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一次在节目里聊了家乡闽南的神明文化，本意是想让更多外地的朋友了解到闽南很有趣的部分，没想到节目一播出，评论区的攻击多来自闽南的朋友。有温和点的说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拿来调侃，这是信仰；也有嘴毒的说我竟然在台上讲这个，会得病也不奇怪，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好运了。我有个潮汕的演员朋友也有类似的拜神段子，他看完评论和我说：“我大概知道我上节目会被骂成什么样了，谢谢你开路。”连我那每期节目都会分享到朋友圈的大姑都沉默了。我心里真的哭笑不得又有些害怕，赶紧让我母亲去庙里再帮我解释下。必须很诚实地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闽南人家的孩子对神明都充满敬畏。我记得我的脱口秀专场里有个段子提到了妈祖，巡演之前我特地跑到了湄洲岛妈祖庙里询问能不能提，去之前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妈祖不同意，我就把这个整段删掉。外地朋友应该没有料到，作品的终审竟然在神明这里。

上湄洲岛那天下着暴雨，等待船出发都等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天后宫，香客还是满满当当，连要问询的圣杯都要轮流使用。我把我的文档打开，把我的巡演城市海报打开，然后对着妈祖默语，把两块小木头往红砖上一掷，一正一反，妈祖同意了，一次就同意了。我激动地看着同行的朋友，她脸上也绽放出惊喜和兴奋。按照习俗来说，每个人每天都有三次问询的机会，神明并不绝对。如果神明第一次没有给你一正一反的反馈，你还可以再商量商量，重新整理一个妥协性方案。神明若是一次同意代表非常愿意，两次同意代表正常愿意，第三次才同意就很勉强了。在电影《周处除三害》中，主人公决定去杀坏人之前先问了关二爷，关二爷连续给了九次一正一反的圣杯，可以见得神明有多坚定。

闽南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能找到具体分管的神：做生意就找武财神，在哪扎根就去拜访土地公，渔民出海就祈求妈祖保佑。一些事情有神明冥冥中的加持，做起来就更有动力。如果事情特别紧迫，甚至可以和神明谈条件，如果最后事情的发展和人想要的结果一致，就会拿着酒肉来答谢。我以前特别不理解，这也不是诚心朝拜，长大后慢慢明白，神明也躲不过人情世故。

我们家最开始是住在文峰镇，文峰镇最有名的莫过于三平寺，千年古刹。经过多年的开发修建，如今的三平寺是国家5A级风景区。三平寺供奉的神明祖师公，每到过年过节，本地的、外地的甚至是海外的香客，都会慧心前来。有两三回我都在镇上的亲戚家里碰到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大姑家，他们家楼下店面租给别人卖衣服，那条蛇当时就缠绕在衣服架子上，但是周围的大人都见怪不怪，既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拿棍子驱赶。大姑说：“在家里遇到这种大花蛇莫惊，这是三平寺的侍者公，专门过来家里探访，不咬人，你只要朝着它拜一拜，它就回庙里了。”说罢，大姑拿起我的手摆出作揖的动作，只见那蛇沿着衣服架子往地上蠕动，然后爬出了家门。后来再遇到的几回，我都照着做，蛇也确实走了。我幼小的心灵确实被震撼到，哪怕今时今日，我都深信不疑。也许会有人一直不信造化，但这么多年三平寺造福了整个镇上的产业，民众也活得更有底气，大家都愿意信点什么。

佛道不分家也在闽南的庙宇里喜闻乐见。你可以在一座庙里看到玉皇大帝、财神月老，同时也能看到如来观音，一个愿望有多方在加持。佛家向外，道家主内，刚柔并济，人的思想也更加完整，所以大家朝拜时都没有太过硬性的区分。不过除了佛道不分，和其他宗教还是保持着比较强的边界感，以前来我家的客人经常会说一些半途背弃信他教，最后没有好下场的故事，以至于我上大学时有一次被带去唱圣歌的现场，回来之后惴惴不安，给我母亲打电话，母亲说：“有觉察是好事，下次别去了就行。”

