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送花圈的国会议员是怎么认识的？你是教授还是讲师？这么多宾客都是你邀请的吗？……老游击队员们的连环提问让我觉得好像在接受审讯，紧张得一身冷汗。看来，誓死要建立一个平等世界的他们，其实也跟普通人无异，看重与达官贵人的关系，也很在意我能否出人头地。所以跟我的冷汗一起流淌出来的，还有我的冷笑。

父亲也是一样。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粗浅的学术书籍，父亲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让我连书带论文给他寄上二十套。后来才听母亲说，父亲把那些没人读的书送遍了十里八乡，还特别豪气地请人大喝了一顿。我心想父亲既然是社会主义者，不应该以子女是农民或者劳动者为荣吗？女儿成了博士有什么好高兴的？就是因为这样，社会主义才失败的吧？看着父亲端着革命家的派头气势昂扬地望着智异山抽烟，我内心有些不屑。

我正想着如何摆脱游击队员们的审讯，门开了。来人从门缝里探出头，四下看了看。是一个老太太。她本来就瘦小，腰还弯成了一张弓，个头就跟个孩子似的，面孔我倒是很熟悉。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几年前，在我陪母亲去医院的路上。母亲常年罹患脊椎管狭窄症，病痛越发严重，已经到了躺也躺不了、坐也坐不下的地步，又因为年纪太大，手术也做不了。我实在看不下去，翻遍全网打听到一种麻痹脊椎神经的治疗方法，一周两次，总共要做满十二次。

大概做了三四次之后，母亲在医院附近的公交车站旁，看到这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坐在路边的凉床上，赶紧打了招呼迎上去，一下子握住了她的手。两人嘘寒问暖了一番，临走时说，还活着的话下次再见。

“她是谁？”

“是你爸第一任老婆的妹妹啊，你没见过吗？”

我们家的族谱是这样的：父母都是二婚。跟当年的大部分人一样，他俩各自的第一次婚姻都是说媒促成的。当时父亲心里还喜欢着另外一个女人，一头雾水地被拉到长辈们安排好的婚礼现场，稀里糊涂地就举行了婚礼。结婚仪式还没结束，父亲就跑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他上山搞游击，又被抓进了监狱，那个女人始终等着他。父亲甚至不接受对方的探视，但对方依然每周都到监狱等他。后来终于同意见面的父亲，对隔着铁窗用手帕擦眼泪的女人决绝地说：“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你把我这样的人忘了，找个好人家重新开始吧。”

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了。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坐牢，到了农忙时节，母亲就把我寄放到大姑姑家，自己回到盘内谷照顾家里的几亩田。一天，大姑姑家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她坐在檐廊上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掏出纱布手帕抹起了眼泪。大姑姑抚摩着女人的背，叹了一口气说：“抛下你这么好的一个人，真该让老天爷惩罚惩罚那家伙，来只老虎把他叼走才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望着我的眼神太过凄楚，我一下就意识到，那个该被老虎叼走的家伙说的就是我父亲。

“定好日子了。我就是来告诉你们这个的。我过得很好，不用为我担心……”

女人站起身，像在无风的日子里掉落的一片樱花瓣，轻轻地飘到我身旁，静静地抚了一下我的头，然后说：“跟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女人看着我，好像在看着我父亲，深邃的目光里充满了柔情与悲伤，也许她也曾幻想过生一个长得像我父亲的孩子。

她久久凝视着我，继而从腰间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十韩元的纸币递给了我。天气很晴朗，院子里洒满了温柔的阳光。女人像一条鱼游进了那阳光里，而我将那张纸币扔了出去，似乎那是不能收的脏钱一样。纸币无声地在空中盘旋几转，在阳光中落下了。

所以，当年那个女人的妹妹、父亲曾经的小姨子，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个前姐夫曾将自己的姐姐推进了深渊，不仅跟前姐夫的现任妻子相谈甚欢，还来到了前姐夫的葬礼上。

母亲迎接父亲的前任小姨子时，比迎接其他人更热情，甚至忍着腰痛，唯独向她回了一个正式的拜礼。她们握着彼此的手，默默无言地望着对方。我完全无法想象两人在沉默间分享了怎样的情意。

“谢谢你。”

过了好久，母亲才开口说道。

“真没想到就这么走了。前几天在我女儿的小超市里见到他的时候，还特别精神来着。”

离我们家最近的小超市是五岔路口的那家。父亲前任小姨子的女儿开的那家更远，所以父亲肯定是专程找过去的。在求礼这样的小地方，各种特殊而长久的人际关系像蜘蛛网一样错综复杂，说不定和一座监狱别无二致。

“欸！”

鹤寿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吊唁厅。

“长辈们问准备葬在哪里？”

我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能父亲说哪里方便就撒到哪里，就真这么随便撒了。之前倒是想过，要不就把骨灰撒到父亲的主战场白云山吧。鹤寿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问道：“怎么说还是得葬到白云山吧？还有其他觉得不错的地方吗？”

父亲还提过好几次村里的后山，但我也没去过，所以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错的地方。

“不知道你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好像是前年吧，老一辈游击队员聚到一块儿，在白云山里的大峙一带办了场追悼会。你父亲还致了追悼辞，那文章写得真是荡气回肠，特别有范儿。把你父亲葬去那里，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起父亲曾感叹过，说大峙那边的红松林长得特别好。既然是松林，肯定就有很多以松果为食的松鼠和鸟。正好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和动物，在那里父亲应该不会寂寞了。

“好啊。”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长辈们好像是打算跟着去下葬的地方，不过年纪都大了，晚上不能睡这里了吧，是不是订个小旅馆比较好？”

这大难题我可从来没想过。我要去找旅馆的话，谁来照看这里呢？我正四处搜索着人选，鹤寿又一下猜到了我的心思。

“我到附近去找一找小旅馆，一会儿带着老人家们过去，你就放心留在这里吧。快去忙你的，又有客人来了。”

父亲的前任小姨子前脚刚走，母亲的前任小叔子后脚就进来了，不仅带着妻子，还领着三个孩子。要是给不知情的人看到了，心里估计得大骂这一家子演的什么狗血剧情。

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母亲的前任小叔子。母亲的前夫隶属南部军，在洛东江前线失联，多半是在渡江的过程中淹死了。母亲从监狱出来后，当起了小贩，靠卖一些女性用品杂货赡养婆婆、照顾小叔子。后来她遇到了我父亲，在征得前夫一家的同意后，跟父亲领了证。母亲再婚后还会不时去探望前任婆婆和小叔子。就这样，母亲的前任小叔子，也成了我身边的某个叔叔。据说他也是军人出身，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但是掏起钱包来倒是很爽快。所以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会分别给我和我母亲一大笔零花钱。当时不知他们关系的我，也跟这个叔叔很是亲近。

直到父亲出狱之后，我才知道母亲和叔叔之间的渊源。那时正值我高中三年级寒假，父亲和母亲一边剥着晒干后的栗子，一边和乐融融地聊起了做游击队员时的过往。突然，日光灯烧了。母亲拿来手电筒给父亲打光，让他把灯管换上。结果父亲怎么都装不好，一气之下甩手走了出去。父亲就是这样，毫无动手能力可言。

“哎哟，你这算什么男人啊，连个灯管都不会换，当年润载可是一个人三两下就搞定了。我看你真是没一点儿比得上润载的。你说你是长得比他好看，还是比他温柔呢？孩子，你过来帮我照着。”

“润载是谁？”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母亲跟父亲是二婚。母亲刚爬上梯子要换灯管，听到我的问题，明显停顿了一下。倒是跑到屋外抽烟的父亲冷不丁地接话道：“还能是谁！就是你妈的第一任老公。能在现任老公面前脸不红心不跳大谈前任老公的人，这整个大韩民国里估计就只有你妈一个了。”

“你看你，在孩子面前说话也没个分寸。告诉孩子这些事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才每天被你气得肺都炸了。”

“孩子什么孩子，大牙都给笑掉了。放眼全世界，谁见过这样的孩子，你让他站出来。”

他们口中说的“孩子”就是我。我本来骨架就大，再加上当时到了高三，成绩没涨，体重倒是噌噌往上涨，体格早已异于普通孩子了。两个人隔着窗户纸，就像在讲相声一样，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不过，不管是提起前夫的母亲，还是听到妻子夸赞前夫的父亲，语气里都没有丝毫怒气。

我们家就是这样。母亲动不动就会说“我们家润载如何如何”，而父亲总会调侃着说“润载是你们家润载，那我是谁家的尚旭啊？”。然而，我既不理解母亲为何总是提起前夫，也不理解父亲为何从来不生气。难道是因为那个人已经离世了，所以才可以这样毫不忌讳地开玩笑吗？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是那个人死后，钻进了我父亲的身体，跟父亲的灵魂合二为一了？

润载和我父亲是战友，也是挚友。父亲为什么要跟死去朋友的妻子结婚过日子，为什么总是被拿来跟死去的朋友比较却一次也没有发过火，这些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不过也是，毕竟父亲是炽热的理性主义者。在作家李泰写的小说《南部军》上市之后，有南部军出身的两个男人，辗转打听到了母亲的联系方式，一起来找过母亲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两个人当时的生活都还过得去，他俩在求礼最好的一家公寓式酒店订了房，把母亲叫了过去。父亲跟那两个男人当时也算认识，所以跟着母亲一起去见了面，叙了叙旧。聊了两三个小时之后，父亲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党组织先撤退了，南部军的各位过个愉快的夜晚吧！”

说完，父亲便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当时还是冬天，本该叫一辆车，但是父亲没什么钱，所以他便像过去一样，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唱着“太白山上下着雪，提着枪支我们上战场”之类的革命歌曲。他那五音不全的歌喉，后来还遗传给了我。父亲从华严寺走到盘内谷，走了足足十六里路。或许在那一夜，父亲又变回了那个在大雪纷飞的白云山里奔跑的二十岁青年。

看着母亲的前任小叔子一家朝父亲的遗照行礼，我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凄楚。对于他们来说，我父亲不仅是夺走本该和他们生活一辈子的长嫂的人，也是哥哥的朋友和同僚。稍有差池，两人的命运说不定就会彼此交换。或许这不过是韩国悲惨的现代史投射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悲剧缩影罢了。父亲算不上伟大，也不出奇。他只是刚好身处在一个稀松平常的、被现代史的悲剧所扭曲的、将所有人的命运纠缠起来的旋涡中心罢了。

母亲的前任小叔子、父亲挚友的弟弟搂着母亲一起抽泣，遗照中的父亲好像正斜睨着这一切，问道：“看到润载的弟弟就这么开心吗？看到我弟弟妹妹的时候可不这样吧？”

尚旭来了。是跟我父亲同名的一个人。父亲叫高尚旭，他叫金尚旭。

金尚旭高中毕业之后就在谷城务农，是天主教农民会的初始成员。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他的。自然是多亏了父亲，或者说，是拜父亲所赐。当时的谷城天主教农民会还在独裁政权下孤军奋战，有几个人打听到我父亲在朝鲜战争时期担任过谷城县党支部委员长，便专程找了过来。来了六七个人，但我们家太小，坐不下，父亲便把他们领到了盘内谷人在最热的夏夜会去的桥底。

我头顶着母亲煮好的两只鸡前往那里，短短十分钟的路程，我骂骂咧咧了一路，心想，怎么不自己带些吃的过来。不过那个年代，盘内谷连公交车都没有，他们来这里需要走上两个小时，肯定是没办法带上吃的。所以我的咒骂，就全当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

他们把衣服都脱了，放在榉树下，跳进小河里抓鱼。父亲穿着一条内裤，在搭石间跳跃着喊道：“我过去了，过去了啊！”

对面的人一窝蜂地朝父亲围了过来，下一秒父亲便一把提起抓鱼的网兜。几条不知道是黄辣丁还是香鱼，在网兜里用力地扑腾，鳞片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粉，闪闪发亮。我不禁疑惑，在我所熟悉的盘内谷里，原来生活着这么神秘的物种吗？黄辣丁不是黄辣丁，香鱼不像香鱼的。

男人们发出了兴奋的呼喊，呜呜哇哇地叫成一团。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终年宁静的盘内谷一下子喧闹起来。这里说的“喧闹”并不是文学化的夸张。盘内谷是一个小村子，位于山间，又坐落在山坡上，男人们的呼喊好像真的把这个村子掀到了三米的空中又掉落下来。那是一个盛夏的白昼，万里无云，平静无风，世界好像静止了一样。我有些诧异地望着这些男人像孩子一样笑闹着，蹚行在河里，其中还有我年近六旬的父亲。

其中一个人看到我头顶着一盆清炖鸡注视着他们，马上停了下来，沉稳地说：“饭来了。”

喧闹的笑声和扑通扑通的蹚水声戛然而止，仿佛之前的一切是一场梦，四下又恢复了宁静。刚才还像孩子一样的人们瞬间变回了大人望着我，一个两个都只穿着内裤。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入侵者，赶忙转过身去。很快就有人接下了我头顶的清炖鸡。头上的重量消失了，刚才的喧闹也无影无踪了。男人们已经沉稳地围坐在榉树下。

“这是尚旭。”

父亲冷不丁地说道。我正在给大家分餐具，听得云里雾里，便停下来望着他。

“我说他叫尚旭。”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当时碗筷分到一半，正坐在我面前的那名男子挠了挠头，接过话头：“我是小尚旭。”

金尚旭跟我对视了一眼，笑了。他的发际线已经有些后移，我看他应该已经有四十岁了。所以我二十多，他四十多；我是知识分子，他是农民。我扭过脸，耷拉着脑袋，一句话没说就走开了。

