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那边传来了嘈杂的哭声，应该是住在盘内谷的几个堂姐来了。除了她们，不会有谁这么聒噪了。一个堂姐跟本地的男人结了婚，在盘内谷住了一辈子；另外两个长年在外地，晚年才回到老家。即使分开生活了那么多年，三个堂姐还是一样地爱操心又富有人情味。换句话说，就是事事都参与，件件要干预。而且跟我们家不同，她们都特别活泼，总是闹哄哄的。

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以前我从没有给父母办过生日宴，六十大寿也没办过。不对，准确地说是没机会办。因为母亲四十岁的时候才生我，她六十岁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靠助学贷款才勉强维持着学生身份，生日宴这种事情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读了研究生后，我勉强凑出两百万韩元，包下了一个小饭店。这点钱除却给父母买一套韩服和小饭店的餐费，便所剩无几了。原本还想预定店里最贵的套餐，一人一万五千块，但这么一来，就得缩减宾客的人数。思来想去，我还是给一个思虑周全又与我十分要好的姐姐打了电话。

那个姐姐在求礼经营一家米糕店，所以我又叫她米糕店姐姐。姐姐的母亲是我母亲的战友，曾经是一名联络员，并没有上山搞游击，因而避免了牢狱之灾。听说当年她没了丈夫，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本身就过得捉襟见肘，但在我母亲出狱后，两人每次见面往来，她都会倾囊相助。得知我母亲患上了胃病，除了正餐只能吃一些艾草糕，她更是经常把我母亲拉到她女儿的米糕店里，让我母亲一次吃个够，最后还偷偷地给我母亲塞上一大包带走。姐姐的母亲去世之后，姐姐便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母亲。除了米糕和煎饼，还会经常给我母亲送来各种泡菜和小菜。所以对于我母亲来说，姐姐甚至比我更像女儿。而且姐姐慢声细语、举止轻柔，特别地从容持重。

“你啊，没在那家店吃过饭吧？一万块的套餐里就有很多小菜了，吃不完的。要请的都是些老人家，能吃多少呀，点那么贵的干吗？你还是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姐姐轻柔地回复我，接着又补充道，“米糕就由我来做，我就是开米糕店的嘛。”

姐姐最后做好带过来的，不仅有米糕，更有全罗道宴席中不可或缺的凉拌斑鳐、各种煎饼和亲手做的羊羹。好像信不过饭馆的手艺似的，她还腌制了泡菜。也多亏了她，最后生日宴办得很成功。母亲第一次穿着女儿给她买的带外袍的整套韩服，止不住地一直流泪。父亲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但一桌桌挨个儿喝了一圈的酒，别人给他敬的一杯都没落下，看来很是满意。说起来，也算是场完满的宴席了。

快结束的时候，堂姐把我叫过来问道：“孩子，乐队什么时候来？”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摆宴席还要请乐队，也没去过什么有乐队的场合。

“我没有请乐队……”

“哎妈呀，没乐队不就等于包饺子不放馅儿嘛。”

“爸妈都不喜欢太吵闹，所以我没想到这一点。”

“我们家孩子都懂的事情，你这事就没做好。你怎么不来问我们呢？”

就算没有乐队，酒过三巡之后，那些表亲堂亲们还是起了性子，敲着筷子，唱起热闹的韩国老歌来，甚至过了包场时间也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只好着急忙慌地在楼下的KTV里定了个房间。父母觉得难为情，说“唱什么KTV啊”，连包间都没进就一溜烟跑了，只剩我被逮住，遭了不少罪。

后来我才知道，但凡身上流着一滴高家血的，不管是大伯家还是小叔家，不管是大姑姑还是小姑姑，全都喜欢饮酒作乐，个个能歌善舞。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中还有几个歌艺了得，说是歌手也不过分。都已经定了最大的包间，还是因为二十来号人全都跑到了舞台上又唱又跳，挤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紧紧贴着墙站了一会儿，等到那些醉醺醺的亲戚们在兴头上没空注意我的时候悄悄溜走了。最后谁也没发现我跑了，算是当天最大的幸运。

“哎哟喂，哎哟喂！”

大伯家的大堂姐号啕大哭着走进门，一头扑倒在了会客厅的地板上，好像哭尽了全身的力气。

“哎哟喂，二叔在炮火中都活了下来，怎么能走得这么稀里糊涂的呢！”

蜂拥而至的堂姐们从四面扑上来，把我揽入怀里大哭起来。我被挤在中间，瞪大眼睛四下搜寻了一圈，没有看到小叔的身影，心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来是庆幸还是遗憾……

堂姐们哭个不停，让我略微有些诧异：断送自己弟弟前途的二叔死了，有那么令人哀痛吗？据我所知，堂亲们没有公开说过我父亲的不是，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微妙的隔阂。一方面，父亲是说什么都在理、聪明又有本事的老爷子；另一方面，他又太有本事，当了赤色分子，成了拖垮整个家的糟老头。父亲既是高家的骄傲，也是高家败落的元凶。

在父亲刚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大堂姐还在读小学一年级，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恐怖的一天。背着枪的军人闯进教室，大声威吓着，让见过高尚旭的人举起手来。从那时起，大堂姐就一直认为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几十个军人都抓不到他。怎么说呢？就像是突然发现隔壁屋背过自己的那个人竟然是有头有脸的历史人物？虽然那是一段失败的历史。

总之，就算没有这些事，父亲也总是与亲戚们格格不入。冬日夜里闲来无事叫他一起玩花牌，不愿去的话不去就是了，结果他专程跑去教训别人，说在游戏上浪费人生能行吗？不如趁这时间读读《新农民》，那上面有农业的未来。杀狗杀猪吃的时候叫上他一起，他却说，别光顾着嘴上享乐，要管管孩子的学习。特别扫兴。去参加周围人家的宴席，他也总是灌下一杯烧酒就走了。所以别说亲戚们了，就连周围邻居都不常往来，只在有困难的时候找上门。这样的人死了，真的会让人这么悲痛吗……

再说了，父亲今年八十二，能活久一点儿当然更好，但这个年纪走了，也算不上特别令人悲痛吧。真要说悲痛，那恐怕要算父亲的老年痴呆了。母亲看着理性主义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后性情大变，被父亲折磨得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高血脂的，什么病都患了一遍。又怕他在人前惹出麻烦，只能竭力阻止他出门。虽然事实证明，光靠母亲通常是拗不过父亲的牛脾气的。

除了我和母亲，只有朴教官知道父亲患了老年痴呆。大堂姐有次赶完集来到我们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咂着嘴说：“二叔老了，也是显得有些砢碜哈。这怎么办啊……”

母亲听不了这样的话，郁闷得一晚上没睡，她怕父亲的病情恶化下去，会给过去的高风亮节抹了黑，于是拼命对他严加管束。也正是因为这样，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和我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走的时机刚刚好，还没有人知道他患上了老年痴呆，他也还没在别人面前展露出失智的一面。说不定真正让父亲一头撞上电线杆的，正是在他渐渐死去的脑细胞中坚强残存下的最后一丝理智。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父亲。

哭得悲痛欲绝的大堂姐突然停下来，问我：“孩子，丧服怎么弄？花钱的事情我不方便多说，但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穿丧服接待宾客呢？让外人见了多不好看。”

幸好东植早前嘱咐过，要不就难办了。我正好趁机从第一次拥抱我的堂姐们怀里退了出来，取来四套丧服递给她们。住首尔的两个姐姐估计要下午才到。

“就是嘛，这样多好。丧服能花几个钱？这么多亲戚呢，让你一个人当丧主怎么行。你爸苦了一辈子，最后这一段路得让他走得安心才是。你爸也会高兴的。”

怎么可能。父亲可是唯物主义者，才不相信什么死后的事情。有一次母亲聊起墓地，说希望自己死后能埋在智异山上向阳的地方。父亲听了，把手中的报纸一下拍在了膝盖上——这么说起来，我记忆里的父亲十有八九都在读报纸、看电视新闻，或是听新闻广播——接着用他那双斜眼瞅着母亲说：“我看你一点儿都不唯物主义。死了就一了百了，还谈什么要埋在哪里。埋在哪里重要吗？”

当时的我因为放假正好待在旁边，也觉得父亲说得在理，插嘴问道：“爸你真的不需要块墓地吗？”

“那还用问！要什么墓地！国家就这么巴掌大点，死的人都要埋地里的话，还有地剩下吗？我们死了的话，就一把火烧了吧！”

母亲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好像有话要说，但她被父亲说自己不唯物主义的话压得喘不过气，也就没有张口。

“烧完以后你看哪里方便就撒到哪里吧。撒到河里喂鱼也行，撒到田里当肥料也行，反正死都死了，这身子总得派上点用场啊。”

这么唯物主义的回答，我挺满意的。

“那祭拜的时候怎么办？”

“祭拜什么祭拜，你要是有兄弟姐妹，还能趁这个机会见个面聚一聚。就你一个人，有什么好祭拜的。”

父亲果然骨子里就是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个不孝女，父母八十多岁还没给他们找好墓地，连遗照都没有想到要拍。但既然这是父亲的遗志，我照办就是了。果然唯物主义就是简单干脆。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米糕店姐姐。她的手艺远近闻名，开店赚了不少钱，代价就是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因为身体吃不消，姐姐的店很早以前就关了，但我还是习惯叫她米糕店姐姐。

“姐你从哪儿进来的？我一直看着入口啊。”

姐姐指了指通往厨房的后门。

“这儿还有个厨房能用呢。这儿挺好的。叔叔走的最后一段路，我还能给他亲手做一顿饭菜。”

