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了。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死的。

严肃古板地活了一辈子，最后竟然撞在电线杆上，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就算是愚人节，我们家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不会出现这样的幽默。还幽默呢，幽默在我们家就是禁忌。当然，这并不是说幽默在我们家不存在。任谁都觉得好笑的事，我的父母都很郑重其事，就像视死如归的战士一样，这才是我家的幽默。不过，真要说有幽默吧，也只能说他们那种万事带着革命精神、一本正经的态度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幽默。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但确实挺好笑的。比如这样的事：

那是我高中的一个寒假。我的父亲高尚旭，曾经的游击队员，吃了快二十年的牢饭之后，选择远离资本主义的中心首尔，回到既不通车也不通电的老家扎了根。一个视资本主义为敌、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回到了连资本都没有的山沟沟，说来也是一种幽默。不过也是，你说在独裁政府掌权的韩国，社会主义者还能上哪儿？于是，眼看就到花甲之年的父亲成了一名新手农民。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父亲有时还是可圈可点的，但作为一名农民，只能说一塌糊涂。他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意识先行的农民。父亲热衷于《新农民》杂志，把它奉为行动指南，一板一眼地照着里面的指示播种、除草、施肥。母亲给父亲干的农活儿起了一个名字，叫“纸上种田”。

“《新农民》让他什么时候除草，他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也不管那草长得多高。你管它《新农民》说什么，草长出来了你就得拔，种田哪能照书上种啊？”

但无论母亲怎么唠叨，父亲就是对纸上的文字坚信不疑，毫不动摇。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对文字的信仰，父亲在读完《共产党宣言》之后，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专家要是什么都不懂的话，他能那么写吗？”

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一头扎在那《新农民》之类的农业书里，母亲咂着嘴，拿起镰刀走了出去。

母亲帮忙的时候多少还好一些，否则光靠父亲的纸上种田法，结局就是年年歉收。那年冬天就是如此，他们只能吞下收成惨淡的苦果，靠剥生虫的栗子熬过漫长的冬天。栗子剥到一半，我那没耐性的父亲就屁股痒痒跑出去了。除了思想学习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直到太阳落山，灰压压的影子慢慢占领了这个巴掌大的村庄，父亲才回来，屁股后面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我正觉得冬天山村里往来的只有西北风，太过冷清，无聊至极，这下来劲了：难不成父亲终于也动了些歪心思？莫非我要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了？那来都来了，不如来一个富得流油、未来会给我分一大笔家产的“小妈”吧！我抱着看好戏的心情，悄悄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啧啧，那个女人头顶着个箩筐，不管是长相、身材，还是穿着打扮都跟我理想中的小妈相去甚远，根本不是我母亲的对手。怎么说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劳动妇女，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对父亲看女人的眼光多少有些失望。一股寒风吹来，我打了个寒战，啪地把门关上了。

大胆的父亲把女人引进了卧房，说话还很温柔。那种语气对我母亲都没用过。我们家住的是父亲年近花甲才置办的第一套房子，两个房间都只有巴掌大，隔壁卧房里的对话就跟在自己耳边的悄悄话一样，听得一清二楚。

“她说自己来卖箩筐，一不留神晚了，回不去了。这大冬天的，也没个地方住。我看她在堂山树下擤着鼻子不走，就把她领回来，让她在我们家住一晚。你赶紧先做饭吧。”

“真的很对不住啊，不用特意准备暖和的房间了，就是牛棚也行，就住一晚，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看这女商贩样貌粗陋，声音倒是像刚煮好的糯米饭一样香甜软糯。看来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凡是个男人，遇到娇嫩柔美的女人，都得沉醉在这温柔乡里。听着卧房那边的对话，我的脑海里印刻下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也极其现实的结论——人类的本性，或许比社会主义更强大。也就是说，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就算与父亲这样一个社会主义信念深入骨髓的人血脉相连，被他养育长大，我还是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即便在别人眼中，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员的女儿。

“牛棚什么牛棚，这不有两个房间吗？你就当作是自己家，安心睡一晚。愣着干吗？还不赶紧去做饭！”

父亲的呵斥最终以一句低沉的“哎哟”结了尾。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母亲掐了一下他的大腿。之前每次父亲把家里的柿饼随手送人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掐他大腿的。要知道，那些柿饼可是母亲忍着腰疼辛辛苦苦做给我吃的。母亲没用绳穿柿子，而是直接晾在架子上，所以每天要翻动几十次。遇到突然下雨，农活儿干到一半也得一口气跑回家，先把柿饼给收了。可家里来客人时，父亲总是毫无眼力见儿地随手就往别人怀里塞上一大把，说是让他们尝尝。

“你来一下。”

话音刚落，老头老太两人就进了我房间。

“饭我可以做，但是睡觉你得让她去别的地方睡。我们家哪有房间给她睡啊？前面嫂嫂家不是有好几间空房吗？”

母亲生怕自己的话被客人听到，凑在父亲的耳边说。别看父亲当年被称为传奇革命家——在被国军包围的前一刻，凭着堪比半仙的直觉，从秘密基地逃了出来，救了谷城县的党组织——这会儿没了国军或警察的包围，他可连半点警惕心都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母亲耳语的意图，反而像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似的揉着耳朵大声说：“怎么没有房间？跟孩子睡不就行了？！”

“你看你！别人都该听到了。也不知道她在哪里睡过打过滚的，怎么能跟孩子一起睡呢？要是让孩子染上跳蚤怎么办？”

母亲特别爱干净，连天花板上的煤烟渍都忍受不了，非得每个礼拜用勺子一点点抠下来才肯罢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母亲最担心的却是跳蚤。父亲一脸严肃地望着母亲，说：“你说，我们在智异山拼上性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她就是当年你誓死保卫的老百姓啊！”

父亲的眼神无比坚定又悲壮，要是有人把这一幕拍下来，说他是一个马上就要上刑场的独立运动将士，或是一个望着牺牲战友遗体的革命家，也不会有人怀疑。我差点笑出声，母亲却顿时气势矮了一截，默默地走出了房间。当年的我十七岁，看到父亲为了让一个女商贩在家里借住一晚，还要扯上老百姓；看到母亲听了这么几句话就瞬间没了脾气，不但没了脾气，还惭愧到涨红了脸，就觉得两人比我当时正在读的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更加陌生。

平日母亲因为腰疼，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大酱汤和泡菜。那天她却把橱柜里珍藏已久的新碗碟都祭了出来，为那老百姓做了一顿她能力范围内最丰盛的晚餐，给她铺上了最舒适的被褥。

一晚上过去，父亲的那位老百姓给我留下了一身的跳蚤，还用一根椽木挑着顺走了半袋子大蒜。之后的一个月，我都在一边挠着身子，一边咒骂那个所谓的老百姓、埋怨着家里的那位革命家，但不时又嘎嘎笑出声。因为那被顺走的半袋大蒜就像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象征，尖锐又赤裸。而那两个“受害者”却恰恰相反，坚决不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只是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感慨“要不是迫不得已，至于这样吗？”不仅没有因为对方的忘恩负义而愤慨，反而怀着期待，希望在未来的新世界里，老百姓可以不用为了饱腹而去偷半袋大蒜。但谁能保证那个女商贩不会用那偷来的半袋大蒜换回一盒蜜粉，把布满雀斑的脸扑得粉白粉白的，去勾搭有钱的老头呢？然而，我的父母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层的。他们是淳朴的社会主义者，是两个不懂世态炎凉的乡巴佬。

回想起来，出狱回归社会之后，我父母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就一直都是这副模样。父亲不只在政见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社会主义者。就像我说的，父亲作为新手农民，在农活儿上可是一点儿耐性都没有。他常常一个钟头就回家一趟，喝一杯烧酒，读几行报纸，然后再回田里，往来得比搬粮仓的老鼠还频繁。每次回来，父亲的身上都沾满了各种野花野草的种子和泥土。母亲一看到父亲走进院子，就会立马跑上前，唠叨着让父亲抖抖衣服，脱掉袜子，洗洗手、冲冲脚。但这时的父亲也一副仿佛无所畏惧的样子，只是随手拍拍裤腿，就大步流星地进了屋。

“哎哟喂，跟头牛说几次也该听懂了吧，让他抖抖衣服洗个手，能有多难啊，非要跟人作对，我真是肠子都要被他气炸了。”

母亲一边埋怨，一边迈着小碎步跟在后面，把从父亲身上掉落到屋里的种子和泥土用手拢到一起扔掉。父亲刚才还一脸淡定地看着母亲收拾，这会儿也觉得母亲的唠叨有些过了，啪的一声把报纸摊开，提高了嗓门说：“我看你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嘛。”

就让他抖抖衣服洗洗手，跟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连我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便放下手中的尼采，望向父亲。

“社会主义的根本是什么？”

母亲不疑有诈，还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张口就来，脱口道：“就是唯物论呗。”

“是吧！那你脑子是干什么用的？你想想，人是哪里来的？可不是什么老天爷随口说了一句‘这里要有人’，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人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所以你刚才扫起来扔掉的、一直看不顺眼的，不都是我们人的起源吗？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生活里也得贯彻唯物论才行啊。”

竟然还扯到人类起源了……听到小学文化的父亲说起这些高级词汇来就跟说方言一样顺溜，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可能连母亲也觉得父亲这次从泥土扯到唯物论，有点太过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没有乖乖服软，忍不住用父亲听不见的声音嘟囔：“大道理倒是编得一套一套的，有那个时间早都把衣服抖干净了。”说罢转身出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父亲，一个就连沾在裤腿上的泥土都当作人类起源、看得无比重要、不愿轻易掸掉的社会主义者，最终也尘归尘，土归土，回归源头了。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连人生的最后一幕都像极了他的风格，充满幽默。当然，恐怕一头撞上去的那一刻，他也不敢相信眼前戳着这样一个拦路虎。父亲坚信是老百姓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人类的历史，而自己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认真地迈出了那一步。只是那里刚好戳着一根电线杆罢了，不经意地，偏偏就立在那里。真是绝了。

三四个工人师傅抬着一些白色的菊花装饰走进了吊唁厅。菊花是母亲选的，标价二十万韩元。我当时说要选那套标价一百万的，但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说：“孩子，人都死了，身子也是要烂在土里的，买那么贵的花有什么用？”