我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没想到每次搬家都会再见到他。父亲从盘内谷搬去镇里的时候就不用说了，手头紧张的我住在首尔，每两年都要搬一次家，每次尚旭都会开着那辆一点五吨载重的蓝色皮卡出现在我面前。他多半是从谷城出发，先去求礼接我父亲，再一路开到首尔。单程近四百公里，往返八百公里，我一次都没有挽留他和父亲过夜，只是看着他从一个房子到另一个房子，把行李搬下来再搬上去，忙进忙出的，都没有停下来抽过一根烟。等搬完后，我会请他吃上一碗炸酱面，然后靠在玄关的门上，礼貌地，也可以说是冷酷地说上一句谢谢，就把他送走了。

“车子是现成的，谢什么啊……”

听到我冷酷的感谢，他只是挠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有一次，我可能不自觉地冷酷到了极点，冲着他的背喊道：“大叔！等一下！”

他正在下楼梯，听到后转过身，一边摩挲着他锃亮的额头，一边说：“我不是大叔啊……才三岁……”

他很快明白了我为什么叫住他，所以话都没说完，就把我父亲往旁边一拨，自己一溜烟跑走了。我把钱装进信封的时候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才三岁”是什么意思。他是说自己只比我大三岁而已。所以，虽然已经有些秃顶了，但他其实才二十多岁。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又往信封里多塞了一些辛苦费。当我红着脸追上去的时候，他的那辆蓝色皮卡已经不见踪影了。之后我的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却也没有机会跟他说一声抱歉。

“县长说晚一点儿过来。”

尚旭一边说，一边轻轻推了一下旁边犹豫着要不要脱鞋的同伴。他口中的县长，也是当年那群像孩子一样在河里捕鱼的男人中的一员。就算保守势力掌权，世界终究还是会进步，天主教农民会的成员也还是可以当上县长的。县长人还没到，他的花圈却已经送到了。

“你父亲救过他。正巧在路上遇到了，他说一定要来，我就把他带来了。”

尚旭口中的这个人小心翼翼地脱了鞋，刚走进会客厅便鞠了个躬。

父亲任谷城县党支部委员长的时候，在立面乡参加过补给争夺战，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他当时看清了现实，说老百姓之前还主动打开储藏室分享食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躲躲藏藏了。

“对自己没好处，就翻脸不认人，这就是老百姓。这革命啊，没了老百姓的支持，就注定要失败了。”

这道理年老后的父亲懂，年轻时的父亲却不懂。因为不懂，不对，准确地说，因为要活下去，年轻时的父亲和战友们把立面乡的村子搜了个遍。但背弃了社会主义的老百姓们也想要活下去，早已经把粮食藏得严严实实的了。所以父亲他们搜了几个小时，几乎一无所获。当时的补给争夺战，说是一把米换取一名同志的生命也不为过。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窗户缝里透出了朦胧的灯光。

父亲搜完一户人家的里屋，正要离开，鬼使神差地走到屏风后看了一眼，结果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小阁楼。一打开门，一双黑黢黢的眼睛满是惊恐地看着他，是一个刚刚年过二十的巡警。父亲当时也不过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对于那个巡警来说，那几秒钟就跟过了一辈子一样漫长。他放弃了一切念想，闭上了眼睛。

“当时我觉得死定了。但说来也奇怪，心一死，真的就什么都放下了。像吃完饭放下勺子一样，一下子把这条命放下了。”

结果父亲凑到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你要是答应不当巡警了，我就放你一马。”

巡警听完，立马拼命点头。于是父亲在转身离开时大喊了一声：“退下吧！”

第二天，巡警就毫不犹豫地向派出所提交了辞呈。

“我后来特意留了一升米，就算家人饿着肚子，也绝对不碰。就等着什么时候他来了，送给他。每次看到放在炕头上的那升米，心情就很奇妙，心想那升米就跟我的命一样贵。人命啊，太无常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见过他一次，是在父亲出狱回到盘内谷后不久。有个人从求礼走了两个小时，找到我们家。脸我记不清了，但他手上拎的西瓜我到现在还记得。放下西瓜后，他的手上还留着深深的勒痕。

父亲接过西瓜，斜眼盯着他手上的勒痕看了好久。他便一直搓着手，好像要把那勒痕搓掉一样。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他坐在檐廊边上，不停搓着手说：“听说您出狱了，有个事想问问您，就过来了。”

说话间，他一口气喝完了母亲递来的糖水。大夏天提着一个比自己脑袋还大的西瓜，顶着烈日走了两个小时，肯定渴了。

“您记得吗？战争爆发以后，我去找过您一次。”

“当然啦，多亏了你，县党组织的同志们才吃了一餐饱饭。那米饭真是香甜啊，几年没吃上米饭了，那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您怎么把我赶走了？”

当时的他，把自己珍藏在炕头许久的那升米拿了出来，专程送到被左派占领的镇里，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把米送给对方报恩。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第二天就把巡警的工作辞了。”

父亲看着他，咂咂嘴说：“啧，其实就算你继续当巡警，我又怎么会知道？这么天真，怎么在这凶险的世道里活下去啊。你走吧。回去跟这米袋子一样老实躺平，悄悄活下去吧。”

但他缠着父亲，说自己什么都愿意做，让父亲尽管给他安排工作。父亲狠狠地瞪着他，厉声道：“一次反革命，终身反革命！你一个反革命，我怎么敢放心把事交给你？你走吧！”

他还不肯放弃，抓住了父亲的裤腿。父亲便大声呵斥道：“信不信我大喊一声这里有巡警？看你会不会被当场枪毙！”

他听后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按父亲所说，他像一个不起眼的米袋子一样，低调地度过了动荡的岁月，活了下来。三十多年后，他找到了我刚出狱的父亲。

“为什么赶我走？赤色分子不是应该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人吗？”

当时在房间里的我，特别想去厕所，但又觉得不是开门出去的时候，所以拼命收紧大腿，硬是憋着尿听下去。我之所以记得每一句话，就是因为越来越强烈的尿意让我的精神高度亢奋。

“为什么那样说？一次反革命，真的终身反革命吗？”

这时传来了划火柴的声音。父亲肯定是叼上了一根一百韩元的白天鹅香烟。

“因为我知道输定了。”

“什么？”

他反问道。我也想这么问。

“摆明了就是要吃败仗了。我们横竖已经投身进来了。但你既没赤色思想，又没信念，干吗要卷进这场必败的战争中？”

外面安静了好一会儿，静得可以听见父亲吸烟的声音。我觉得是时候了，正要开门，就听到他说：“想要报恩不算有信念吗？”

从这里开始，我就跟不上两个人的思路了。都是过去的事，顶着大夏天的烈日走上两个小时，只为了来质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让他报恩？我实在不能理解，果断地开门走了出去。从他身后绕过去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的，但他完全没有在意我的出现，只是直勾勾地，真的就是直勾勾地望着父亲。厕所在屋子的后面，就在我准备转过墙角时，父亲终于开口：“不算。这不是信念，是道义。你辞掉巡警的时候，就已经尽到人的道义了，这就够了。你以后也不用再来了，自己保重，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就在他默默起身想要离开的时候，父亲又说：“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先吃完饭再走吧。”

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饭，用上了母亲小心珍藏在橱柜深处许久未用过的杏南牌陶瓷餐具。他熟练地用蜂斗菜叶包上米饭，吃得津津有味。嘴里还滔滔不绝地分享着各种琐事，说自己有四个孩子，老二是全校第一，老婆是小学老师，靠着种梨树收入还不错……完全把刚才沉重的对话抛在了脑后。

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但是每年秋天，家里都会多出一箱梨子。我想着多半是他寄来的，不过父亲却没再提起过他。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还不时地转过去看看父亲的遗照，我也是。高中时候的我跟不上他们的思路，现在年近五十的我依然无法理解他们。二十多岁的父亲，投身在明知会失败的战局中，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二十多岁时的这个人，愿意为了救过自己一命的人不惜赌上性命，他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遗照中的父亲似乎渐渐立体了起来，拥有了三维的形态。他生前的身影好像被置于忽明忽暗的舞厅灯光里，若隐若现，而死后的形象却变得越发清晰。好像父亲生前散落在四处的无数个身影，在听到自己的讣告之后，一个一个地聚拢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了一个巨大而清晰的父亲。

“爸爸。”面对那个纤毫毕现的父亲，我忍不住唤了一声。

凝望着父亲遗照的他，那个我叫不出名字的人，扭头看着我，眼睛一下子红了。我的眼睛恐怕也不例外。而小尚旭，也就是金尚旭，坐在一旁默默地抹了抹眼泪。

凌晨的殡仪馆一片难得的沉寂。亲戚朋友们直挺挺地躺在会客厅里，睡得很沉，像一具具散落在四处的尸体。昨天深夜抵达的姨妈们跟母亲并排躺在丧主休息室里，亲昵地低声聊着天。还没反应过来，一天就过去了。明明几个小时前还是昨天，却好像成了遥远的过去。不过也是，毕竟昨天跟今天截然不同了：昨天父亲还在世，今天已经不在了。对于我来说，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朴汉宇教官和一个人轻轻开门走了进来。昨天也是这样，朴教官前前后后来了十几次，每次都带着不同的人，好像坚决不允许父亲在最后一段路上感到一丝孤单。朴教官大概是把父亲的死讯告诉了他遇到的所有求礼人，以至于来的人里，不仅有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同学，还有五金店的老板、水果店的老板、纸店的老板……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就站在这些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身边，陪着他们把悼词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低声向我介绍。其中还有一个人，朴教官介绍说：“他的大儿子原来混黑社会，是你父亲去找他们头儿谈判，把他捞了出来。说是让他待在光州的话，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来，就给他在江华岛的一个什么花园里找了份工作，现在特别踏实本分。”

父亲是用什么法子跟黑社会头目谈判的？仔细想想，我好像听父亲提起过，说和光州黑社会“西方派”的老大还是老二在一个牢里待过，有点交情，应该多半是找了他。这么说来，或许监狱也是一个社会，人们在那里相识，产生交情；有合得来的人，也有讨厌的人。

父亲曾说，他在光州监狱里跟无等山的“人猿泰山”短暂相处过。这个人因为家境穷苦，跟家人在无等山山腰上违章搭建了一间屋子住。拆迁队的人在一把火烧了他家的房子后，还试图把其他一些身体不便的人的房子也烧了。他一怒之下，用锤子一连捶死了四个年轻的拆迁队员。他是父亲亲眼见过的唯一一个不哭不惧的死刑犯，他很从容地迎接了死亡。父亲说话时还在“很从容”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看到我没什么反应，父亲又接着说：“你以为从容地面对很容易？有的人一听到枪声，就跟个小野鸡一样马上把脑袋塞到石头下面了，还是个金日成大学的高才生。所以你说，管他脑子聪不聪明，死到临头了，你还能耍什么小伎俩？光把脑袋瓜藏起来有什么用？屁股和大腿还不是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当场就死了。很多自诩革命家的人都这样，但兴塾那家伙被拉上刑场的时候，特别淡定。说起来啊，他一直觉得自己犯了滔天大罪，死了都偿还不了。那天麻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一脸平静，肯定是想着自己死了，多少能赎点罪。他是淡定地走了，但我们都觉得他死得冤啊。”

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能这么从容吗？他自己总说，人类的起源就是尘土，无论是谁，都得回归源头，尘归尘土归土。这是他坚信的客观科学。所以，说不定他或许真的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说不定也像他说的，道理都懂，可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会像那个光把脑袋藏到石头底下的金日成大学英才一样，吓得两腿发软。不过，父亲是脑溢血死的，说不定还没来得及害怕就走了。母亲说，父亲撞上电线杆之后被送到医院，很快就恢复了意识。医院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让他躺在病床上观察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就出院。病床上的父亲听完，猛地坐了起来，胡言乱语地说了些“回家吧”之类的话，结果话音刚落，就瞬间失去了意识。在前往顺天医院的救护车里，昏迷中的父亲最后一次拉住了母亲的手。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害怕，还是一种从容的告别？

朴教官将另一个一大早跟来的宾客轻轻推到我身边，对我说：“哎，打个招呼。你认识苏成哲老师吧？这是他的长子，坐夜车赶来的，说是有事要抓紧走，所以一早就到了。”

我没见过苏老师，但我知道多亏了他，我才有机会在狱长的房间里见到我父亲，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隔着铁窗。苏老师是父母的恩师，也是促成两人婚姻的媒人。战争爆发之前的一天，苏老师请父亲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吃了顿饭。

“你俩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好好相处，互相帮助。”

父亲毫无疑问是左派，而另一个人是右派。

“以后左派得势的话，你帮他。右派得势的话，就换你帮他。”

左派得势的世界如梦般转眼就结束了，所以父亲并没有什么机会帮助苏老师的另一个学生。在右派得势的社会里，那个学生三次当选共和党议员，他没有忘记恩师的嘱托，帮了父亲好几次。之所以能够在狱长的房间里探望父亲，也是仰赖他的帮助。不知道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很有人情味，还是因为苏老师本身就是个德才兼备的好老师，才培养出了如此优秀的学生，总之，我们也经历过这样温情的日子。

我常听父亲提起苏老师的长子。如果哪天家里出现了好吃的鲜鱼，一定是他来过。他是水产协会的高层干部，偶尔有事前往丽水的时候，一定会顺道来一趟求礼，送来一箱箱在求礼根本见不到的黄姑鱼、舌头鱼，还有一人高的带鱼之类的。除了鲜鱼，他有时还会给些零用钱。有一次，母亲呆呆地看着手里一个装着二十万韩元的信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会儿二十万是很大一笔钱。

“这辈子从来没有从别人那儿收过这么多钱，这该怎么办啊……”

我没有问苏老师的儿子，为什么要专程探望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一个一辈子在逃亡、坐牢，从来没有报答过师恩的人。在我父母身上，有太多问了也难以理解的谜题了。不过我之所以没问，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不想问。我怕一旦问了，就会变成我的债。父亲救过别人的命，也被别人救过。为了让两个游击队员以后至少可以彼此说说心里话，苏老师把我的父母撮合到了一起；看到他们不仅没有婚礼，就连一个单间房都承担不起，苏老师便把自家的门房让给了他们。这样的恩师，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而且恩师走了之后，他的儿子又接下了这副担子，照顾着我那两个身无分文、藉藉无名，还居无定所、没有归处的父母。

