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岁时，在政府大院里，我对着正在和旁人聊工作的秦伯伯喊：“给我站在这儿，别动，我要打败你！”周围还围着一群单位里的人。秦伯伯是镇党委书记，幸好他没把这当回事，甚至还配合起我来。现在想起仍然觉得荒唐又尴尬。

我的整个童年生活都围绕着这四四方方的政府大院。我家前两辈也都是吃政府饭的，我阿公当过镇党委书记，算是那一辈里挺大的官。从我出生起，就感觉他特别有领导的架子，每回见到他，我都有点害怕，很难与他亲近。后来阿公退休，因为当时的政策，父亲便接替他进入了机关系统。我大姑常说：“幸亏有你阿公，不然你阿爸这辈子可能要在社会上当个混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能在政府工作意义非凡，饭碗很铁。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大院的职工宿舍里，水电房租全免，父亲每个月工资四百块钱权当生活费，日子谈不上富裕，但吃喝不愁。

整个镇政府是围合式设计，一边一栋楼，职工宿舍和单位办公室在一栋楼里。两栋楼前分别并排种着十棵杧果树，每年都能结出好多果实，有时候果子与果子之间还会在一根树藤上争个你死我活，败下阵的那个就会扑倒在地，不用几分钟，便会有认领的主人。收获季节，每次摘杧果都要拼手速、拼技术。政府里面的职工也好，附近的居民也罢，都会拿着一个又一个麻袋，不停地往里装，甚至有人拿到市场上去卖，好生有生意头脑。大概是大丰收时的混乱秩序让人头疼，也可能是当时刚刚调来了个新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后来杧果树统一被喷了药、结了扎，从此就成了单纯的十棵景观树。没了果实带来的横财，大院一整年都没有再如此热闹了。大家只看到树上的六便士，却往往忽略了树下也有六便士。我特别爱捡树下的矿泉水瓶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绕着大院捡瓶子，一个矿泉水瓶五分钱，大瓶子两毛钱。每周送到废品站，那里的大娘就会给我钱，一个月也能有小十块钱的进账。母亲从不会替我保管钱，我拿到钱后会默默藏在枕头下面。

连接两栋楼的是镇政府的食堂及大会堂。母亲一个月会带我吃两到三次食堂，食堂每样菜都比家里做得好吃，样样油水多，尤其是那猪油炒空心菜，每次食堂师傅在做时，猪油的香味都会顺着排气管飘满整个单位楼。

镇政府每周一会开例会，有一次我在开会时偷偷溜到最后一排暗中观察，本以为会和电视剧里那样正式、风光，但并不是，大家没有穿西装，衣服花花绿绿的，什么款式都有。开会的内容也略显枯燥，整个会场很严肃，只有掌声是齐的。大家都呆坐在各自位置上，全场只有那个拿着开水瓶的阿姨在主席台来回走，先倒中间再倒两边，倒完两边再倒中间。那时我很疑惑，这些叔叔阿姨们怎么和平时判若两人，明明在办公室都是有说有笑，偶尔看看报纸、玩玩电脑的，怎么一开会就显得如此严肃。

大楼旁边还有块空地，后来盖起了公厕，不是现在常见的那种公厕，而是一栋挑高的裸红砖房，loft风格。当时外面的砖墙上还喷绘着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公厕楼上是水泥砌成的蹲坑，半开放式格局，现在在很多办公室也能见到这样的格子间。如果你恰巧蹲在了头几格，有熟人经过还得打招呼，不同格子的人之间还能聊起来——厕所社交。一楼有个大池子，专门接受人类的“馈赠”，我时常在想，会不会有人不小心踩空，从那个长方形的洞中跌落，成为池子里的霸主。男女厕是分开的，从男厕的窗口远望过去是一片稻田，稻田另外一边有栋富丽堂皇的房子，建在村口。年长一些，我听大人们说那是个古代在县衙门当官的人的坟墓，那建筑经过几个朝代都不觉得过时，地段也不赖。