几步一庙宇在闽南毫不夸张，更别提关于神的节日何其多了。每个农历初一和十五，母亲就会到菜场上买一些饼干来供奉土地公和家里的灶王爷。灶王爷自我出生时就住我家，我稍微大一些才知道原来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灶王爷，也称“家庭神”。灶王爷的画像一般贴在灶台上，看起来就是个很慈祥和蔼的老爷爷，图像两边还有副对联写着“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每年腊月二十四母亲就会将其送上天庭，等到正月初三就会恭迎回我们家。年少时总在想他回天庭的时间好短，都来不及和亲人聚聚就又开始一年的工作。现在知道了他回去一周还要做年终报告，还要绞尽脑汁去细数人间好事，实在为难。恭迎灶王爷回家那天，母亲还会去买家乡特色的碗糕来朝拜。这碗糕会一直放到正月十五，十五那天母亲就会使唤我去把布满霉菌的碗糕倒掉，再看看渗水多不多，多的话就代表新的一年雨水多多，听起来是相当神奇的人神默契。我每年都会跟开盲盒一样地期待去揭晓结果，但每年都感觉会有旱灾。

也有一些习俗与神明诞辰有关。小时候最期待的日子不是大年三十，也不是大年初一，而是大年初九拜天公，更准确地说，是大年初九的零点。那时候家家户户会准备一大桌子炒菜、水果、甜点，还有提前折好的金元宝，以及一根挂着纸钱的长长的甘蔗，拜完之后，大家会拿着甘蔗引火烧纸钱，火势越旺，代表新的一年运势越旺。烟花鞭炮齐鸣，整个小城沉浸在烟雾缭绕的夜色里。

每年这个时候对小孩来说简直不要太开心，可以光明正大地晚睡、玩火和吃东西，有时候还会调皮地站在街边拿炮仗去炸路上的车。更重要的是，这种日子家里父母不会吵架，哪怕闹矛盾也会迫不得已在神明面前表现得和谐。每次过大节城里就会舞龙舞狮、花车巡游，还会在每个村里选小孩来扮演龙艺上的各路神仙。还要给钱，六百块钱，是小孩家长给主办方的，添金赐福，十分有幸。小孩往那一坐就是一整天，父母还要在龙身下面陪着徒步，给递水，给扇风。我就想，这算什么神仙父母？城里的热闹还算克制，农村才是花样百出。戏台上唱着歌仔戏，又称“闽南live house”，戏台旁投影仪放着革命电影，戏台前是坐着看戏的老人和吹着泡泡跑来跑去的小孩，戏台远处是过节的神明们。夜色泛喜，天边那轮明月都跟着微醺。有一年乡里来了个年轻的领导，把歌仔戏换成了劲舞团，一群年轻男女在台上跳着火辣辣的歌舞，一群老人和小孩在台下瞠目结舌，怎么“梁祝梁祝”，又“偷梁”又“换柱”。

“神明面前众生平等”大概也是人对神明敬畏的原因之一。不管富人还是穷人，进到庙里都能求神。小时候有一回跟着母亲到庙里拜拜时，刚好碰上了我们镇上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他开着一辆看着很有档次的车，特别威风地从后座走下来，随行的司机在旁边对着他头家[头家：闽南语，原指家中排行最长的人，后来泛指某个行业中的创始人或经营者，这里有“老板”的意思。]长头家短。朝拜的供品全是礼盒包装，大包小包的。到了庙堂门口，他示意司机在原地等他，自己走进了大殿，拆开礼盒把那些水果饼干均匀地铺在朝拜桌上。我问母亲我们带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少了，母亲答带多带少都没代志，是穷是富神也不会看，带着诚心来最重要。后来长大了，当我在不同时候去庙里，好像更理解母亲这番话，所有的身份、地位、成就在进到庙堂那一刻仿佛就被自动取下，留着的只有当下的境遇。

有庙的地方就会有算卦的地盘，每年春节本地人都会到祖师公庙求签，家庭签、个人签……求完签出来就会找庙堂外面的算命先生解签。摊子不少，每个算命先生风格也都不一样，有些喜欢多说，有些喜欢多答。算命先生会根据签诗、什么人、多大年纪来给出意见，例如今年农历几月几去什么庙里拜拜，还有这个人今年什么时段尽量不出远门，听起来很玄乎，但是做的人都会严格执行。我父亲走后两年，母亲在春节还是会到庙里朝拜，但是没有求签。我知道她在耿耿于怀，明明有好好照办，怎么父亲还是离开了。其实母亲也懂，命运这件事，能左右的还是自己。