现在再让我父母去报恩，也不可能了，搞不好还得由我来收拾烂摊子。本来受了上天的惩罚，成了一名游击队员的女儿，家境还那么贫寒，已经够令人郁闷的了，我实在不想再继承游击队员父母欠下的那些没完没了的人情债了。所以，虽然经常在父母的对话中听到苏老师长子的名字，但我还是有意无意地在脑海里删除了。

不过，这个世界可没这么容易让我蒙混过关。他今天会在花名册上签名，我日后如果偶然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父亲欠他的恩情。而每看到一次，都免不了会在心里留下更深刻的烙印。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所以才在吊唁完后，往装吊唁金的箱子里塞了一个任谁看都觉得特别厚实的信封，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他对我没有特别温柔，也不亲切，只是例行公事般祭拜了一下父亲，全程连五分钟都不到，以至于我忍不住诧异，难道他不远千里奔赴而来，就为了这潦潦草草的五分钟？我甚至一时有些没良心地觉得，难道我父亲在他心里，就只有这点分量？然而比这五分钟更重要的，是从首尔到求礼的距离——坐火车单程四个小时，往返八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为了我父亲，不惜牺牲了一整天的时间。

“我会再过来的。”

朴教官又留下这句话，随即跟苏老师的长子一起离开了殡仪馆。我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停车场。苏老师的长子好像真的很忙，步伐飞快。朴教官跟在后面，脚步踉踉跄跄的。我想跟朴教官说不用再来了，但还是忍住了。或许对于朴教官来说，再辛苦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他送别朋友的方式。

在父亲的右派朋友离去的那条路上，紧接着出现了他的左派朋友。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忘记了那些人都是觉少的老人，之前确认的今天早餐的送达时间，我也忘了。

睡死过去的人们，因为进进出出的开关门声，接二连三地醒来，一副蔫了吧唧、邋里邋遢的样子。昨天一整天负责餐食的堂姐们也睁开了蒙眬的眼睛，看到老人家们成群结队地走了进来，三堂姐赶紧跑到了冰箱前。

“孩子，冰箱里还有点米饭和辣牛肉汤，要不先用这个顶着，给大伙儿安排上？”

就在这时，厨房的门开了。米糕店姐姐放下一个巨大的粥桶，说：“我熬了些鲍鱼粥。想着老人家比较多，肯定一早就得吃早饭，所以赶紧做了些。一不留神，还是晚了。我做了很多，大家都吃点。今天的早餐，说是八点前就能送到。”

姐姐昨晚还给我母亲做了芝麻粥当晚饭，很晚才弄完离开，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的市场，一早又做了鲍鱼粥。

“孩子，这是谁啊，这么用心？”

姐姐说过，不必让堂亲们知道她是谁，没什么好处，让我别说。但真要这样的话，她也得装作给陌生人准备餐食的样子才行啊。这么事事上心，怎么可能不露馅呢。

“是我妈朋友的女儿，平常就经常给我们送小菜。她母亲走得早，所以就把我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照顾。”

“哎哟！”

三堂姐打开粥桶，不由感叹了一声。

“这里面鲍鱼得占了一半，还都切碎了，肯定是想着老人家牙口不好。这下吃起来方便了。”

这么一来，早饭就用鲍鱼粥和昨天剩下的小菜解决了，而且鲍鱼粥大受好评。

“来参加葬礼能吃上鲍鱼粥，这还真是第一次。”少年游击队员风卷残云般干下一大碗鲍鱼粥，说道。

“在厨房做事的姐姐，她母亲之前是游击队的联络员，是我妈的朋友。”

“原来如此！我说呢，难怪做得这么好吃……”

这话说的，难不成就因为是联络员的女儿做的，才这么好吃？那是因为姐姐的手艺本来就出众，再加上事事上心，每一处都倾注了她的心意。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吃上同志的女儿煮的鲍鱼粥，应该也别有一番味道吧。不过对于姐姐来说，她做了一辈子米糕，并不是游击队员的同志，所以这鲍鱼粥并不是出于她对同志的情谊。但不管怎么说，在穷苦游击队员的葬礼上还能吃到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葬礼上都未必会有的鲍鱼粥，这让我的心里就像姐姐煮好的鲍鱼粥一样，温暖又富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姨妈们陪着，昨天只吃了一半芝麻粥的母亲，今天足足吃了一大碗鲍鱼粥。但母亲整天光是坐着守在这里都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拜托姨妈们帮我把母亲送回去。明天又要火化又要下葬的，今天至少得好好休息几个小时，我可不想再接着办第二波葬礼了。

母亲回去之前，让我把米糕店姐姐叫过来。姐姐听了，赶紧把湿漉漉的手往围裙上抹了两下，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母亲一见到姐姐就湿了眼眶，沉浸在难以名状的情绪中，她轻拍着姐姐的手说：“多亏你，我才能坚持到现在。餐餐都要你替我操心，把你累坏了吧？本来事情就多，还要熬粥……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报答你的恩情。”

“看您这话说的，也不是单独为了您才这样做，平常遇到肠胃不好的丧主，也会给他们做的。”

姐姐说话总是那么中听。我要是能像她一样，早就当上正教授了。我的话里总是藏着刀子，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也许我就是在父亲坐牢的那段日子里，靠着打磨话里的刀子熬过来的。

“你的心意我还能不知道吗？真是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看到母亲要起身，姐姐立马伸出两只手从母亲的腋下抱住了她。在她的搀扶下，母亲很轻松地站了起来，跟我搀扶母亲的时候完全不同。离开之前，母亲又握住了姐姐的手说：“这孩子光知道读书，别的什么也不懂，你平常多费心教教她。有你在，我就放心多了。”

母亲上了姨妈的车之后对我说：“孩子，有什么事你别自己一个人拿主意，多跟姐姐商量。你要愿意听她的啊，躺着都能享福。”

“哎呀，您这话说的，我昨天看着娥依就想，果然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一个人就把事情处理得特别周到。有哪个丧主能像她这么聪明能干的？”

姐姐说着，一把抓住母亲被风吹落到门外的丝巾，给母亲系上，还扎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换了谁都会觉得姐姐特别像我母亲的女儿。

母亲刚离开，黄老板办公室的门就被猛地打开了。先露出来的是一根拐杖，来人是昨天那个伤残老兵。

“哎呀，大哥。你就在这儿喝嘛，去那里干吗啊？”

也不知道老人是什么时候来的，看他满脸通红，大概是在早饭前就喝起酒来了。也是，对于酒鬼来说，时间什么也不是。他们是超越时间的人。不对，或者应该说，他们是不会被时间所束缚、总能回到那个时间的人。小叔也是这样的。

“我要去祭拜！”

他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那会儿应该是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换言之，他用拐杖的时间比用那条腿的时间还长。所以当他拄着拐杖向我走过来时，动作娴熟又平稳。

“哎哟喂，祭拜什么啊……跟我一起喝酒嘛。”

面对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黄老板又不能一把拽他回来，只好手足无措地跟在后面劝。

“怎么了？因为我以前干过越南人，现在就不能去祭拜赤色分子了？！高尚旭难道是我干趴下的吗？”

“请进，您进去拜一下，再吃点东西吧。”

听到我这么说，怒气冲天的老人顺从地跟着我走进了吊唁厅。他没有行礼，不，应该是行不了礼。他拄着那根随时随地握在手里的拐杖进入吊唁厅后，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出神地望着父亲的遗照，没有流泪，却用手抹了抹眼睛。我想，或许是他的泪水已经干涸了吧。

老人从怀里掏出了什么东西放在地板上。原来是一张老照片，好像是专程带给我看的。我半跪着挪到他跟前，把照片拿了起来。相纸已经发黄了，上面是三个小伙子，穿着内裤，揽着彼此的肩膀，背景是蟾津江上的文尺渡口。在上小学之前，我还常常跟着父亲从那渡口坐船去镇里玩。父亲拍河东人家老板娘屁股的那天，我就是在这里噘着长长的嘴巴坐船回家的。

照片里最右边的那个人，头顶上搭着摊开的毛巾，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我那正值青春年华的父亲。不，应该说是他青春都还没有绽放、一根胡子都没有时的少年模样。这应该是我见过的父亲最年轻的样貌了（我倒是见过奶奶缝在布片上的那张父亲的小学毕业照，年纪肯定更小，但那是一张集体照，每个人的脸都跟绿豆一样小，我至今没有找到父亲在哪里）。

“中间的是我哥。尚旭跟他关系很好，每天混在一起。我也是每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不过我现在连我哥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看到照片，就想这个应该是我哥吧，可又好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照片中的父亲对我来说也很陌生。其实父亲的长相从小到大并没有太多变化，只要是认识父亲的人，都能一眼认出他来。我之所以感到陌生，是因为他身上那鲜活的青春，还有当时可以正视前方的眼睛。照片中的文尺沙滩比现在更漂亮，也更宽阔。就算是透过褪色的黑白照片，依然能感受到当时太阳的灼热。而父亲的青春是那么清新，好像让那灼热的太阳也凉爽了下来。这个十五岁时的父亲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不知道未来迎接自己的会是一段充满禁锢的人生，笑得一脸灿烂。照片里的两个少年上山当了游击队员，其中一个在山里丢了性命。曾经追在哥哥屁股后面的小跟班，在失去亲哥哥之后，又在异国他乡失去了一条腿。照片上的那天到今天之间的一整段岁月，好像被凝缩在了一起，重重地压在我的胸口上。

“我啊，一看到尚旭哥就来气。我知道他坐了牢，受了很多罪，但至少他活下来了啊。结了婚，生了孩子，活到最后，头发都白了。我哥早早就死了，我都没机会看他老去。尚旭哥倒好，总是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看着他一点点变老……”

我的父母一直很羡慕那些死在山里的人，觉得他们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们坚信平等的世界终将到来，死得其所。有时还会感叹“怎么就我们这些废人苟且地活在世上”。但其实，这样“苟且”的生活也会有人羡慕，甚至怀恨、妒忌。我说不上来哪一种人生更好，但我或许能体会到老人的心情。

这张照片记录了父亲那段我不曾了解过的青春。我还给他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站起身，拄上拐杖，把照片留在原地。

“照片是给你的。我也是时候，把我哥的脸忘了。”

我让他吃过早饭再走，他没有回答，只是拄着那根随时随地握在手里的拐杖，穿过了吊唁厅。走到门前的时候，他回过头看着我，嘴唇颤巍巍地欲言又止，最后说了句：“我下次再过来。”

这里的人总是爱说自己会“再过来”，明明来一次就够了。大概有一些一次无法了断的情谊吧。无论是怨恨、友情，还是恩情，这些斩不断、理还乱，像藤蔓一样缠结的情谊，让我感到沉重、害怕，又羡慕。

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站在原地许久。即使喝到满脸通红，拄着拐杖，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步履轻盈地离去。和煦的阳光下，鲜艳的映山红像火焰一样在路边绽放。老人断掉的那条腿上，好像突然一点点重新长出了血肉。一转眼，老人就变成了比照片里的哥哥还幼小的少年，朝着远处奔跑了起来。

上午十点，入殓仪式开始了。除了亲戚们，还有朴教官、朴东植大哥、黄老板、金尚旭等等和父亲比较亲近的人，他们一层层地排列在两扇宽敞的玻璃窗前。另一边，睡在金属床上的父亲跟临终时并没有什么分别。父亲在山上见过无数尸体，看过战友内脏外露地死在自己身边，也看过乌鸦啄食被砍头的战友的身体。或许正是因为父亲这一生的悲惨和不幸像一座巨大的山脉横亘在我面前庇护着我，我从未见过什么残酷的景象。没有目睹过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没有骨折过，甚至连崴脚的经历都没有，尸体更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当我在高速公路上踩着油门，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抵达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像一具尸体一样苍白了。他在几个小时前就失去了意识，面部的肌肉已经完全松弛了下来，一副安详的模样。这么说起来，活着的人脸上总是有一些肌肉紧绷着，好像所有的人生之苦都会通过肌肉的紧张展现出来。都说死亡是从痛苦中解放。既然父亲的人生要比普通人来得更痛苦，那这种解放的喜悦或许也会来得更痛快吧？望着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的父亲，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入殓师娴熟地将父亲的尸体翻过一边，将提前垫在身下的寿衣拉了出来给他穿上。父亲的身体很白，就连在常年风吹日晒下变得黝黑的脸，也因为失去了血色，看起来要比平时白得多。人们都以为父亲的肤色本来就比较黑，而我的外号又是黑妹，所以都觉得我是遗传了父亲。只有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大概是在我四岁的时候吗？忘了因为什么事，我跟父亲两个人从镇里回家，那时应该还没有发生拍老板娘屁股的事件。我的记忆是从那天父亲光着身子从蟾津江里走上岸那一刻开始的。因为是大夏天，又在江边走了一段路，父亲的身上挂满了汗水。正好那天没有集市，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招呼了一下艄公，对方也没有应答，父亲便脱了衣服到江里消暑。我忘了为什么我没有下水了，可能是跟往常一样，我是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回来的，所以没怎么流汗。总之，父亲毫无顾忌，就那么赤身裸体地朝我走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父亲代替身体虚弱的母亲帮我洗澡，到了夏天肯定也无数次地带着我到溪水里嬉戏，不过我都不记得了。

那天，我上下打量着迎面走来的父亲，看到他的上身晒出了明显的背心印子，虽然光着身子，却好像还穿着一件白背心。平日里背心下的那部分皮肤和被裤子遮挡的下半身都很白，只有经常裸露在外的部分被晒得黝黑。我一开始还被父亲那副模样逗得咯咯笑，转眼就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东西挂在父亲的两腿中间——一个我身上没有的东西，晃晃悠悠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便一直好奇地盯着看。父亲察觉到了我的目光，赶紧侧过身去，加快步伐，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了几步，麻利地抓起衣服穿上。那一刻，我生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缺失感。