这时，休息室里又传来了一阵哭声，是堂姐们进去换衣服见到了我母亲。

“是你堂姐们来了吧？”

姐姐果然阅历丰富，不用看也知道。也是，讣告才发出去没多久，能在这个时间点赶来的只有住得近的人，如果不是堂姐们，母亲也不会哭得这么大声。姐姐在我耳边轻声问道：“你请她们当丧主了吗？虽然我知道你一个人肯定也没问题，但你还是私下试探一下她们是怎么想的。她们应该会答应的。”

姐姐的话跟东植说的一样。是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做丧主不合礼数吗？还是说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只要是一个人做都不太好看？我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必要坚持自己独自承担。虽然父亲经常说凡事都得靠自己，但想必在他自己的葬礼上，他也不会怪罪我找了堂亲们帮忙。更何况父亲也说了，死了就一了百了，那这后事就全由我负责，由我决定了。

“嗯，她们去换丧服了。”

“那就好。她们本来就是爱揽事的人，不这么做的话，怕到最后说什么不中听的话，委屈了你。”

原来姐姐的想法跟我完全相反。看来在洞察人心这件事上，我不如小学文凭的姐姐，并不只是因为我无暇顾及这些。别人都评价我“正直果断”“精明干练”，但我也常常会莫名搞不清楚状况。父亲也是一样。所以我才无法否认自己是个游击队员的女儿，即使这个身份紧紧扼住了我的一生。

换好丧服的堂姐们扎堆走了出来。三个堂姐、三个堂姐夫，加上堂哥一家，坐满了两张桌子。米糕店姐姐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角，一反常态地用非常尊敬的语气说道：“麻烦请出来一下，有事商量。”

堂姐们都望了过来，似乎好奇说话的人是谁。姐姐一边站起来，一边自我介绍：“我是这边负责厨房的。”

“那拜托你了。”

堂姐们听说是负责厨房的，一下子失去了兴趣。我便跟着姐姐进了厨房。

“饭、汤，还有煎饼都可以在这里自己做，但还有一些得从外面点。米糕、水果和白切肉都是最基本的。橡子凉粉不点也可以，但挺好吃的，干脆点了吧。钱是要多花一些，但听说首尔来的都爱吃这个。不是很多亲友要从首尔过来吗？你同意的话，我就帮你看着办，你安心送你爸就行。”

其实都不需要问。我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而姐姐是久经沙场了。在经营米糕店之前，她就经常到办红白喜事的人家里帮忙操办宴席。有姐姐帮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看来父亲走的时候还是挺有福气的。

刚过了没几分钟，姐姐就从后门探出头来找我，说：“大姨还没吃东西吧？我怕她消化不好，给她煮了一些芝麻粥。又想着你堂亲们也都年纪大了，就多做了一些。你给送过去吧。”

姐姐塞给我一个托盘，上面摆着芝麻粥和几样小菜。

“你跟我妈打个招呼吧。”

“晚点儿吧。晚点儿没那么忙的时候。”

还没等我劝第二次，姐姐就匆匆回到厨房里了。虽然姐姐平时对待不认识的人的葬礼就很认真，但还是能看出来，姐姐今天奔走操劳，格外用心。所以父亲与其他逝者不同，还有一个为他悲痛的人亲手给他准备一桌祭品。想到这里，我突然很希望父亲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的唯物论观点是错的，因为父亲生前最喜欢吃姐姐送来的各种小菜了。

最后一段路，父亲津津有味地吃着生前最爱的食物，他享受的样子如幻影一样浮现在我脑海中。但我很快摇了摇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一刻不是唯物主义者。从尘土里诞生的生命最后回归大地，化成滋养大地的一撮养分——这是唯物主义的父亲坚信的正道哲学，一种悲凉的哲学。说不定人们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悲凉，才会相信灵魂的存在，又虚构了一个死后的世界。

刚才还号啕大哭的堂姐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笑风生了。她们游走在高声谈笑和恸哭流涕之间，而我捧着盛好芝麻粥的餐盘，望着她们失了神。一切都好陌生，像一场朦胧的梦。

黄老板递来了一杯速溶咖啡。其实一宿没睡，此刻的我最需要的是一杯浓郁的现磨咖啡，但乡下的殡仪馆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很久没喝的速溶咖啡甜得让我的身子都有些哆嗦。

“小妹，你想好了吗？土葬还是火葬？”

我想都没想，也没跟母亲商量，就选择了火葬。父亲不也说“一把火烧了，看哪里方便就撒到哪里”吗？就算想要土葬，父母他们也没能为自己买下一块半块的墓地来，我更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把房子抵押出去，倒是可以在公墓里买上一小块，但现在已经晚了。父亲走得太急，没给我留下准备的时间。天性勤勉的父亲最后一程也流星赶月一般。

“那这样的话，要先去开一个死亡证明……你去你爸去世的医院开个十份左右吧。丧主就你一个人，这可怎么办。所以还得多几个兄弟姐妹才好办事……”

“什么时候要？”

“当然越快越好啊。要有那玩意儿才能预约火葬场。求礼没有火葬场，要去南原或者顺天才行，而且那里经常是约满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张。”

到现在为止来殡仪馆的都是些老人，我得趁着还没那么忙的时候，亲自去一趟，要不到了下午，首尔的亲友们就该扎堆抵达了。这时，东植从办公室的门外嗖地把脑袋伸了进来，好像刚才就在外面偷听一样。

“你干吗呢，抓着我妹妹不让她走。她可是丧主，要迎接宾客的。”

“光是你妹妹吗？她也是我妹妹啊。我让她去开死亡证明，有问题吗？”

“我以为什么事情呢，她这么忙，就这点鸡毛蒜皮的事还要缠着她？你不看看我是谁？”

我还没认这两个哥哥，他俩已经为了我这个妹妹斗起嘴来了。东植说完，从夹克的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可是村里的老黄牛朴东植！”

我好像明白父亲为什么看重东植了。父亲也是村里的老黄牛，还是自告奋勇的那种。村里的事情，不用等别人开口，父亲就会主动冲在前头。村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一有事就来找父亲。母亲一直看不惯父亲总是拖着家里的事不管，把别人的事放在首位。而我更看不惯的是，父亲都已经年过花甲，还那么单纯地——准确地说是愚蠢地——无条件相信别人。

有一次在插秧的时节，村民们互相帮着干农活儿，最后才轮到我们家的小梯田。凌晨一点左右，电话铃声突然响个不停。父亲前一天去帮别人家插秧回来后，傍晚刚过就昏睡过去了，听到铃声一骨碌爬了起来，用清醒的嗓音接起了电话。来电的是同村的韩大叔，说自己的女婿车祸死了。韩大叔的女婿住在求礼，每天开车到光州高中上班，前一天他和同事聚餐喝了酒，在鸭绿村附近跟卡车相撞，当场就被卡车轧死了。韩大叔的女儿只有初中毕业，但长得好看，嫁给了这个高中老师，韩大叔张口闭口都在夸的女婿就是他。

“先叫个车。”

父亲随便捡了一件衣服穿上就准备出门。

“你这么走了，我们田里插秧怎么办？”

“人都死了，你还有空说这个！”但这事关我们一家三口一整年的生计，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二十亩地的收成中，还有一部分要用来贴补我的大学学费。

“大家来了以后，你看着让他们帮忙吧。我尽早回来。”

“不是自家的事情，就算主人盯着看，别人也是应付了事，人都是这样的。更何况我还要在家准备饭菜，谁来盯着他们干活儿啊。老韩女婿又不是孤儿，肯定有父母兄弟姐妹吧？有他们在就行了。你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啊。”

母亲虽然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也依然坚信人的本性就是会对他人的事情应付了事，所以拦在了父亲面前。

“要不是迫不得已，人家这大晚上的会给我打电话吗？！”

又是这该死的“迫不得已”。“要不是迫不得已，至于这样吗？”已经成了父亲的口头禅。我和父亲不同，我不相信别人真的是迫不得已才来找我父亲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会找自己最信任的或者最好说话的人。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一样：这些在困难时获得别人帮助的人，能一辈子把那份恩惠记在心里的，十个里都没有一个。受恩惠的人比施恩惠的人更加健忘。出手相助倒不是图什么回报，但好意被人遗忘，还是会受伤，至少大部分的人都如此。不过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父亲就算这样也不会受伤。因为他相信，人们都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要怪就怪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才更需要革命。

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父亲绝不会妥协，所以他推开母亲，一头钻进了夜色里。那天，是父亲再一次发挥了游击队员的特长，把卡车下韩家女婿被轧得粉碎的尸体——连医院急救队都难以下手、惨不忍睹的尸体——收拾了回来，就像他许多年前收拾那些被砍了头、中了枪、脑浆四溅、内脏暴露的战友尸体一样。后来父亲还四处奔走，帮忙安排医院和殡仪馆，直到深夜才回到家。而那时母亲还在田里没有回来。

正如母亲预想的那样，村民们在我们家那块不规整的梯田里插的秧歪歪扭扭，连四角都空着就草草收工了。于是母亲一个人伴着星星，把二十亩田的边边角角都插满了。直到父亲睡死过去后，母亲才手脚并用地爬了回来，一边给破皮的膝盖涂药，一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冷峻如我，也不知道性格像谁，听着母亲极力压抑的哭声想：如果母亲逃到了北边，对自己的农活儿如此费心，肯定一早就被清算了，这就是他们所坚信的社会主义的真相。