我们家最开始住在办公楼的一楼，地势特别低，每到回南天就泛着一股潮气。后来政府把房间征用作为计划生育收容室，我们被迫从一楼搬到了三楼。三楼的方方面面都比一楼好一些，即使回南天也没有那么潮湿，视野也更好。一个大单间，隔成三小块，客厅一块，卧室一块，厨房和卫生间一块。说是厨房、卫生间都有些抬举了，严格来说就是倒板倒出来的一块水泥阳台。窗户是硬纸片做成的，放眼望去也是无边稻田。母亲会把我放在一个红色大圆盆里洗澡，一边洗还能一边听到田里知了在吟唱。但是到冬天就惨了，晚上风一大，甚至连那纸片窗都蠢蠢欲动，母亲只能把那大盆挪到里间，暖和一些。上厕所也不方便，如果是小的，母亲就会抱着我从那纸片与纸片之间的空隙往下“泄洪”，对准的刚好是垃圾场。如果是大的，就得抱到一楼那个loft。小孩屎尿多，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母亲便从市场上买了个小壶，我很喜欢坐在那个壶上，因为它放在客厅正对的是电视。有时明明没有这个需求，我也会撒谎以求得坐上观看席位。卧室里还放了一台缝纫机，那是母亲还是姑娘的时候吃饭的家伙，自从开始照顾我之后，她便很少使用它了，偶尔我夜半睡醒，迷迷糊糊看到她踩着缝纫机的背影，伴随从稻田飘进来的晚风，一切都轻轻的、静静的。

我们的屋子在三楼边套，一开门就能看到约二十米的长廊，正对着的另一个边套是镇党委书记办公室。镇党委书记在三楼，镇长在二楼，以前来家里的客人总说我们这栋楼绝对安全，当时还不懂是什么意思，很多年之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明白很多道理了。这一层十几个房间只住着两户人家，其他都是办公室。镇党委书记姓秦，我称呼他为“秦伯伯”，秦伯伯偶尔下班会从办公室径直来我家。他总是夹着公文包，穿着条纹POLO衫和直筒型的黑色西裤，脚蹬黑色皮鞋，进到家门会蹲下来，和我一般高，揉揉我的脸，摸摸我的头，有时还会把办公室里的小零食拿到我家。如果父亲在家，秦伯伯便会坐下来攀谈几句，父亲也会去里屋柜子里拿一包平时舍不得抽的香烟递给秦伯伯。我很喜欢秦伯伯，因为他的到来总能让父亲的威风减去半分。秦伯伯每次出门，总会有车在楼下等着，有时是一群人上车，有时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上学快要迟到，我坐上父亲那辆嘉陵摩托时，心里就想如果是秦伯伯的车送我就更好了，一来不用遭受冬日清晨呼呼的冷风，二来小车开到校门口别提有多威风了。

下午五六点单位下班之后，整栋楼就一片漆黑，非常空荡，尤其冬天的风一吹，显得更加萧条。每年春季家禽病虫害高发，父亲总会频繁下乡出差，家里剩下我们娘儿俩，一到天黑母亲就会关上家门，尽量避免外出。同一层楼另外那户人家的小孩也是我童年的玩伴，我特别羡慕他父母经常不在家，都是他阿嬷在带他。他想吃什么阿嬷就给他买什么，关键是阿嬷做的饭还特别香。有时放学捡完瓶子，我就溜到他家里玩，玩着玩着到了饭点也不回家，阿婆（我喊他阿嬷阿婆）也不好意思赶我走，就顺口问一句：“要在家吃饭吗？”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于是阿婆只能为难地把她的饭盛给我。别人家的饭就是好吃，连炒青菜都比家里的要合胃口。

我的大院玩伴一共有三个，除了同一层楼的这个，还有楼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妹。我们形影不离，玩在一起，上学在一起，甚至一起偷过东西，还是我带的头。大院里有的人家厨房是用几根钢条简简单单做了个门，有一个周末我突发奇想，决定去偷菜。跟我同一层楼的那个小伙伴最先选择退出，他说他不敢，而且偷东西是可耻的；之后双胞胎中的妹妹也说她要回家，不跟我们玩这种游戏；最后坚定留下来陪我“作案”的只有双胞胎中的哥哥。我们两个轻轻松松钻进钢架，把厨房里的肉菜一扫而空，之后各自分赃，带回家等待父母的夸赞。结局可想而知，我们俩被叫在一起，没有互相推诿，坚定地挨了一顿揍。