父亲身上竟然有着我没有的东西！

第二天开始，我便学父亲的样子站着小便。但这并不会给我带来我没有的东西，反而每次都会把内裤和外裤尿湿，然后被母亲责骂。这段记忆好像是雾气笼罩的蟾津江一样，朦胧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而在看到父亲尸体的那一刻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在四岁的我看来，父亲跟我是一样的，甚至是一心同体的。但在蟾津江边看到父亲裸体的那一刻，我便与父亲割离了。所以，把父亲从我身边夺走的，并不只是什么意识形态和国家。不，在意识到自己与父亲不同之后，我不惜站着小便，就是为了重新变得跟父亲一样，因为那时的父亲是我的全部。而把这样的父亲从我身边夺走的，就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

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加准确，但我清楚地知道，现在躺在冰凉的金属床上、被寿衣包裹着的那具尸体，至少曾经和我是浑然一体的。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宇宙。可那样的存在、那样的身体，以后再也见不到了。而现在这个还分明占据着时间和空间中一个坐标的肉身，到了明天，也会成为手中的一捧尘土了。

我的心底好像涌出了一股泉水，渐渐充盈眼眶，正要流淌出来的时候，有人比我更早哭出了声。是鹤寿。他的眼泪好像是旱地上空的一轮烈日，一下把我心底的那点泉涌烘烤殆尽了。

鹤寿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像是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要往外走。那高挑瘦削的身形，一看就知道是小叔。

“小叔！”

我喊了一声，但那个背影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脚步离开。

“小叔！”

我推开鹤寿，快步追了上去。曾经有那么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我和小叔共享过人生中的一刻时光。那天小叔在后面叫我，我却头也不回地加快步子往前走，尽管如此，小叔的自行车还是很快追上了我。

那是高三的暑假，我得知当时还有连坐制之后放弃了学习，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也没有上大学的打算。其实就算有，凭当时的成绩也是白日做梦。但不知道为什么，高三的班主任特别喜欢我。虽然当时有老师不满我当副班长而我的母亲却一次都没来找过他们，或者说一次都没有给他们送过礼，就当着孩子们的面扇过我耳光，但也有很多老师因为我家境贫寒，或者因为我是游击队员的女儿而对我关爱有加。高三的班主任就是其中之一。但在我看来，对我再好，也不能抹去我身上赤色分子的烙印，况且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别人的好心比恶意更让我自觉可悲、自尊心受挫。

暑假刚开始，班主任就把班里成绩排名前五的学生都送到了我们家，这个连公交车都没有的穷乡僻壤。因为班主任坚信近朱者赤，也坚信只有悬梁刺股才有可能金榜题名，所以动了一点儿小心思，觉得让我在那些流着鼻血挑灯夜读的优等生旁边，至少可以发奋学习几个小时。我那原本身体就虚弱的母亲，也中了班主任的圈套，本来给一家三口做饭都很勉强，结果算是自找苦吃，给大家做了一个夏天的饭。

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在那个年代，山里的夏天根本不需要风扇，只要把前后房门一开，屋内就会非常凉爽。而且在盘内谷，除了在小溪里玩水，也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了，所以孩子们都拼了命一样地学习。而我只是在一旁感慨，原来这就是人们说的“萤雪之功”啊。只是苦了母亲，每天往返于地里、水龙头和灶台之间，为那些不通时宜的寄宿生们准备一日三餐，然后在夜里被腰疼折磨得哼哼直叫。母亲的呻吟对我来说就像催眠曲一样，伴着我入睡，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却像闹钟，把他们从瞌睡中叫醒，督促他们把书摊开继续学习。但我也不是个完全没良心的人，面对那些把课本倒背如流的孩子们，我也不好意思躺成一个“大”字，独自悠闲地阅读小说，总觉得这副模样要是被母亲看到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于是每天吃完早饭之后，我就会带上几本小说到栗树林里去读。栗树林的中央有一块大岩石，又平又宽，五六个大人在上面打滚都没问题。三棵杏树像守卫一样将岩石团团围住，在这里享受夏天再合适不过了。捧着小说，躺在凉爽的石头上，头顶老杏树的枝叶随风轻轻晃动，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投射下来，在那光影流转之间，很容易坠入梦乡。在我又像往常一样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半梦半醒时，一声雷鸣般的“混账！”猛然把我拉回了这个恶心的、身为游击队员女儿的世界。睁眼一看，一个黑影挡住了斑驳的阳光。是父亲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我瞬间觉得毛骨悚然，但我知道那把镰刀不是用来对付我的。父亲本来只是准备好好清理一下一人高的杂草，来到栗树林却发现马上就要高考的女儿一个人无忧无虑地躺在这里，连镰刀也没来得及放下，就跳到了大岩石上。）

“你打算这么无所事事地活到什么时候？你以为你妈那么辛苦是为了谁？你披着个人皮，好歹也得干点人事，懂得知恩图报吧？！”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虽然被吓得一激灵，但其实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我内心郁结的怒火一点儿也不比父亲少。于是我挂上了一副跟夏天绝配的懒洋洋的表情，好像听到了不知哪里的狗在叫一样，缓缓把手里的小说举到眼前。霎时间，父亲的镰刀从眼前一晃而过，把书削掉了一个角。平日里农活儿干得一塌糊涂的父亲，似乎偏偏在那天把镰刀磨了一遍又一遍，刀刃异常锋利，把“傲慢与偏见”中的“偏见”两个字削了下来。那天被削断的，不只有书的名字。怎么说呢，或许曾经将我和父亲联系起来却在岁月流逝中越来越微薄的缘分，或者说心灵纽带，也随之被削断了。我慢慢地坐了起来，心想，父亲不该这样冲着我挥舞镰刀，就算要让我懂得知恩图报，也不该这样。父亲应该做的，是道歉，为我不得不以游击队员女儿的身份活着而真诚地道歉。

说起来，跟父亲不同，我在吵架这件事上很有天赋。虽然这辈子就吵过三次，但三次吵架的对象都直接被我KO掉了。遇到愤怒的人，父亲习惯劝对方冷静，但我习惯让对方更加愤怒，直到对方被怒火反噬，最终大哭或是发疯为止，而我只是比以往更加沉着、平静地注视对方哭泣或狂怒的样子。这种冷静的注视会让对方彻底失去应对能力。那天父亲就是这么败给我的，成了我的三个手下败将之一。

我站起身后，看了看摆在脚底的那几本书。它们都是从别处借来的，也没什么必要带着远走高飞。我瞥了一眼被我当作庇护神一样的三棵杏树，慢慢地伸了个懒腰。我祈祷那些积累在我血肉里、作为游击队员女儿生活的印记，都能幻化成一口气，被我呼出体外。果然我的身体一下子轻快了起来，好像祈愿成真了一样。我轻盈地从石头上跳下来，大步走进了父亲用打磨锋利的镰刀除好草的栗树林。走了几步之后回头一看，父亲还傻傻地愣在原处，我便像小说里远行的洪吉童[朝鲜半岛史上第一部以纯韩文创作的小说《洪吉童传》中的人物。洪吉童是士大夫与妓女所生的庶子，因得父亲宠爱而被正妻设计陷害和刺杀。在认清自己没有容身立命之地后，洪吉童离家闯荡成为劫富济贫的义贼。]一样，朝着父亲深深鞠了一个躬，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里走到镇里要两小时，离盘内谷越远，我的脚步就越轻快。只要不在盘内谷，只要不做游击队员的女儿，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过得很好。我突然萌发了要学习的欲望，心想一到首尔站，就去找劳务中介。反正长成这样，也不会被卖去当陪酒小姐，就让别人介绍个家政阿姨的工作就好，然后抽空学习，参加个同等学力高考吧。不过，去首尔的路费怎么办？大姑妈是个铁公鸡，肯定不会给我，小姑妈又没钱，看来得去找我妈的朋友才行。不过编个什么理由借钱呢……我越想越兴奋，觉得只要不做游击队员的女儿，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愿意接受。于是，我完全顾不上头顶的烈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汗流浃背，迈出的步子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转个弯就是葡萄田，过了葡萄田就是乡政府。我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儿，后面突然传来了自行车的声音。我以为是父亲，便加快了步子。

“娥依！”

没想到竟然是小叔。他喘着粗气，吱的一声把自行车停在我面前。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盘内谷以外的地方单独面对小叔，我感到十分尴尬。于是我绕开他的自行车，继续往前走。小叔便骑着车慢慢跟在后面。新铺好的马路上布满了小石子，让小叔缓慢的骑行愈加艰难。所以就算脑袋后面没长眼睛，我也能明显感觉到小叔的自行车在后面走得歪歪扭扭的。

过了乡政府，路过水库的时候，小叔在后面喊道：“娥依！别走了。”

我装作没听见，自顾自地往前走。

“你这是要干吗？走吧。”

我不是很肯定，“走吧”是说该回去了，还是该继续走的意思。直到看见了蟾津江，小叔都没有再说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行车吱吱呀呀的声音让我觉得有些窒息。我想着，只要过了蟾津江，过了部队驻扎地，应该就能喘过气来了。接下来到江边是一段下坡路，小叔的自行车便一下子冲到了我前面，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娥依！”

又走了一会儿，我看到小叔站在瓜棚下叫我。

“我们把这个吃了，润润喉咙就走啊。”

旁边的西瓜田是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小时候跟父亲去镇里玩，就常常在这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等船。我突然有些哽咽，感觉嗓子干得像要裂开了。坐在瓜棚里，坡下的蟾津江和镇子一览无余。我跟小叔两个人吃完了一整个西瓜，谁也没有说话。小叔抽着刺鼻的香烟，目光漫不经心地投向了镇子所在的方向。

“那条路真是走不到尽头啊。”

啊，原来小叔也跟我一样，想沿着这条路离开。或许是因为想要离开，所以也曾经沿着这条路走到过这里。可是为什么最终没有离开呢？我没问出口。因为不问好像也能明白。我们没有争执要不要回去，而是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顺着原路返回了。小叔把自行车停在我们家的柴门外，等着我下车。我却迟迟不愿从他散发着一股汗臭味的背上下来。我想，这或许就是亲人的味道吧，是为了接我，往返了那么长一段路才散发出来的，有些酸臭又有些温暖。

就像那天小叔把自行车停在我面前一样，我也跑到那个背影前面拦下了他。果然是小叔。我没说话，抓住他的手就要往回走。小叔愣了两三秒，就顺从地跟我进了屋。今天也像那天一样烈日炎炎，不过小叔身上散发出来的不是汗臭，是酒气。

一进到会客厅，眼尖的大堂姐就咋咋呼呼地跑了过来。

“哎哟，小叔！来得好，来得好啊。就是嘛，不来怎么行！”

堂姐们一拥而上把小叔领了进去。这么一看，小叔的体形就跟堂姐们差不多。原来小叔虽然瘦了些，但个子挺高的，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身高好像也缩水了。那个夏天，小叔低声嘟囔过的话，我原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此刻记忆却猛地涌现。他说：“一个肩上挑不了两副担子啊……”就在那个可以看到蟾津江的坡上，他准备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一定是那天小叔跟在我后面，看到了我肩上和他一样背负的两副重担吧。莫非就是因为这些重担，才让小叔无法逃离又无法承受，只好借酒消愁，虚度了大半辈子吗？我给父亲唯一在世的这个兄弟拿了瓶烧酒，反正都醉醺醺地活了大半辈子，多醉一天又能怎样呢？更何况，还是在始作俑者的葬礼上。

黄老板脸上挂着几分笑意，说就只有一个女儿当丧主，但来的宾客还挺多的。不过黄老板只是时不时来看一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事实上宾客不少，却也不多。大多要么是像朴教官和金尚旭这样一天来五六趟的，要么就是来了以后坐上一整天不走的。不单单父亲那边的宾客这样，我这边的也是，来人不多却留了很久，所以会客厅看上去才一直这么热闹。这么看来，我跟父亲之间果然什么都挺像的。

父亲这边的亲戚坐了三桌，母亲娘家亲戚坐了一桌，父亲的老战友坐了两桌。另外还有第三十五届校友会的一群校友和求礼的一些乡亲——都是朴教官像雌鸟衔幼鸟一样，一个个领过来的。大家好像偶有交集，但大多互不相识。这就是父亲一生经历的岁月了。第三十五届校友会陪伴了他小学至今的日子；老游击队员们陪伴了他的青春；而谷城县天主教农民会，还有求礼民主劳动党党员则是父亲出狱后融入社会时结下的缘分。

像朴教官这样的人，当了一辈子军人和教官，还是《朝鲜日报》的忠实读者，他跟这些游击队战友之间，除了我父亲之外没有任何交集。不，还是有交集，他们曾经是兵戎相见的关系。他们都与父亲相知相交，彼此之间也有过不可逾越的围墙。看着他们，我好像看到了韩国社会的缩影。只是他们并不像那些保守和进步阵营之间只会扯着嗓门互相指责，而是互不干涉地用自己的方式悼念父亲。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和平，一种或许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实现的和平。总之，父亲的葬礼现场有着适度的奔忙与平静。

傍晚的时候，小叔把我叫了过去。他一直在喝酒，却没怎么显现出醉态。

“下葬的地点怎么定的？”

“打算火化以后葬在山林里。”

小叔听了，啪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抬高嗓门说：“自己家里有地，干吗火化！”

“哎哟，小叔。您这是老糊涂了吧，哪还有什么地不地的。之前也就那么巴掌点大，后来为了这孩子的婚事，不都卖掉了嘛。”

大堂姐像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插嘴，刚说了两句就突然叫起疼来。原来是二堂姐掐了一下她的大腿。