几天后，迫不得已在凌晨一点求助父亲的韩大叔提着两斤猪肉前来表示感谢，一副随时都要哭出来的样子。不过父亲帮付的打车费他没有还回来。

“父亲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呗。”

听到我的冷嘲热讽，父亲用他一贯的斜眼瞪住我，好像我是一个外人，不对，好像我是别人家的“惹事精”一样，说道：“要不是迫不得已，他至于这样吗？！这点钱都给不了，你说老韩的心里有多难受！”

迫不得已个鬼。没过多久，韩大叔就为恢复单身的女儿卖了房，条件是自己要在新房子里再住上十年。所以韩大叔有钱给女儿，却永远没钱把我父亲付的打车费还给他。父亲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多次往返于镇子和光州之间，忙着帮韩大叔处理身故保险理赔的事情。

自称跟我父亲一样是老黄牛还以此为傲的东植递给黄老板两张我父亲的死亡证明，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了我。看来要用到的地方还挺多。父亲因为赤色分子的身份，出狱后还是经常被特殊对待。搬家的时候要提前向辖区的警察局报备；一旦离家三四天，就得要事无巨细地把去哪里、去见谁、做什么都交代清楚。就算他老到连一袋二十公斤的栗子都抬不动了，还是有一名刑警负责盯着他。虽然说到了这一步，不管是盯梢的人还是被盯梢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变成称兄道弟、一起碰杯的朋友了，但总之，父亲似乎直到死后，才得以走上一个正常大韩国民正常的人生流程。

“哎呀，看我这脑子。小妹，你快去看看。说是盘内谷的老人家们全来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结果光开些没用的玩笑了。”

出来一看，老家来的客人们都已经吊唁完毕，陆续在堂亲的隔壁桌落座了。盘内谷的人，就差小叔没来了。我突然想，我是在等小叔吗？虽然我觉得怪罪他人是一种没用的表现，有些看不起小叔，但我骨子里还是父亲的女儿，我还是有些期待被意识形态的激流所裹挟的父亲和小叔，能够在死亡面前像普通兄弟一样冰释前嫌。

在一群八十多岁的老人里，有一个陌生而又年轻的女人。不过说年轻，其实也已经是头发花白，看起来年过半百了。向老人家们打过招呼之后，那个年轻的女人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而我怎么看都觉得她很陌生。

“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是英子，张英子。我一眼就认出姐来了。姐你是一点儿都没老啊。”

英子是前面张家的大女儿，比我小两岁。我甚至有些记不清上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了。英子中学毕业后就去釜山的一家鞋厂上了班。我还隐约记得，逢年过节的时候，英子手里提着满满一袋给弟弟妹妹准备的礼物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样子。还有一次过什么节日，英子两手提满了礼物，高跟鞋不小心深深扎进了泥地里，她一副进退两难、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像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了。当时没有穿过高跟鞋的我觉得，那深陷泥潭的高跟鞋似乎就是英子未来的写照，心里一片荒凉。

“好像听说你在釜山生活啊，你怎么来了？”

“恐怕跟你爸也是有点缘分吧，正好昨天晚上回来了，所以就来跟你爸道个别。要不从釜山到这里，哪能一下子专程赶来。”

英子和父亲的缘分，并不是只有邻里关系这么简单。有一次张大叔来到我们家，一个劲地叹气。

“你倒是说句话呀，来这里不就是有话要说吗？你倒是说呀，光叹气干吗呀？屋顶都要被你吹翻了。”

“又被人给拒绝了。”

“你这话没头没尾的，我哪里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我说英子。看来是真嫁不出去了。”

“长得这么标致，你这是什么话？”

“这孩子像她妈，身上味道比较大。”

跟英子在一个村子一起度过了童年，我却对此完全不知情。英子有七个弟弟妹妹，所以她从三四岁的时候就背着哄着一点儿大的弟弟妹妹，还要洗他们拉了屎的尿布，根本没有时间跟周围的孩子一起玩。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因为忙才不去别人家串门，完全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内情。

“那味道大的哟，在宿舍都得自己住。谁要跟她住一晚上，都得堵住鼻子赶紧逃跑。所以工厂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家里饭也不吃，就一个劲地哭。我这个揪心的呀。又不能一辈子自己过，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自己一个人发愁有什么用。”

“有什么法子吗？”张大叔赶紧挨着父亲坐下，问道。

“所以我不是一直让你们多看报纸嘛！现在这个年代，哪还有人为了狐臭担心嫁不出去的，做个手术就能治好的事情！”

张大叔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狐臭还能做手术这件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父亲好像一下变成了救世主，当着张大叔的面，潇洒地拿起了电话。

“欸，你正好在家呀。明天我带个小姑娘过去，要做狐臭手术，你帮个忙。”

但凡周围人要上医院，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给全南大学医院的一个内科医生打电话。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总之那个医生就因为跟我父亲成了朋友，不得不“包治百病”，帮求礼的老百姓擦屁股。内科就不用说了，外科、皮肤科、妇产科的事情都得管。但即便是这样，他也没跟我父亲断绝联系，估计是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染过一些赤色。

第二天，父亲就带着哭到眼睛红肿的英子去了光州。但做完手术回来没几天，张大叔又在深夜提着玛格丽米酒找上门来。

“我这操心的啊，要熬不住了。”

“手术不是挺成功的吗，又怎么了？”

“狐臭是没了。”

“然后呢，又有什么问题？”

“一个女孩子家，还没嫁人呢，胳肢窝那里就被划了长长一道疤，你说她心情能好吗？一天到晚哭个不停。”

“那可是在身上开了刀的呀，它能不留疤吗？”

就好像是救了落水的人，还被对方责怪没把自己的包袱也捞上来。常把“要不是迫不得已，至于这样吗？”挂在嘴边的父亲，这次好像也有些哭笑不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但或许手术的疤痕还是比狐臭要好一些，没过多久，英子就遇到一个不错的男人结婚了。好像这之后，就没听过关于英子的消息了。大概后来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所以虽然有不少白头发，但她那张年轻时就漂亮的脸蛋依旧散发着滋润的油光。

“英子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过得挺好的。都是托你爸的福。幸好听你爸的做了手术，要不可能都嫁不出去。”

当时抱怨说“一个女孩子家，还没嫁人呢，胳肢窝那里就被划了长长一道疤”的张大叔，这会儿也把当年的抱怨忘得一干二净，说起了漂亮话。上了年纪的英子，还是跟过去一样恬静不爱说话，只是在一旁抿着嘴笑。

“听说当年还因为身上留疤哭了好几天呢？”

听到我故意闹她，英子的脸一下子红了。还是张大叔赶紧接过话茬，说道：“留疤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年差点嫁不出去了。”

“日子久了，伤疤也就淡了，现在看着还行。叔叔真是我的恩人。早该趁着他还健在的时候买些牛肉什么的过来问候一下，结果这日子过着过着就……真是对不住。”

又做女工，又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肯定很辛苦。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小时候背着弟弟妹妹、洗着尿布、四处奔走的英子，她的人生像走马灯一样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或许其中就有一幕，是英子拽着我父亲的手，焦急地等待着手术。所以，就算父亲走了，也会有一些身影被印刻在他人的时光里，每次回想起来，父亲就鲜活地活在那里。我突然有些想念父亲，想念他在我的时光里留下的无数个身影。

到了下午，渐渐来了许多叫不出名字也没见过面的宾客。都是父亲的朋友，而我邀请的还没来。虽然有堂姐们轮流站在丧主的位置迎接，但我也不能走开。上一秒还在听一个人说着跟父亲的回忆，刚有些感伤，下一秒新的宾客又迎了上来，我的眼泪都来不及涌上眼眶。看来这三天会成为我人生中最奔忙的三天。

东植游走在一张张桌子中间，细心地替我承担着丧主的责任。黄老板时不时探出头来看看现场的状况，之后好像觉得不用担心殡仪馆的费用了，便带着满意的微笑消失了。

这时大堂姐带着一个人进了吊唁厅，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像是她的大女儿京熙。京熙比我大五六岁，但论辈分来说，我是长辈。每次放假她都会回来，所以小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挺亲近的。虽然我是小姨，但小时候差个五六岁，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觉得她的首尔腔调特别好听，经常跟在她后面叫她姐姐。奶奶或是大堂姐每次看到京熙对我说话没大没小，就会毫不留情地在她背后打上一巴掌。

“她就一个小屁孩，小姨什么小姨嘛！”

京熙从来没有叫过我小姨，就算被大人教训了，还是会理直气壮地反驳。而我也不想被一个俨然大人模样的京熙叫小姨。所以郁闷的只有京熙而已。其实京熙年纪比我大，只要大人在的时候别叫我名字就行，可她不乐意，所以总是挨揍。

“姐，好久不见了。”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还叫姐呢？她是你外甥女，叫什么姐呀。”

“就是，小姨。你别见外了。”

小时候宁死也不愿叫我小姨的京熙，在这么多年之后，大大方方地叫出了口。好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她俩是母女，京熙和大堂姐不仅长得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连行事作风都如出一辙。我还记得父亲夸京熙，说她这个年代还生了五个孩子，待人又和气。堂亲那一桌坐得满满当当的，但京熙还是坚持挤在了中间。大伯家的一大家子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特别有凝聚力，就算散落在全国各地，还是能办成聚会，一年聚上四次，像办喜事一样热闹、开心。

“你不是要带孙子吗，怎么也来了？”

三堂姐问道。京熙一边把筷子伸向橡子凉粉，一边回答说：“别人不好说，但二爷爷走了，我得来送送他啊，三姨。二爷爷对我这么好……”看来米糕店姐姐说得没错，橡子凉粉贵是贵了点，但确实最好吃。