那时，“知法犯法”的还有一些大人。千禧年前后，香港的博彩业在内地突然兴盛起来，高收益率也让很多人做起了发财梦。越是下沉的地带，人们越有放手一搏的勇气。那时候，整个镇上暗流涌动，一到开奖日，家家户户就散发着神秘、隐蔽的气息。茶余饭后，大家聊得最多的就是“玄机”，下注颜色区就看《曲苑杂坛》主持人的衣服，下注单数双数就看《天线宝宝》一共跳了几次；更有甚者，看电影频道播什么电影来猜会中什么号码。每次开奖前，综合各种说法，就能听到全部可能性，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现在想来十足滑稽，明明香港是老巢，要猜玄机也应该关注TVB才对。身边的叔叔阿姨们会集中到几户人家下注。每到开奖日，里面总是烟雾缭绕，看似做客聊天，实则“酝酿”财富。那两年经常会听到“把家产输个精光”“谁谁谁家当家的跳楼”的消息，惨剧不断在身边发生，发家致富永远只是听说。再后来政府开始集中整治下注的行为，最先落网的就是身边的一个大人，罚了一大笔钱。杀鸡儆猴，效果颇佳。原先开奖日围得水泄不通的那几户人家，一夜之间恢复平静，甚至此后大家都默契地对那个被抓的人避而远之，一问都说从来没有参与过，和那些人不熟。只有小孩不懂得撇清关系。

上班时间大院总是人来人往，有镇政府的人、上级领导，有电视台的记者。有一次我看到电视台记者扛着大摄像机正在采访秦伯伯。秦伯伯穿着跟平时不大一样，衬衫西裤，整个人站得笔挺，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我在远处看得入迷，母亲说：“别看了，过几天你就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更兴奋了，心里想：如果我过去站在他旁边，我是不是也能上电视？上电视就能成为明星，于是我忽悠母亲先上楼，然后跑到秦伯伯旁边，一口一个“伯伯”地叫着。他看了看我，没理我，其他职工从办公室出来强行把我抱走。我委屈地噘嘴，秦伯伯有明星梦，我也有啊。

政府大院有个硕大的铁门，出门有条直通公路的小道，小道两边种满了灌木和鲜花盆栽，在我更小的时候，只有这里是绿化最规整、最像绿化带的地方，连两旁的路灯都比公路上的亮得久。后来，鼓励城镇建设，我们镇被列为重点示范区，虽然没有一夜之间大变样，但在很短时间里，角角落落都换上了新装，公路边的老树也不再是邋里邋遢、没有监护人看管的浑小子，那几盏许久未修的路灯也都重新发出光亮，甚至上学要经过的一段地势起伏的红土地，也很迅速地铺上了一层平整的混凝土。在这之前，大家一直默认可能是坡度问题导致修马路难度大，所以才搁置的。城镇建设越来越好，很多轻工业的厂子也陆续落户到我们镇上，越来越多的采访车驶入大院，秦伯伯在镜头前侃侃而谈。他应该很快就能当明星了，我想。

铁门旁有个值班室，每次有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出，值班室的大爷就会出来询问是什么人，过来做什么，问清楚了才能进门。刚开始给我们家送奶的阿叔被问完后还能进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改成母亲或者我到铁门边上去取。有一次，我看着电视却被母亲使唤去拿牛奶时，气呼呼地对着值班大爷说：“为什么不能让他送到我家门口啊？”大爷只当我在淘气，说：“什么人都进到大院来，就不安全了，更何况你们家在三楼呢。”当时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很多年之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也已经明白很多道理了。值班室也是收发室，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报纸、信封，信封里面有一些是上级的文件资料，也有一些是群众的来信。一般收信之后再定时分发给各个负责的单位。如果几天没有及时分发，就会堆得老高。报纸是每个职工都要订的，我父亲会在报纸上用钢笔练字，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健康爱好。昨日的报纸通常会在今日被折成四方盒子来放肉骨头，再大的事也抵不过温饱。报纸的数量远超骨头的数量，有时堆成山，母亲就会把它连同我捡的瓶子一并送到废品站，新闻变旧闻，五毛一斤起囤。屋子只有一扇高窗，太阳光很难照到里面，但是封闭起来也使得书卷气息更加浓郁，一进门就能闻到那种纸的香。那是个还盖着邮戳的年代，我还试着给部队的堂哥寄过几封拼音信，也不曾问过他是否收到。那时候群众来信可以看到字迹，可以摸到材质，可以感受分量。