说归说，但算命这件事，多数闽南人还是酷爱。和神明的扬善不同，算命大师要分辨地信，好的算命大师都会被挨家挨户口口相传，哪怕在他“职业”生涯里就准过一次，口碑也会传播在田间地头，毕竟大师也是人，人能预测人，就是真的神，不可多得。市场流通的大多是赤脚大师，商业痕迹过重，大多游荡在一些知名景区，以我工作过的曾厝垵举例，光天桥上就有三个支摊算命的，竞争激烈。两把小椅子，一个小招牌写着“不说话知你姓”，如果是人生中没有玩过魔术卡牌的人，三下两下就信了。阿嬷去世的那一年开春，自己去找了算命的问还能活多久。算命的告诉她就到今年，好好活。时常在想这是个蛮神奇的事情，有人如此想要预测未来，而刚好又有人会告诉你未来，你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相，只不过潜移默化就会活在设定里，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无从知晓。

玄学的东西好像都是如此，看似意指灵界，实则普度生者，包括闽南的丧礼。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闽南的丧礼可谓相当隆重，不知道其他地区如何，但在闽南哪怕活时唯唯诺诺，死时也能体体面面、风风光光。一场常规的丧礼有和尚，有唱戏的，有号子乐队。丧礼在户外办，如果是农村，会选在村口广场；如果是城里，就会选择闹街的马路边。所有的花圈会在丧礼的前一天就位，像是在造势。花圈摆得越长，代表这个人，也可能是这个家庭的社会人脉越广，得到的关注越多。从棺材被抬出那一刻，所有的仪式就开始上强度了，先是和尚超度，家属亲朋登场祭拜，再是唱戏的演员围着棺材板痛哭流涕，哭声震耳欲聋，除了棺材里面的人醒不来，周遭的住户都醒了。普通家庭请一个人哭，稍微有钱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哭。几乎每次参加丧礼，我都能看到那唱戏的哭到妆花，掉下来的每滴泪珠都是一样黑。戏子一边哭，家属一边扔红包，红包倒是没有很多钱，就两个钢镚儿，很像直播的打赏。哭得越用力，打赏就越多。流程完毕，只见唱戏的朋友收起眼泪，捡起红包，转头就走，眼泪都不带惯性多流几滴，纯纯的演技派。最后就是出殡环节，我印象里，外公出殡之前，村子里还有个习俗是让整个社头在家的人都出来跪拜，那天几十号人跪在地上，足够有气势。小号声一响，是丧礼的落幕，也是人生的落幕。送走亡人，那个场地会就地起大灶做午饭，可能是一锅咸饭，抑或是一锅卤面。大伙儿围在锅旁吃丧食，刚刚哭丧的音响里会蹦出一些流行音乐，悲伤的、轻快的、甜蜜的……亲戚朋友都会夸着丧礼办得真好，儿女们孝顺，老人家一定走得很安详。前两年提倡葬礼简办甚至不办，对闽南地区的影响颇大。村里很多老人目睹自己少年时的同伴就这样被直接送进殡仪馆火化时，都面露愁容，生怕自己哪天也悄悄地走。即便如此，他们在天灾面前也束手无策。

现在闽南丧葬推广新型生态殡葬模式，而当时那个土葬的年代，就不是单纯挑个成色好的骨灰盒这么简单了。埋在哪里，风水、运势等非常重要，甚至很多人生前就已经给自己选好墓地。生的时候住宅讲究南北通透，死的时候墓地也是如此。虽然棺材里是东西南北哪都不透，但是闽南的说法里，所谓的墓地就是亡人的三头六臂，方位正了，逝者才能坐得端正。我记得我阿嬷的墓地选址之后，发现更往山头去的地方有以前县衙门的官冢，亲戚朋友都很欣喜，总感觉这方水土有人罩着。新棺材放进墓穴里，再用红土覆盖。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九岁，场面相当震撼，孩童的头脑一刻都停不下来。我在思考，棺材下的肉身有没有可能只是短暂地没有呼吸，那阿嬷醒来怎么办，她要怎么呼救？闽南神话里说猫这样的生灵绕着亡人的肉身走三圈，亡人就会变成僵尸站起来，是真的吗？那为什么我阿爸阿叔不试试看，哭得那么伤心，不就是想让阿嬷活过来吗？一阵催促声轰醒了我，父亲让我往前走，我是大孙子，我要带着整个家族绕着墓地走三圈以告慰阿嬷，让她安息。又一阵焦急的脚步声踏在我的耳膜上，我拿着父亲的遗像正走在田间地头。