“你这孩子，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提都不让提！”

大堂姐不高兴地说道。三堂姐也皱起眉头，把大堂姐劝住，扭头看我脸色。

是有过这样的事，很久以前了。我跟一个前辈从大学开始交往了八年。他的志愿是当一名法官，父亲对他很是满意。一到放假，他就经常来盘内谷，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一样进进出出。还有好几次干脆提着一大捆法典过来，住上好一段日子，以至于盘内谷很多乡亲都把他当作我们家的正式女婿了。

结果在毕业那天，父亲让我坐下对我说：“他是要干大事的人，你放他飞吧。一个干大事的人，要是成了赤色分子的女婿，肯定束手束脚，腾飞不了了。之前你们还是孩子，谈个恋爱什么的，我没说什么。但到现在这份上，我们要是断送了人家的前程，能行吗？”父亲因为自己是赤色分子，就让我这个赤色分子的女儿放了心爱的男人，让他去干大事。其实那时的我根本还没想过结婚的事，跟父母的关系也很融洽。但就因为父亲这些话，让我起了逆反心理，说什么也要跟他在一起。直到交往了五年多，我才怀疑起自己跟他维持恋爱关系，是否只是为了跟父亲赌气。

他因为我，推掉了法官的任状，成了一名律师。交往八年后，他向我求婚了。第一次去他家时，他小心翼翼地让我不要提起我父母的事。虽然我有些疑惑，心想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但我还是按照约定什么都没说。后来婚事一日千里，很快双方父母就正式见面，定了婚礼场地，发了喜帖。结果在婚礼前一天出了岔子。他的一个朋友住在他家里，打算第二天一起去婚礼现场，结果喝醉了以后，不小心当着他父母的面，把我的家庭背景都抖了出来。

那个朋友自己也吓到了，大晚上十二点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在发抖。朋友说，我男朋友的父亲把菜刀架在脖子上，问我男朋友是要女人还是要父母，二选一。男朋友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电视剧都没这么演的。所以我替他做了决定，婚礼当天的凌晨，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不由分说地取消了婚礼，之后再也没有见他。我没觉得委屈，反而一身轻松。父亲说得没错。不管他愿不愿意承受这份压力，我都不愿意一辈子带着断送了他大好前程的负罪感生活，也没必要。我当时还年轻，有更好的年华在等着我，有许多路摆在我面前可供选择。所以我跟小叔不一样，他的年华早就过去了，在他眼前只有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路。这些事，我差不多都忘了。不过，作为一个游击队员的女儿，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坎坷曲折。

虽然赔了点钱给对方作为补偿，但卖地的钱还在，后来被我当作押金租了全贳房[韩国的一种租房形式。租户向房东一次性支付一笔大额押金，通常是房子市价的80%左右，之后无需再支付额外房租，租约到期时房东会把押金退还给租户。]。这么说起来，有一对游击队员父母也是有好处的，要是没有这笔钱，想在首尔找到一个稳定的住所太难了。

“难道我不知道吗？我有地呀！干吗弄得像一个无亲无故的人一样，非得火葬？而且照我看啊，二哥瘦得跟个竹签一样，烧都烧不起来！”

“嘿哟，我们小叔是下了大决心了啊。那你说要葬在哪里？有想好的地儿了吗？”又是大堂姐站了出来说道。

“长辈们的墓现在东一个西一个的，每次过节祭拜的时候你们也辛苦，所以我早就打算弄一个家族墓地了。要知道他走得这么急，就早点准备了，现在光整了整地……在把长辈们迁过来之前，也不能先把二哥葬进去……要不先把二哥葬在我们栗树林边上，等过两年家族墓地弄好了，再把他迁进去。”

果然这世间的人事就是这么难以参透。小叔都没正儿八经地活过，却把死后的事考虑得这么周到。

“孩子，小叔已经下定决心了，那就这么办吧。跟亲人葬在一块儿，你爸肯定也会高兴的。”

父亲会愿意跟亲人和和爱爱地葬在一起吗？父亲选择回到盘内谷生活，但凡亲戚遇到什么事，二话不说就冲在前头，这么说起来应该是愿意的。但父亲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说不愿意，也不是没可能。我是无法得知父亲的意愿了……但要我说的话，我始终偏向于葬在白云山里。父亲走了，等日后母亲也走了，我还能回盘内谷几次？父母这一辈陆续都走了的话，我跟表堂亲们恐怕也就疏远了。我不能常回来，也不想把我的责任推到亲戚们身上。

“父亲已经说了他的遗愿，我还是想尊重他。”

“你爸活着的时候就丢下家人不管去找战友了，死了还要把战友摆在亲人前面吗？！”

小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吼道。父亲丢下家人去找的那些战友们这时也转过头来，好奇发生了什么。

“他是你爸，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他也从来没当过我哥！”

小叔说完扭头就走，大堂姐赶紧替我追了上去。

“她也不是那个意思。就她一个女儿，还没出嫁，肯定是怕给大家添麻烦才这么决定的啊。”

大堂姐的话像一把匕首飞过来，扎在了我这个还没出嫁的女儿胸口。但在被匕首扎中的瞬间，我就明白了，我果然是我父亲的女儿。父亲丢下家人投身社会主义怀抱的时候，甩开抓住自己裤腿的亲人成为一名游击队员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的心情吧。或许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步履沉重，但越进入山林深处，脚步就越轻快。父亲果然是一个冷峻的理性主义者，而我果然跟父亲一个性子。我好像生平第一次能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了。

父亲的游击队战友们一吃完晚饭就回到了预订好的住处。毕竟年纪大了，坐上一整天也很辛苦。把老人家们送回去之后，鹤寿又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回来了。

“怎么不休息，又回来干吗？”

晚上八点，首尔的宾客还有老人家们都回去了以后，会客厅里恢复了难得的宁静，只有几个堂姐靠着墙打盹。虽然我叫她们姐姐，但其实她们年纪都不小了，所以我准备让她们今天回家休息。

“老人家们都睡了，我一个人无聊啊，而且也想再看看老爷子。”

鹤寿一个人坐在桌前，不知怎么就喝起烧酒来，喝一杯看一眼父亲的遗照，就像那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望着挂在家里天花板上的黄花鱼当下酒菜一样。我拿了一些橡子凉粉和白切肉，放到他面前。不过他跟我和我父亲一样，对白切肉完全不感兴趣。莫非他的口味跟我们一样？于是我又给他端来了一份特别辣的螺丝椒小菜。他刚吃了一口，就赶紧捧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水，看来他也吃不了辣。果然我们不是一家人。他很快就干掉了一瓶烧酒，却没有一丝醉意，目光如炬地说：“老爷子一开始叫我尹先生，我一直让他别那么见外，他就是不听。”

过了好几年，父亲才开始叫他小尹。那已经是在送鲜明太鱼事件那会儿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叫我鹤寿的吗？”

我当然不知道。我一直很忙，对于这里的事情多少也算有点关注，但没法儿经常回来，鹤寿那段时间倒是不到一周就会来找父亲一次。

“有一次来，我发现老爷子这边腮帮子上受了伤，我就问他怎么伤到的。他说是骑自行车摔的。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摔伤，一看就是被打的。”

所以鹤寿一口咬定父亲是被人打了，气鼓鼓地站起来，跑去银行取了五十张一万面值的纸币，分别装进了两个信封，一个二十万，一个三十万。接着他跑到了老年活动中心。据说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去那里，但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只是经常去三五钟表铺而已。

父亲也吓到了，不知道鹤寿要做什么，赶紧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鹤寿气势汹汹地推开老年活动中心的大门，两手往腰上一叉，吼道：“是谁？”

几个老人正围坐着打几块钱一局的花牌，被吓了一跳，齐齐望向鹤寿。鹤寿一米八五的个子，常年运动和潜水练得身材虎背熊腰的，之前还曾经想考陆军士官学校当一名将军，只不过因为自己在丽顺事件中失踪的小叔，考军校的事便无疾而终了，而他不仅没见过这个小叔，甚至连听都没听过。总之，鹤寿可以说是男人中的男人。求礼的老人们哪里见过这体形、这架势，都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这时，正好父亲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赶到，鹤寿就把父亲拉到了自己前面，说：“谁把我家老爷子打成这样的？趁我好好说话的时候赶紧站出来！要不我可不管他是不是老人，非把他大卸八块不可。”

父亲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阵仗，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到底是谁？赶紧说话！”

老人们交头接耳了起来。

“这谁啊？”

“他儿子吧？”

“他哪来的儿子，就一个女儿。”

“那是女婿？”

“什么女婿啊，他女儿光顾着读书，错过了年纪，还是个黄花闺女呢。”

虽然我没结婚，但也不是黄花闺女了。不过算了，就让他们这么叫吧。

“那能是谁啊？”

“私生子呗，你没听他叫老爷子吗？”

鹤寿瞪着私下嘀嘀咕咕的老人们，又喊道：“谁把我家老爷子打成这样的？出来！告诉我是谁就行。”

鹤寿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那个鼓鼓的装着二十万韩元的信封，举得高高地说：“谁告诉我的话，我就给他一份丰厚的谢礼。是谁？哪个混蛋把我家老爷子打成这样的？”

这时有人举起了手。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求礼的乡镇办事处附近种着很多柿子树，应该是大家约好了，说上面结的柿子就留给老年活动中心来摘。不知道是没长竹竿还是什么原因，总之父亲为了摘柿子爬到树上，结果摔了下来，脸撞到了沥青地面。听到这个说法，鹤寿的火更大了。

“你们他妈的是没手啊还是没脚啊？干吗让我家老爷子爬上树？”

听到这话，我也被吓到了，不过不是因为父亲爬树，而是因为鹤寿。之前见过他几次，一直觉得他是个特别斯文的人，完全没想到他也会爆粗口。

“谁会让他爬啊……”

周围的老人也都纷纷点头赞同。我知道，父亲干活儿不需要别人指使，肯定是他自告奋勇要爬的。他不是那种被人坑蒙拐骗的冤大头，而是个喜欢自找苦吃的冤大头。鹤寿肯定也知道。但就算知道，鹤寿还是上演了这场大发雷霆的戏码。他究竟在想什么？我心里明白，但从没表现出来过。

父亲在求礼最高的那栋住宅楼里当保安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给他送早饭，正好看到一个比父亲小一辈的男人对他破口大骂，说是有人在夜里把自己车上的保险杠给划了，还说父亲拿着那么高的工资却不好好干活儿，让父亲把人找出来，否则就掏自己腰包赔钱。我心里充满了怒火，却不敢上前制止，又实在看不下去父亲低着头被人呵斥，便顺着原路一个人回了家。为什么我不能像鹤寿一样站出来？是因为觉得父母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伟大的革命家，不会被这日常琐事烦恼？还是觉得自己没钱又没胆，所以故意选择了逃避？或许，我自诩了解这世间的人情世故，但事实上却一无所知……

那一天，鹤寿把那举得高高的二十万毫不吝啬地留给了老年活动中心，然后把另一个更加厚实的信封当着所有人的面塞进了父亲的口袋里，他说：“以后有什么事，不管是晚上也好，凌晨也好，你立马给我打电话。我肯定放下手头所有的事，立马跑过来给你解决好！”

父亲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只是点了几下头。不过在推着自行车往回走的时候，父亲唤道：“鹤寿啊。”

当时鹤寿认识父亲已经十年了，第一次听到父亲叫他的名字，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一块儿吃饭吧。”

与往常不同，父亲这次把鹤寿叫到了家里。之前他们一起吃过好几次饭，但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因为父亲知道母亲就算有严重的脊椎管狭窄症，家里来了客人还是会尽心竭力，连餐盘都要换成招待专用的才肯罢休，所以很少邀请别人到家里。那天两人碰杯的时候，父亲给鹤寿倒了满满一杯酒。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老爷子在家里喝酒，他说自己真的特别高兴。”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期待什么样的儿女，也没有说过我有什么不足、对我有什么失望之处。但我觉得那天的父亲一定很幸福。即便鹤寿的方式有些粗野，但管他是无知还是粗鲁，那次的事件，等于在所有人面前宣告了自己背后有个这么靠谱的孩子，换了哪个父亲不觉得幸福？

鹤寿真是精于世故——看着他像父亲一样把烧酒倒进纸杯一口闷下的时候，我心里这么想道。鹤寿看着像在回忆过往，实际上是在质问独自过着好日子的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女儿？

我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样的女儿，该成为什么样的女儿。我只觉得，我是谁的女儿很重要。为了从游击队员的女儿这个身份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直到现在还在奋力挣扎。要成为游击队员的女儿有个前提，就是父母的身份得是游击队员。而正如孩子会对父母有所期待一样，父母身为游击队员，肯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所期待。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如果允许我辩解的话，我想是因为游击队员的女儿这个身份是一个枷锁，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但是本该听到这个辩解的父亲已经走了，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这个事实太过残酷，让我第一次哭出了声。不过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就算到了此刻，父亲走上最后一段路了，我还是只能做到这份儿上。而毫无血缘关系，却比亲生孩子更像亲生的鹤寿，此刻正用跟我父亲一模一样漫不经心又冷峻的眼神看着我。

夜深了，殡仪馆里只剩下我和父亲。好几个人说要留下来，都被我劝回去了。最后一个走的鹤寿眼神变得温柔起来，问我，一个人没关系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点了点头，也回去了。求礼这个小地方只有两万七千人，过世的人不多，今晚这个殡仪馆里的逝者就只有父亲一个。因此留在这里的，真的就只有冰柜里的父亲和我两个人了。父亲出狱回来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单独相处。倒也没什么好怕的。