母亲果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做出了一个唯物论的结论后，她瞥了我一眼，坚定地选了一套最便宜的。虽然我只是个兼职的大学讲师，只能奔波在不同的校园里授课，赚点零星的课时费，但我想，这是父亲的最后一段路了，至少让他走得风光一些吧，如果把存折里的钱都掏出来，也不是付不起。不过我最终还是遂了母亲的意思。一来不知道是有信仰的人都这样，还是只有我的父母这样，总之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固执起来都跟头牛一样，我可没有信心说服她；二来既然他们同为社会主义者，多半理念相通，想必父亲也不会因此遗憾。

黄老板从工人师傅背后露出了一截脑袋。

“欸，小妹。”

这个叫黄老板的，是经营这家殡仪馆的三名合伙人之一，一个小时前才刚和我打过招呼。这小地方只住着区区两万七千人，一打听就能发现，黄老板是我堂哥的同学，也是竭力建议将葬礼办在这里的朴东植——与父亲同为民主劳动党的同僚（在这一带不过百人）——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的好兄弟。朴东植甚至在去年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地帮我父亲把遗照都准备好了。昨天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温柔又不厌其烦地声称自己把我父亲当作叔叔看待，让我把他当哥哥，那语气好像我跟他认识了十年一样。连母亲都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夸张地重重点了点头。所以我便在父亲临终之际，多了一个原本命里没有的哥哥。这么一来，一个小时前刚认识的黄老板也成了我哥哥了。送走了一个血亲，多了两个亲人，也不算亏本？我望着这个一小时前刚成为我哥哥的黄老板入了神。

“我要跟伯母打个招呼。”

依然是一副毫不见外的语气。也是，刚见面就把我当妹妹了，还能期待他突然懂分寸了不成？换作平时，我肯定立马拉下脸，驳上一句“我跟你很熟吗？”但这里毕竟是我父母的老家，又是父亲刚过世的日子，我不能任着自己的性子胡来。于是我扮演起了一个听话妹妹的角色，走去叫母亲。

不管是父亲撞伤脑袋后失去意识被送到顺天的综合医院时，还是在选择是否进行这场生死攸关的手术时，母亲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医生说做手术的话，命是可以救回来的。母亲敏锐地听出了医生话里隐藏的深意：“命”是可以救回来的……短暂的沉默过后，母亲问道：“要是医生你的话，如果他是你父亲，你会怎么办？”

医生早就是老江湖了，就算面对母亲这样冒昧的提问，也依然面不改色。

“如果爱得够深沉，就算他变成植物人躺在那里也要守着他的话，那就手术吧。”

换句话说，即使手术成功了，也只能是个植物人了。我是看不顺眼医生这副嘴脸，不愿为自己的半句话负责，只会用动听的首尔腔调搪塞。但母亲完全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不愧是社会主义者，不计较过去的细枝末节，她只在乎事情的本质。

“意识都没了，还算个人吗？不做了。”

爽快的社会主义者给出了爽快回答，爽快的首尔医生也爽快地转身离开了。由于父亲脑压高，压迫脑干，医生原本预测父亲还有一周到十天左右的寿命，但没过半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之前母亲每次觉得父亲喝酒太凶，就教训他说，你没给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就算了，还要让孩子守在你病床前照顾你吗？每到这时，父亲就会跳起脚来，大声呵斥道：“要到了那份上，我就咬断自己的舌头死了拉倒，活着干吗！”

父亲向来说到做到，在“死”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我还没来得及到病床前照顾，他就走了，就在我做好了要长期陪护的打算、回家收拾东西的那一小会儿。

父亲的遗体比我们晚一步到达殡仪馆，直到那时母亲才好像突然意识到父亲真的走了，痛哭了起来。

“妈，这里的老板说想跟你打个招呼。”

母亲哭得筋疲力尽，恍惚间没听懂我的话。结果黄老板一下子跪到地上，冲着失神的母亲行了个大礼。母亲赶紧停住眼泪，慌慌忙忙地回了礼。黄老板抬起头，眼里闪着泪花。

“高伯伯生前跟我很熟。”

母亲这才一下子放下了防备。跟一般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母亲对于陌生的人和事总有强烈的戒备，比较喜欢那些熟悉的、有历史的东西。其中最熟悉又最亲近的便只有社会主义和同志们了。几小时前去世的父亲每次批判北边，她都会像一只刺猬一样，瞬间把全身的刺都竖起来，任谁看她都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不过，在母亲的认知里，社会主义就跟初恋差不多。换句话说，她向往的不过是建成一个女人也可以读书、穷人也能受到尊重的新世界罢了。这点要求，即使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的韩国也能满足。所以，社会主义对于母亲来说，可能就跟初恋一样，是一段逝去的过往，因为逝去了才更令人怀念。痛哭过后的母亲泪眼汪汪地注视着眼眶湿润的黄老板，带着最后一点儿警惕问道：“你是怎么认识我们家老头子的？他认识的人我都认识啊……”

“大概十年前来找过高伯伯一次，问他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消息。”

母亲的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好像有一只大手，把她拽回了过去那段魂牵梦萦的时光。

“你父亲尊姓大名？”

“姓黄，名吉秀。”

“黄吉秀……”

母亲望着空中陷入了沉思，好像曾经的悠悠岁月被风干了，一片片飘浮在眼前。她的神情像是乘上了一辆时光机，正驶往过去的智异山，或许脑海里正浮现出一张又一张已经过世的面孔。

“这个名字不认识啊……当年在山里都用的假名。是哪里人啊？”

“艮田乡无愁溪人，伯母你应该不认识。听高伯伯说，我爸应该是丽顺事件之后中枪走了的。说是前往稗牙谷的路上，渡蟾津江时中的枪。”

母亲对女商贩那个老百姓借住一晚都不高兴，现在却一把握住一个陌生男子的手，满怀深情地拍了起来。这种突然的转变，不管是当时的我还是如今的我，都难以理解。莫非所谓的思想就真的这么有力量，足以让人一下就完全接纳他人？可能至少在我父母身上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种毫无来由的亲密和包容，与那些有钱的上流阶层之间的纽带没什么不同。

“让你受苦了啊……没有父亲在身边。”

“那些日子一言难尽啊，吃的百家饭，穿的百家衣……”

黄老板的手被母亲握着，肩膀微微抽动，有一种来到别人的葬礼上用自己的人生苦涩换取他人安慰的感觉。

“都是生活给逼的啊……不说我也明白。我们都是这么活过来的。就是让你受苦了啊，肯定对父亲有不少埋怨吧？”

“小时候不懂事，确实是。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血都换掉。后来长大了，好奇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才去找高伯伯打听。”

初次见面的黄老板和母亲，就因为黄老板的父亲也是社会主义者，便打破了所有隔阂，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眼泪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一开始便止不住了。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但依然选择了冷静旁观。因为多亏黄老板的出现让母亲得以从父亲过世的悲痛中暂时解脱出来，或许真正获得安慰的并不是黄老板，而是母亲。你现在在做什么？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这边母亲对黄老板“查户口”的同时，那边工作人员已经在父亲的遗照上装点了一圈白色的菊花。说起来，父亲生前是连花都不会多瞧一眼的人。

不对，仔细想想，每到秋天的时候，父亲的背架上除了软枣和野木瓜，还常常插着几株红透了的菝葜果枝丫，偶尔还会看到父亲的腋下夹着几枝浅紫色的野菊花，羞涩地探着小脑袋。菝葜果和野菊花又不能吃，父亲把它们摘回来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在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看着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他石头一般坚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角落在慢慢熔化，流淌出些许青涩恋爱般的柔情？父亲过世后，我第一次湿了眼眶。我才意识到，社会主义者身份之外的父亲，对我来说是那么陌生，很难说我真正了解他。想到这里，眼泪顿时收了回去。

我望着遗照中的父亲——“遗照中”，这个词让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不可能再在现实中看到他了，一时有些伤感。遗照中的父亲像往常一样注视着半空，眼神里充满了坚定，让沉浸在个人感伤中的我有些无地自容。

父亲总是让人有这种感觉。好像只要聊起漂亮衣服和裙子、化妆品、发型这一类同龄女孩子喜爱的琐事，或是因为这些事物感到幸福，都是一件令人失望、值得羞愧的事情；好像除了统一和革命、人类的进步之外，任何话题都不值一提。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多年。我瞪着遗照中的父亲，莫名有些委屈。“那是你的问题啊，我说什么了吗？”我好像听到了父亲置身事外的反驳。遗照中的他左瞳孔望着正前方，右瞳孔盯着右侧四十五度的方向。

父亲有斜视，所以很难分辨他到底在看什么。好像眼神放空，又好像看穿了一切。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对父亲斜视的目光感到不自在，但成为斜视这件事当然不是父亲的错。

一九四八年初，父亲因为派发反对在三八线以南单独进行选举的传单被捕，警察在他的下体插上电线，对他电刑逼供。这不仅造成了他的斜视，还留下了另一个后遗症：那天之后，父亲便没法儿生育了。不过父亲却说：“在所有逼供方法中，电刑是最轻的了，因为你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问道：“那哪种逼供最痛苦？”

“把湿毯子罩在你身上，用棍子使劲抽，让你痛到想晕又不让你晕，真的是巴不得死了算了。而且这么打，还不会出现淤肿。”

父亲回答时，眼睛不知道是望着前方还是右侧四十五度的方向，他虽然看着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但不知怎的，又好像有些兴奋。直到我自己年过四十之后才明白，原来痛苦的记忆也可以说得很兴奋。因为痛苦也好，伤心也好，都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承受住电刑逼供的那一天，或许也成了父亲灿烂青春年华中的一个瞬间。

医院诊断父亲因为电刑，精子失去了活力，无法再生育了。但有一天，父亲在市场的小酒馆里见到了一位过世战友的哥哥，正好是一名韩医大夫。闲谈中，父亲提到自己生不了孩子了，大夫便给他开了一副药方。你别说，父亲吃完药，我就出生了。那位姓崔的大夫因此也成了我们家公认的神医。说不定他还真的是神医，因为折磨了我三年多的痛经也是靠他的一副药方治好的。

