题开始吵起来，紧接着就听到啤酒瓶摔在瓷砖上的声音，一声闷闷的尖叫，然后走廊里闪过踉跄又沉重的脚步声，之后只剩下其他房间传过来的呼噜声。我猜应该有几扇门背后也有几双耳朵，但没有人敢开门。第二天出门上班时，门一打开，走廊里都是鲜红的血印子，有的已经烙在了瓷砖之间的美缝里。我试图用脚躲过那些斑斑点点，躲过脑海里的记忆。后续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开门看到的那触目的画面还是影响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在想，住在这里会不会迟早有一天遇到危险，要不要找一个跟人合租的小区房子？最终，这个念头还是被房租给劝退了。

城中村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傍晚六七点在餐厅里吃饭，能遇到那种打着领带西装笔挺的，有那种穿着工厂连体工装的，也有迷彩服套老头衫的，坐到椅子上还有一阵风，风中还挟带些许的汗渍味。我住的房子相对而言在城中村的村头，走个两三百米就能到马路上。晚上十一点过后，除了还在营业的烧烤摊，其他店都关门了，路边除了醉汉和晚下班的打工人就冷冷清清的。刚搬过去的第五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在楼与楼之间的旮旯处突然有个女人跳出来，轻声说了句：“小弟，要不要玩？”我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对方的手已经拉着我的衣服，我连忙挣脱开，拼了命往前跑，我才意识到原来有些产业在看起来越不可能的地方越猖狂。后来我总会在夜晚的城中村有意无意地看到她们，有段时间她们甚至就在我家楼下。有一次我在晾衣服，看到有个老汉走过去拍了拍女人，女人就往我隔壁那栋楼走，老汉在后面跟着。还没等我全部晾完，老汉又从门口出来了。我搬离这里前半年多的时间里，她们突然都消失了。

我所在的这个城中村地段非常优越，东村口对面是区行政中心，南村口是外来工子女学校。学校不是很大，有两栋教学楼，还有一条有些秃噜皮的塑胶跑道，顾名思义，在这里上学的多是村里打工人家的小孩。但顺着学校往前直线距离六百多米是一所音乐学院，可以理解成“贵族”学校，校园环境不必多说了，每到放学时间只要经过这条马路，从校服到接送孩子的家长再到配套资源，总让我想起“三八线”。这边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公司老板、富商等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人家也住在我们附近，住在西北口的一排排海景房里。这里的房价哪怕到今天还是厦门单价最高的几个区域之一，最鼎盛时期一平方米都已经破十万了。记得当时有个刚刚交付的楼盘甚至号称“亚洲十大楼王”，我做装修销售工作需要踩点扫楼，当我亲眼看到三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套房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倍感震撼，单单那个保姆房就比我的住所要大，这样的保姆房一套中还有两个。二十二岁的我立志有一天在这里能够有一套属于我的房子，但截至落笔时，三十岁的我还是只有想象的快乐。四处林立的繁华也更显我们这个群落的破败，当然我们也仰仗了这些“大哥”，获得了很多就近的资源——生病了走几步就能到私立医院，周末可以到附近的商场吹吹冷气，下了班还能去湿地公园运动运动。这些场所虽不是因为我们才在这里，但好在任何人都能够有权利并且自在地使用它们。

就这样我在这里生活了快两年半的时间，说长不长，每天的生活两点一线，简单朴素。中间有些和我一起来厦门打拼的朋友回老家结婚就没再回来了，也有些人刚准备出来闯一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回我发小朋友的男朋友想来厦门找份工作，问我能不能在我这借住几天。我一开始拒绝了，巴掌大的床还要两个人一起睡，还是一个陌生人。发小说没事，他自己带折叠床过去，一句话让我没法再次拒绝，看样子是铁了心要和我共处一室。那个陌生男人刚到我住处就被房子格局整得有些破防，大概之后几天又看我每天早九晚九，回家一脸疲惫，他住了五天就跑回老家了。我悄悄跟我发小吐槽，这个男生还是让你朋友谈谈恋爱就好。后来他们结婚，让我发小喊我参加，我没好意思去。