“怎么好了？放假的时候看到你们确实特别亲近来着。”

“多亏了二叔，京熙这条腿才保下来的。”

我这才想起了一段深藏已久的回忆。那时我还在上高中。京熙读完高中后就在一家公司当了一个小出纳。一天一大早，大伯家就跟闹了丧事一样，传来了一阵号啕大哭的声音。没过多久，就看到大堂姐揪着京熙的头发，拽着她出现在了我们家。京熙一直扯着嗓子嗷嗷哭个不停。

“二叔，你说该拿她怎么办吧。这臭丫头迷上了耶和华见证人还是什么的邪教，这下要把我们家都搅没了。淑子不也是迷上了教会，嫁给了一个马上就要死了的男人吗？我现在一听到这个教那个教的，就恨得牙痒痒，浑身的肉都跟着抖。”

大伯家最小的女儿淑子是几姐妹中长得最好看的，而且跟大堂姐的年纪差得比较多，所以在姐姐们的帮助下读完了高中。堂姐们特别希望这个最小的妹妹能嫁个好人家。淑子姐在镇里读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在牧师的介绍下跟一个男人相亲，很快就结了婚。男方父母都是教会的执事，一家人都是虔诚的信徒。也不知道牧师介绍的时候是否知情，总之后来发现男方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淑子姐的丈夫不出半年就死了，只给她留下了一个遗腹子，是个女儿。婆家本来期待生个儿子传宗接代，结果一看是个女儿，就把淑子姐和刚出生的婴儿赶出了家门。父亲火冒三丈，没想到一个信奉上帝的人竟然可以如此人面兽心，领着淑子姐一路杀到了光州。但这场风波还是以父亲的惨败告终。还没说上几句，父亲就被泼了一盆污水，悻悻而归。父亲后来咂着嘴说那些人就是些不值得交往的家伙，接下来的那句话我至今都还记得：“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能说会道，舌头上都要长出花来了。看来要练好口才，信耶稣就行了。”

在村里，父亲的能说会道是出了名的。但事实上，不管是吵架还是打架，父亲都一塌糊涂。只要对方脏话一出，父亲就立刻败下阵来，因为他根本不懂得怎么对付脏话。

“哎哎，你冷静一点儿。先冷静下来，才能辩出个对错不是？！”

但冷静的人不会吵架动手，明辨对错的人也不会与人争执。聪明的父亲却没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那些火冒三丈、铁了心要吵架动手的人面前，他绝对赢不了。这样的父亲也让我很难相信他当年竟然是一个提着枪穿梭在白云山和智异山之间身经百战的勇士。我曾经肯定地认为，父亲只是背着枪在山里奔波罢了，毕竟脚程是挺快的。

在亲家那边狠狠吃了一顿亏之后，父亲很天真地问淑子姐：“你的人生都被教会给毁了，你但凡是个人，都不会再去了吧？”

父亲傻乎乎地对此深信不疑。但在我看来，淑子姐跟父亲完全是同一类人。当年父亲在山里吃尽了苦头，出来还要参与组织的活动最终被捕，当时家里人看他的眼神，多半就跟此时他看淑子姐是一样的。

正如父亲结束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出来后依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念一样，淑子姐也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念，反而认为这些苦难都是上帝给自己的试炼，在宗教里越陷越深。那之后我们一大家子一提到教会就忍不住摇头，更不用说这次是一个邪教了。京熙这下要遭殃了。我一边想，一边悄悄站起了身。接下来说不定要大闹一场，我可不想凑热闹。正要开门的一刹那，父亲用异常低沉的声音说道：

“由她去吧。”

父亲令人意外的回应让京熙的眼泪一下止住了。大堂姐也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追问了一句：“什么？”

“我说，她要咋样，就由她去吧。”

“二叔！你亲眼看到淑子那副模样了还这么说？人家都说这是邪教，比教会更严重的啊！”

我也想反问父亲，不是说宗教是民众的鸦片吗？可转眼我就想明白了，父亲在监狱里也算是经常接触这类人了，后来还不厌其烦地称赞过他们好多次，说他们要比某些自私的同僚好得多。

“一来反对打仗吧？二来没有‘十一奉献’[源自《圣经》的宗教传统，具体表现为将信徒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吧？没什么不好的。这些家伙都是因为反对打仗，不愿去军队，才主动把自己送进监狱的，很了不起。而且听说他们没有牧师，应该也不会敲诈别人钱财，断送别人前途。”

一听到“不会敲诈别人钱财，断送别人前途”这句话，大堂姐瞬间没了脾气，甚至也没再追问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家人们都把父亲的话奉为准则，父亲说一就是一，父亲说二就是二。只要不是劝他们变成赤色分子，就算父亲指着骡子说是马，他们也会信。大家时不时就叹着气说：“你说他这么一个正直又聪明的人，怎么就成赤色分子了呢？”然后还会再加上一句：“不过也是，那年代，但凡聪明点的都是赤色分子。”

“何止是聪明点的都是，随便是个虾啊蟹啊的，都是赤色分子。”

刚解放后的韩国是什么样，书里没有教过，我都是在家里这么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来的。一听到全家人都认可的二爷爷站在自己这一边，京熙立马捋着满头的乱发，理直气壮地冲她妈妈吼道：“妈你就是什么都不懂！还是二爷爷有文化！就算在这种山沟沟里生活，也对我们这么了解。”

小学毕业的父亲突然被捧成了有文化的人，本来默默接受夸赞就是了，结果他还一本正经地说：“京熙啊，人的想法随时都会变的。所以你也再好好想想，全世界的科学家不都赞成进化论嘛，难道他们都是傻的？所以啊，你别光听教会说什么。多读书，多学习，别光想着上帝，用你自己的脑子好好想想。这就是为什么人身上长着个脑袋啊。”

京熙虽然不太高兴，但毕竟自己的宗教得到了认可，又不好反驳，也就噘着嘴、挠着掉了一大撮头发的后脑勺回去了。

京熙的信念跟我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传教的能力更是非凡。传教的对象除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有其他堂亲，在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她共发展了六名教徒。相比之下，父亲从山里出来后，却没能把社会主义传播给任何人，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影响不了。在得知好几个甥侄都成了耶和华见证人后，我就想，看来我们家真的是一个重信仰的家庭。宗教也好，意识形态也好，总之少了信仰就难以维持。

父亲说得没错，京熙的钱财没有损失，前途也没有被断送，反而遇到了另一个“见证人”，结了婚。两人夫妻恩爱，生了五个孩子，京熙还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日子过得很滋润。而且听说她很早就在盘浦还是蚕室那边全款买了一套带两个洗手间的房子。

“还好当时去找了二叔，要不光听你们说的，差点把京熙给收拾了。”

二堂姐塞了满满一口橡子凉粉到嘴里，一边嚼一边含糊地问道：“我们怎么了？”

大堂姐一巴掌拍在二堂姐的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信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就要把家败光了，非得把她狗腿打断不可，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好好的一孩子，差点就因为听了你的，把她当混账收拾了！”

“那还不是因为别人都这么说，我担心嘛。我还能故意把她当混账不成？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呗。都多久前的事了，现在还拿出来嚷嚷。哎呀，你这老太太下手还真狠，哎呀，好疼啊。”

二堂姐一边揉着挨了巴掌的后背，一边说。大堂姐抚摩着京熙已然像自己丈夫一样花白的头发，大概是回想起了自己紧紧揪着京熙当时乌黑亮丽的头发到我们家的场景，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孩子，你把头发染一下吧。还没到六十呢，叫人看着都得以为你是个老婆子了。”

“就是说呢，这点要遗传妈多好啊，光遗传到些不好的……要是脸像爸，头发像妈就好了。”

话音刚落，大堂姐就往京熙背上拍了一巴掌，不过跟拍二堂姐不同，这次的力道很小，声音很轻。

“你这孩子，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人来的。”

结果五十多岁的京熙调皮地吐了一下舌头。

“你还不信？二妹，你来说句公道话。”

二堂姐刚端着一碟装得满满的橡子凉粉回来，听到这儿耸了耸肩说：“论脸蛋，还得是姐夫。当年姐夫骑着马进柴门的时候，我那个心跳得扑通扑通的。京熙你啊，跟你妈长得一模一样。要是长得像你爸，拿个韩国小姐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

“你们这些家伙！”

二堂姐的几句话把大家逗得开怀大笑。被夸赞脸蛋比大堂姐还好看的大堂姐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呵呵地笑着，一脸和善。这样的画面对我来说很陌生，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家的对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要事。例如我大学要读什么专业之类的。父亲问我，我就回答。我说要去英语系，父亲就说去新闻系或者法学系吧，出来当个记者。我没有反驳，事情就敲定了。所谓的要事还包括：吃饭还是吃面——父亲说吃饭，我说吃面，于是就定了吃面；吃萝卜饭还是白米饭——父亲说萝卜饭，我说白米饭，于是就定了白米饭。这一类的要事几乎占据了我们家对话的一半。要不就是“去摘栗子吧”“来拣栗子吧”“干吗把大粒的放到小粒堆里”“别应付了事，好好拣”“去交货了”“把最好的挑出来给娥依的导师”之类的。