我是在高一的时候，从父亲口中听说了我出生背后的故事。父亲说我来之不易、十分宝贵之类的，可能是看我不学习，怕我误入歧途，便以此来敦促我。但我却因此觉得自己好像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夏娃是被蛇诱惑吃下了禁果，带来了人类的痛苦，那么父亲就是在崔大夫的诱惑下喝了药，最终造成了我的痛苦。当年十七岁的我是这么想的。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我在镇里的五岔路口附近见过一次崔大夫，没想到已经年过六十的他眼神比我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给自己开了一剂什么灵丹妙药。总之他远远就看到了我，满脸带着笑容，快步迎了上来。但我丝毫不想面对这个把我带到这世上的元凶，赶紧转身钻进了巷子。

我后来才知道，崔大夫只有一个弟弟，早年丧母之后，他把弟弟背在背上像儿子一样亲手带大。而那个弟弟就中枪死在我父亲身旁，是我父亲把他的遗言带了回去。父亲告诉崔大夫，他弟弟让他“替自己好好活下去”。从那以后，崔大夫便把我父亲当成了自己死去的弟弟，而我自然也就成了他的侄女——那种如果他弟弟还活着，会带到他跟前让他疼爱、塞零花钱的侄女。我也是直到上了年纪，才意识到自己辜负了他的这份疼爱，有些过意不去。但那时他也早已离世，后悔也于事无补了。而我干出这种在无心之中给别人带去一辈子心灵伤害的事情，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人就是如此愚昧，父亲也不例外。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在外地上学的我回家过周末。吃晚饭时，电视上正好播着韩国小姐选美大赛。我跟父亲都很快吃完了，只剩下肠胃不好的母亲，一口一口慢慢地把饭菜塞进嘴里，细细地嚼上几十遍。父亲在昏暗的日光灯下全神贯注地读着报纸，对黑白电视里年轻貌美的女人毫无兴趣。反倒是母亲好像特别羡慕电视里的那些女人，嚼着嚼着脱口道：

“哎哟，我们家娥依都可以去参赛了。”

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娥依”叫的就是我。“娥”字取自父亲参加革命的战场白鹅山中的“鹅”，“依”取自母亲的根据地智异山中的“异”。就因为这个名字，我吃了不少苦头。（其实父亲主要的战场不是白鹅山，而是白云山。之所以选了“娥”字，是觉得不管“白”也好，“云”也好，都不够女性化。也就是说，不管嘴上多么重视男女平等，父亲毕竟出生在一个半封建社会，无法彻底摆脱父权制的阴影，因此连起名字的思维都带着半封建主义的残留。）不管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政务服务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都会说：“哎哟，这名字这么美，长得也……”结果抬头一看到我，话便硬生生地断在了那里。一般人绝对想象不到“娥依”这个名字的主人有着宽厚的肩膀，还有足以耍牛刀的壮硕身材——这样的体格对于一个革命战士的女儿来说，倒是再适合不过了。如果我的名字是什么“京淑”“慧淑”的话，可能根本不需要忍受这种落差带来的错愕和侮辱，但就因为我的父母为了纪念他们的青春，让我从小深受其害，而且还要继续忍受下去。

总之，母亲让我参加选美比赛的那句话我没有放在心上。就算年纪小，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至于傻到信以为真。但父亲报纸看到一半，还是忍不住不屑地大声说道：“啧啧！你怎么能对小孩子说这种大话呢！”

这句话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清醒，知道自己长得并不漂亮。从小父母就没有给我买过色彩鲜艳的衣服，更何况他们自己就坚信，衣服这种东西有一套换洗的就够了。父亲出狱回来后，更是一年到头穿着从首尔亲戚那里接手过来的旧衣服，所以就算干活儿时也穿着衬衫和西裤。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穿着那件到处沾满了青柿子汁的衬衫拣栗子的模样。

我不是有意要效仿父母，但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就变得跟他们一样，毫不在意外表了。不过，听到父亲这么说，我突然有些好奇自己的样貌属于哪个档次，所以问了一句：“那我的长相算什么水平？”

父亲像电视机里的评审一样，用一种因为失焦所以更显严厉的眼神，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好像我真的置身于选美大赛现场一样。最后他咂着舌头，把视线移回到报纸上。

“啧啧！下等中的上等吧。”

下等中的上等……也就是说，把上中下三等，分别又划分了三等，总共九等，那我就是其中的第七等。和父亲一个性子的我心想，父亲再怎么客观，毕竟是自己的女儿，至少会放水一个等级吧。所以客观来看，我应该是九等中的第八等。

问题在于，作为我的父亲，他不该这么说。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身为父亲，可以说“人和人的底子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要化妆，有的人被称作衣服架子”等等。能说的话太多了，而不是将一把刀重重插在女儿的心口上。

因为父亲的冷峻评价，原本就对外貌不太在意的我更是从此断了所有念想，一直到三十三岁的时候都没用过任何护肤品，更不用说什么彩妆了。朋友多半觉得是因为我没钱，其实是我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我真心觉得，下等中的上等就算化了妆又有什么用？给南瓜画上条纹就能变成西瓜了？有那些钱去买化妆品，还不如拿去喝酒。

老实说，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评价而受伤，只觉得是怎样就怎样吧，但父亲的话还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我朦胧地觉得，那天的我和父亲之间，一定疏忽了什么，或许是对人生来说极其重要的事，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想明白它是什么。

遗照中的父亲依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神里写满了：“那是你的问题啊，我说什么了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父亲有父亲的苦衷，我有我的苦衷，小叔有小叔的苦衷。有些苦衷只有自己知道，有些苦衷连自己都不知道。

我找着自己的手机，脑海里掠过这些想法。之前插在插座上充电的手机，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我只好用固定电话打了过去，过了好久，一个年轻男人接起电话。我明明把手机插在插座上，甚至是哪一个插座都记得，真是见了鬼了。

“你好，我是手机的主人，请问你在哪里捡到我手机的？”

“呃，不是捡到的，是我爸给我的。”

“请问你父亲是……”

问到一半我就明白了，他的父亲就是民主劳动党党员朴东植。从医院到殡仪馆一直在场的只有他，应该是错把我的手机当成是自己的拿走了。我还得用手机发讣告啊，这下麻烦了。

“能让你父亲接一下电话吗？”

“他在睡觉。”

也是，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都在医院忙着办手续和准备葬礼，一宿没合眼，这会儿肯定累坏了，还是让他稍微睡一会儿吧。于是我让对方转达，请他父亲方便时把手机送过来，就把电话挂了。

我能记住的电话号码没几个。好在小叔家的号码已经二十多年没变了，就算很久没联系，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家的号码跟我家只差一个尾数。现在是六点半，婶婶应该已经出门干活儿了，小叔很可能还在睡。但他应该不会生气我清晨把他吵醒吧，毕竟他唯一在世的哥哥今天走了，一辈子就一次的事情。意外的是电话刚打过去，小叔就接了起来，嗓音明亮，完全不像是刚睡醒或宿醉的样子。

“小叔，我是娥依，我爸今天凌晨一点过世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父亲虽然有老年痴呆，但并不严重，不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发现，所以算是走得很突然。但小叔并没有吃惊地反问“什么？”也没有追问死因。

“现在安置在林业合作社的殡仪馆。”

话刚说完，电话就挂断了。不知道得知自己一辈子的冤家死了，会是什么心情？虽然我也曾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为敌，觉得意识形态在跟我作对，但我从来没有把一个具体的人当成敌人，所以很难去揣测那种心情。

父亲是小叔的仇人。因为父亲，小叔连小学都没毕业。不过严格说起来，这也不能怪父亲。丽顺事件[又称“丽水—顺天事件”，1948年10月19日在韩国全罗南道丽水郡和顺天爆发的韩国国防警备队第十四团军队起义。]爆发之后，第十四团的军人进驻智异山。当时的掌权者为防止村民向游击队提供粮食和帮助，就将山里所有村子的村民都遣散了。不管是父亲这样的赤色分子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无一例外。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小叔因此被迫辍学，在各个亲戚家辗转借住。这只能说是时代的错，并不是父亲的错。但小叔一直认为，好好一个家被拆散，自己有书不能读，我的爷爷被军人杀害，全都是父亲造成的。

父亲出狱回到老家盘内谷村时，小叔始终把头扭向一旁，一句话都不愿跟他说。奶奶不时会送些我们家没种的红薯、高粱之类的作物过来，小叔每次发现都很生气，捧起一大瓶烧酒就往嘴里灌，最终喝得烂醉。奶奶不想惹小儿子不高兴，又牵挂当过县党委员长、最有出息的二儿子，心疼他时运不济，蹲了半辈子监狱，总想要给我们家送些什么，所以她总会趁着小叔醉倒或出门赶集时偷偷溜出来跑到我们家。从我记事开始，奶奶的腰就弯成了一把镰刀的形状。她提不了重物，就想出了一个法子，把草绳的一头绑在网袋上，另一头紧紧系在腰间，一路拖着把东西送到我们家。当时奶奶的牙齿已经掉光了，嘴巴都瘪了进去。走到我们家时，草绳都来不及解开就一屁股坐到了檐廊上，抚摩着我的头，嘴唇微微颤抖着冲我笑。网袋里装着高粱、红薯或土豆，有时候还会有些川蜷螺或早稻。看到奶奶坐在那儿瘪着嘴笑，父亲立马就急了：“要是让尚浩知道，看你怎么办！又送东西过来！你快回去吧，让你别来了，就是不听！”

“我是拿过来给娃吃的。”

不管父亲说什么，奶奶就是不生气，只是抚摩着我的头，嘴巴颤巍巍地笑。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总是在笑，小叔总是在发脾气，甚至有好几次，小叔专程跑到我们家里大发雷霆。

一九七四年的夏天，我刚过十岁，正在放暑假。天气特别热，母亲一直给我扇扇子，汗水还是止不住地流。我们一家人实在受不了了，便拿上几个蒸好的土豆装到篮子里，一起去了桥底。河边原本就比较凉快，再躲到桥底的阴凉处，就算天再热也能扛住。抵达桥边的时候，桥底早就被村里的人给挤满了。多亏奶奶早早来这里占了位，把我和母亲拽了过去，我们才得以在太阳七点钟方向的阴凉处坐了下来。虽然在那个年代，男人掌握着绝对的权威，但阴凉处是属于女人和孩子的。村里的韩大叔好不容易占到一小片阴影，身子藏在里面，腿露在外面晒着，不停地扇着扇子说：“美国也挺热的哈？”