2019年年初，我开始从事自媒体工作，工作地点在离住所十一公里的曾厝垵，相当于我每天要从厦门岛内的这头到那头。当时的底薪也已经从一千五百元变成了五千元，我决定搬到更近一点、更好一点的城中村。搬家时因为五百元的押金不给全退和房东来回争辩了好久，最后我妥协了，那一百多元的清洁费就当跟这个房子说声谢谢。因为曾厝垵附近都是环岛路旅游区，所以我只能住进了离它六公里多的城中村，一来有公交直达，通勤不到二十分钟；二来是我阿姨一家也住在这里。山脚下那间房子在2018年被作为特殊用地征用了，他们就搬来了这里，更巧的是二房东是我姨丈的表亲，表亲很亲，不收我押金。房租一个月八百五，有空调还有两扇窗，厨房和浴室都比原来的大，也许是住过五百的房子，看到这八百五的房子竟然有些激动，更激动的是下了班可以去阿姨家蹭饭。

这个村也被称为“河南村”，几乎所有来厦务工的河南人都住在这里，有些做保洁，有些开出租车，半夜两点之后马路边上经常停着一排出租车，住在这里随时能打得到车，但没有人会打车。还有些人留在原地开起饭馆，我在这里吃到过各种便宜实惠的美食，如羊肉烩面、烧饼、饸饹面、炒凉皮……现在不时还想回去一趟，我的胃还留在那里没走。或许是因为我开始学会生活了，也或许住在这里的人都操着同样的家乡口音，这里比原来的村子显得更具烟火气。路过菜场经常能听到摊主和来买菜的讨价还价，有时候嗓门大到总感觉两个人下一秒要把摊子给掀翻，然而他们对视一眼，先后迸发出笑声，这样的瞬间无比生动。紧接着我到跟前用普通话交流时，摊主就显得冷静许多了。我恍惚间觉得在这里自己才是外地人。

我在河南村住了三年半，这三年半也是我目前人生里最精彩的阶段。做上了想做的新媒体，当上了部门主管，涉足了脱口秀，在节目里被人知道，父亲去世，特殊时期，都被这十六平方米的小天地记录着。有一回整个村被划定为特殊区域，我心里还寻思着这偌大的村落，每条巷子都能直通路口，哪有办法管理。当我看到一排铁栅栏直接连村带马路辅道团团围住，还是不免赞叹人的智慧，想做就有办法。被管理的那一周里，整个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清静，尽管我们可以在村子里活动，但街上只有零零散散的人。户户人家虽灯火通明，却都静静地等待审判。底层的人不缺乏对生活的热情，却在面对未知时呈现出更大的惶恐和不安。

这样的不安几乎从小到大都围绕着我。我是在镇政府的职工宿舍长大的，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租金，也不用交什么水电费，生活基本富足，但母亲每次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念叨，今天这个菜多少钱，这个肉又比昨天涨了多少钱。那时候总感觉这个家为了养育我过得好辛苦，那我就少吃点肉、少吃点菜，这样父母就能多吃点。我担心哪一天菜钱都花光了，我们家就会把我丢掉。当然他们没有这样做，也让我每天都活得很庆幸……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少花钱，为家里省点钱，也因此我从小到大都不爱吃零食糖果，唯独在夏天对那一毛钱的绿豆冰偶尔馋嘴。职工宿舍条件不好不差，我们家当时还有一台台式电视机，可以收到九个频道，每到周末我就一个频道一个频道轮着看，而且只看综艺节目还有中途漫长的彩铃广告，我现在身上有的搞笑天赋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展的。在很多的亲戚眼里，我已经算是住上一套免费的小套房。小套房不是固定的，要听从安排，需要你搬时就得搬，所以我的童年对家有一种常住常新的体验。我们家最早住在一楼，两个大单间，卧室窗户正对一片杂草丛，夜晚的时候总会有流浪汉从窗前走过，第一次发现时我正光溜溜躺在床上，他把我看光光，我被他吓得心慌慌，喊：“阿妈，那边有鬼！”母亲说：“那不是鬼啦，是疯子，你再不睡他就把你带走。”听起来更吓人了。后来职工办通知我们两天内搬到三楼，这里要做计划生育的收容室，到时候这里会镶上一个大铁门。我问母亲：“什么是收容室？”母亲说：“是关‘坏人’的地方。”我那时候才六岁，天真地琢磨既然是坏人，那我要伸张正义。过了段时间站在那大铁门门口，我向里面的人挑衅，诅咒里面的人。第一次没事，第二次去里面的人顺着大铁门顶的缝隙往外投来了一碗粥，那些米粒结结实实地落在我身上。我哭着回去，一五一十委屈巴巴地说出来，又被打了一顿。