二是时政。父母每天一睁眼就要看新闻，经常是母亲问，父亲答。例如母亲问：“这次会是谁上任？”父亲就说是谁谁谁，基本都能猜中。新闻简讯提到朴正熙死了[朴正熙为韩国第3任总统，上任后施行独裁手段大力发展经济，厉行反共政策。1979年10月26日晚餐席间遇刺身亡。]、由国务总理代任总统的那个清晨，母亲又问：“新社会真的要来了吗？”一大早就守着广播的父亲不屑地说：“新社会哪有那么容易来！军方势力能轻易罢休吗？”事实证明父亲这次的判断也是对的。总之我们家里总是进行这一类对话。我成为大学生之后，父亲经常问我：“你们学校怎么样？成立民主学生会了吗？大学生们是怎么看待光州运动[又称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由韩国光州市民和学生自发组织的反抗军事独裁的民主化运动。]的？”也多亏了父亲，我从小就是每天听着美国如何、朝鲜如何、共和党如何之类的话语长大的，跟家常便饭一样。这一类对话又占据了要事之外的对话的一半。

三是游击队的故事。基本是这两位游击队员背着我说的悄悄话。当然，在我们家这么小的地方，什么都能听见。这些悄悄话占了我们家对话中一半的一半的一半。我就这样每晚偷听着游击队的故事学习现代史。

这么说，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一家人之间很少对话，那可就错了。我们家的对话比任何一家都要多，只是都太公共、太有条理、太政治，不会出现“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啊”“怎么不学习啊”“看着这衣服漂亮就买回来了，你快穿穿看”“怎么老穿裤子啊”“有没有男朋友啊”“怎么不谈恋爱啊”之类普通家庭的日常对话罢了。父母虽然回到了日常生活，骨子里却还是革命家，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恋爱、衣服、化妆等等，都是一种没什么意义的奢侈。而我被夹在中间，既不是革命家，也没有什么信仰，从未体会过日常对话是什么滋味，就这么长成了大人又老去了，还变成了一个不能容忍任何不严肃的老顽固。所以父亲啊，我太委屈了！但无论如何都于事无补了，父亲已经死了，就连在死后的遗照里，他也还是一脸严肃、事不关己的样子。

二堂姐摸着背又赶忙岔开话题，说道：“姐，你再打个电话吧。兄弟姐妹就剩他一个了，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太那个什么了。”

“都说了他不接啊，我有什么办法。”

“你再打嘛，说不定刚刚起来啊。”

看来堂姐们也在为小叔的事情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大堂姐立马忘了京熙的事，拿起了电话。铃声响了有十声都没人接。大堂姐看了看我的表情。我没告诉她们小叔已经跟我通过电话了，如果她们知道小叔是故意不来的，只怕会更难受。

“孩子，应该马上就来了，多半是昨晚又喝醉了。哥哥走了肯定得来啊，不会不来的。”

我是没关系，小叔不来的话可能还更自在些。不过就像堂姐们说的，他是父亲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了，就算他觉得这辈子都是哥哥有负于自己，但毕竟两人还是骨肉兄弟。他们之间的那一道隔阂说到底就是父亲的政治思想——对于父亲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对于小叔来说却是彻骨之恨。堂姐这么说，是因为我脸上露出了失落的表情吗？

“孩子，你应该不知道吧？”大堂姐把屁股挪了过来，紧紧挨着我坐好，四下环顾了一圈，小声说道，“可能连小叔都不知道。这话我从来没有跟谁说过，估计除了我就没人知道这事。”

高家人都守不住心里话。我很难相信，继承了高家最纯正的血脉的大堂姐，还能有什么事情没有跟别人说过。

“那应该是丽顺事件刚发生后的事情。我还在读一年级，小叔读二年级。当时我们学校两个年级一个班，所以小叔跟我在一个教室上课。”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堂姐跟小叔竟然只差一岁。也就是说，婆婆跟儿媳妇相继产子，中间只隔了一年。这么说起来也有可能，因为奶奶十三岁的时候就嫁到了我们家，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一个是我叔叔，一个是我堂姐，辈分让我一直以为堂姐的年纪要小得多罢了。

大堂姐说就在丽顺事件发生后大概十天，那时秋收已经结束了，刚进入晚秋，早晚天气凉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父亲因为被通缉，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带着十四团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了村里。十四团就这么在盘内谷停留了大约一周。小小的村子第一次这么热闹，用大堂姐的话来说，就像要大摆筵席一样。小叔跟大堂姐，还有村里其他的孩子们都被年轻军人训练的模样深深吸引，看得忘记了时间。一天，大堂姐又是一大早跑去看部队训练，结果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过去几天的喧闹就跟一场梦一样。盘内谷如同打了霜的南瓜叶，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的了。大堂姐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回了学校。结果两个小时的课刚结束，就有军人提着枪闯进了教室。

“见过高尚旭的，举起手来！”

当时还只有八岁的大堂姐从军人的口中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吓得腿都软了。虽然年纪还小，但大堂姐的直觉告诉她，这时可不能告诉他们高尚旭是自己的二叔，也怕哪个孩子张嘴就说“她是高尚旭的侄女”。她把头压得低低的，心里害怕得不行。但是，因为个子矮隔着两排坐在大堂姐前面的小叔，唰的一下把手举了起来。

“高尚旭是我二哥！是文尺乡党委会委员长。”

当时乡党委委员长是乡里级别最高的人，小叔觉得有这样的哥哥很自豪。

“哟嚯！你什么时候见过高尚旭的？”

“他跟军人们在村里宰了三头猪，庆祝了五六天呢，但今天早上一睁眼，就没看见他们了。”

“要是当时坐小叔旁边的话，我肯定偷偷戳他一下，让他把臭嘴闭上，可惜当时隔得远。我当时心里着急的呀，心想要是小叔没点心眼，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抖出来该怎么办，他这个人本来就管不住嘴……”一九四八年，自己八岁时的事，大堂姐记得一清二楚，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天，军人们把枪顶在九岁的小叔背后，进到了村里。因为父亲一早就交代村民们躲起来，所以只剩下当村长的爷爷留在家里。与父亲不同，爷爷是支持韩民党的，所以最看不惯父亲走上赤色道路的人就是他。爷爷没有听从父亲的嘱咐躲进山里，而父亲觉得话已经传到，肯定都躲好了。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没躲起来，大概是觉得自己本来就支持右派，不至于被当作叛贼吧。如果小叔当时没有说父亲他们宰了三头猪庆祝，爷爷能像他所坚信的那样活下来吗？那天找上门的并不是求礼的警察，而是外地来的军人，几天前被十四团打得落花流水的就是他们。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根本不在乎爷爷是左派还是右派。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那帮军人、爷爷和小叔，事实真相已经无从知晓了。

军人在离开前，往每一家都放了火。不管是祖上贵族留下的传统韩屋，还是平民老百姓住的破草房，全都燃起了熊熊大火，火焰包裹着浓烟瞬间吞没了整个盘内谷。村民们看到自家着了火又不能下山抢救，只能急得直跺脚。直到看到军人们的身影消失在新修的马路那边，村民们才下山回到了村里。后来是大堂姐在浓烟笼罩的亭子边发现了爷爷的尸体，还有一旁被吓得尿了裤子的小叔。

“那时候啊，如果小叔没有举手的话，说不定爷爷也不会死……”

大堂姐用衣带擦了擦眼泪，自言自语般说道。

那天盘内谷的屋子被烧得干干净净，村民们连一床被子、一件衣服都没能抢救回来，只能穿着身上的最后一套衣服四散而去。

“我们跟着妈妈回了她娘家，奶奶带着小叔和姑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再回来的时候，小叔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小叔有个外号叫麻雀，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爷爷还经常咂着嘴，说小叔这嘴太碎，迟早得吃苦头。没想到后来变得跟个哑巴似的。到我嫁人之前，听他张嘴说话好像都没有超过五次……估计他也觉得那天是自己多嘴了，一直放不下吧。所以啊，这个原本连一秒钟都安静不下来的人，到最后完全把嘴封住了。虽然说后来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多少好了一些……”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隐情。我还以为小叔只是埋怨父亲成了赤色分子，毁了这个家，还让自己没书可读，所以才事事怪罪到父亲头上。当时九岁的小叔只是单纯地以哥哥为荣罢了，怎么能想到会因此把自己的父亲送上了绝路。或许小叔真正埋怨的，并不是成了赤色分子的哥哥，而是九岁时自己引以为傲的那个哥哥。小叔那不把自己灌醉就无法承受的人生，和只能对自己哥哥发泄的怒火，第一次让我觉得很可怜。

“不知道是因为我当时也还是个孩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那天的事我一直都没敢提起。现在想想，不管是生错了时代的二叔还是小叔，都特别让人心酸……搞不好现在小叔也在回忆那天发生的事，两兄弟就是从那天之后成了仇家……”

村庄被熊熊的火焰包围，灰色的浓烟遮盖了灿烂的秋日天空。就在那烟火中，九岁的小叔尿湿了裤子晕倒在地，爷爷躺在祖上世世代代吟诗作对的亭子旁，连中三枪，死不瞑目——大堂姐的讲述太过生动，让我似乎回到了一九四八年的秋天，站在村里见证了这一切。

“不过，孩子，就算小叔不来，你也别太失落。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这会儿肯定又是醉得一塌糊涂了。”

父亲知道吗？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弟弟因为自己做了乡党委委员长如此自豪，又因为这份自豪把他们的父亲推向了死亡，最后因为这一辈子放不下的遗憾而把哥哥当成了仇家？我总觉得父亲应该知道，所以他才会每次面对小叔的破口大骂，都像一尊佛像一样默默地坐在我们家或小叔家的檐廊上，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不过他也可能只是隐约感觉到，却不知道具体内情，毕竟没有人看到那天的真相。那天小叔需要独自承受的恐惧和自责，若不是亲眼所见，又怎么敢说自己知晓呢？果然，小叔也有小叔的苦衷。那是一些少了烈酒的麻醉，就一刻也无法承受的苦衷。