父亲正呼哧呼哧脱着衣服准备跳进河里，一下没听懂韩大叔说什么，便回头看去。

“没听说吗？说是有个叫珀巴克还是什么的著名女作家，在摄影机前往自己脑袋上开了一枪，把自己崩死了。你说是不是给热疯了。”

父亲竟然听明白了他说的珀巴克是谁，一下子挑出了毛病，反驳道：“胡说什么？！珀尔·巴克[Pearl S. Buck(1892—1973)，美国知名作家，中文名又译为“赛珍珠”。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去年老死的啊。”

“是珀巴克还是珀尔巴克，我可不懂，反正是尚浩这么说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年代竟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村里的几个乡巴佬嘴里聊的竟然是珀尔·巴克的死。总之，在奶奶旁边吃着蒸土豆的小叔猛地抬起了头。虽然坐在桥阴下，我却感到小叔的脸像是刚被喷上农药的辣椒叶一样油光锃亮。

“我在今天的《朝鲜日报》上看到的啊。”

当时村里的报纸还得靠邮差骑着自行车一份份地送，所以所谓今天的报纸自然是前一天的。父亲扑通扑通走在河里，随手又补了一刀说道：“那就是你看错了呗。”

明明捕鱼的本事还不如七岁的外甥，父亲却撒起了渔网，笨拙地捕起鱼来，陶醉在戏水中了。留下我提心吊胆地看着旁边的小叔慢慢咬住了下唇，将手里的土豆一扔，转身跑回了家里。小叔后来没有回来，所以年幼的我也猜到是他看错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听到一阵叫喊，打开房门，看到父亲像块石头一样坐在檐廊上，旁边的小叔喝得酩酊大醉，正摇摇晃晃地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你是因为太能干了，所以把家都败光了吗？你把家都搞垮了，把别人的人生都毁了，不老老实实地待着，还觉得自己了不得了，说三道四的，巴不得别人都把我当傻子是吧？啊，让我把脸都丢光了，你倒是睡得挺好哇？”

小叔的手里拿着一瓶烧酒。他指着父亲骂的时候，透明的烧酒从那瓶子里不停地飞溅出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我们家的小院，也照在不停洒落到地面的烧酒上。烧酒瓶反射出灿烂的光芒，笼罩了醉醺醺的小叔。他好像被那阳光开了一枪，扑通一声往后倒了下去，在地上摊成了一个“大”字。

那天我去村长家，把《朝鲜日报》翻了个遍，最后找到了一条新闻简讯：

7月15日，美国著名主持人克里斯汀·查巴克在新闻播报过程中掏出手枪，往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自杀身亡。

原来是把查巴克看成了珀巴克，又误以为是珀尔·巴克。也不知道从小叔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是查巴克、珀巴克还是珀尔·巴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了自杀的人是个“著名作家”。毕竟韩大叔大字不识一个，不可能知道珀尔·巴克是个著名作家。那么，这场导致弟弟冲着哥哥破口大骂的风波，又是谁的错？十岁的我紧锁眉头，望着报纸陷入沉思。

小叔爱读报，报纸读得是很认真，但要不看走眼，要不就是随意解读，结果在别人面前出了洋相，就怪罪到父亲身上，总是这样。当时在读高中的我，性格和父亲一模一样。我冷峻地认为，爱抱怨的人本身就是失败者。所以之后我总像看牲畜一样看着小叔，觉得他就算和我流着同样的血，也不过是个总爱怪罪他人的失败者罢了，比他怪罪的对象还要没用。更何况，他又一直都是醉醺醺的。

小叔也是个农民，却总要等到晌午才艰难地拖着宿醉的身子起床，吃完婶婶做好放在炕上的早饭后，才慢悠悠地准备农活儿，比那要被拉到屠宰场的老驴还磨蹭。然而他做的第一项准备，既不是拿镰刀，也不是拿铁锹，而是走进院子，从堆在角落的木箱子里抽出五瓶烧酒装到背架上——那就是他每日的食粮了。到了地里后，小叔会扫视一圈，估摸一下当天的工作量，安排好之后，每隔一个垄或者两个垄摆上一瓶烧酒。而这时，婶婶早已在田里跟其他男人一样种着水稻，忙得汗流浃背了。说白了，小叔摘辣椒、割苏子叶纯粹是为了喝酒。一旦把五瓶烧酒喝完了，不管几点，当天的农活儿就算是干完了。回到家后，小叔的一天才真正开始。他会一瓶接着一瓶地喝酒，直到瘫倒在地。不过说来也奇怪，他一喝醉，就会乖乖倒下睡死过去，只是偶尔才会来找父亲的麻烦。除了父亲，小叔不会去招惹任何人，不管是喝醉了还是清醒着。

小叔来找父亲麻烦的原因不外乎刚才说的那几样。比方说自己听信了父亲的话种了红薯，结果都烂在了地里之类的。当然，平常他连话都不愿跟父亲多说一句，所以自然也不是听信了父亲的话才种红薯的，是因为父亲说服了周围的村民种红薯，小叔看到大家都种，也跟着种罢了。总之，事情办好了是自己的功劳，搞砸了就是父亲的错。我一想到小叔这辈子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也就好像理解了电话那头的静默。小叔就像一头被拴了一辈子的牛，牛绳是他哥哥。现在那条牛绳被解开了。以后小叔会怎么生活？此刻他恐怕也在空着肚子灌着烧酒吧？年近七十，第一次面对这个没了哥哥的世界，一个没人可怪罪的世界，难免有些恐惧。小叔能战胜那恐惧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吗？就算他不来，我的父亲，那个像石头一样坐在檐廊上默默忍受着弟弟狠话的父亲，或许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借酒消愁，反复回味那些我不知道的人生之苦吧。

我一边想，一边看着父亲的遗照。他自然还是那副事不关己的神情，眼睛漫不经心地望着一个我无法知晓的方向，好像在说“那是你的问题啊”。也是，父亲有父亲的苦衷，小叔有小叔的苦衷。但人不就得要努力去体察他人背后的苦衷吗？那父亲这样高高挂起，岂不是太不应该了？这时我又希望，干脆让小叔像查巴克自杀那天一样，醉倒在地上摊成一个“大”字，来不了就好了。

智异山被厚重的云雾笼罩着。太阳升起后，高耸入云的老姑坛峰才会揭开面纱。父亲总是在凌晨四点之前就醒了，就在那清晨来临之前、天色最黑的时候，他常站在阳台上抽烟。如果是光天白日的话，一定能看到远处绵延的智异山脉和老姑坛峰，但在凌晨，映入父亲眼帘的应该只有浓厚的夜色。我突然想起黑暗的阳台上父亲那消瘦的背影，几缕白烟在他的头顶萦绕着融入夜空。在我看来，那画面就像父亲的人生一样悲壮。但那一刻的父亲，表情或许是一如既往的淡然。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如此。一九九一年，比柳宽顺义士[柳宽顺，1902年生，朝鲜半岛女性独立运动家，1920年于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中牺牲。]还大两岁的奶奶去世时，他也是这个样子。不管是跟在灵车后面前往墓地的时候、整理奶奶遗物的时候，还是在遗物当中发现一张自己的小学毕业照被奶奶爱惜地缝在布片上的时候，他都格外淡然，好像在迎送一个邻居家的老太太。

父亲年轻时目睹过不计其数的死亡。结束补给争夺战后回到根据地，看到战友们身首异处，横尸遍地——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似乎望着过去那个场景，语气波澜不惊。米兰·昆德拉说，追求不朽是艺术的宿命。但在我父亲看来，淡然接受消亡就是人类的宿命，而人类唯一能够用来对抗消亡的武器不是个人的不朽，而是历史的进步。

今天是劳动节，晨曦中的智异山跟往常一样静谧又庄严，并没有因为那个守卫过自己、在自己怀抱里度过青春的男子的离去而有所不同。现在是七点，盘内谷的亲戚们应该早就起床去照看田地了。我不是很确定几点给他们打电话才合适，要是正好赶上他们吃早饭的时候发讣告，恐怕有些失礼。

这时，西施川旁，晨雾渐渐消散的双车道对面，依稀出现了一个身影，是个与父亲年纪相仿的老人。我还没给任何人发过讣告，那个人却朝我走了过来。在这个叫求礼的小乡镇，口耳相传有时候比电话还快。老人大清早便穿上了黑色西服，径直走进了殡仪馆。母亲因为脊椎管狭窄，行动不便，好不容易才扶着装吊唁金的箱子站了起来。

“您是怎么知道的，这么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啊？”

“昨晚看到尚旭被送上救护车了。”

突然失去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老人的表情却跟平日的父亲一样波澜不惊。他在挚友的遗照前熟练地行了两个大礼。生平第一次成为丧主的我连忙回礼。

他没有自报家门，但我一下子就猜出了他是谁——朴汉宇教官。

朴教官是中央国民小学第三十五届毕业生，跟我父亲是同学。这一届的毕业生之间感情很深，其中一位开了一家钟表铺，名字就叫作三五钟表铺，那里也就成了第三十五届同窗会的办公室。父亲有事没事就往那里跑，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当然最熟的还是朴教官。

每天凌晨四点，不管外面是倾盆大雨还是鹅毛大雪，父亲都会惬意地点上一支烟，抽完后骑上自行车，前往报刊发行站。那家站点同时发售《韩民族日报》和《朝鲜日报》[《韩民族日报》是韩国的大报之一，内容基于社民主义。《朝鲜日报》是韩国主流报纸之一，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凌晨四点刚过，父亲就会走进发行站，像回自己家一样，毫不见外地帮着邮递员把各种传单塞进报纸。快忙完的时候，朴教官就会准时出现在门口。

“要来你不早点来帮个手，活儿都干完了你才来。”

“我能跟你一样吗？好歹我也是个订报人啊，花着自己的钱堂堂正正买来看的！”

父亲每天靠着在发行站帮忙，换来一份免费的报纸。朴教官对此心知肚明。

“那你怎么不在你暖和的家里待着，找什么麻烦，天还没亮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你这个老头子，一不小心该着凉了。”