我在镇政府住到了小学四年级，房地产行业在那时大兴起，县城买房的热潮只增不减，母亲也没有抵住这般汹涌，东拼西凑五万多块钱买了个20世纪90年代的县司法局二手房，我们在那住了十六年。房子一共两层半，另外那一半是露天的，也是我们的阳台。我们那条街巷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荷莲塘一巷，没有荷花，没有莲花，也没有池塘，硬取的名字。老公房最大的特点就是楼与楼之间没有间隙，哪怕有，也是闭着眼睛可以放胆跨过去的那种。我们家顶楼的天台往前可以走个小两百米，如果你在附近刚好有亲戚，去他家根本不需要出门，约着天台见就行了。三楼的房间除了偶尔做客房，其他时间都是闲置，这里也成了我过家家的天堂。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我把那个房间想象成演播室，假装有好多摄像机，在夏天温度高达三十七八摄氏度的屋子里把自己关起来，硬生生待了两三个小时，“录”了好多节目。二楼是两间卧室，起初我还是不敢自己睡，仍跟母亲睡大卧室，父亲睡在小卧室。暑假的某一天，被来做客的亲戚挖苦这年纪和阿妈睡是不是没断奶，我觉得难为情，便提议和父亲交换空间。睡到小卧室，第一件事就是让母亲把柜子里阿嬷的遗像拿走，不然我怕她找我。住久了发现小卧室更好，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后面人家客厅的电视。读书读累了，我就跟着他们家追剧。上了初中，他们把大卧室让给了我。因为卫生间在小卧室，每次夜尿的时候总得穿过廊道推开父母的房门。有几次父母还没睡，我刹那间推门打破了屋里的欢愉之声，青春期的小孩懵懵懂懂，潜意识里觉得打扰了他们，从那之后，每次上卫生间我都去一楼。想必很多年后我和阿姨姨丈同住一屋时，他们也隐忍了许多东西，父母那一辈总爱忍。

搬到县城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邻居，天天都要打照面的那种。我们家住在巷子的最深处，这一排一共有三户，其他的两户男主人都是律师，刚搬过去那几年，我们几家维持着特别和谐的邻里关系，家里头有什么好东西就会相互分享，没事就会在一起喝酒，甚至有次隔壁夫妻吵架，吵着吵着突然就吵进了我家，大概两个人都想下个台阶，苦于家里没人劝和，就上了我家的台阶。那个阿姨没上班，平时经常来我家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聊天的内容多半在抱怨，抱怨丈夫不着家，抱怨小孩成绩差、性格暴躁，抱怨自己的母亲不疼她，只疼和继父生下来的妹妹，有时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母亲连忙安慰。而她下次再来我家时，把所有的内容像背课本一样又复述一遍。母亲到后来看她哭也见怪不怪，也不安慰。见母亲没反应，阿姨会加个互动问答：“你说我是不是很惨？”母亲听多了感觉自己也窝气，骂骂咧咧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看你燕子阿姨就是没读书，所以才会怨天怨地。”我也没明白这回旋镖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射到我这儿。母亲补充：“你看小怡她妈是老师，每天多优雅啊。”小怡她妈就是我们家隔壁的隔壁女主人，是个初中思想品德老师，确实优雅，谈吐也是落落大方，只不过后来那两家女主人因为要不要在巷子口装铁门的事情产生分歧，破口大骂时，她在我心里的人设崩塌了。思想品德老师不应该是有思想，也有品德的吗？燕子阿姨也不是善茬，上前就是撕头发，我竟觉得挺合理。还有这两家的男主人都没有现身说法，是在等相互起诉吗？总之这件事之后，我们三家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他们两家还是会来我家坐，但总是错开来。燕子阿姨坐到傍晚，老师坐到凌晨，母亲的工作就是陪坐。有段时间老师每天晚上都来我们家一起看电视，燕子阿姨起了疑心，觉得我们家被拉拢了，两家肯定在背着她说坏话，于是半夜一点多拿着两个玻璃瓶在我们家门口狠狠摔碎，接着回到房间透过窗户往外蹦脏话，没过多会儿她那读六年级的女儿也加入战局，母女俩一起肆无忌惮地骂。当时我在房间觉得害怕，现在想想可真荒唐。兴许老师的目的达到了，也兴许是怕给我们家添麻烦，从那一晚过后她就没有来得如此频繁了。第二天我起床上学的时候，已经见不到玻璃碎片了。母亲说燕子阿姨早早来家门口扫掉了，还一直道歉，之后她也鲜少来我家坐了，这场闹剧也算结束了。大约隔了一年，燕子阿姨搬走，房子卖给了妹妹当婚房，也就是她口中那个被母亲偏爱的女儿。母亲跟那女人只是点头之交，倒是那夫妻俩天天干架，三天两头就会听到家里的东西被女人砸碎的声音。有时她会把丈夫绑起来，锁在巷子口她家的库房里，锁完门之后只听她大声嚷道：“你别怪我，我就是疯子，跟我妈我姐一样都是疯子，根本没人疼过我。”

