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词叫“教育战略”，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惯习、场域、象征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提出的说法，指各个集团、家庭为了进行自我再生产而推动的战略中与教育相关的部分（Bourdieu，1991年）。其核心内容包括在什么样的方针下育儿、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应该住在哪里、如何使用校外的教育机构、如何进行择校等。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备考”相关的内容，这部分在我前一本书里也有所提及，即被称为幼儿教室的地方（志水，2021年，第三章）。我曾经参观过一间这种教室，是某出版社和某童装厂家合作的机构，大概在20多年前成立，提出的口号是“培养孩子‘上进的大脑’和‘饱满的心灵’”。孩子满1岁就可以来这里上课，与妈妈一组，每堂课60分钟。这种机构大多设置在百货商场里，给人一种“别致的感觉”。这种教室原本并不直接和“备考”挂钩，但在送孩子去上课的妈妈们的推动下，最终变成了“备考班”。

今时今日，在首都圈和关西圈中专门为“备考”而设立的幼儿教室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了。我居住在大阪府北部，当地有些教室大概60年前就有了，算是开荒者，目前发展成了家族企业。还有的教室把孩子们的成绩做偏差值区分后再进行彻底“训练”，目标是为了通过志愿学校的升学考试。

话题回到“备考”。日本98%以上的小学生就读于（国立之外的）公立小学，1.3%就读于私立小学，0.6%就读于国立小学。仅从东京都的情况来看，在公立小学读书的占比95%，私立小学有4%，国立小学是0.6%（两者都是2020年的数据）（志水，同上，第91页）。换算后用极端的说法是，全日本仅有2%（差不多每50个人里有1个），东京有5%（差不多每20个人里有1个）的孩子能通过升学考试升入私立或国立小学。各位读者觉得这一数值是高还是低呢？

我手边有一份名为《关于志愿报考国立、私立小学的实际调查报告（首都圈版·速报值）》的报告，作者小针诚堪称研究升学考试对象的先驱，他在这份报告里描绘了首都圈家长们的最新状况[这个调查是在2021年4月到7月之间进行的，名为《关于志愿报考国立、私立小学的实际调查报告》。我们通过首都圈36所转型为备考班的幼儿教室的介绍，向2260位监护人发送了调查问卷，最终收回了28.5%的有效答卷。——原注]。

这份调查面向首都圈36家幼儿（备考）教室入读孩童的监护人，用邮件征集了调查问卷。首先让人感到震惊的一点是，给出回复的645个家庭里，家庭收入在“2300万日元以上”的占到了25%。以收入在“1000万日元以上”作为分界线的话，这一比例竟然高达82.7%。从学历来看，父母双方都是“本科学历以上”的占到了九成，父亲的职业有八成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企业管理层”。此外，父母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毕业于国立、私立小学的比例也有三成以上（同上报告书，第66—70页）。

针对备考的理由和动机，作者准备了26个选项，回答中勾选“完全符合情况”最多的几项分别是：“被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吸引”（68.6%），“可以接触公立小学无法提供的个性化教育”（63.9%），“被学校的氛围吸引”（56.3%），“因为有附属学校或者同品牌学校，备考升学相对没那么辛苦”（40.1%），“感觉更符合孩子的适应性和个性”（39.1%）等（同上报告书，第24—32页）。

此外，作者还设置了一些问题来了解家长对孩子教育方面的原则和想法，这里最突出的一点是有“让孩子尽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想法的家长占了绝大多数（回答“是这样想的”达到了98.6%）。对比“认为给孩子留更多财产更好”（同54.9%）与“希望孩子和父母从事一样的职业”（15.9%）这两个选项的数据，选前者的比例相当高。另一方面，承认“在育儿上感到很大压力和焦虑”这一问题的比例是44.1%，还不到半数。仅从这一数据就能看出，富裕阶层在升学备考方面的育儿焦虑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同上报告书，第55—58页）。