朴教官也跟父亲一样闲不住，起得早，耐不住无聊，便自己跑到发行站来领报纸，顺便见见亲密无间的老友。父亲一把夺过朴教官订阅的《朝鲜日报》，哗啦啦翻看了几下，立马又丢回朴教官手里，说：“这种反动报纸有什么好花钱看的！趁着这次换成《韩民族日报》吧。干了一辈子的驻校教官，还净干些妨碍民族统一的事，现在也该醒悟了！”

“要换你换！给别人知道你一个赤色分子在读赤色报纸，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两个老人家每天早上就这么拌着嘴过着晚年的生活。父亲攥着报纸回到家，总会在母亲和我的面前骂骂咧咧地说，这个家伙，干了一辈子驻校教官，竟然只看《朝鲜日报》。这些话我听到耳朵都起茧了，有一天实在忍不住问道：“意见不合就不要见面好啦，又不是小孩子，每天吵架还要每天凑在一起，图什么啊？”

父亲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炕头，唰地摊开报纸说道：“论人吧，还是他最靠谱。”

大概在父亲看来，思想跟做人是两码事。以前他也说过这样的话。跟父亲在光州监狱一起服刑的一个同志是大地主的儿子，总是有人给他送来丰盛的饭菜。父亲因此常常数落他，说他把这些外来的饭菜藏在厕所里，一个人在那里吃得跟头猪一样，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家。

“以前跟‘耶和华见证人’们关在一起，那些人都不吃独食。看到穷苦的人没人送饭，还给他们分着吃，一个也没落下，一视同仁。宗教这时都更强些。”

正因如此，虽然朴教官跟父亲志不相同，却心意相通，两个人像一对老夫妻一样拌着嘴，给父亲的晚年带来了许多乐趣。

朴教官吊唁完之后坐到了桌子前。我跟他通过两三次电话，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对于他过去那段不亚于我父亲的艰苦岁月，我恐怕比他的儿女更了解。

朴教官的哥哥跟我父亲同在一个游击队，死在了智异山里。他的两个姐姐也是在山里死的，最后连尸身都没找到。朴教官在首尔读高中的时候被强制征兵，偏偏纳入首都师团，在一九五一年冬天被派到了智异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当时在全罗南道党组织的父亲被调到了南部军，两人便成了战场上刀枪相对的敌人。

首都师团的进攻相当猛烈，父亲侥幸才活了下来。开春后，父亲在碧霄岭附近的一处竹子堆里发现了几箱美军的战斗口粮。准确地说不是父亲发现的，是一名队员看到后兴奋地带了回来。箱子里面发现了一堆朴教官的信件，被一层层塑料布包裹得严严实实。

“大哥信宇、二姐福礼、三姐福喜、尚旭，每次要开枪的时候，我的手都抖得厉害，扣不下扳机。就算枪口朝天，也担心会有倒霉的人被掉下来的子弹射死。我每天都在祈祷不要有人在我的枪下死掉。请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一家重聚。”

不幸的是，最终只有我的父亲活下来见到了朴教官。朴教官总觉得，说不定自己的哥哥姐姐还有朋友们就是死在自己枪下的，所以他一直怀抱着自责留在了军队里。父亲其实无法理解，一个人以敌军的身份，跟自己在游击队的兄弟姐妹站在了同一个战场上，为什么还会选择继续留在敌营。总之，朴教官转为预备役之后，还是以一名驻校教官的身份挨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军事独裁政府底下当什么驻校教官啊！你哥在坟里都得跳起来了。”

父亲从来不懂得掩饰内心的想法，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忍不住炮轰他几句。结果有一次朴教官突然就掉了眼泪，说道：“尚旭啊，你知道什么叫无能为力吗？”

父亲顿时沉默了，朴教官止不住地淌着泪水。这是父亲第一次喝醉的时候告诉我的。他整个人摇摇晃晃地靠在我的身上说，朴教官喝下去的烧酒，好像都成了眼泪。那时是冬天，我正上高二。对于一个心怀自责，觉得是自己杀死了兄弟姐妹的人来说，“无能为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在十七岁多愁善感的我心中留下的印记，在岁月更迭中愈加清晰。我不时会想起“无能为力”这个词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朴教官为什么会这么说。但他无能为力的人生，还是会在我的生活里激起层层的涟漪，即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而或许这之后，他需要承受的又是一段无能为力的余生。

我不知道朴教官爱喝什么，便取了一瓶水、一瓶雪碧和一瓶可乐放在桌上。朴教官只是把水握在手里，没有喝。

“我一会儿再过来。现在还没有通知任何人吧。等通知了以后……一块儿再……再过来吧。”

“一块儿再……再过来吧”——句子之间的短暂沉默让我心里有些沉重。或许这就是一个活了大半辈子无能为力人生的男人会有的深沉吧。不知道今天清晨他有没有去报刊发行站呢？说不定扑了个空，没有看到前一天还跟自己拌嘴的老朋友，便独自带着《朝鲜日报》回了家。我突然有些好奇，朴教官为什么订了一辈子的《朝鲜日报》？究竟是出于一种笃信还是一种防备？我无从得知。

我也没有问，只是默默地把他送了出去。他挥了挥手示意让我回去，又突然停下了脚步，从衣服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差点给忘了，我就是为了送这个来的。老了，也不是老年痴呆吧，但总是爱忘事儿。”

这要是吊唁金的话，我也不好意思一下子就把它接过来。我正尴尬着，朴教官把信封塞到了我手里，转身走了。每次要去参加别人葬礼，我都很费神，琢磨着要包多少钱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会悄悄问问别人都包了多少，然后计算着普通关系要包多少，有诚意一点儿就加多少，要打一辈子交道的话就得包个大的让对方终生难忘。一直如此。所以在朴教官走出我的视线之后，我立马打开了信封，想看看在朴教官心里，我父亲有多重的分量。一个五百韩元的硬币刺溜一下滑出来掉在了地上。原来不是吊唁金。

信封里一共有十七万零五百韩元。

底部用小字写着：

是支出明细。是我不久前给他汇的那二十万韩元的余额。

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八天前，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父亲这辈子主动给我打电话可能还不够十次。最后的三次还是在他患了老年痴呆之后的一年间集中打的。父亲说话总是开门见山，就算患了老年痴呆也不例外。至于父亲患上老年痴呆这件事，我也是在一年多前，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之后猜到的。刚接通电话，父亲就直截了当地说：“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怎么了？”

“就问你情况好不好。”

“挺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好。毕竟身为社会主义者的父母就是这么养育我的。小时候被石头尖绊倒了，父母也不会扶我起来，就算我的膝盖破皮流血，他们眼睛也不会多眨一下。所以我总是哭着哭着就不得不自己站起来把身上的灰拍掉。就这么长大的我从来不在谁面前诉苦，也没哭过。这就是一个游击队员女儿的本性吧。

“你能不能给我汇点钱？”

患上老年痴呆之前，父亲从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虽然还没有人说过，但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了，比医生还要确信：父亲患了老年痴呆。要不是因为老年痴呆，父亲肯定宁可咬舌自尽，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正是因为那天的感悟，短短两个月之后，当母亲告诉我父亲确诊老年痴呆时，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要多少呢？”

我有点希望父亲说个三千万或者两千万之类的，这样我就可以把那套巴掌大又不值钱的房子卖掉，把钱筹出来，然后像其他人家的女儿一样，一边抱怨，一边唠叨着说自己有多担心父亲。没想到父亲张口说道：“大概有个三万就行了。”

不知道是因为父亲这辈子花的钱从来没有一次超过三万块，还是因为患了老年痴呆后，为女儿的生活水平担忧，总之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向自己的孩子张口要钱，只要了区区三万韩元。绝不给人添麻烦，是父亲坚持了一辈子的原则，不管这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外人。他现在却为了区区三万韩元，连原则都不要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革命家迟暮的悲哀。我给父亲汇去了三十万。这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也是我这样一个辗转在不同校园里兼职教书的游击队员女儿的悲哀——跟迟暮的革命家父亲相比好不了多少。

第二天，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

“孩子，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给汇的钱？”

在还没有任何人知道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的时候，母亲就有所察觉了，每天忧心忡忡地检查父亲的衣服口袋，结果在钱包里发现了二十九万七千五百韩元的巨款。父亲借口说是跟朴教官借的，但敏锐的母亲，一下子嗅到了不对劲，直接给我打了电话。从小我的任何谎言都瞒不过母亲，所以我爽快地承认了：“嗯。”

“你爹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你爹了，脑子都糊涂了。不知道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怎么来的，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吓死我了都。你以后不准给他钱。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拿去喝酒抽烟能行吗？”

父亲从几年前开始在镇里新建的一栋高层住宅楼里当保安。干满二十四小时就休一天，一个月赚五十万韩元。虽然我常常抱怨自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兼职讲师，但我的劳动还是比父亲的值钱多了。

“你的心意我明白，但你给他钱就是害了他，所以你下次不准汇了。一个老革命家了，不能凭自己本事买包烟抽、买瓶酒喝，像话吗？你爹这辈子是白活了。就因为你爹啊，我看我这辈子没法儿享尽天年了。”

我在心里忍不住笑了出来，我妈竟然说自己没法儿享尽天年了。当时的我就想，我父母正是用人生中所有的“福分”换了“寿命”，所以才这么坚韧又长久地活到了现在。父母口中提到过的人们，很早之前就都死在了智异山里。而我父母在丽顺事件之后就入了山，成了最早的一批游击队员，又是最终侥幸活下来的少数几个游击队员之一，已经可以说是“天选之人”了。我一边听着母亲的叮咛嘱咐，一边在想，如果让我选择是要穷苦但长命，还是要有钱但短命，我一定誓死选择后者。

父亲之后又给我打过两三次电话，让我汇钱。每次要求的金额都不会超过三万。但我每次都会给他三十万，然后不超过两天就会被我母亲发现。父亲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是在四月二十四号，像往常一样，问我要三万。挂断电话后，我就直接给三五钟表铺打了个电话，那是父亲每日消磨时光的地方。接电话的是朴教官。我正想着如果是别人接的电话，就让对方转给朴教官接。

“我父亲最近不太对劲，您应该也知道吧？”

朴教官没有回答。但我没有时间等待无能为力地活了一辈子的朴教官无能为力的沉默，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他现在很健忘，好像抽烟喝酒都比以前更厉害了。我母亲为了不让他抽烟喝酒，一分钱都没给他。但神志清醒的时候都难忍烟瘾、酒瘾，现在的他又怎么可能忍得住。所以想麻烦您，我把钱汇给您，就假装是您借钱给他的，每天只给他一万左右，可以吗？”