无论是土葬还是火化，人走之后的“头七”意义重大。所谓头七回魂，就是指亡者回来看看未亡者过得好不好，看看自己是如何离开的。这七天每天家属还是会保持烧纸、烧元宝，还会烧纸房子。我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爱玩火。好死不死那个火苗突然飘起来，飘到阿嬷牌位旁，只见那个丫鬟纸片人瞬间引火上身，秒速化成灰烬。我感觉自己惹事了，要被狠狠挨骂，大哭着跑向客厅，向大人们不停地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可这次父亲、姑姑们都一反常态安慰我。原来只要足够伤心，有些小错误是能被原谅的。

生者与亡者日常交流是通过两枚小硬币传递的，与朝拜神仙同理。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神仙是两块木头，而祖先是硬币，非要有个合理解释，大抵是祖先也是人，人得看钱办事。木头和硬币掷在地面的声音也完全不同，前者厚重，后者清脆。问问题的类型也有差异，神仙是大事，祖先是唠家常，甚至有一些闽南人一到祭拜祖先那天就问彩票开什么数字。当然，所有的问题都得设计成是非题，一正一反阳杯代表肯定，两个反面阴杯代表否定，两个正面则是祖先笑了。笑了还挺玄妙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回答了，是带有情绪的，可爱的，拟人的。有一年过年，母亲准备了茶酒食祭拜我父亲，时间差不多了，就用硬币问他是否吃饱了，连续掷了好多次，都是两个正面笑杯，原则上是要一正一反才能收摊。母亲进到屋里头喊我起床，佯装不耐烦地说：“你去问你阿爸吃饱了吗？我问他他就一直笑。”我也笑了，那个瞬间的场景还挺魔幻的，好似我们一家三口从没有分开过。比较遗憾的是，笑杯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答案，人们只想求个痛快，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如果把笑当成一个终选项，或许很多困惑都能迎刃而解。

祭拜的朝向也有讲究，餐桌摆对了地方，祖先吃饭的路才能更顺畅。以前家住单位平房时，母亲会把餐桌对着巷子的入口，母亲说这样他们拐个角就能看得到。有时，单位的大铁门是紧闭的状态，母亲还会唤我去打开，要不然祖先来了没法进门。我问母亲，他们不能穿过来或者飞过来吗？母亲便做无语状，也不再解释。现在我们住在小区里面，很多条件就被限制住了，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桌子搬到电梯口，祖先们上电梯就能看得到。不过，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人总是略显尴尬。尽管住在小区，但也拦不住闽南人给祖先烧纸钱的心。过年时，不时就能听到某一楼栋的防火警报声响起，当整个小区蔓延在啸叫声中，另一头的祖先也就“财富自由”了。而且为了让祖先能够顺利拿到这笔钱，我们还会拿茶水画一个大圈，宣布这笔钱是私有财产。这与北方还有点区别，北方还会拿出一点点烧的纸钱灰放在外面供孤魂野鬼取用，南方的孤魂野鬼就只能自食其力了。

闽南拜神拜祖先，第一件事都是斟上一杯茶。神不看穷富，茶也一样。在闽南，茶文化也是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吃饱了泡茶，客人来了泡茶，喜事泡茶，丧事也会泡茶。闽南人会打趣说除了神仙，家里还有个茶仙，茶泡着泡着就是在修仙。很多外地的朋友都对我八岁开始喝茶这件事感到惊讶，其实我不仅是老茶民，甚至还会和母亲一起挑茶。有年暑假，母亲不知从哪捣鼓了个挑茶的活，满满当当的大米袋子，挑好了按五十元结算工钱。工序非常简单，就是把混在里面的茶梗拣出来，让茶叶纯粹一些。我特别愿意给母亲搭把手，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客厅里光明正大地看电视，每次做完活，双手还会飘着茶的清香。交工时要把茶叶和茶梗都原数奉还，我问母亲这茶梗拿回去用来做什么，母亲说茶梗也要卖，贱卖，卖给那些喝不起茶叶的人，虽品相不好，但是茶汤有味道。