父亲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狱的。那天天还没亮，我和母亲就在光州监狱门口等着了。但说是一早就会出来的父亲，我们一直等到日上竿头也没见他的踪影。一开始周围还站着其他人，他们跟我们有着或相似，或有些许不同却同样难以言喻的人生故事。可眼看这些人接二连三地抹着眼泪领着亲友离开，监狱门口随即又只剩下了我和母亲两个人。我又渴又饿。母亲挺直了身子，仰着脖子坚持了好几个小时，正想着要不要先去哪里把饭吃了，就看到沉重的铁门伴随着令人直冒鸡皮疙瘩的吱呀声缓缓打开。一个被剃成青皮头，换谁看都像个劳改犯，唯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男人慢慢地走到我跟前。我避开了他的视线。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不过坐了六年牢罢了。但是这六年里，我从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长成了一个胸部隆起、需要穿胸罩、开始经历例假的女中学生。眼前的父亲就像是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男人。父亲一把抱住了我。我的身体却僵硬得好像一个稻草人，心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好热啊、好饿啊、好渴啊，以此来缓解尴尬的心情。父亲应该也感觉到了，我们之间变得格外疏远了。

那天我们回到求礼后，跟亲友们一起吃了一顿炸酱面，然后在不知道谁的提议下，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大合照，还在上面印上了“高尚旭出狱纪念”的字样。照片里，我站在父亲旁边，顶着一张圆鼓鼓的脸望着空中，尴尬溢于言表。而父亲那双斜视的眼睛，也不知道看向了哪里。

第二天，母亲打包好紫菜包饭、几个甜瓜和一些葡萄，一家人去了燕谷寺前面的溪谷。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要来这里。父亲像以前一样脱得只剩一条内裤，跳进了冰凉冰凉的溪水里。而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背过身去呆呆地望着流淌的溪水。那是我们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出游。第一次就不说了，之所以会变成最后一次，恐怕就是因为那天的气氛尴尬得令人窒息吧。

父亲出狱之后的几天里，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的父亲是个喜欢与人交谈的人。他跟谁都能聊，一旦聊起来就能聊上几个小时，跟我也不例外。但那几天不仅我尴尬，父亲大概也对突然长大的女儿倍感陌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父女之间被夺走的六年永远也回不来了，尽管之后的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但父亲入狱前跟我的亲密无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都没能再找回来。我一直深切地怀念着那之前我们相处的时光，常常想起父亲拼命踩着自行车脚踏板载着我赶往学校的那个下午。那时我以为迟到了，号啕大哭地跑进教室，才发现只有秋日午后的阳光静静地倾洒在桌椅上。是父亲故意把午睡中的我叫醒，骗我是第二天早上，把我好好捉弄了一番。我正生着气呢，父亲却把一颗像太阳一样鲜亮的红玉苹果塞到了我手里。回家的路上，我咬着苹果，酸酸甜甜的，好像要把我的牙都甜掉了，路边修长挺秀的波斯菊在秋风中轻轻地摇曳。

还有一些令人怀念的日子。父亲代替去赶集的母亲，承担起了烧火做饭的任务。平日里母亲爱惜米饭，不舍得煮出太厚的锅巴，而父亲却用小火故意烤出厚厚的锅巴来，把它捏成一个比我脸还大的饭团递到我手里。然后他把母亲的饭放在炕头，再一把将我抱起来，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带着我到路口迎接母亲回家。在那条路上，有时大雪纷飞，有时伴着萤火虫的点点亮光。和父亲独处的时光是那么快乐，我甚至会期待母亲回来得晚一些，如果她才走到吐锦村的岔路口就好了。

有一天确实如我所愿，母亲回来得很晚。我们一直走到了吐锦村的岔路口去接她。虽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父亲从头到尾没有让我下过地。过了岔路后再走上一段，一片灯火通明的地方突然映入眼帘。

“你知道那是哪里吗？”

我当然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像白天一样明亮的夜晚。

“那里是鹰岩街。”

鹰岩街是我最喜欢的小舅舅住的地方。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在父亲的肩上快要蹦起来了。

“在哪里？在哪里？”

“那——边。右边最亮的地方看到了没？那里就是舅舅家。你仔细看看，舅舅是不是额头上绑着个白毛巾，正在学习呢？”

我反复揉搓眼睛用力去看，就是看不到额头上绑着白毛巾的舅舅。当时的我根本没想到那就是一个骗小孩的瞎话，只是一会儿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一会儿把眼睛瞪得像个大铜铃，就为了找到舅舅在哪里。

“我们家娥依要不要像舅舅一样用功读书，考到首尔大学去呀？”

“要！”

就在我眯着眼睛张望的时候，母亲顶着个巨大的包袱出现在了前方，背着灯火向我们走来。或许是因为包袱太重，母亲的步子有些踉跄。父亲赶紧把我放下来，朝母亲跑了过去。看到父亲抛下我跑向母亲，我特别失落，扯着嗓子大哭起来，差点被吃进去的锅巴噎住，一边吐一边哭得伤心欲绝。母亲蹲下想要背我，我却直摇头。父亲只好一手接过母亲的包袱，一手把我背到了背上，这才止住了我的哭泣。父亲一边走，一边晃呀晃呀，我趴在他的背上很快就睡着了。可能是单手托着我有些费力，父亲中途抬了抬我的屁股，我也因此醒了一会儿。

“别人家的孩子都最喜欢妈妈，咱们家娥依倒是最喜欢你呀。”

“那当然。娥依最喜欢爸爸了，我在她心里是第一，你是第二。”

“哎哟喂，好好好，你是第一，高兴了吧？”

“知道我为什么是第一吗？”

“你每天陪她玩呗。”

“不是。因为我做的锅巴比你做的大三倍！咱家娥依一看到锅巴就高兴得不得了。”

“没有锅巴，爸爸也是第一呀。”半梦半醒之间，我嘟囔了一句。父亲开心的笑声一下子响彻了整个夜空。

深切怀念……这个词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夸张了。真正在每一个日夜深切怀念过去那些日子的，应该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吧。直到在父亲的葬礼上，我才突然意识到了这一不争的事实。我这个女儿果然太不称职了。“爸爸。”我冲着父亲的遗照唤出了声。他当然已经听不见了，就像唯物论说的那样，他已经消失了，不会留下一丝灵魂，而那张照片也不过是光影的把戏罢了。我不会听到任何回答，也不会感受到任何波澜。不过说来也奇怪，遗照中的父亲，这个连着看了两天、刚才还看了几眼的父亲，好像突然变得亲近了起来，就像我所怀念的那些过去的岁月一样。似乎只有透过死亡，父亲才褪去了游击队员的身份，真正成为我的父亲，那个与小时候的我亲密无间的父亲。原来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啊。生命会借助死亡，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或许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够去和解和原谅。

夜越来越深，我却越来越清醒。我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而宁静。因为毕竟我是父亲这个冷峻的理性主义者的女儿。因为父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要降临了。

在破晓之前，江对岸的智异山还被笼罩在墨蓝色的幽暗之中。还没有车辆穿行的沥青路上也是漆黑一片。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阵悠远的人声，像在哭泣，又像在吟唱。我刚从洗手间里出来，就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刚绕到殡仪馆办公室的后面，那声音就变得清晰了起来，原来是歌声。

辽阔的海边有一间破旧的房子

曾经住着捕鱼的男子和他稚嫩的孩子

两名女子蜷缩着坐在一起，靠着对方的肩膀，哼唱着《克莱门汀》[原曲名为Oh My Darling Clementine，被译作《亲爱的克莱门汀》或《克莱门汀》，原为一首英文儿歌，此处为韩国改编版本。]，像是在哭泣一样。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还是跟音痴父亲学的。上小学的第一堂音乐课，被老师点名后，我骄傲地唱了这首歌，结果引发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这首歌是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去接晚归母亲的路上学的。后来才听说这首歌的原曲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在美国掀起“淘金热”的时候，一名男子带着女儿横穿美洲大陆，在加利福尼亚的峡谷定居下来，为了女儿的幸福生活，他努力淘金。可有一天，他的女儿克莱门汀失足掉进峡谷里，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男子就是唱着这首歌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女儿。眼前这两名女子唱的也是这首歌，而且跟我一样跑了调。

可亲爱的克莱门汀，我最爱的孩子

你抛下年迈的老父亲长辞去了哪里

对我们家来说，和歌曲不同的是，离去的是父亲；相同的是，我们都无法相见了。我好像看到父亲在铁窗里来回踱步，唱着这首歌的模样。天底下那么多曲子，父亲为什么偏偏选了这首歌作为第一首教给了我？或许是他深知自己这次因病保释出狱只是暂时的，我们很快要面临又一次分别。

大概是察觉到我靠近时的动静，歌声戛然而止。其中一人站起身，朝我走了过来。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满头的黄发，这才想起来，我只是把电话号码给了她，却忘了问她的名字。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女孩转身冲刚才跟自己坐在一起的女子叫了一声“妈”。看来她就是父亲口中那个来自战胜了美国的伟大国家越南的女人。

“我妈说想趁着不忙的时候来看看高爷爷，但到了以后发现灯都黑了，就想着先在这里等等。”

父亲到底掌管了求礼多大范围的闲事啊，真可谓“流芳百世”了……我扑哧一声笑了。

“要来吊唁的话，敲个门就可以，我没睡。怕其他人累，我就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了。进去吧。”

母女俩牵着手，跟我走进了吊唁厅。我把之前关掉的灯又全部打开，在明亮的灯光下，遗照中父亲的脸又鲜活了起来。战胜了美国的越南女性来到在战争中失败变成逆贼的父亲的葬礼，我想父亲应该会很高兴。

女人好像被突然打开的灯光吓了一跳，把头深深埋了下去。祭拜完起身的时候，我看到她右边的脸颊和脖子上有一片清晰的掌印，像才出现没多久的样子。看来那些发生在移民女性身上的遭遇，她也没能幸免。全世界唯一击退了美国入侵的伟大民族在韩国的生活却如此悲苦。

“姐，是不是有饭吃呀？”

女孩冷不丁地问道。女人听到后，轻轻扯了一下女孩的袖子。

“怎么了？不然你想怎样？你打算现在回去再挨一顿揍？”

女孩不客气地把自己的母亲教训了一顿，扑通一下坐到了旁边的桌上，然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一样，取出一瓶烧酒。女人眉头一皱，作势就要把烧酒抢过来。

“谁说我要喝了？是给你喝的！喝了酒才能消气啊。高爷爷不说了吗？心火旺的时候，酒就是良药。”

我刚还想女孩的语气怎么听起来像个老人似的，看来是跟我父亲学的。女孩豪气地往杯里倒满烧酒，放到了她母亲面前。我赶紧把米饭和辣牛肉汤端上桌。看来她们连晚饭都没吃。女人叹了一口气，刚抓住酒杯，女孩就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抢了过来，把勺子塞到她母亲手里，说：“先垫垫肚子呀。”

趁女人刚把米饭拌在辣牛肉汤里吃了几口，我赶紧又端来一些小菜。女人恭敬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很是礼貌，果然是伟大民族的后代。其实我有些好奇，她们母女怎么会天还没亮就跑到殡仪馆来找饭吃，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我也不好意思过问。我猜父亲应该知道其中的隐情，所以她们才会基于对父亲的信任，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找上门来。我还想问问那首歌她们是跟谁学的，但最后还是决定不问了。眼看天马上就要亮了，今天还有那么多事要做，实在无暇顾及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几杯烧酒下肚，女人原本毫无血色的脸红润了起来，原先清晰的掌印稍微淡了一些，紧闭的嘴唇也张开了。

“很抱歉，第一次见面就给您添麻烦了……”

女人的韩语很流畅，而且没有地方口音。女孩看出了我的疑惑，立刻解释道：“我妈读大学的时候是韩语专业的，是知识分子，跟我可不一样。”

“知识分子”这种词应该也是跟我父亲学来的。

“你也参加同等学力高考读大学就行了啊。”女人温柔地抚摩着女孩枯黄的头发说道，“这种事也不是经常发生……他的本性还是好的……考虑不周给您添麻烦了。”

“好什么好啊！每天打人就是本性坏，一年打一两次本性就是好的了？高爷爷不是说了吗？对女人动手的都不是好东西！”

看来我父亲的话在女孩眼里，成了《资本论》或是《圣经》一样的东西了。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你别太怨恨你爸。”

我差点以为是父亲死而复生说了这话。

“高爷爷也是，妈也是，张口闭口就是那该死的苦衷！啊啊啊。”

女孩一边叫一边捂住自己的耳朵摇头，做出一副不想听的样子。我在父亲面前偶尔也会这样，只不过不像孩子那么可爱地捂着耳朵摇头。从孩子对父亲顶嘴这一点来看，她并不是父亲盲目的追随者。这样很好。至少在我父亲走了之后，要摆脱他的影响，多少能容易一些。

喝完半瓶烧酒之后，女人靠在墙上打起了盹，看来这一天是真的累了。女孩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了她母亲身上。

“姐，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就走。再过一会儿，那家伙应该就会喝醉睡过去了，到时我们悄悄溜回去就行。”

“丧主的休息室里没人，你跟你妈妈去那里好好睡一觉吧？”

孩子摇了摇头。

“再过一会儿店里就得开门了，睡不了太久。正对面开了一家便利店，我们也得一早开门，这样老顾客才不会被抢走。”

“小超市不是奶奶在看顾吗？”

“奶奶出了车祸，股骨头裂了，已经三个月了，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最近是我妈代替奶奶看店，结果那家伙傍晚就跑过来大闹，让我妈把奶奶的赔偿金存折交出来。那钱来得多不容易啊，差点还拿不到呢，多亏了高爷爷帮着到处联系，好不容易才讨回来的……奶奶还说，那笔钱要留给我以后开美发店用，不管什么人，要敢动那笔钱，就把他的手打断……”

鹤寿是保险公估人，在他们申请赔付的时候应该也帮了不少忙。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人跟人之间兜兜转转，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就算鹤寿看到这女孩，恐怕也很难联想到她跟自己曾经帮助过的老奶奶是一家人。父亲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编织起来的那个细密的人情网，此刻无比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