“好。”

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随即给朴教官汇了二十万韩元。当下其实没想过为什么自己没有像往常一样汇个三十万，直到今天看到朴教官送来的信封，我才想起来自己只汇了二十万。不过也没有太复杂的理由，大概就是因为精明如我，觉得这笔钱要托付给一个外人，少量多次汇出去更加保险。十七万零五百。朴教官写在信封上的数字好像是在嘲讽我。

“你看吧，丫头，还是好人多吧？”遗照中的父亲好像也在嘲笑我。父亲总是对人充满了信任。就算远方亲戚让他做了担保后连夜潜逃，父亲也没有过丝毫怨恨。

很早之前，父亲来过一次电话，如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其实就是有事让我回来的意思。

“我明天回去吧。”

“几点出发？”

“我争取两点左右到吧。”

“两点我在农村信用社等你。”

紧赶慢赶地赶到地方，父亲特别轻巧地说了一句：“你做个担保吧。”

“要用钱吗？要多少啊？”

“我哪里要用什么钱。住在前面的龙植你记得吧？龙植死了以后，他老婆说要开个小饭馆赚钱养孩子，让我给她做担保。结果小饭馆倒了，她就跑了。”

后面的话不用听也知道，父亲把欠下的钱揽下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血汗钱，攒不下几天，就会被父亲败光，主要就是各种担保。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总归是靠着自己把那些窟窿都补上了，这还是第一次把担保欠下的债转嫁到我身上。因为父亲年纪太大，已经无法再延期了。第二天早上母亲从父亲的裤子口袋里翻出了银行的回执，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哎哟喂，本来就没什么可以留给孩子，这下好了，留了一屁股债。你这个当爹的，你为你女儿做了些什么好事啊，你还好意思让你女儿去做担保？你马上把那贱女人找回来。”

母亲嘴里竟然冒出了“贱女人”这个词。虽然母亲只有小学毕业，但在求礼这个小镇里，像我母亲这样有知性气质的人并不多。文静、温柔、眼神深邃、言谈有教养，说她是个法官、检察官还是作家都有人信。而且因为母亲身边常常放着本书，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个校长什么的，甚至小学时每天早上领着我一起上学的高年级学长，还把我母亲当成了初恋。

他每天风雨无阻地来家里接我，诚心感人，害我还坚定地以为那家伙的初恋是我。以至于上了大学，发现他还是十年如一日地联系我，我便拼了命地躲着他，内心暗暗嘲笑他都大学了，怎么还揪着小时候的青涩爱恋不放。直到不久前，失联十多年的那个学长终于又找上了我，冷不丁地问我说：

“你妈还好吧？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吗？你妈以前可漂亮了……你妈可是我的梦中情人哪。”我这才知道，原来那个学长把我们家门槛都快踏破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母亲。真是绝了。说是情敌也不合适，但不管怎么说，学长眼里的竟然不是我，而是我母亲！说不定我的人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扭曲了。后来学长毫不忌讳地辩解说，因为自己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而我的母亲知性大方，所以把我的母亲当成了初恋。

就是这样一个因为知性优雅成为少年梦中情人的母亲，因为一千二百万，不惜把“贱女人”几个字挂在了嘴边。吃早餐之前，做了一千二百万担保的我，一个自顾不暇的兼职讲师，默默望着忍不住口吐芬芳的革命家老母亲，想到的不是如何还债，而是觉得就算把母亲的反应看作是因为血缘之情、出于伟大的母爱，也很难否认，意识形态在金钱和母爱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父亲原本还盯着电视里的早间新闻，对母亲的抱怨过耳不闻，这时突然把遥控器往地上一拍，猛地站起来说道：“够了！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半夜逃跑啊！能吃好穿暖的话，她能不还钱吗？要不是走投无路，谁能连娘家都不联系，活着跟死了一样啊！”

听到父亲的话，母亲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你这么体谅别人的苦衷，对你老婆的苦衷怎么跟眼瞎了一样呢？我这胳膊腿又酸又痛，做饭都困难，夜里痛得觉都睡不好。你要有那个钱，倒是把我送医院去啊！”

父亲的眼神我至今都忘不了。他冷冷地瞪了母亲一眼，用低沉却决绝的声音说道：“你在智异山里受的苦，是为了让你自己吃得好、过得好吗？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拼上性命的？！”

就像是女商贩借住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以为母亲会哭上好半天，结果一下子就止住了。从那之后，母亲便再也没有提过因为担保欠债的事情。而年过七旬的父亲靠帮别人种栗子树，每年赚着几十万韩元用来还债。这笔债至今还剩一大半，正如母亲担心的那样，恐怕就会变成我的债了。那个我根本记不清长什么样的远房亲戚，如果知道我父亲年过七旬还无怨无悔地辛苦挣钱帮她还债，会不会稍微流下那么一滴比其他人深情一点点的眼泪呢？我觉得不会。毕竟我跟父亲不同，并不是那么信赖人类。我反而更愿意相信，当我骨瘦如柴的父亲喝着菜干汤的时候，那个女人正用我父亲的血汗钱大口大口地吃着烤五花肉。

我望着那装着十七万零五百韩元的信封，有些怅然若失。烧酒一瓶，香烟一盒。父亲心甘情愿地给别人掏了一千两百万，而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天只有四千块。

父亲最后一天的消费有些“奢侈”。四月三十日，九千五百元（餐费4000×2=8000，烧酒一瓶1500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跟另一个人享受了一顿每人四千韩元的晚餐。多半吃的是大酱汤，另一个人十有八九是朴教官。结账时，靠着教师退休金凑合过日子的朴教官肯定好好推拒了一番，但我那不愿欠人情的父亲，就算患上老年痴呆也依然本性不改的父亲，一定是一副豪气的模样，抽出了一张万元“大钞”。

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无能为力”。

刚才还烟迷雾锁的川边道路，转眼变得清朗了起来，让人不禁怀疑刚才的浓雾是不是一场梦。或许是因为雾气留下的水滴，让清晨的阳光显得格外灿烂。就在这阳光照射下的沥青路上，出现了两个老人的身影。一个是刚才来过的朴教官，他身旁那位伛偻的老太太，估计也是三五钟表铺的常客、父亲的同学。朴教官刚才还说等大家一块儿过来，结果走到一半，又跟着老太太一块儿折返回来了。

老太太一脸淡然，把装吊唁金的信封塞进箱子后，祭拜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因为听到了殡仪馆黄老板的悲苦人生，母亲哭得有些虚脱，此刻正在休息室里休息。接下来，母亲大概只能留在休息室里度过整个葬礼了。因为母亲身患脊椎管狭窄症，要是对每一个宾客都一一弯腰回礼的话，说不定紧接着又得办一场葬礼。于是我代替母亲向宾客回礼，成了今天葬礼唯一的丧主。毕竟吃了药之后，父亲的精子也只复活了一次。

老太太用粗糙的手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她那个年代要是能读完小学，多少也算个知识分子了，而这双手并不像生活安稳的人会有的，甚至比母亲当年辛勤务农时的手还要粗糙。还没经过我同意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不免有些抗拒。这场葬礼下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抓我的手，想想就觉得头晕目眩。要是能像只狗一样宣示一下自己的领地就好了。

“生怕别人不承认他是三秒老头，走得还真是急啊。”

三秒老头？老太太虽然外表粗陋，眼倒是挺尖的。

“你爸喝一杯烧酒只用三秒钟，所以叫作‘三秒老头’。三秒老头来店里，不会直接坐下，要先跑到冰箱那里拿出一瓶烧酒，倒上满满一杯，一口就灌到嘴里了。”

旁边朴教官也点了点头，补充说：“这位是三五铺旁边的平价小饭馆的老板娘。走到一半碰上了，说自己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就陪着她一块儿来了。”

钟表铺旁的小饭馆，应该就是那家摆着两张水泥圆桌卖汤饭的小酒馆，客人都是无所事事的老头子。还好刚才没有告诉母亲。母亲最痛恨酒家女，这也都是因为我。

我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带着我出入各种场合。遇到赶集的日子，还会带我去五岔路口那边的河东人家。那是一家简陋的小酒馆，连招牌都没有，就因为开酒馆的是河东人，所以大家就随口叫它“河东人家”。父亲经常大白天跟朋友在那里喝酒，连下酒的小菜都不点。他把我架在膝盖上，一边喝酒一边晃腿。我就像坐着秋千一样，在父亲的腿上一边高兴地摇晃，一边吃酒馆老板娘递过来的零食，毫不忌讳地混迹在酒席间，参与着各种话题，咯咯地笑，完全没有个孩子的模样。

有一天，身材肥硕的老板娘突然摆着身子，挤着鼻音说：“这么久都不来，我还以为以后都见不到你了呢。”

“哎哟，看你说的什么丧气话，我对你可是一片丹心呢。”

父亲耍起了嘴皮子，拍了拍老板娘的屁股。我一下从父亲膝盖上跳了下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当时的我才五岁，脾气却不是一般地倔，硬是把父亲拽了出来，让他连一杯酒都没喝上。我一直斜着眼睛狠狠瞪着河东人家，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中。那之后，只要我在身边，父亲便再也没有靠近过五岔路口那边一步。

虽然当时的我才五岁，心里却早已是个小大人了。所以父亲拍老板娘屁股的事情，我没有告诉母亲。是父亲自己说的，好像拍拍其他女人的屁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之后父亲每次要去镇里，母亲就会开他玩笑问道：“又要去拍河东人家老板娘的屁股啦？”而我会突然抽风，抓住父亲的裤腿瘫倒在地上。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河东人家的老板娘，但我想父亲应该还见过，只是不再把我带到小酒馆去了。

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其实也就是看到了父亲不为我所知的另一面罢了——革命家身份之外的一面。而被幼时的我发现的那个举动，其实也是一般男人都会做的事，并不出奇。即使在长大以后，每次路过河东人家，我也都会把头扭向一边，故意不去看它。或许我真正回避的，不是河东人家的老板娘，而是隐藏在一个伟大革命家躯壳下的普通男人的欲望。那时父亲已经被关进监狱，我相信我的父亲是一个为了正义不畏牺牲的伟大革命家。准确地说，我必须坚信这一点，才不至于放弃监狱里的父亲。