但这些工作都比不上在传达室放映影碟，那是我最羡慕的工作。一个大概六平方米的小暗间，藏着满柜子的碟片，古装的、革命的、爱情的。房间里面散发着陈味，放映的阿姨会在每天中午十二点和每天晚上六点走进这个暗间，将碟片放进DVD的圆盘里，送到镇上每家每户的电视上。除了黑白革命片，其他类型的画质都非常模糊，都没有超过现在的240p，但不妨碍我一有时间就会跑到那个暗间里，看得津津有味。阿姨甚至会把换片的工作交给我，之后就跑掉，剩下我一人。逼仄的暗间让我有极强的安全感，有段时间阿姨重复地放映革命片，剧里的台词、口号都能背下来后，我便很少再去那里了。除了放映电视剧，还有点歌的环节，谁家结婚、考状元、乔迁，他们家的亲戚朋友就会过来点歌播放，放歌时下面会浮动一行大字，上面写着点歌的人，例如“佳氏农业有限公司祝李家乔迁大喜，红红火火”，一首歌五十块钱，算是巨款，刘德华也没想过他的《恭喜发财》能在一个小镇上如此“暴利”。放映机旁边还有个麦克风，麦的那头连的是镇上的喇叭，主要负责广播事情和科普宣传。喇叭里每次传来的消息都是好事，如镇上产能取得什么突破，有多少厂家入驻我们镇，什么村得到了什么称号等，发出来的声音总给人充满希望的感觉。广播一般会在周五下午五点或者周一上午八点随机播放，有一个喇叭就在离中心小学两百米的地方，有时候去上学的路上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要迟到了，完蛋了，广播里全是好事，但我那天不会有什么好事了。学校边那个喇叭下面经常有个断臂的大伯在乞讨，有时他自带的音响里传出大悲的音乐，跟面前铁碗的敲击声交织，总是盖过了广播里的好消息。

父亲在畜牧站工作，朝九晚五，周末双休，每年除了忙开春那几个月，其他时间相对清闲。他白天上班，晚上骑着摩托车就到别人家里喝酒。他酗酒，每次出门都能喝得烂醉，母亲通常哄我睡下，还要在家守着父亲回家。大一些，我见不得母亲的辛苦，有一次父亲回家不省人事，我便从口袋里翻出他的手机，一通通打电话过去质问对方：“是不是你请我阿爸喝酒的？！”直到抓住“真凶”，我便破口大骂，对方也被我惹恼对骂起来，一旁的母亲拦都拦不住。过了两天我才知道那是父亲的领导，但意外的是父亲没有因为这件事训斥我。饭局一般都是人家请着去的，父亲从不参加没有一对一邀请他的饭局，就连过年和母亲回娘家，父亲也会冷冷说一句：“你们娘家没有人邀请我。”受到邀请代表有面，代表高人一等，代表自己不是主动方，这是我上大学在商务谈判课程中学到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却在官场中习得谈判之道。

偶尔我家也是男人们的主战场，母亲在里间哄我睡觉，他们在外面应侃尽侃，侃到兴奋之处还会把脚伸到餐桌上，一个餐桌没啥吃的，全是发酸的“猪蹄”。酒过几巡，喝醉的男人们该回家的回家，该睡觉的睡觉，留下母亲一人收拾残余。“铁饭碗”收拾不了饭碗。母亲常常说这些人都是父亲的狐朋狗友，全是捧臭脚的，有事相求才会费劲讨好。我年少不懂，想到他们喝酒的姿态，以为捧臭脚是字面意思。父亲其实只是个普通的基层职工，并没多大的权力，但是生性爱出风头，总想让人高看他一眼，乡镇这种地方更是人情发酵地，便拿鸡毛大小的权力当道具，所以他的“狐朋狗友”一直在换，但一直有。父亲很享受这种被捧着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父亲去世，那些自称“铁哥们”、三不五时就来家串门的人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

权力最大的作用是能在家庭关系中占上风，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当官的更有话语权，从阿公开始就是如此。我阿嬷是童养媳，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两个人的相处状态基本就是一人在客厅，一人在灶台，每天零交流。唯一有那么一点点交流，定是我阿公在数落我阿嬷时。阿公数落的感觉太像领导在给下属训话，尽管我感觉出来阿嬷有不同的意见，有反驳的欲望，但是在阿公的压迫之下，她并不敢多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出现非常严重的裂痕，甚至不留余地。

后来我慢慢长大发现，父亲姑姑他们四个兄弟姊妹对待阿嬷的态度也是大吼大叫，哪怕没有任何不好的事，也不能好好说话。以至于我从小就认为和阿嬷说话就得吼。到了我父亲，最明显的就体现在面子上，他时常会在外人面前贬低我母亲，以此证明自己的家庭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会在客人来家里时，要求我母亲买上好的海鲜和蔬菜，把排面拉到最满，苦了谁都不能苦了客人，家庭的“面子工程”做得非常到位。