会客厅已经够热闹的了，外面却传来了更大的喧闹声。一直用丧服系带擦眼泪的大堂姐转过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没想到聒噪又粗枝大叶的大堂姐的内心此刻却像一个熟透了的水蜜桃一样，感觉轻轻一碰就会破出水来。这不禁让我怀疑，眼前这位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爱操闲心又有些粗野的大堂姐吗？我是不是其实什么都不懂？我打开了会客厅的门，看到一个老人正挥舞拐杖敲打着吊唁的花圈。

“县长？这个又是什么？国会议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十几个花圈一字排开，其中有着知名国会议员名字的那个格外抢眼。我跟他自然是从未打过照面，只知道他曾经是很有名的社会运动家，从事过工人活动，现在是进步政党的国会议员。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知道我父亲去世，还送了花圈过来？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九十年代之后，我父母接受过几次采访，节目播出之后，除了记者，也有不少别的人找上门来。那个国会议员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赤色分子死了，拍手叫好都来不及，这些吃着公粮的人，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打算要走共产主义统一路线了，还是怎么的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回来的黄老板赶紧迎了上去。

“哎哟，您这是干吗啊，都是认识的人。”

黄老板一边拽着老人要往办公室走，一边冲我使了个眼色，用下巴示意让我回吊唁厅。老人右裤腿的下半截空荡荡的，明明腿脚不便，力气却跟头牛似的，在黄老板的拉扯下还是纹丝不动。

“他不是你哥的朋友吗？在哥哥朋友的葬礼上胡闹能行吗？”

“谁跟他是朋友！他就是个混蛋，把我哥变成了赤色分子，把我家都毁了。我高兴都还来不及！死得好啊！”

老人被黄老板一点点拽往办公室，说着还不忘转身啐了一口唾沫。其实在韩国，对赤色分子指指点点的又何止这个老人呢？父亲这么些年都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脑子里明白，心脏却止不住地怦怦直跳。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正直聪明的父亲对于某些人来说，也不过是个可以被随意吐口水的赤色分子罢了。

“黄老板，你说我能不愤怒吗？啊？你想想，我跟越南人打仗成了个瘸子，一分钱没捞着。结果一个赤色分子死了，又是县长又是国会议员的都来送花圈，像话吗？那混账是独立军还是爱国将士？都不是！他就是个叛贼！”

直到两人都进了办公室，我还是留在原地，挪不开步子。如盛夏般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停车场的水泥地，好像有一股热浪翻滚着从地面升腾起来。

“欸，小妹。愣着干吗呢？你进去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黄老板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你别放在心上，这老爷子就喜欢到别人葬礼上撒个泼，趁机讨上几杯酒喝。你爸活着的时候他俩关系还不赖，之前还一起喝过酒，他喝几杯就会睡过去……等他酒醒了，肯定自己都觉得特别后悔。你别担心了，忙你的去吧。”

黄老板说完急匆匆地朝厨房走去，应该是去取招待老人的酒和食物了。黄老板捧着酒和下酒菜回到办公室之后，我还在原地停留了好久。不管是为了蹭酒喝还是为了别的，老人说的话都是事实。在韩国，很多人都是这么看待我父亲的，甚至可能还会有人像老人一样对我父亲的死拍手称好。可我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死了都无法被原谅？这会儿太阳越升越高，地面也越来越热了。

黄老板把头探了出来，跟我对视了一下，招招手让我过去。他和跛脚的老人站在了花圈前。我这才有机会把那些花圈挨个儿细细看了一遍：求礼和谷城县县长、正义党国会议员、校长、院长、系主任、某某出版社……来自各处的花圈排成了一列，足足有二十多个。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多少能猜到一些。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前辈当了母校的校长，这些人应该都是受了他的影响。那个前辈组织过学生运动，得知我父母是游击队员后，就提着几斤肉专程到盘内谷拜访过。看来他如今虽然立身扬名了，却还保留着当年的那份心意。尽管我觉得把钱花在三天后就要扔掉的花圈上有些浪费，但对于前辈来说，应该是花了很多心思的。难道这就叫权力吗？我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生气。这时，那位在越南战争中伤残的老兵正不停地摇头，边扫视着花圈绸带上的字边问我：“你是叫娥依吧？大哥经常提到你。”

刚才还用拐杖抽打花圈的老人喝完酒，反而清醒了过来。

“刚才是我有点太激动了。想到我哥死了，大哥却活到今天，一时生气没控制住。而且大哥死了，葬礼办得这么隆重，我哥死的时候，一个知道的人都没有。不过也多亏了大哥，我才知道我哥是什么时候死的，还找回了尸体。要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祭奠他。”

老人把拐杖夹到右腋下，开始在裤子口袋里翻找起来。最后他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把那些一千元五千元不由分说地塞到我手里后，拄着拐杖转身离开了。嗒嗒……就在那拐杖敲击水泥地面的响声渐渐远去之后，我把纸币一张张展开，数了数，一共是一万七千韩元。

“你就当作是酒钱吧，等他哪天酒瘾上来了，肯定又会找上门的。到时候我来应付就行，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一直很好奇，父亲为什么坚持要回到老家来呢？之前问过一次，结果父亲一脸诧异地反问我：“有老家不回，你说我要去哪里？”

求礼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父亲的战场，所以这里既有父亲的亲朋好友，也有视父亲为敌的人。不过父亲在老家生活，倒是一点儿忌惮都没有。负责盯梢父亲的情报科刑警每几年换一次，父亲总是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谈笑风生，相处得很好。我还调侃过他，说这么想跟监视他的刑警喝酒吗？

结果他不以为意地说：“难道警察就不是人啦？陌生人之间耍刀弄枪的，求礼自己人之间可不这样。不管是赤色分子还是绿色分子，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他能举着枪对付吗？这求礼在解放后，连亲日派都没肃清。”

高家出过一个亲日分子。那个人好像靠亲日攒了不少钱，还给日本献过钱。解放后，乡里的年轻人把他拖到了堂山树下，高喊着要把他乱棍打死。还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提着镰刀就要动手，结果被人大声喝住了。来的人正是那青年的母亲。

“要不是高家人，你都活不到今天！”

据说青年小时候患了痢疾差点死掉，最后是高家人帮他付了医药费救了回来。这时周围人也开始帮腔道：“我们家孩子也差点被拉走当了学生兵，也是亏了高家人出手帮忙。”

针对高家的批斗会好像瞬间变成了表彰大会，嚷嚷着要打死亲日派的那些年轻人也没了兴致，各自离去了。

“为民族也好，为思想也好，只要人心不丢，世道再难，也能保全性命。”

父亲好像是说自己也跟高家长辈一样，没有丢了人心，所以就算是赤色分子也可以在老家生活下去。不管是父亲还是求礼人，都能和曾经的敌人若无其事地相处，这让我觉得很是意外。父亲怎么能够和一个说自己死得好、冲着自己吐口水的人一起喝酒呢？虽然已经无法听到父亲的回答，但我似乎知道他的答案——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每次我大声质问父亲“人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父亲总是回答我：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意思是说，因为是人，所以会犯错；因为是人，所以会背叛；因为是人，所以会杀人；也因为是人，所以懂得原谅。但我和父亲不同，我很讨厌总是会犯错的人类，轻易不与人建立关系。说不定就是从小看过太多次父亲被人从背后捅刀子的缘故。

“哎呀，孩子！”

黄老板好像是看到了谁，叫了一声。是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几个小时前，老人挥舞着拐杖的时候，她就在停车场的那头徘徊。

“孩子，你是五岔路口那边小超市家的孙女吧？”

听到黄老板认出自己，女孩有些犹豫地朝我走过来。如果是五岔路口小超市家的孩子，那她父亲我应该是见过几次的。让自己母亲每天弯着腰守着那个大约十平方米的小超市，他就一个人坐在小超市外面的凉床上喝酒。不知道是什么击垮了他，总之他似乎也跟小叔一样，把酒作为唯一的朋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跟谁对酌过。女孩年纪估摸有十七八的样子，脸上满是稚嫩，皮肤黑黝黝的。

“你认识我父亲吗？”

女孩点了点头。

“怎么认识的啊？”

女孩穿着一双满大街随处可见的三线拖鞋，用脚搓了搓地面，犹豫着说：“我们是……烟友。”

我不自觉地扑哧笑了一声，一个小女孩竟然跟我八十多岁的父亲成了烟友？女孩好像有些不高兴，翻了个白眼瞪着我。

“怎么变成烟友的？”

尽管女孩的眼里还有些怒气，但她还是爽快地回答：“有一次我穿着校服抽烟，被高爷爷看到敲了一下脑袋，说让我注意点德行，至少脱了校服之后再抽吧……”

“后来呢？从那之后开始注意德行了吗？”

“没有啊，我就退学了。”

就这样，退了学的孩子跟父亲成了一起抽烟的朋友。女孩瞅了瞅会客厅里面，好像是专程为了吊唁而来的。

女孩把一束菊花摆到祭台上，静静地注视着父亲的遗照，好像是第一次参加葬礼。

“你要不要拜一拜？行两次跪拜礼就行。”