“要我说，我只要跟奶奶还有妈妈一块儿生活就够了。如果真能这样就太好了……高爷爷在的话就更好……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相信高爷爷已经走了。”

孩子握着拳头，用手背抹了抹悄然掉落的眼泪。她把头靠在她母亲的肩上，又抹了几次眼泪之后，沉沉睡去。我从休息室拿了一张薄被盖在她们身上，把被子的两个角塞进她们的肩膀和墙壁中间，这样被子就不会因为身体的挪动掉下来。因为她们是珍贵的吊唁者，她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父亲的过世而感到遗憾。

白色被子包裹下的两人就像是小时候见过的蚕茧一样。此时阳光正慢慢拨开黑暗，黎明就要来临了。

十一点，我按照预约的时间抵达了火葬场，但一直等到十二点还没有轮到父亲。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滚动的名字，忍不住找到了办公室询问。工作人员说了句抱歉，脸上却完全看不到一丝歉意，又接着说：“说来也奇怪，有的日子客人爆满，有的日子又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不愿意一个人上路，所以都约好了，赶在一天一块儿走。您就想着令尊今天上路不会孤单了，再等等吧。再催我们也没办法，第一位客人晚了，后面的就只能跟着往后延。也不能中途烧到一半就停了。”

不管是殡仪馆还是火葬场，面对的客人都是死者，不知道该说这样的工作凄凉还是惬意。工作人员说得没错，催促又有什么用呢？

我走到火葬场建筑后面，找到我以前的学生，他们正躲在那里抽烟。从大一开始，他们就毫不忌讳地在我面前抽烟了，甚至还穿拖鞋趿拉趿拉地走过来问我借火。不过刚认识他们那会儿已经是十五年前了，如今更不需要躲起来抽了。

“二十岁不到就明目张胆抽烟的家伙，今天怎么还懂得避讳起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用中指把烟弹灭，笑了一下说：“也是时候成熟起来了。”

另一个学生接过周围人的烟头，装进了空烟盒里，说：“就是，我还以为到了什么文物馆了。你们听到没，大家都把老师叫孩子。老师是孩子，那我们岂不都是精子？”

一句话惹得大家都憋着气哼哧哼哧地笑了。这就是他们安慰我的方式。一个学生冷不丁地递给我一根烟。

我第一次被父母抓到抽烟是在大学毕业的前夕。那年夏天，我把自己关在盘内谷，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准备“新春文艺”[韩国各大日报社主办的一项活动，以庆祝新年，设立奖金公开征集文学作品，旨在发掘新生文学作家。]投稿。来之前我准备了好多烟，以为肯定够了，没想到中途就抽完了。盘内谷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我又不愿为了买烟顶着大太阳跑到镇里，就打算趁机把烟戒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去父亲那里偷上一根青瓷牌香烟抽抽。我们家后面连门都没有的厕所是最适合偷摸抽烟的地方。村里厕所特有的气味，能够掩盖烟味。墙上打的透气口也没装玻璃窗，山风呼呼地穿过，通风换气特别好，要是听到有人靠近，只要假装咳嗽几声就完了。

有一天，母亲板着脸问我：“你是不是抽烟了？”

母亲突然这么问，肯定是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但我还没回答，母亲就摊牌了：“你爸在掏大粪的时候看到烟头了。”

哎呀，果然是我失策了。在首尔生活了几年就忘了村里的习惯，那时候农村还在用大粪作肥料。那烟头里满是化学物质，村里人肯定不会往那粪坑里扔。

“抽烟又费钱，又伤身子，这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就是烟，你抽它干吗？赶紧戒了。”

我嘴上答应，却一直没有戒掉。就这么过了一两年，有一天跟母亲在看什么电视剧，看到里面的一个女性角色抽烟，母亲就咂着嘴说：“哎哟，这是谁家的女儿，女孩子家家的，还抽烟。”

我在旁边忍不住笑了。原来当年母亲跟我提什么吸烟有害健康，只是怕说女孩子不能抽烟会引来父亲和我的一顿抨击，所以才假惺惺地拿健康当借口。父亲除了新闻以外什么电视都不看，更不用说电视剧了，这次也不例外，他从报纸里抬起头，插嘴说：“你说谁家女儿？你家的呗。你女儿不也抽烟吗？”

母亲好像怕谁听到似的，四下张望了一番，用低沉但坚定的声音说：“她早就戒了，不对，戒什么戒，她就是好奇试了一次罢了，谁说她抽烟了，要让别人听见就麻烦了。”

虽然母亲再三否认，父亲还是用鼻子哼了一声。他自己就是个老烟鬼，当然知道这东西哪这么容易戒掉。母亲一直辩驳，说“你女儿才不是那种会抽烟的孩子”。父亲终于忍不住了，几句话严肃又干脆地给这个话题画上了一个句号：“别人家的女儿抽烟不像话，自己女儿抽烟就纯属好奇？你那就是典型的小市民思想！连这点小市民心态都克服不了，你还闹什么革命！”

当时的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赤色分子在资本主义韩国还能闹什么革命，克服什么心态？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场黑色喜剧。我一边想着，一边站了起来——我的烟瘾犯了。为了抽烟，我一路爬到了周围人根本不会去的小山腰，连抽了三根烟。抽烟时，我望着山下我们家的房子，感觉就跟个火柴盒似的。而住在那火柴盒里面，就跟火柴头上的红磷一样大小的母亲，此刻说不定正在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摆脱典型的小市民思想。真是又可笑又可怜。

到现在，母亲一见到我还是唠叨着让我戒烟，但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抽烟的事。有一次我在阳台抽的时候，父亲走了进来，说：“给我来一根。”

父亲点上我递给他的烟，我也把原本藏在背后的香烟大大方方摆了出来。我们两个人并排站着，望着智异山抽了起来。那天跟父亲一起抽的烟，是我开始抽烟之后最有味的。这么回想起来，父亲确实是真正摆脱了男权思想、小市民心态的革命家。如果世上有灵魂的话，父亲的灵魂看到今天这场面，应该也会说“给我来一根”吧。我向学生又要了一根烟，点燃后放在了石头上。我看着那根燃烧的香烟，祈祷那烟雾能够飘到父亲的身边……

“看来要晚了，老人家们过了饭点应该熬不住，你们帮忙分一下盒饭吧？”

年轻人的手脚果然麻利，同行的四十多个人瞬间就都拿到了盒饭、水和水果。还好听了米糕店姐姐的话。早上办完路祭正要离开的时候，姐姐找到我说：“你找几个年轻人来帮帮忙吧。这些都要运过去。”

不用问，一看外观就知道是姐姐准备好的盒饭。

“不知道要弄到几点，我就赶紧简单准备了一下。听说经常延迟，也不能火葬到一半还要出去买饭吃。”

那会儿刚刚过了九点，姐姐到底哪来的时间准备了四十多个人的盒饭呢？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去了几趟厨房，都没看出什么端倪。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太上心，所以才什么都注意不到。姐姐又递给我一个大大的保温瓶，说：“这个你让人单独拿好，你妈妈吃不了凉的，所以我给她准备了一些热的芝麻粥，我多做了一些，如果有别的老人家吃不下米饭，让他一起吃。”

黄老板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接过保温瓶，递给了这三天一直在旁边帮忙的学生。看来他也在细细观察这几天往来的人。

趁着学生在分盒饭，我去了一趟办公室，准备跟黄老板结账，结果发现他递来的账单里没有算烧酒的钱。

“难道我还出不起这点烧酒钱？我好歹也是个老板啊。”

黄老板还说自己很抱歉没法儿跟去墓地，还另外准备了充足的烧酒，让我在火葬场和墓地祭祀的时候用。初次见面的黄老板还对我照顾有加，让我感到既陌生又感激。

就在大家快吃完饭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了屏幕上。我捧着父亲的遗照走进观炉室。看着他的遗体被送进火化炉后，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祭拜。鹤寿在我后面，像是儿子女婿那样行了礼。外人看了，说不定会误以为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我并不介意。鹤寿俨然已经是父亲的儿子了，甚至比我这个女儿更称职。

我跟母亲坐在观炉室里，看着正在焚烧父亲遗体的火化炉。父亲坚信人类起源于尘土，而他现在也正逐渐归于尘土了。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轻声说：“孩子，早知道就让他碰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母亲说的“让他碰”是什么意思。说出这种令人脸红害臊的话，母亲却非常淡定，只顾着抹眼泪。

“我不是常年病痛缠身嘛，所以有一次我抱怨他说，我自己的身体都快承受不住了，你还整天来闹腾我，你去别的地方解决了再回来吧。”

父亲听了暴跳如雷，说：“我真的去了？！”

“你去吧。”

父亲怒气冲冲地把门一摔，消失在了浓浓的夜色里。据说连我都被那摔门声吵醒，大哭了起来。

“我好久没有睡得那么香，他不碰我的话，我真的睡得很舒服。”

“后来呢？爸真的去什么地方解决了？”

“那时候还有宵禁，你爸又是因病保释出来的，大晚上能去哪里？”

父亲是去了前面的大伯家，跟当时还健在的大伯喝了一晚上的酒，直到天大亮了才回来。父亲黑着脸，瞪着母亲吼道：“下次再说这样的话试试，我就真去了！”

“当时听到这句话，我也挺伤心的，心想我都病成这样了，还不体谅一下我。还是个革命家咧，连这点事都忍不了。难道男人就那么喜欢那事儿吗？不过那之后，只要我说难受，你爸就灌下一大杯烧酒，转身睡了。我这才得救活了下来。要不然啊，我是享不了天年了。”

换作平时，我一定哈哈大笑，但是父亲的遗体还在面前焚烧着，这时候笑太不合适了。于是我竭力咬着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再怎么说，这话也不适合在火化的时候说吧？”

母亲好像也觉得不合时宜，忍不住笑了，眼里却噙着泪水。

“不过说来也奇怪，坐在这里，就总想起那一天。当时就该让他碰的……他明知道我身体不好，要不是忍到迫不得已了，又怎么会提这个要求……”

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了快五十年，好像也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衷、男人的苦衷。我也是一样。父亲是革命家，也是游击队员们的同志。但在那之前，他是儿子、是兄弟；是一个男人、爱人；他还是母亲的丈夫，是我的父亲，是一些人的朋友或邻居。不是只有佛才有千面千相，人也有成百上千张面孔。而父亲的面孔，我又认识多少？比起我这一生所面对的那几张面孔，我在葬礼上似乎认识了更多。想到这里，那个在夜里缠着母亲要恩爱的父亲也不再好笑了，因为那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的父亲，正如所有人的父亲一样。只是我不曾了解过罢了。

最后，父亲被烧成了灰装进了骨灰盒里，手摸上去的时候，还有些温热。小叔不知道坐了谁的车姗姗来迟，伸出骨瘦嶙峋的手臂一把抱住了父亲。父亲的温度大概顺着小叔的手臂温暖了他的血液。小叔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抱着父亲的骨灰号啕大哭起来。从九岁开始就与自己哥哥疏离的小叔，终于在近七十年之后，与父亲紧紧抱在了一起。堂姐们也都围在小叔旁边，抹着眼泪抽泣。我衷心希望父亲骨灰上的温度能够融化小叔这七十年里像冰山一样坚硬冻结的心，消解掉堂姐们因为父亲而陷入的为难。这时，父亲那些原本聚在一旁的战友们，正朝着父亲的骨灰走来。

白云山大峙离这里很远。从求礼这边上山的话，山路又窄又陡，小巴上不去。从光阳那边上去的话，路会好走一些，但从这里到那边山脚要一个多小时。抵达首尔大学实验林门口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三点，同行的几辆小车在前面停了二十多分钟还是一动不动。坐在后面小巴上的亲戚们每隔五分钟就跑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堂姐虽然昨天是在家里睡的觉，但毕竟连续两天从早到晚都在招待宾客，没能好好休息，此刻都是满脸倦容。她们也都快七十岁了。

等了三十分钟以后，鹤寿一路小跑着来到我的车前。他的车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四辆载着父亲游击队员战友的车，然后才是我乘坐的出殡车。我刚要下车，鹤寿连忙甩了甩手让我回去。

“欸，遗照别让人看见，你除了丧服是不是没带别的衣服了？”

看来要从实验林进去不容易。虽然时不时有些登山客从这里上山，但这么多车辆一起进去恐怕并不多见。再加上我们是想要在山上下葬，说不定未经允许擅自进行树葬还是违法的。

“是不是只要不被发现我们是出殡车就能进去？”

“先谈谈再看吧。我过来就是告诉你们再等等，免得伯母担心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从南原出发的时候，母亲的状态就不是很好，一路上不停地换坐姿，估计是腰痛复发。她这状态估计也坚持不了太久了，但如果不让她跟去下葬的地点又说不过去。

母亲听了大概的情况之后，想都没想就说：“你爸活着的时候就躲了一辈子，死了还要躲躲藏藏的？”

我不顾鹤寿的阻止下了车，看到前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砂石路，一直延伸到林子里，大概只能容纳一辆卡车通行。

“从这里走要多久？”

“开车的话三十分钟。远倒是不远，就是道路没修好，而且弯比较多，车开得慢。”

我穿过停靠的车队，走进山路里看了看。虽然是入口处，树林却很茂密。除了我们一行人，完全看不到其他人或是车。父亲愿意被葬在这里吗？一个人冷冷清清的独自在这深山里？父亲确实在白云山里待的时间最长，但他成为游击队员后，活动的范围覆盖了好几座山，时间从一九四八年的冬天跨越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所以，虽然游击队员的身份禁锢了父亲一辈子，但他真正作为游击队员活动的时间，不过短短四年罢了。短短的四年，却让父亲一辈子寸步难行。这与其说是因为父亲的信仰过于坚定，不如说是因为韩国视社会主义为禁忌，一旦成了社会主义者，就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对于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人来说，时间是静止的。因此，父亲好像成了一具标本，被钉在了那四年的时光里。而父亲在求礼度过了更长的时光。在这段时光里，他是一个求礼人，与求礼人为伴。不仅亲友都在求礼，相识七十年的知己也在。所以父亲的根不在山里。他的信仰只是从那根上生长出来的树干罢了，就算把树干都砍掉，树还是能够活下来，长出新芽，然后伸展出新的枝丫，最终长成新的树干。