“哎哟，嫂子来了？”

朴东植不知道什么时候睡醒了，走过来一屁股坐到了老太太旁边，好像对方是自己的好姐姐一样，搂着老太太的肩膀。

“小妹，打招呼没？这可是你爸的最后一个情人。”

“你看你，开什么不着边的玩笑？让孩子真误会了怎么办呀……”

老太太突然像个羞涩的小姑娘，拧了拧身子，从朴东植的怀里挣脱出来。误会个屁啊！不对，她一副典型的劳动妇女模样，莫非真的是父亲的理想型？我默默地看着他俩笑闹，心里想。

“每天早晚相见，这还不叫情人，什么叫情人？”

“他确实是快把我们店的门槛踏破了，但你以为他是来找我的？他是来找酒的。”

这两个人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一唱一和地说着相声。

“话说回来，昨天还剩了半瓶烧酒没喝完，放在冰箱里呢……这以后也喝不上了。生前那么爱喝酒的一个人……每天至少都得喝上三瓶来着。”

父亲养成每天喝酒的习惯，就是在他照着《新农民》开始纸上种田那会儿。父亲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却没干过一天农活儿。虽然拼了命要建设一个劳动者和农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他本人却跟劳动没什么关系。对于父亲来说，劳动要比革命痛苦得多。当游击队员时说着不惜冻死、饿死、中枪死，到了要给辣椒田拔草的时候，两个小时都坚持不了就要灰溜溜地跑回家，用啤酒杯装满烧酒一饮而尽。每次看到这样的父亲，我都在心里一边嘲笑，一边思考革命家和耐性之间的关系。那时上高中的我得出一个结论：

有耐性的人成不了革命家。

面对痛苦、悲伤或愤怒的时候，有耐性的人只会忍耐，不会去抗争。只有忍不了的人才会揭竿而起。于是有的人成了斗士，有的人成了革命家。父亲就是一个忍不了的人。他忍不了祖国解放之后亲日派的得势，忍不了与不爱的女人结婚这种封建残留，也忍不了有权有势者的嚣张跋扈。当然，父亲忍不了的，还有两小时的劳动。然而，冻得生不如死的痛苦、饿得生不如死的痛苦、眼睁睁看着出生入死的战友在自己身旁死去的痛苦，父亲又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大概是因为信念，又或许是因为“大不了就是一死”的终极绝望吧。

就在我用冷静的目光分析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喝完酒，看完了一面报纸，不情不愿地抬起屁股，准备回到他不亲不爱的劳动中了。所以，对于父亲来说，酒就是某种用来延续繁重劳动的止痛剂。虽然父亲每天都要喝上三瓶烧酒，但还不至于酗酒成瘾，甚至连酒鬼都算不上。在我看来，只有像小叔那样一头扎在酒里，任凭酒精吞噬自己灵魂的人，才算得上是酗酒。父亲最多只是一个三秒老头，把酒当作止痛剂来喝罢了。

“你以为他只喜欢酒啊？他还喜欢女人。你不知道吧？”

朴东植对着我挤眉弄眼地说道。那语气好像是说，你父亲的事情，你还没我知道得多。还能有什么事情，不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点小秘密。我真想把我父亲拽出来好好对峙一番，就像把他从河东人家里拽出来一样。但今天是父亲的葬礼，我只能板着脸，狠狠瞪着朴东植，努力把怒火压下去。当然，毫无分寸的朴东植并没有意识到我眼神里的情绪。老太太跟朴东植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像是说自己也知道那些秘密，接着道：“酒也只喜欢喝烧酒。啤酒正眼都不瞧一下。说洋鬼子的酒有什么好喝的。有一次还拿着一瓶洋酒过来，说是要换烧酒。那酒你知道吗，还是朴正熙总统喝过的酒。”

父亲拿去小酒馆说要换两瓶烧酒的那瓶洋酒，是我送给他的威士忌芝华士18年。我对威士忌简直可以说走火入魔，那瓶酒更是被我当作佛像一样供奉了一个月，每次看到它我都忍不住吧唧嘴，但最后还是送给了父亲。因为觉得父亲那么爱喝酒，这一辈子却只喝过烧酒和玛格丽米酒，太可惜了。结果他连尝都没尝一口，就拿去换成了烧酒。

“区区两瓶烧酒，我买给你就是了，别弄得那么穷酸。你就不能尝一尝这种酒的味道吗？！”我一口气把心中的愤怒全都发泄了出来。

结果父亲也气呼呼地说：“区区一瓶洋酒，跟烧酒还不一样是酒？！那些洋鬼子的酒难道还镶了金不成？”

有没有镶金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很爱威士忌。三十岁以前，我都不爱喝酒。因为觉得烧酒太涩，让人忍不住发出奇怪的声音；米酒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喝了两杯，结果就断片了，之后便再也没有碰过；白酒的味道太冲；啤酒太冰，喝一杯就得拉肚子。直到三十岁之后，我才在朋友的乔迁宴上第一次喝了威士忌。橡木的风味太香甜了，穿过喉咙的时候梦幻又丝滑。要不是这次经历，我几乎以为自己跟所有酒都是绝缘的。这就是所谓的局限。当父亲还在与解放前后的局限抗争时，世界已经远远跨过那道槛了。

“啊！你管它是不是镶了金，你先喝过之后再发表意见！”

“拿来一瓶洋酒，就狂得要登天了！”

父亲猛地站了起来，彻底生气了。

又过了几年，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给我送了一瓶皇家礼炮32年，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喝过的高价威士忌。我还怕万一摔碎了，寄给父亲时用气泡膜缠了一圈又一圈。结果父亲的话堪称经典：“孩子，这是洋酒还是什么呀？干吗寄个谁都不认识的东西过来？拿去换烧酒别人都不给换啊。”

那个不愿用一瓶皇家礼炮32年给我父亲换一箱烧酒的人，恐怕就是眼前这位跑来殡仪馆嚷嚷些什么三秒老头的小酒馆老板娘了。村里人多少还能认出个芝华士，但皇家礼炮是不可能认识的，因为朴正熙没喝过皇家礼炮。就算他是韩国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的最高统治者，喝的也只是芝华士罢了，还不知道是12年还是18年的。而如今，随便什么人在免税店买的都是百龄坛30年。

“不对，嫂子你这就不懂了。叔叔也能喝洋酒。就是没的喝，所以喝得少。叔叔可是把洋酒倒到烧酒杯里一口干掉的人，简直就是男人中的男人！”

这我是第一次听说。难不成父亲是怕我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了没必要的地方？还是说，不管是烧酒也好，威士忌也好，反正都是止痛剂，量大的最好？再不然，莫非只是父亲在其他男人面前装腔作势罢了？但他究竟在想什么，我都无从得知了。不管过去也好，现在也好。

三个人就这么回忆着我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往。我站起身，告诉他们我要去一趟殡仪馆办公室。走了几步，再回头看这几个父亲晚年时交心相处的人，才发现他们不过是寒酸潦倒的老人而已。很难想象被他们称为三秒老头的父亲跟他们坐在一起交谈的模样。我所认识的父亲，是那个在家里还念叨着老百姓、过于严肃反而有些可笑的、身在家里却心系着智异山和白云山的革命家。

我正要换上殡仪馆提供的拖鞋，朴东植追了上来，把手机递给我。

“我小儿子用你的手机给你通讯录里的所有人都发了讣告，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也就是说他知道手机是我的，故意带走的。也不知道该谢谢他帮了我一个大忙，还是质问他为什么自作主张。毕竟通讯录里还有好些人并不需要知道这个消息。

朴东植把手机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比我的大上一倍，还特别厚实。或许就是这双手拉着不情不愿的父亲去拍了那张遗照，还亲自付了钱，也是这双手给父亲的酒杯斟满了威士忌。几年前父亲想把朴东植推选为合作社社长，但最终失败了。我还记得父亲当时抱怨，说到现在村里还在犟说选举需要花钱，说村里的人脑子都朽了烂了，语气里充满了愤慨。那之后，父亲便和朴东植一起创建了民主劳动党支部，还四处游说，想要推选朴东植成为地区议员。最终心愿还没实现，父亲就走了。

“欸，小妹。你去找黄老板多要六套丧服。你大伯家有七个堂亲吧？男人的有一套就行。我看吉洙是当不了丧主了，几天前我看他那样子，可能过不了两天就得跟着叔叔走了。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毕竟你一个人怪孤独的，大伙儿一块儿轮流做丧主，都会乐意的。反正你们高家本来就爱操心嘛。”

这么说起来，曾经是摔跤选手的朴东植比高家人更爱操心，他用厚实的手掌拍了拍我的后背。这双跟“温柔”“细腻”毫不相干的手，却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我按照东植的嘱咐，向黄老板多定了六套丧服，一套男性的、五套女性的。黄老板好像真把自己当成了我的亲哥哥，毫不客气地告诫我说，葬礼到处都要用钱，每一分每一毫都得从指甲里抠着花。

“丧主就你一个女孩，也不知道这殡仪馆的费用拿不拿得出来……”黄老板叹了一口气说道。

不知是身为殡仪馆老板的担心，还是出于对朋友妹妹的担忧。不过，担忧也好，唠叨也罢，话多这一点，倒是跟我父亲一模一样，真令人讨厌。我正打算赶紧转身离开，就被黄老板叫住了。

“欸，小妹！有句话要提醒你。”

黄老板走到我身边，四下张望了一下，接着把脸凑了过来，几乎贴到了我的耳朵上。看来这里的人都用身体距离来表现关系的亲密。其实动物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我一直忍受不了这样的距离罢了。不管是赤色分子，还是赤色分子的子女，都必须站在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亲密距离之外，这样才不至于让别人因为认识了一个赤色分子而受到牵连。

经年累月形成的条件反射让我迅速往后一仰，黄老板躬着的身子也条件反射似的凑得更近了。不知情的人说不定会以为他在性骚扰。但黄老板把身体凑过来的时候，倒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忌讳。我只好用力地仰着，把身子折到有些腰疼的角度，听黄老板说道：“小妹，你可得小心。吊唁金要找谁代收，一定得慎重再慎重。不管是表亲还是堂亲，谁都不能信。一个两个都贼得很，千万要瞪大眼睛看清楚了才行。什么样的人都有。之前还有人为了不跟兄弟姐妹分钱，独吞了自己母亲的吊唁金跑了。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还是个学校老师……你父亲啊，吃了一辈子的亏，这最后一段路，可不能让他再吃亏了。”