接下来我简单整理一下补习班和兴趣爱好班的现状。大阪大学学生在这方面的情况前一章已叙述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度过了非常忙碌的孩童时期。不仅如此，相应产生的费用想必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补习班也好，兴趣爱好班也罢，都算是私人教育。与此相对的是公共教育，即用国家经费覆盖的学校教育系统。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私立学校也属于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和私人教育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私人教育是每个家庭自费使用的教育资源，是公共经费支出无法覆盖的领域，所以也会有“校外教育活动”这样的说法。日本的私人教育在发达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但日本也是发达国家中教育支出占国家支出比例较低的国家之一（中泽，2014年），这也是因为社会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觉得教育本来就是各个家庭自己负责的事。不过，这一常识在现代日本社会里几乎快要行不通了。

倍乐生[倍乐生（Benesse Corporation）是一家位于日本冈山县冈山市的出版社、教育出版公司，成立于1955年，现已成为日本最大的教育集团，中国知名早教品牌巧虎也是其投资项目。]在几年前对校外教育活动的情况做过一个调查[这份调查是在网上进行的问卷调查，面向在1998年到2013年间生育了孩子的妈妈。成为调查对象的妈妈共有16170人，她们的孩子年龄在3岁到18岁（高三）之间。——原注]，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家庭在校外教育活动上平均每个月的支出，幼儿阶段是6500日元，小学阶段是15300日元，初中阶段是22200日元，高中阶段是16900日元。之所以中学阶段最多（尤其是初三的支出，有25900日元），是因为其中包括了补习班等学习班的费用。这个调查分了四个类别，即“运动”“艺术”“家里上课”“教室上课”各有多少孩子选择。比如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里，选择运动（游泳、足球、体操等）的有68.4%，选择艺术（乐器、绘画、音乐教室等）的有31.9%，选择家里上课（做市面上买的练习题、上网课等）的有60.3%，选择教室上课（补习班、英语教室、书法教室等）的有52.6%（Benesse教育综合研究所，2017年）。

把数据罗列出来看，每一项数值都很高，但这一现实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经济差距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聚焦于运动方面深入探讨。最近有一本新出版的书，名为《孩子们的运动差距》（清水，2021年），书名直截了当。作者在书里参考了一些先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试图阐明学生们学习能力差距的实际情况，又在丰富的数据基础上对孩子们“体力的两极分化”这一现象做了分析和考察。

简单来说，结论如下。“运动习惯方面的差距（机会不平等）和体力、运动能力方面的差距（结果不平等）是基于家庭背景产生的”，“家长是否在孩子的运动方面做了投资，其带来的体力差距在幼儿期就会显现，而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只会越来越大，到中学期间就呈现为悬殊状态”（清水，同上，第124页）。作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运动版的家长主义”。

这一节最后的主题是初中升学考试，这个考试可以说是家长主义战争中的天王山[天王山位于京都盆地西边西山山系的南端，有重要的地形优势。天正十年（1582年）6月羽柴秀吉与明智光秀在此展开争夺天下的山崎之战，当时战局而出现占领此山者便可获胜的状况，从此出现“决定天下的天王山”（天下分け目の天王山）的俗语，常用来指运动与游戏中的重要比赛。]，因为绝大多数家长都相信，能否考上理想的初中将极大影响孩子们的未来。从统计数据来看，全国的中学生大概有300万人，其中91.6%读的是公立中学，7.5%读的是私立中学，余下的0.9%读的是国立大学的附属中学。粗略来看，只有不到一成的孩子能通过考试升入私立或者国立中学，其中又有很大的地域区别。东京都私立中学的比例达到了25%，紧随其后的高知、京都、奈良、神奈川也都达到了10%（皆为2020年度的数据。〈志水，2021年，第78—79页〉）。

新冠疫情也带来了升学考试战争的变化。据我认识的一位关西地区某补习班的熟人说，他们本以为疫情造成了经济不景气，预计上补习班的学生会减少，结果备考生反而增加了。因为疫情初期有些私立学校反应敏捷地导入了线上课程，但公立学校很难做到这一步，学生只能后知后觉地来上补习班。这位熟人还推测，家长们在提高孩子学习能力方面的焦虑或许拉高了参加私立学校招生考试的学生比例。