大红袍、铁观音以及来自我家乡的白芽奇兰，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品法。常见的就是茶壶茶杯，一口小酌，茶气顺着喉咙飘进五脏六腑。我不喜欢用茶杯，一来小小口喝不过瘾，二来当我端起杯子时，杯中之物已经被我抖落一大半，大地总借着我的手解解渴。所以我更喜欢让茶叶沉浸在保温杯中——喝茶“原教旨主义者”最嗤之以鼻的方式。茶叶在烫水中发涨，渐浓，再加水味就相当淡了，不需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但只能喝一次，太像人生的两种选择。我常常会把浓茶倒给我朋友们尝尝，他们有的喝不习惯，也有的第一口就爱上，于是我就伺机问他们要不要买一点，他们也是没料到，被早年在网络上卖爷爷家的茶的人闯进了生活里。

茶的售价不一，能不能卖出去全看卖茶人的良心。成本几十块钱可以卖到几百块乃至几千块，极少数人知道真正的好茶应该是什么样的。茶桌上也是最容易窥见人生百态的地方，所有的话题都可以搬到茶台上说。别人家的杂事，友人的近况，自己家的长长短短，一个闽南人的生命历程，从出生到苍老，都融在每一杯老去的茶盅里。

重男轻女的糟粕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闽南尤为盛行。那时候我们家就住政府大院，常常会有女婴被遗弃在大院里，襁褓裹身，生辰八字印在红纸上，亲生缘分从此切断。他们指望着政府大院里有条件更好的人家，为自己的错误做一个美好的解释。当时有很多人调侃，明明是独生子女政策，到最后只剩下独生子。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养儿不一定防老的道理，可所有人还是认定自己生儿子就能老有所依。在我住的镇上，如果有一家生的是儿子，不出意外一定会大办宴席，但如果生下来的是姑娘，就会低调行事。天平持平的状态往往是两头空。当然，如今社会观念相对有所进步，政策上也允许了，男孩女孩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抉择，可即便如此，还是能看到多数家庭生了女儿还会再要个儿子。有一些思想残余很难改变，幸好社会的权力结构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不管育儿育女，生育执念在闽南人家还是强得可怕。生育生育，一定让你先生，没有后代就没有根，香火能不能永相传，全指望在一个肚子上，仿佛生下来就能进族谱。

闽南的代际关系也非常特别，例如，结婚时母舅的地位是最高的，这个家里母舅说话是最有分量的。母舅就是母亲的亲弟弟，若是母亲有很多弟弟，那就以最大的弟弟为准。结婚时，母舅会送新人一副大对联挂在客厅里；乔迁新居时，母舅要带领整个家族第一个跨过火炉。还比如家里有好几个小孩，那老人一定要住在最小的儿子家，原因也很简单，小儿子得到最多的爱和最富足的生活。我外嬷就特别秉持如此观念，先是和外公在我大舅家住了十几年，帮着全家带大了我表弟，后来小舅结婚，家里有了第一个女儿，外公也刚好在这两年辞世，于是外嬷从大儿子家搬到了小儿子家，这一住就快二十年。实打实地说，外嬷的四个孩子都算孝顺，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外嬷的行动能力开始慢慢退化，很多家务活开始不能帮忙，一个曾经能干的家庭成员突然就变成吃喝需要照顾还爱唠叨、指指点点的“累赘”，矛盾显而易见。大舅和我母亲都劝她每年每家都住两三个月，不要把压力都负担在小儿子和儿媳身上，外嬷执拗，仍然觉得这是应该的。小舅自己家的家庭矛盾、兄弟姊妹之间的分配问题，令局面开始变得混乱不堪。去年，四个儿女决定将她送进市里的养老院，这当然是一个折中的也比较明智的选择，但对没怎么走出家门的外嬷而言，就好比四个儿女要弃她而去。外嬷哭着打电话给我舅公，也就是母亲他们的母舅。舅公非常愤怒，把四个儿女痛批了一顿，说这要是村里头的人知道，不得给人笑到死，还说四个儿女是不是不把他这个母舅放在眼里，是不是觉得外嬷没有娘家人撑腰。接着四个儿女又开始做母舅的功课。

外嬷进养老院前还做了个全身体检，发现左肩有几处都骨折了，医生说看情况应该有段时间了，大家才晓得，为啥她平时老是喊好痛好痛，所有人都以为是外嬷身体衰老的表现，也没多在意。除此之外，外嬷还有帕金森病。刚好借着这个话头，四个儿女让外嬷先在这好好治疗一段时间，治好了就把她接回家。两个月、三个月，外嬷还会嚷嚷着要回去，过了半年，她从医护区转到了养护区，她开始怨叹每天早上五点就被护工喊起床，下午五六点护工落班，她就得躺着，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如今她住进养老院两年了，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已经鲜少听她提起回家的诉求，不知道她是习惯了还是算了，看开了还是没看开。我和她提起去我家与母亲同住做伴，她断然摆摆手，说道：“你阿妈现在住的新房子，没有你阿爸的身影，我不能长待着，不然我一走，你阿妈又得时刻挂念，新房子不能住我这老东西，懂不懂？”