女孩照我说的向父亲的遗照跪拜了两下，没有跟我行礼。礼毕之后，女孩飞快地抹了抹脸颊。看来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些我不知道的交情。在女孩转身要走时，我拉住了她，把她领到了一张安静的桌旁，心想至少让她吃点东西再走。如果父亲在的话，肯定也会这样做的。

“你跟我父亲挺熟的吧？”

女孩喝着可乐，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些小孩每天取笑我的出身，但高爷爷说，我妈妈的祖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击退过美帝国主义入侵的国家，要引以为荣。”

看来女孩的母亲应该是个越南人。对着一个小孩子说什么美帝国主义，倒是很像我父亲的作风。我不知道这个把头发染成金黄、爱抽烟，还从高中退学的孩子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恐怕父亲是知道的，肯定也以他的方式给予了她安慰。那就是若无其事地和对方相处。这种方式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伤害，但大多数时候很管用。

大学时，我把一个朋友带回家里过。那个朋友小时候遭遇过一次严重的烧伤，所以右手食指有一节被烧烂了。当父亲问他什么时候入伍，他便把那根手指举起来给父亲看。

“你这多好，估计是不用入伍了。要是伤到的是小拇指看你怎么办，入伍肯定是逃不掉喽……”

平日里每次见这个朋友，我都因为他食指的缺陷表现得小心翼翼，听到父亲的话，我差点被饭呛着。朋友却毫不拘束地大笑起来。后来朋友说，我父亲是第一个不觉得他可怜，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看待的人，说不上为什么，但好像过去所有的悲愤都在那一刻一扫而光了。

辣牛肉汤吃到一半，女孩便呆呆地望着餐桌上的烧酒瓶，看了一会儿，转身又抹了抹眼泪。

“说好等我考上了就请我喝酒的……高爷爷真是不守信用……”

女孩说我父亲每天都唠叨着让她学习，有时还会借口给她买烟，对她软磨硬泡。女孩最后也被说动了，开始准备同等学力高考。考试就在几个月后，据说父亲还跟女孩拉钩，承诺等她考上了就请她喝酒。

“酒，就让我替我父亲请你喝，好吗？”

虽然女孩还未成年，但也不是学生了，喝一两次酒应该不成问题。女孩熟练地把烧酒杯递了过来，接过酒一口干了，结果被涩得身子一抖。

“第一次喝酒吗？”

“才不是呢！我可是经常喝的！”

女孩用她这个年龄特有的豪气说。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父亲跟她成为朋友了。

“看你不像喝过的样子呀？”

“那是因为喝的是烧酒。啤酒的话我可能喝了，比高爷爷更厉害！不过高爷爷说啤酒哪能叫酒，酒还是得喝烧酒，还说要教我喝来着……没想到真他妈的涩……”

不小心冒出脏话来，女孩自己也吓到了，赶紧捂住嘴。就算把头发染成黄色，孩子终究还是孩子。可能是意识到了我的眼神，女孩扒拉了几下头发，示威似的说：“下次我还要染成粉色！”

看来女孩一直都活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而父亲应该就喜欢她那种不惧他人目光的气魄。

“粉色可能更适合你。”

女孩有些不好意思，乖乖地吃起了辣牛肉汤。

“我打算考美发师职业资格证，高爷爷还说让我拿他的头发练习呢……嘁，本来就没几根毛了。”

女孩说着又飞快地抹了抹眼泪。要参加同等学力高考，又要考职业资格证，女孩离开了学校，却为了能自食其力，每天比学校里的学生更加努力。想到自己刚才看到她染黄的头发，就觉得她是个坏孩子，我突然有些内疚。“你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这下你相信了吧？”父亲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这么教训我吧。

“娥依！你出来一下！议长和长辈们都到了！”

有人用洪亮的声音喊道。不用看也知道，应该就是当年那个十三岁就跟着我父亲上山的少年游击队员。他在山里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十五岁就被逮捕，因为坚决不肯变节，被关押了整整三十七年，一九八九年才被放出来。由于他当年跟我母亲同属南部军，所以出狱之后就来到盘内谷找她。

那是一个秋天，忘了什么原因我也在家。他跟父亲一起去拾栗子，回来的时候双手抱着满满的柿子树枝。在栗树林和我们家之间，只有一户人家，就是堂叔家。堂叔对自己的孙女都毫不留情地咒骂过，说她“一个没用的家伙，吃闲饭就算了，还要来吃我宝贵的蜂屋柿”。眼看这挂满枝头、就要成熟的蜂屋柿被人连枝带叶地摘走了，堂叔非得把整个村子都掀翻不可。也不知道该说他没点心眼，还是不通世故，总之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人。

“别人家的东西，他怎么说摘就摘啊？”

我看不过眼说了一句，结果母亲一下把我的嘴堵上了。要是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来，母亲肯定第一个站出来指责，那天却站在了他那一边。

“他还是个孩子，孩子能懂什么啊？”

我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这马上就六十了，还孩子呢……”

“他十三岁上山，坐了一辈子的牢，哪有什么机会学习这些人情世故，你得理解一下。”

在牢里也不是光睡觉就完了啊，那不也是一个人情社会吗？怎么可能不知道人情世故？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小小年纪，跑得那叫一个快，一个人跑遍了整座智异山，所有的联络工作都靠他一个人。我问他，你不害怕吗？那孩子说，一想到我们同志的命都要靠我的消息来维系，就一点儿都不怕了……”

母亲好像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孩子，用袖口擦了擦眼泪。那几天，母亲总是紧紧跟在他后面悉心照料，好像他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

“喂，娥依！”

当年那个被所有队员都疼爱有加的少年游击队员又提高了嗓门呼唤起我来，感觉我不出去，他就绝对不停下来。虽然我不愿见到他，但作为丧主，也没有不去接待的道理。就在准备转弯去见那位少年游击队员之际，我又折返回来，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女孩。

“考试通过了给我打电话，我替我父亲请你喝烧酒。”

女孩点了点头，不知道是不是涂了BB霜的原因，泪水让她满脸斑驳。

接下来该去招待父亲的另一个朋友了。

父亲的战友们给他办的追悼会持续了三十多分钟还没有结束。围坐在吊唁厅里的前游击队员有二十多人，除了那名少年游击队员，其他基本都和父亲差不多大，有八十多岁了。他们都是听到讣告后，就立马拖着年迈之躯从首尔、釜山、光州马不停蹄地赶来。还有几个人因为住院没能前来，几个人因为患了老年痴呆，已经听不懂讣告了。

二十几名游击队员轮流致辞，久久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都是些老人家，很多话憋了一辈子，一说起来就没完。其他吊唁者正准备进来，看到这一场面似乎觉得有些怪异，犹豫再三又转身出去了。于是我便走到外面的会客厅去招待他们。这些革命老战士们挤满了吊唁厅，好像形成了某种奇特的结界，换了我是吊唁者，恐怕也很难踏入其中。他们坚定的语气、好像统一近在眼前的激昂情绪，一直扩散到会客厅，让我有些不舒服。父亲也是这样。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坦然接受了南北分裂的现状，父亲却还在愤慨当代年轻人没有把统一当作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使命。

“不管你怎么想，这就是现实，还能怎么样？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你难道还要强行否定现实？”

我常常这么挖苦父亲，父亲也只是愤怒地瞪着我，闭着嘴不说话。不说话，意味着父亲作为现实主义者，其实心知肚明。他并没有后悔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信念，但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像猛兽一般凶悍的资本主义扩张，他肯定多少也感到了一丝绝望、悔恨或是悲凉。当父亲意识到自己赌上性命投入的战斗或许本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没有问过他，因为我根本无从揣测。我从没有为任何事情赌上性命，就算父亲用寥寥数语描述出感受，我也无法真正理解。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至少父亲曾经为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不惜赌上了性命。而我面对那些让我不舒服的现实时，通常只是后退几步、抱怨上几句罢了。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嘲讽他呢？我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父亲，也对那些刚走进来就被我抱怨觉得不舒服的父亲的战友，感到抱歉。此刻，父亲的战友们依然放声追忆着与我父亲的过往，抒发着期待祖国统一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以后每次参加战友的葬礼，都会发现在场的战友越来越少，再过个十年，就算收到讣告，自己可能也无力前往了。

追悼仪式终于结束了。一个只听过名字却素未谋面的老人叫住了我。他的眼神比我还要炯炯有神。

“原本战友走的时候，我们都要给他颁发统一爱国勋章的。不过你也知道……高同志选择了投降，所以……”

父亲是在一九五二年假装投降的。因为是假装，所以只有时任全罗南道党组织的最高领导金善宇委员长一个人知道内情。父亲认为，照当时的局势发展下去，游击队就得全军覆没，必须在那之前下山，回到老百姓当中重建党组织。结果他在重建组织的过程中被捕，判了无期徒刑。后来父亲又出于同样的考量，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老百姓当中，所以选择了“变节”。这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我并不在意，事实上也轮不到我来评判。我只是觉得，那些所剩年月不多的游击队员抓着变节的问题不放，计较着投降是真是假，为此还分帮结派，在背后指指点点，实在让人不舒服。

一九八九年，一位始终没有变节的长刑犯最终被放了出来，因为在光州监狱服刑期间跟我父亲关系很好，出狱后便来了盘内谷。虽然他在监狱里待了将近四十年，但穿上一身西服，样貌还是很英俊，足以和演员相媲美，哪怕站在狎鸥亭的知名百货商店前也不会让人觉得违和。据说他是长城县一个大户人家的长孙。家里因为他闹得家破人亡，现在连所谓的老家都没了。

“你在首尔靠什么生活啊？”