只要时间线拉得够长，生活就能滚出层层浪。十几年里，父母、街坊、物件都在随着房子老去。刚搬过来时，隔壁两家中间还有个极小的隔间住着一个大伯，我经常喊他花名——达子。达子虽然四十多岁，但没有什么长辈的架子，我很喜欢找他玩。达子的工作是负责收我们这个片区的水费，工作时间自由，平常总会帮我们三家倒倒垃圾，给门口的花浇浇水，甚至有一次半夜还抓到了正准备入室行窃的小偷。我们也总会多煮点饭菜，吃完把多出来的端过去给达子吃。每次端菜的时候我都是飞奔过去，达子接过菜开心地笑着时，我也会感到莫名的欢喜。达子总说，因为有我们，他一个人才不那么寂寞。我上高一那年，达子毫无征兆地痴呆了，我亲眼看到我这忘年的玩伴开始伸手问我要糖果，我吓得连忙往后躲。他的妻子也从老家赶来县城照顾他的起居，七月的某天下午，妻子在门口煤炉上做饭时，达子误食了放在储物柜上的农药，结束了这一辈子。我们家前面那栋住着一对阿公阿婆还有两个孙女，儿子儿媳在乡下，孙女们由于在县城读书，教育就交给了这对老夫老妻。较大的那个孙女与我同龄，阿婆每次辅导她写作业总是专横跋扈，那时我总是暗暗庆幸父母都不管我的学习了。兴许因为我是外人，阿婆对我特别友好，总会透过他们家厨房的那扇大大的铁丝窗户跟我聊天。我准备起程去大学报到的那天，阿婆说：“在学校要吃饱饱，没事就回家。”这句话从非亲非故的人口中说出来，很多年后我仍觉得很温暖。大二那年，阿公去世了，两个孙女陆续上大学了，家里只剩下阿婆一个人，每次回家，我总透过那扇窗户看到她坐在客厅里发呆，沉默的、脆弱的。母亲说：“他们家儿子媳妇是挺没良心的，两个孩子给她养这么大，房子都搬到县城了，也不想把老母接过去。这老人哪，自己住久了，说不定就会变成第二个达子。”母亲一语中的，大学毕业那年，阿婆已经记不得两个孙女是谁了。我放假回家时，正看到护工给她擦脸，毛巾上的水珠子滴在了阿婆的围兜上，我往前走一步：“阿婆，是我，你记得吗？”阿婆打量了我许久，慢慢地说道：“是你啊，你放学回来啦。”我心头微微泛酸。是啊，阿婆，我回来了，你要吃饱饱。

2019年父亲走后，我和母亲也搬离了荷莲塘。母亲本想把这栋房子转卖出去，但是房产证上没有三楼的产权，如果要卖出去，就得重新办理相关手续，可根据政策，那些手续早些年就已经办不了了。这栋房子承载了太多记忆，也许只是年长到不想换个主人，见证新的轮回。

如今我与母亲分隔两地，都住在新盖的商品房里。她年近六旬，兜兜转转，历尽千帆，重新过上了独居生活。我活在她与父亲结婚的年纪，慢慢探寻着她曾走过的每一步。好几次我与她去养老院，看她推着我外嬷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站在我在厦门租的房子阳台上，目光所及和我阿姨一家最初住的库房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个小公园，老人、小孩、上班族、小摊贩、拾荒者来来往往。活着的人如同沉寂在水底的蜉蝣，涌动的一天，便是世间最朴实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