父亲也不算吃了一辈子的亏。只是为了不受欺压投身于社会主义，结果在自己选择的斗争中惨败罢了。父亲直到八十二岁的那个劳动节清晨，离世前的最后一刻，都还在为自己十几岁时的决定承担后果。这个社会如此残酷地对一个人的选择追责到底，这是对是错，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必须保障思想的自由，有人认为赤色分子就要一棍子全打死。经历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南北双方至今还处于休战状态，加上意识形态不同，早就不可能再达成统一意见了。更何况，这也轮不到我来评论是非对错。

只是说到吃亏，我更有发言权。因为父亲至少还有选择，而我没有。我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赤色分子，也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赤色分子的女儿。我只是一出生，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身份。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谁愿意成为一个赤色分子的女儿呢？但凡可以选择，我肯定会选择成为李富真[韩国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李健熙的大女儿，现任三星下属公司总裁。]或是金泰熙[韩国知名演员。]。我想，连自己的赤色分子父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黄老板或许也不例外。

雾气散去后的大路，一早就被炎炎的烈日炙烤着，一点儿都不像五月第一天该有的样子。就在那阳光中，比我更委屈的、大伯家的堂哥吉洙颤巍巍地走了过来。吉洙哥因为胃癌晚期，早已是形容枯槁。就像东植说的一样，哪怕是过两天就追随我父亲去了也不奇怪。去年年底被诊断为胃癌晚期之前，吉洙哥眼看就要晋升为副县长了。在我们这个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大家族里，算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吉洙哥曾经考上了陆军士官学校，但因为自己的二叔是赤色分子，他没能通过入学前的身份调查。大伯母一直觉得是我父亲断送了儿子的大好前程，终生怀憾。虽然不知道吉洙哥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明面上，他没有抱怨过一句。

吉洙哥被陆军士官学校淘汰的那阵子，我刚满十岁。一天下午，鹅毛大雪笼罩了整个山村，前屋突然传来了一阵哭声，是女人的声音。大伯的几个女儿都在读完小学后到首尔的工厂里工作了，所以家里的女人只剩下大伯母一个。哭声久久没有停息，父母却没有前去探望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想到要煮晚饭。母亲好不容易才把躁动的我安抚住，直到天色都黑了，父亲才开口：“先把饭吃了吧，难道要这样等到饿死不成！”

“是吧。得先吃饱才能活下去啊。”

母亲摸了摸我的头，慢悠悠地站了起来。母亲这辈子没有抹过一次护肤霜，在她脸上，白藓像泪痕一样在蔓延。

第二天，天刚刚亮，我就朝着大伯家跑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积满了雪。平时这条路都会最先被父亲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儿下过雪的痕迹。大伯家的院子也积满了白雪。我穿过院子，在没人踩过的雪地上留下了脚印。刚要进屋，大伯母突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攥着一个水瓢，上面冒着白白的雾气。她一下子将水泼向了我站着的地方，白雪伴随着嗞嗞嗞的响声渐渐融化，在我前面化出了一条小路。

“妈！”

吉洙哥站在檐廊上，用低沉又严厉的声音喊道。大伯母平日里对吉洙哥言听计从，那天却头也不回，只是狠狠地瞪着我道：“那家的种看着就招人讨厌，赶紧让她走！”

“妈！你这话说的！”

大伯母眼里好像都要滚出火球来，她唰地把身子背过去，裙摆掀起了一阵寒风。

“你改天再来吧。”

吉洙哥站在檐廊上静静地看着我，说罢也转身进了房间。平时他每次看到我，都会一边把红薯干什么的塞到我手里，一边满脸温柔地问我这次又考了第几名、最近读了什么书之类的。在所有亲戚中，吉洙哥是最疼我的，我也最喜欢吉洙哥。在这个大家族里，爱读书学习的只有我和吉洙哥，可能出于这个缘故，我们之间好像有一个只属于我俩的小世界。

每周六下午，我都会走上一个小时去接吉洙哥。他在镇里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来，上了高中之后，就买了一辆带后座可以装货的二手自行车。

“想哥哥了，跑这么远来接哥哥呀？”

每次吉洙哥都会温柔地摸摸我的头，把我抱起来，放到车后座上让我坐好，然后站在脚踏上，抬起屁股，卖力地让自行车奔跑起来。吉洙哥的身子在前面有节奏地起伏晃动，我把脸颊贴在吉洙哥的背上，觉得未来的每一天都会像此刻这样轻松愉快。

孤零零地站在大伯家的院子里，我预感到，我和吉洙哥这样的快乐日子就要到头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微妙地感受到一种抱歉和惨烈。我小心翼翼地踩着自己来时的脚印离开了大伯家，在那纯白的院子里，我好像不该再留下任何痕迹了。

因为去不了普通大学，吉洙哥便在开春之后入了伍。几个月后的秋天，好像是觉得没脸见吉洙哥一样，父亲进了监狱。当然，父亲并不是自愿进去的，而是像往常一样去赶集，无意间撞见了负责盯梢自己的刑警。那名刑警一直以来都对父亲视而不见，偏偏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一把将父亲抓走了。过了好几天，我们才听说父亲又被关了进去。因为父亲不在，母亲在村里难以维持生计，便领着我搬到了镇里。

吉洙哥退伍后，俨然成了一个大人。虽然偶尔遇到过几次，但他已然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温柔，对谁都一样。长大后的吉洙哥，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吉洙哥了。他对任何人都少言寡语，对任何事都漫不经心。又过了几年，连坐制被废除后，吉洙哥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从那之后，吉洙哥的生活我便知道得更少了。只是听说大家都夸他很能干，在单位里晋升得最快；乡长的女儿看上了他，还请了媒婆说亲，结果他特别冷漠地拒绝了；还听说他后来跟一个条件比自己差很多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跟他妻子一样既不漂亮又不聪明的儿子。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了。

每次听到这些传闻，我都会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想到那一天也恒久地刻在了吉洙哥的心里，横亘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渐行渐远。我，一个赤色分子的女儿，每每想起吉洙哥，都有一种负罪感。因为比起作为赤色分子女儿的我，作为赤色分子侄子的吉洙哥不得不承受这样的人生，才更冤屈。断送自己前程的不是自己的父亲，竟是二叔！

就是这样的吉洙哥，出现在断送自己前程的二叔的葬礼上。他一直静静地望着我，就像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里一样，连一句“我来了”都没有。我也默不作声地走在前面，领着他进了吊唁厅。东植一下站了起来，快步走到鞋柜前。

“来了？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

东植想要上前搀扶，但吉洙哥轻轻把他的手推开了。

“……肯定要来的。”

就在吉洙哥拖着孱弱瘦削的身子慢慢走过来时，我走到躺在休息室里的母亲身边。母亲好像在打瞌睡，我轻轻摇了摇她的肩膀，她身子一颤，醒了过来。

“吉洙哥来了。”

“哎哟，自己身体都不好还赶过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示感谢才好。”

母亲匆匆忙忙跑出去，一把抓住吉洙哥的手就瘫坐到地上。吉洙哥还没反应过来，被拽着跪坐了下来，他的身子就像孩童一样瘦弱。母亲抚摩着吉洙哥的肩膀和手臂。

“怎么办是好啊……怎么办是好啊……”

令母亲感到惋惜的，不是死去的父亲，而是命不久矣的吉洙哥。我无法想象一个将死之人前来吊唁一个已故之人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把母亲扶了起来，让她坐到丧主的位置上。如果是我，可能不想在这样的场合得到别人的安慰。比我更成熟老练、自尊心更强的吉洙哥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吉洙哥面无表情，向着父亲的遗照行了两次大礼，转身跟我互致了一个拜礼。母亲看到吉洙哥连行礼都这么吃力，眼泪止不住地掉。

“这该怎么办是好啊……”

一声声慨叹好像诗歌中的叠句一般。

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吉洙哥，真是尴尬极了。还好眼尖的东植把吉洙哥领到了自己坐的那桌。看来爱操心的人也不总是那么令人讨厌。不管怎么说，至少在父亲的葬礼上，东植要比我有用得多。我连别人的葬礼都没去过几次，通常也就是送个吊唁金罢了。我不喜欢繁杂的场合，也没有安慰他人不幸的本事，更不了解葬礼的流程。要不是有东植在，我恐怕从医院开始就要出大洋相了。是东植比我更早抵达医院，决定了葬礼的地点，带来了父亲的遗照，还帮我发了讣告。

东植替我用纸杯接了一杯水，放到吉洙哥面前。吉洙哥没有喝，虽然满脸病容，腰杆子却挺得笔直。

“还好吗？”

东植替我问出了这个想问却没能开口的问题。

“就那样吧。”

“要吃点什么吗？”

吉洙哥没有回答要或是不要。我突然想，会不会是那些对自己二叔说不出口的埋怨，在吉洙哥一生的吞忍中滋长，最终吞噬了他的生命？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在我父亲面前发泄过一点点的不满。

“吉洙哥……”

我叫出了声，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个冬天之后，我们除了见面的招呼，便再没有交谈过，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不管是我，还是吉洙哥，我们都没有让静止的时间重新流淌的本事。吉洙哥看着我，点了点头说：“没事，没事。”

也不知道是说自己的状态没事，还是说迎接死亡没事，又或是至少活着的人还会活下去，所以没事。泪水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我也不知道这眼泪意味着什么。吉洙哥只是用平静的眼神默默地望着流泪的我。那眼神就像在说，不仅是我父亲的死亡，就连他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也已经淡然接受了。不对，应该说那眼神已经看透了死亡背后的虚无。在那眼神面前，我的泪水显得如此奢侈，我不忍心再哭了。我原本和眼泪也不太亲近。

吉洙哥用手撑住桌子站了起来。像来时那样，他颤颤巍巍地迈开了步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腰带系得太紧，吉洙哥的裤子在臀部那里松松垮垮地折了好几折，里面可以塞下好几个成人的拳头。生命似乎正从他的身体里溜走。我久久地目送着吉洙哥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明晃晃的阳光里。吉洙哥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吊唁，正在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