他没有回答父亲的提问，只是赞叹着说我母亲做的凉拌马蹄菜很好吃。

“看你上首尔住，应该是有对象了吧？”

他尴尬地笑了笑，点点头。

“女方是做什么的啊？多半是靠你那张脸勾搭上的吧？”

“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你是没手啊，还是没脚啊？靠诓骗老百姓过日子，像话吗！还是诓一个连芝麻大点的钱都不忍心不劳而获的可怜女人！你得靠劳动生活啊，劳动！”

结果他放下饭勺，直愣愣地看着空中，用低沉的嗓音小声说道：“劳动……劳动太辛苦了啊……”

听到一个游击队员说劳动太辛苦，憋了好久的我终于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可能是他自己也觉得没面子，笑了笑说：“有一次干了三天苦活儿，住了三个月医院。再怎么看，也觉得我跟劳动合不来。”

“我看你头发都白了，这资产阶级本性还是树大根深啊。你这样的家伙，当什么赤色分子啊？”

似乎在那时，父亲也终于决定理解这个资产阶级老友了。在那一周多的时间里，父亲干活儿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帮过一次忙，只顾着闲聊。之后他也常常来找我父亲。一九九三年冬天，他用悲壮的语气跟我父亲说了整整一晚上悄悄话。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家只有薄薄一层土墙，什么悄悄话都逃不过我的耳朵。

“我申请了去朝鲜。”

“那里又不是你的老家，你干吗去啊？”

“我也回不了老家了啊……跟我处对象的女人也还年轻，总不能让她一直伺候我这个老头子吧？而且像你说的，靠诓骗女人生活，我自己脸上也挂不住……”

“那你去了北边，靠什么生活啊？还不是去浪费穷苦人民的粮食。他们自己吃的都没多少，怎么活啊……你就别想这个了，留在这里学点东西，你不是擅长学东西吗？学好了为统一运动做贡献多好！”

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可以说是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了。

“我们都这么老了，还搞什么统一运动啊？”

“告诉世人我们过去的日子是统一运动，狠狠批评年轻人做得不对的地方也是统一运动！不然你以为统一运动是什么？”

对面安静了好一会儿。虽然隔着堵墙，但我好像能够猜到两人的神情，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最后资产阶级游击队员轻轻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啊，也想受人礼待，想过得好一点儿。你这样的生活，我是过不了了。”

我还以为父亲一定又会搬出资产阶级怎样怎样的说辞，结果他却没再接话。所以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和母亲，父亲是不是也会选择去朝鲜？过去赌上性命燃烧的青春，是不是可以在那边得到认可，让他活得光荣一些？

资产阶级游击队员又补了一句：“我真的很讨厌劳动……太可怕了……”

听到这儿，父亲捧腹大笑。

“你要真去了北边，可别说这样的话，要不迟早得接受人民的审判。”

资产阶级游击队员也笑了。那个晚上是他俩相处的最后一晚。在那之后，父亲便再也没有见过他。没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就算他还活着，恐怕父亲的讣告也没法儿传递给远在北边的他了。

我后来见过他一次。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去朝鲜之前，有一句话一定要告诉我。我说去他附近找他，他却坚持说要来我家见面。我住的地方又小又脏乱，我跟他也不是很熟，实在不想让他来，但他说只要一小会儿就好，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把地址告诉了他。他真的就来了一小会儿，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走了。

“我是想着走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所以约你见面。你知道你父亲是假装投降的吧？”

我当然知道。父亲从不掩饰自己犯过的错。虽然我认为他假装投降也算不上犯错……

“你可不能误会你父亲。就因为是假装投降，所以没人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叫假装了。只有金善宇知道。他死之前告诉我的，说等组织重建起来了，让我也假装投降，然后跟你父亲会合。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骂你父亲，但只有我知道真相，所以你也要相信你父亲。”

他用力握住我的手，嘱咐我一定要相信父亲。其实就算父亲是真的投降，我也不会责备他或其他任何人。为了活下来而投降，又犯了什么罪呢？但他不这么想。他似乎觉得，有没有改变信仰、有没有投降，足以成为评判一个人一生的标准。

随后他跟我握手道别，一脸轻松的样子，好像完成了在韩国的最后一项任务。当时他穿着棕色灯芯绒裤子和巴宝莉长风衣。那件长风衣的衣角在风中飞扬着，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想他真的可以在朝鲜过上受人礼待的生活，远离跟他合不来的劳动吗？除了一句客套的“注意身体”，我也说不出别的话语了。

父亲假装投降的真相，对于远赴朝鲜的他来说，是一件必须要告知我的事，并且好像生怕被外人知道，非要选在没人的家里说。对于前来参加父亲葬礼的游击队员们来说也是一样，父亲的投降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投降对于一个高风亮节的革命家来说，是一种不被允许的背叛，也是一种深恶的堕落。那一张投降声明更是足以令父亲在他们这些坐了几十年大牢的人面前，丧失平起平坐的资格。我跟他们的想法不同，所以没有作声。

老人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爱国统一人士高尚旭追悼会”。也就是说，我父亲不是他们的“同志”，只是某个正好一同参与了爱国统一运动的“人士”而已。

“但也不能连个标语都没有，你就照着这句话做几条横幅挂起来吧。”

我说要去问问母亲，转身离开了。我没有答应，不是因为对这些人感到失望，只是觉得也没什么必要非得在老家挂什么“爱国统一人士高尚旭”之类的横幅。躺在休息室里的母亲一听，立刻艰难地爬起来，摆着手说：“孩子，不能挂。因为你爸，吉洙没去成士官学院，他还活得好好地看着呢，高家还出了四个公务员，这是要给他们的胸口再扎上一刀吗？走都走了，还做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干吗……你大伯母该从坟墓里蹦出来了。就让你爸安静地走吧。”

我把母亲的话转告给老人的时候，他的眼里燃起了一团怒火。

“实现民主化都多久了，一个横幅都不让挂？出了问题我来承担，你再去跟你母亲说说。”

我也知道出不了什么问题。现在是保守党执政没错，但也不至于为了这么个横幅惊动警察。就算警察来了，最多也就是把横幅摘下来，还能怎样？挂一条横幅就把人抓起来的旧时代早就结束了。即使有可能私下里会带来点麻烦，但我就一个兼职讲师，还能给我造成多大的影响？而老人以为我们是出于害怕，不敢把横幅挂出去。难道要一句一句解释，来平息他的怒气吗？吊唁的宾客蜂拥而至，我正尴尬着，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他叫尹鹤寿，是我的大学校友。父亲晚年时跟他的关系比跟我还亲。

好几年前父亲就经常问我：“你认识尹鹤寿吗？说是你大学校友。”

说了好几次不认识，他下次还是会问。后来我才明白，父亲那句话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特别想介绍给你，你也认识认识吧”。鹤寿原本在大公司上班上得好好的，后来辞了职，去了一个连工资都没有的社区研究所工作。因为一项关于丽顺事件的研究，他到求礼来做田野调查，遇到了我父亲，之后就跟我父亲成了忘年之交。

有一次回家，我看到一锅父亲爱吃的冻明太鱼汤，但跟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汤里的鱼肉都碎成糊了，看着让人难以下咽。

“冻明太鱼汤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啊。鹤寿送了一箱子过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冻明太鱼，没法儿吃啊。”

后来才知道，鹤寿送来的不是冻明太鱼，而是新鲜的。因为他听说我父亲一整个冬天都要吃冻明太鱼汤，费尽心思才买了一箱送来。谁知道我父母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明太鱼，用做冻明太鱼的方法炖煮，把肉都煮烂了。结果鹤寿送了贵重的礼品，还被我父亲念叨了好久，说这个家伙送了些不能吃的东西过来。

鹤寿还跟一个掏空了自己退休金拍游击队纪录片的导演和一些老人家一起去济州岛旅游过。所以至少比起我来，他是很能跟老人家打成一片的。我叫住了刚祭拜完的鹤寿，告诉了他这期间发生的事。鹤寿不是我父亲的亲儿子，却跟我父亲一样不善言辞，爱开些不好笑的玩笑。听完后，他也没多问些什么，只说：“交给我吧，我看着办，你忙你的去吧，又有客人来了。”

“哎哟，老同志！”鹤寿迈着大长腿朝老游击队员们走了过去，背影看上去特别踏实。如果父亲有个这样的儿子，走的时候是不是多少会放心一些？小的时候，就算我在场，大姑父也常常怂恿父亲想办法再生个儿子。父亲往往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但有时听着来气，就会一把抱起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说：“我有这家伙就行，不需要什么儿子。别说这些讨人嫌的话了。娥依啊，你说，儿子能做的，你是不是也能做到？”

当时的我只有小学三年级，但语言理解能力特别强，所以也不忘给惹人厌的大姑父一点点刺激，故意气他。

“那当然啦。基东这次又考了第三十名哪。”

基东是大姑姑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跟我在一个班上学。

“那我们娥依呢？”

“第一名！”

“果然比儿子强啊！”

父亲哈哈大笑，架着我绕着院子跑。那天，湛蓝的天空上飘浮着一团团白云。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不知道在高兴些什么，仰着头，笑得腰背都湿了。井边栀子花盛放，香气浓郁扑鼻。

我们也曾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然而第二年，父亲就被关进了监狱，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那时的我要比现在更不幸，明知他就被关在光州监狱却不能见面，就像没了父亲一样。一直以来，是父亲代替了孱弱的母亲全身心地陪着我玩耍，所以失去了他，我就像是失去了全世界。而那时失去的父亲，或许我至今也没有找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在永远失去父亲的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些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