另一位我熟识的女性学者居住在东京，她的女儿刚刚结束初中升学考试，我也请教了她作为母亲的备考感受[2022年2月15日通过Zoom进行的1小时的线上面谈。——原注]。我把她的回答在这里简要介绍如下，读者或许能从中切身感受到当下升学考试的实际情况。

这位朋友来自中部地区，先生也是硕士毕业，两个人本来都非常倾向于让女儿报考公立学校，但据说有一件事改变了女儿的命运。

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吃午餐时，她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自己之前都被骗了，其实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更好哦”。她说考高中的内部升学十分难，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几乎不存在都立重点高中的保底学校，升学太难太难了。于是我们也采取了常见策略，让女儿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的2月入读了Z补习班。

我记得一开始女儿小学班级里大概有五六成的学生在上补习班，后来渐渐有人退出，最后坚持到参加升学考试的差不多只有三成。我大概了解他们退出的原因。不管怎么说，补习班的作业真的太辛苦了。不只是孩子觉得“累”，我们作为家长也这么感觉。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不好孩子的时间管理了。说到底还是作业的量太大了。怎么让孩子完成作业成了家长的事情。四年级的时候上补习班的频率是每周3次，五年级就成了一周4次，六年级是一周5次。星期一和星期五没有补习班的课，但那两天从早到晚都在写作业，就是这种节奏。星期六的课从下午2点上到晚上7点，星期天早上8点半开始测验，下午是针对志愿学校的专门课程。不过我们家的情况是，女儿在六年级那年突然开窍，可以自己规划时间自己完成作业了。我的事情只剩下打印而已，完全不需要对她进行时间上的统筹。六年级开始反而轻松了。

关于志愿学校，说实话，我和先生都不是东京人，确实不知道优先选择哪里好，而且选择太多了。坦白讲，与其说最后是我们家做的决定，不如说我们是采纳了补习班老师建议的志愿学校。老师给她的建议是“你的性格，应该更适合这所学校吧”，基本是从偏差值、孩子的性格，还有孩子擅长的问题类型等出发给的建议。有的学校会考很多记忆性问题，还有些学校强调学习速度等。最后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把传说中“御三家”[东京男子私立中学御三家是开成中学、麻布中学、武藏中学，另外被称为“女子御三家”的三家女子私立中学分别是樱荫学园、女子学院、双叶学园。]之一的A中学定为了第一志愿学校。

最后她女儿的战绩是“三胜一败”。虽然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学校，但在学校咨询会上偶遇了一所私立学校，当时觉得“这里也不错呢”，最终成绩合格，决定去这所学校了。所有人都对这一结果很满意，只不过考试结果公布后才过了一周，家里就又收到了大量的习题册。

女儿结束了初中升学考试后，朋友做了如下回顾：

我觉得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挺好。至少她能自发地去抓自己的学习，包括学会时间管理，她在12岁这个阶段得到的成长对将来也有很大帮助。但要问不上补习班是不是也能考上学校，我还真不这么觉得。不是说父母参加过升学考试，或者父母都是高学历就能应对孩子的升学考试。初中升学考试在内容上多少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最难的是父母都上班的话很难挤出时间盯着孩子写作业。而且，父母和孩子之间肯定会在监督学习过程中变得情绪化。补习班是必须的，但最终钱也是必须的。如果要我来评价家长主义不断加剧的现状，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站在教育研究者的立场上，我很想对这一现状带来的问题大声表达意见，但作为一个母亲，我近距离观察到女儿补习班的同学们有多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难站在这群拼尽全力的孩子面前，对他们说出“这些差距努力了也没用”“这是社会问题”之类的话。在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面前，我只想发自内心对他们说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我大脑里似乎同时存在着180度对立的两种想法。

这位朋友是我的同行，也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从她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她的心情，不仅仅作为专家，也作为家长，她想褒扬这些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努力的姿态，想肯定她们的成长。可同时她也指出，父母与孩子捆绑在一起经历的备考体验中，“补习班”作为陪跑者无法缺席。她还说“钱也是必须的”。她的表述让我再次想到了“选择=家庭的财富+父母的期望”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