每次去探望外嬷时，我都会想起她较为年轻的时候，大概是母亲现在的年纪，有年我住进了她与外公当时住的古厝里。古厝是闽南特别常见的骑楼建筑，门前有大片泥土地，每踩一步，土地都有记忆。房子两层楼高，一楼客厅和厨房，二楼两间寝室，每次我和表弟在里面玩耍，木板的咯吱咯吱声总会让楼下的大人们恼火。寝室的床对着一扇木窗，窗外就是烟囱。每天当我从床上醒来，就能看到烟囱上青烟缕缕散落在砖瓦之间。我踩着大人的鞋拖跑到楼梯口，喊了声“阿嬷”，她洗菜的手突然停下来，转头对我笑了一笑。二十多年过去了。

在闽南，每个城市基本上每年都能遇到几次台风，有大有小，所以，每个城市都有所谓抗台风的神器，漳州有定风珠，厦门和泉州有郑成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台风天气有两次，一次是2016年的“莫兰蒂”，另一次是2006年的“珍珠”。前者我在厦门，满街残木枯枝，城市断水断电，全面瘫痪。后者我在县城里，听闻老家镇中心溪山大桥断裂，桥上的十四个人伴着溪流被终结了生命，亲人沉浸在泪水之中。我们城里的平房安然无恙，新闻上的农村危房却应声坍塌，数以万计民众受灾，住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也没想到临了临了家散楼空。屏幕里的受灾群众看起来格外平静，屏幕外的我们正坐在新家的沙发上一边怨叹一边庆幸。滂沱的雨水冲刷土地，也让幸与不幸之间那条分界线更分明，天灾总在给人做分类。

无论是外嬷还是我父亲，大多数闽南人都相信宿命论。一个人能活多长，会遇到什么劫运，早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板上钉钉了。特别是外嬷生活的村子里有个小故事经常流传来流传去，说是有个人去算命，算命的和他说这一整个五月都不要出门，特别是不要干活。那个人不太信，但也乖乖听话，一直到五月的最后一天，他觉得日子也熬出头了，田里的农活都荒废许久，便拿着锄头出了门，后来锄头松动，挥起来时砸向了自己的头，日子也熬出头了。故事的真假有待考证，甚至可能就是村里头为了贯彻宿命论的观点而铺陈出来的，但大概从这就能对闽南人的生死观了解一二。我父亲可谓是宿命论的忠诚信徒，他不愿意检查身体，不愿意去看病，每天该吃吃该喝喝，终年五十多岁。放在如今常规的生命周期，这确实不是什么漂亮成绩，可如果用人生快乐的程度或者是不痛苦的程度来评级，父亲又是在顶端的，活得短但是尽兴。父亲常说，天灾人祸，都是命数定好的，主观能动性微乎其微。我现在好像慢慢地在接受并认同。

我特别喜欢以前央视的一个纪录片叫《客从何处来》，让几个明星艺人踏上寻根之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代闽南人是幸运的，至少我是幸运的，从小到大就在根上直线长成，生活在山水之间，没有漂泊、流离、变迁，更没有战乱、饥荒。在很多的人生节点上，稍微一变，我可能就得不到好的培育，得不到正面的情感，得不到人格的尊重。生活其实不是冗长的、持续的，更多的是渐进式的片段，一念之间足以改变人格、三观、理想，一念之差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的家乡在闽南偏南的地方，背靠群山，拥有闽南第一高峰。在其他县区都陆续通高铁时，它刚刚摘掉贫困县的标签。每年过年回家那几天，总能看到闹市多了几家精致小店。沿街的店铺总是开了倒，倒了开，只有那几家从小吃到大的老饭馆还在服务着食客，装潢没变，味道没变，要是价格也不变就更好了。我时常在想，何谓故乡，故乡大抵是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它都会晚到几步的地方。童年时不会有故乡的概念，三十岁时慢慢读故乡时，故乡已经被甩在驰骋的高铁后面。我的故乡还没有高铁，我的故乡永远在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