母亲原来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孩，我还小的时候她很喜欢打扮自己，但生活的琐碎和父亲的威慑，都在一点点把她消磨得粗糙，我却后知后觉。不过母亲并不像阿嬷那样逆来顺受，千禧年之后，当她开始投身保险销售行业时，能明显察觉到我们家的权力关系重新回归平衡。

而阿公和父亲两个处于权力上端的人是无法好好相处的，他们在一起就像引子和火柴，一点就炸。他们一直在争夺话语权，甚至可以在我阿嬷去世那天吵得不可开交。后来阿公的遗言里，没有一条是给我父亲的。用亲戚的话说就是“都是嘴皮子厉害”。

但当权力体现在我大姑身上，所谓占有欲就削弱了很多。大姑是自己考编进去的，经过几十年摸爬滚打，晋升到了县里面局长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在大院里见过很多女性，她们几乎都是基层职工，负责些文职工作。相比私企、小作坊的女性，她们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有稳定的收入和假期，可下了班放了假之后还得回归家庭。我几乎没有见过我大姑在家招待应酬。

那个年代的治安问题一直是乡镇的工作重心，小偷小盗、抢劫在当时经常耳闻，我每天都能看到派出所的车进进出出。比较严重的是2006年到2007年间，在山林里头发现了一具女尸，横倒在血泊之中，身中数刀，这一下直接让民众不敢走出家门。当时，从镇派出所到县公安局举全力要把凶手缉拿归案。都说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在镇上这种造谣洼地更是如此。案件还在审理中，相关的传言已经在满天飞，有说这个女的已婚了，在外面还有三四个情夫，也有说这个女的私生活不检点，是被丈夫杀害后抛尸的。真相大白之前，任何人都可以对这具女性尸体做道德审判。后来结果出来，她被杀害的原因仅仅是抢劫犯抢走了她身上一千多块钱，害怕她报警便将其杀害。面对如此简单直接的原因，很多人“大失所望”，都觉得只是政府为了让事情不要太难看而虚构出来的起因，对这名女性是否清白的讨论仍乐此不疲。原本这件事也会和其他传言一样不了了之，但当时镇妇联的负责人拟了一份文稿，跑到传达室一字一句向公众说明，呼吁镇民们不要用唾沫继续淹没一个清白且已故的女人。这不只是一个女人的蒙冤，更是一个家庭，甚至是妇女群体的蒙冤。我不确定这个声音有多少人听到，也不确定在这之后事态是否发生过变化，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才能体会到那股力量、勇气。我觉得那是广播里传来的最好的声音。

阿公的退休生活在我印象中还挺悠闲自在，常在家看电视，偶尔出门到山边打猎。大姑的退休生活则琐碎很多，先到大儿子家带孙子，再到小儿子家带孙子。但这些都好过父亲没有熬到退休。有人退局就会有人入局，我的朋友阿成从动画学院毕业，有无限的作品梦想，在有一天被项目压得几近崩溃时，他决定听从家里安排去考公务员。激情奋战了两年多，考上了，发现基层的工作不比原来的项目少，落在他头上的重担是层层加码，才发现这份工作并不是一眼望到头的。以前我们无话不谈，现在的我们也会互相关心，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对事物的观点有了一条鸿沟。我挖苦他的思想传统老套，不如以前做动漫时活跃跳脱；他奉劝我不应该对规则如此埋怨，接受才是正确的。我问他对这份工作有什么理想规划吗？他想了想，回了我一句“走一步看一步就好啦”。他逐渐成为我父亲、我阿公那样保守、求稳的人。

母亲在我大学毕业时也不断怂恿我考编制、考公务员，我想大概是我们祖辈两代都沾了一些权力的荣光。她觉得即便刚开始收入微薄，但是能手握实权，就是一个体面稳定的工作。那时候我想起了秦伯伯。

在杧果树还可以被争相采摘的最后一年，我们家对面的镇党委书记办公室重新换了主人，我只听父亲说，秦伯伯被带走了。我问父亲带走是什么意思，会被带到哪里？父亲说：“说不定过几天你就能在电视上看到了。”

每个初踏进权力大门的人都是一张白纸，多年之后再回头，总会想人是慢慢变贪婪的，还是在某个瞬间起了贪念。我试着去网上搜索当年关于秦伯伯的报道，但是留给他的只有那斑斑劣迹，他不再可以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