鹤寿还在跟实验林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讨价还价，我把他叫住了。

“我不想把父亲葬在这里。”

鹤寿听了，一脸诧异地望着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呢？鹤寿为了揭露丽顺事件的真相倾尽心血，把那些为建设一个平等世界不惜牺牲生命的游击队员当成自己的父亲，花自己的钱细心照顾他们……我如果实话实说，他能理解我吗？

“我感觉父亲葬在这里的话太孤单了，亲戚们也很难再过来。”

鹤寿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你说的也是。那要葬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我决定诚实回答。

“小叔说要让出一块地给父亲，我觉得也不好。”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就随便撒到哪里都行。”

鹤寿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父亲平时就是这么想的，说反正死了埋下去也会腐烂，不如烧掉，哪里方便就撒到哪里吧。”

鹤寿哈哈大笑起来。说不定他也从父亲那里听过这些话。

“果然是老爷子，是他的风格。不过，随便哪里是哪里？”

“就父亲常去的那些地方，到处撒一点儿，盘内谷也撒一点儿。”

朴东植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快步走过来，问我们怎么了。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对于父亲的遗言，他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不过作为村里老黄牛的他反应也很快，说道：“问题是那些老头子们怎么办？他们好像连悼词都准备好了。”

“就跟老人家们说这里的管理处不让葬，只能葬进祖辈的坟山上。”

“行，亲戚们那边我来跟他们说。”

父亲的两个暮年之交一拍即合，甚至都不需要我出面。不愧一个是志向成为将军的人，一个是村里的老黄牛。鹤寿和东植两个人一边说服众人，一边安排指挥，进展飞速。大家听说管理处不让出殡车辆进入，立马就被说服了。不过我还是打算对小叔如实相告。

“现在打算怎么办？”这么久了，唯一一天从早到晚都没有喝酒的小叔问道。

“白云山也好，智异山也好，我想自己去走走，看到合适的地方就撒上一点儿。”

小叔这次坦然地接受了。

“反正他就跟洪吉童一样四处奔走，哪里都跑遍了，这样可能更好，你看着办吧。”

很快，车队开始从后往前，一辆接一辆掉头，朝着山下的世界驶去。就连那些游击队员们，也不知道是因为上了年纪真的累了，还是返程的时间紧迫，也都顺从地跟着下了山。当年父亲为了重建地下组织而假装投降下山时，看到的应该也是这一路的风景。只是那会儿可能为了避人耳目，他选择了夜里动身，而山下的世界则是以白昼一样明亮的灯火迎接他的到来。或许父亲的心里很清楚，真正的战场并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是在那个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饭、学习、相爱、相争的灯火通明的世界里。父亲一定是这么想的，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父亲。我把父亲已经冷却的骨灰抱在怀里，像自首那天的他一样，向着山下的世界出发了。

我把病痛复发的母亲留在家里，自己出了门。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求礼闲逛了。鹤寿主动追了上来，说：“老爷子都爱去哪些地方，我比你更清楚。我们先去哪儿？”

“中央小学。”

中央小学离家不远，也是我的母校。求礼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父亲在这里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后来上了光州一中、把他引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当时中央小学的校长是个日本人，他们家人一点儿粮食都没有分配到，父亲就送了他们一袋米。为了表示感谢，校长告诉父亲日本马上就要战败了，还给父亲开了一张假的铁路学校毕业证，让父亲得以逃过学生兵征兵。说不清校长的善意对于父亲来说是得还是失，因为父亲当上铁路工之后，就加入了工会，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要不然，父亲就得被拉去当学生兵。当时处于日本殖民下的朝鲜青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光明的未来，所以不论善意带来什么结果都无所谓，父亲只是单纯相信善意本身。我突然想起那个叫赵龙植的人，就是他引领父亲成了社会主义者，还曾经跟父亲畅想过去平壤留学，没承想他竟然刚上山就死了。

不是社会主义者，却对社会主义者的父亲视如己出的苏老师，也是在中央小学和父亲认识的。苏老师一直为父亲选择去当铁路工而没有上京畿高中感到非常惋惜。后来他还介绍了我父母认识，我才得以出生。父亲在中央小学结下的缘分肯定还有很多，例如平价小饭馆的老板娘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正是因为这些缘分，父亲的一生才这么波澜壮阔、丰富充实。

我抓了一把事先分装在小袋子里的骨灰，举到了半空中。骨灰不像面粉那么细腻，抓在手里好像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正好一阵风吹来，把父亲的骨灰吹向了校园。就在那校园里的某个地方，父亲曾故意扯断了他同年级的初恋女生的橡皮筋。

“就这么一声不吭撒了？”

“他就是让这么撒的啊。”

鹤寿也把紧握的手伸向半空，慢慢松开了拳头。父亲的骨灰随着凌乱的风翻飞了一会儿，转眼消失了，究竟去了哪里，恐怕只有风知道。但不管去到哪儿，父亲的骨灰最终都会落地，变成沃土的一部分。我暗自祈祷，希望它也能飞到通往文尺的道路两旁，为那些足有一人高的波斯菊带来一些滋养。

下一站要驱车前往盘内谷。现在的路面已经是沥青的了，父亲上小学的时候，这里还是新铺的石子路。每天早晚，父亲就是经由这条路步行往返于中央小学，中途还要坐船穿越蟾津江。如今为了免受洪水之苦，蟾津江上已经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桥。我打开车窗，扬了一把骨灰。那骨灰四散开来消失不见了，我的记忆却清晰了起来。

一次洪水退去的时候，我和父亲站在江边。我只记得那时我还小，但具体几岁我已经忘了。江水卷着黄泥汹涌翻腾，好像要把堤坝都吞没了一样。如往常一样，我骑在父亲的肩头，看着湍急的洪水席卷着五花八门的东西奔涌而下，各种家具、猪，还有牛……人们颤颤巍巍地站在堤坝边，用长长的竹竿去够。有一只猪勉勉强强挂在了竹竿上，人们发出一阵感叹：它也想活下来啊。但最后那只猪还是没能战胜湍急的水流被卷走了。

我突然看到一个屋顶在江水里浮浮沉沉，上面挂着一个人，我顿时尖叫了起来。父亲几乎是把我扔到了地上，随即一边顺着堤坝跑，一边抓着竹竿伸向那个人。但无奈洪水的流速要比父亲的脚步快得多，而那竹竿的长度又远远不够。我怔怔地望着那茅草屋顶和扒在屋顶上的人，看着他们非常有节奏地随波浪起伏越漂越远，我忍不住哭了出来，一哭就哭了很久。父亲问我怎么哭了，我忘记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父亲后来对我说的话——“洪水能把世上的脏东西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只有洪水席卷过的地方，才能开辟新的道路。”

相比那时，如今的蟾津江简直就跟条小河差不了多少。大坝修起来之后，流量明显减小了很多。原来的水道也渐渐堵上，江水变得腐臭起来。不过就算有大坝，有一天也会涨起比它更高的洪水吧。我暗自祈祷，父亲的骨灰能附着在江边那高高的石头上，等有一天洪水再次汹涌而来的时候，随着它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前往盘内谷的路上，我时不时就会打开车窗，撒下一些骨灰，因为我不确定在这条路的哪一处还留存着父亲的哪些记忆。日本占领时期，父亲会挑上两担木柴沿着这条路去卖，因为一担卖不了多少钱，所以要先挑上一担送去卖，再折返回来挑上一担。就这样，往返八公里走成了十六公里。这么说来，父亲，还有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这样一个肩膀挑上两副担子活过来的。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因为小叔和我太过柔弱，或者是生活变好了，才让我们觉得一个肩上挑不了两副担子，于是主动选择了撒手不管？

盘内谷很安静。下午六点正是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亲戚们因为几天的葬礼，多半已经累得瘫倒在床上了。我们家原本的老房子已经被拆掉，只剩下空地，连带着栗树林卖给了一个据说偶尔会过来看看的首尔人。我在那空地上，以及当年我离家出走未遂事件的冲突爆发地、栗树林里的大岩石周围，小叔家门口，还有现在的老年活动中心、也就是当年爷爷被打死的那个亭子前，都留下了一些父亲的灰烬。还有那条父亲像孩子一样玩水的小溪也不例外。撒的时候，我心里祈祷着，不管在这些地方发生过什么，倘若还有一丝能量或气息孤独地残留，我希望它们都能得到化解；也希望在亲人和理想信念之间选择了后者的父亲，能够在这里留下一缕魂魄，去抚慰那个因目睹他们的父亲死亡而吓尿裤子、昏厥过去的九岁的小叔内心的苦楚。

我跟鹤寿两人一路无声地回到了镇里。

“去老年活动中心。”

鹤寿没有问我原因，直接把车开了过去。老年活动中心离家不远，可能因为是饭点，所以没有开灯。我在父亲当年停放自行车的地方，还有他推着车叫了一声“鹤寿”的那条路上，留下了一些父亲的心意。然后我们把车留在那里，向着五岔路口走去。

这个路口每个求礼人每天都会经过好几次，旁边的小超市自然也在营业。就像女孩说的那样，双向车道的对面开了一家便利店，用华丽的灯光招揽着客人，与求礼的气氛格格不入。夜色已经吞没了远处智异山的山峰，正在向求礼蔓延而来。我趁着没人从小超市的门前经过，在那里撒了一些父亲的骨灰。这时有人从小超市里走了出来，是那个黄头发的女孩。

“果然是姐姐，我怎么看都像是你，就出来看看……”女孩今天好像喝醉了一样，话说得特别流利。

“你要不要也撒一点儿？”

“是什么啊？”

“你高爷爷火化后的骨灰。”

女孩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我也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毕竟她还是一个没有亲历过死亡的孩子。

“不愿意也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你跟爷爷抽烟的地方吗？”

女孩走到了前面带路，没有说话。小超市的旁边就是女子高中，他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就在校门前面不到一百米的小巷子里。

“看来你高爷爷说得没错啊，不注意点德行，就在校门口、家门口抽烟？但凡有点德行，起码也躲远一点儿吧。”

女孩扑哧一声笑了。我就在这条少有人经过的小巷子里，在当时那个心灵受伤的移民二代女孩留下满腔愤怒的小路上，撒下了一些父亲的骨灰。我转身问鹤寿：“给我一根，不，给我两根烟。”

鹤寿应该还不知道我也抽烟，不过他没说什么，抽出两根烟递给了我。我把其中一根递给了女孩。女孩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鹤寿的脸色。

“你这孩子，我还能吃了你？干吗看我啊？”

女孩笑了一下把烟点着了。三个人就这样一块儿抽起了烟。一块儿，仔细想想，这个词还挺美好的。女孩烟抽到一半，突然把手伸向我：“高爷爷的骨灰。”

我把烟叼在嘴里，从袋子里抓出一把骨灰递给女孩，女孩也叼着烟，把骨灰接了过去。

“哎哟，要是给老爷子看到了，肯定得给你们竖个大拇指，看你俩这豪迈劲，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太可惜了。”

“我爸咋的了？”“爷爷咋的了？”我俩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女孩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个年纪该有的笑容。随后她把父亲的骨灰举过头顶用力扬了出去。天还没黑，路灯已经亮起，白色的骨灰就在那灯光下被照亮，一粒粒地在飞舞。大概是在巷子里，风被墙壁挡住了，骨灰没有飞走，而是从头顶坠落到了我们三个人的身上。谁都没有把它抖掉，或许是因为我们想的都一样，觉得此刻父亲就在这里，跟活着的我们在一块儿。

“接下来去哪儿？”

鹤寿熄掉烟问我。能去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有一处一定要去，就是三五钟表铺。那是父亲晚年常去的地方，那里的人并不计较什么意识形态，始终陪在父亲身边。

“三五钟表铺。”

“那就开车去吧。”

女孩好像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跟着我们出发了。时间已经过了七点，除了便利店以外，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求礼只剩下路灯还亮着。我在已经被夜色笼罩的三五钟表铺前撒下了一些骨灰。我想起钟表铺老板鼻子旁边足有小孩拳头大小的肉瘤。就是因为那瘤子，我很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沉默地埋头对着那些米粒大小的钟表零件。老板的世界圆圆小小的，父亲的世界则像是对荒诞人间的一种抵抗。在我看来这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因为三五同窗之名，总是相伴在一起。撒下骨灰的时候，我暗自希望他们能像过去一样和睦相处。

我们把车停在了五岔路口。准备下车的女孩好像看到了什么，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我一头雾水地被她拽着往前走，走到了小超市的对面，也是便利店的对面，五岔路口的正中央，是河东人家的旧址。原来有着洋铁皮屋顶的房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新的建筑，不过地上那奇怪的三角形房屋轮廓还在。女孩向我伸出了手。骨灰只剩下不到半把了。她将那最后一点儿骨灰塞到了我手里，说：“高爷爷说过，姐你在这里对他发脾气了。因为他去拍老板娘的屁股。”

父亲就是这样，很擅长亲口调侃自己的丑事。就这点事，还告诉了这个孩子。

“爷爷还说，当时自己的心情很微妙。说原来这就是做父亲的感觉啊，比面对山里的敌人还可怕，比什么警察、军人、美军更可怕。”

我攥着父亲的骨灰哭了。父亲留下的两份奇异的缘分默默站在我身旁守护着我。他们的影子越来越长，慢慢将我裹住。可能是在手里攥得太久，父亲的骨灰一点儿一点儿变得温暖了起来。

那是我父亲的温度，不是什么游击队员，也不是什么赤色分子，而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