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搭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乘客。这儿有仆役、作坊工人、工厂工人、屠宰工人、犹太人、店员、女人、工人的妻子。此外还有一个士兵，两个太太，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却上了岁数，裸露的胳膊上戴着好几只手镯。车厢里还有一个脸色严厉的老爷，戴着黑制帽，佩着帽徽。所有这些人都已经分别找到座位，安下心来，温顺地坐着，有的人嗑葵花子，有的人吸纸烟，有的人同邻座乘客热闹地谈天。

塔拉斯带着快乐的神色坐在过道右边的一条长椅上，给涅赫柳多夫留着一个座位。他跟对面座位上的乘客正谈得热闹，那个人筋肉发达，穿着呢料的农民外衣，敞着怀，后来涅赫柳多夫听说他是个花匠，到一个地方去上工的。涅赫柳多夫从过道里走过来，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半路上就在一位仪表体面的白胡子老人身旁站住，老人身穿土布农民外衣，在同一个农村装束的青年女人攀谈。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坐在那个女人身边，两只脚离地很远，身上穿着新做的无袖长衫，淡得几乎发白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就敛起自己长外衣的衣裾，在他一个人坐着的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块地方来，亲热地说：

“您请坐吧。”

涅赫柳多夫道了谢，在让给他的位子上坐下。涅赫柳多夫刚刚坐好，那个女人就接着讲她被打断的话。她在讲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正是从丈夫那里回到乡下去。

“先前在谢肉节[基督教节日，在春天大斋前的一星期。]我就到他那儿去过，这如今，托上帝的福，我又去了一趟，”她说，“往后，求上帝保佑，到圣诞节我还要去呢。”

“这是好事，”老人说，看涅赫柳多夫一眼，“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一个年轻人住在城里，就容易学坏了。”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样的人。他倒一点也不乱来，规规矩矩像个大闺女。他把他挣下的钱全都寄回家来，一个子儿也不留下。他见了我们这个小妞儿就高兴，别提多么高兴了。”女人含笑说道。

小姑娘不断吐出葵花子皮，听母亲讲话。她仿佛要肯定母亲的话似的，闪着平静而聪明的眼睛，先是看了看老人的脸，又看了看涅赫柳多夫的脸。

“他是个明白人，那就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干这个吗？”他补充了一句，用眼睛指了一下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工厂里的工人。

做工人的丈夫拿起一个酒瓶来送到嘴边，仰起头，喝瓶子里的酒。妻子手里拿着一个袋子，酒瓶就是从袋子里取出来的。她凝神瞧着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攀谈的女人说，趁这个机会又一次夸她的丈夫，“像他那样的人，老大爷，称得起世上少有呢。他真是那样的人。”她又转过头来对涅赫柳多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人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一遍。

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几口，就把酒瓶递给他的妻子。妻子接过酒瓶来，笑呵呵地摇摇头，把酒瓶也送到嘴边。工人发觉涅赫柳多夫和老人的目光停在他身上，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的时候，谁也没看见，如今我们一喝酒，大家可就都瞧见了。我干活挣下了钱，这才喝一口，也请我的老婆喝一口。就是这么回事。”

“是啊，是啊。”涅赫柳多夫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

“我这话不对吗，老爷？我的老婆是个规矩的女人！我对我的老婆挺满意，因为她能疼我。我说的不错吧，玛芙拉？”

“好，喏，你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又在那儿嚼什么蛆？”她补充一句。

“你瞧，她就是这个样子，”工人接着说，“她一忽儿挺好，一忽儿可就嘁嘁喳喳了，就像没上油的大车似的。玛芙拉，我说的对吧？”

玛芙拉格格地笑着，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得，他嚼起舌头来了……”

“你瞧，她就是这个样子。她倒是挺好，不过那只是一时的。她的牛性子一上来，就能干出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我说的这是实话。您得包涵着点，老爷。我喝了不少，哎，现在可怎么办呢？……”工人说着，就躺下睡觉，把头枕在含笑的妻子的膝盖上。

涅赫柳多夫跟老人一块儿又坐了一阵。老人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这一辈子砌出来的炉子简直不计其数，如今打算歇一歇，可总是歇不下来。最近他到城里去过一趟，给他的孩子找了工作，现在回到农村去看望家里的人。涅赫柳多夫听完老人讲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着的座位走去。

“好，老爷，您坐吧。我们把背包挪到这儿来就成了。”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眼睛看一下涅赫柳多夫的脸，亲热地说。

“固然人多太拥挤，可是相处挺和气[俄国的一个谚语。]。”笑吟吟的塔拉斯用唱歌般的声调说，然后伸出两只有力的手把他那两普特重的背包像一片小羽毛似地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宽绰得很呢，要不然就是站一忽儿也不碍，钻到凳子底下去也成。这儿真是再舒服也没有了。怎么也吵不起架来！”他说着，脸上洋溢着和蔼亲切的神情。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总是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可说，一喝酒就有许多好话要说了，而且能说个不停。确实，在清醒的时候，塔拉斯大半总是不言不语，喝了酒才谈笑风生，不过他是难得喝酒的，只是偶尔在特殊情况下才喝一点。在那种时候他常常讲得又多又好，十分朴实真诚，尤其是十分亲切，这种亲切也不断地在他那对善良的天蓝色眼睛里，在不离他唇边的殷勤笑意里闪耀着。

今天他就是处在这种状态。涅赫柳多夫走过来，他一时间住了嘴。不过他把背包放好以后，就照先前那样坐下，把两只干惯活的、有力的手放在膝头上，直率地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话。他在对他的新相识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的事，讲她因为什么缘故判处流刑，讲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

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涅赫柳多夫从来也没有听过，因此现在他关心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正讲到下毒的事已经干出来，他家里的人已经弄明白这件事是费多霞干的。

“我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转过脸来对涅赫柳多夫恳切、和善地说，“我凑巧碰上这么个热心肠的人，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起我的事来了。”

“对，对。”涅赫柳多夫说。

“喏，大哥，这件事就照这个样子弄得水落石出了。我妈手里拿着那块饼。她说：‘我要去找乡村警察。’我爹是个讲理的老汉。他说：‘慢着，老婆子，这个小娘儿们还根本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咱们得怜惜她才是。也许她会明白过来。’这有什么用？我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留下她，她就会把咱们当做蟑螂似的统统害死了。’她说完，大哥，就跑去找警察。警察立时来到我们家里……紧跟着他就传齐了证人。”

“那么，当时你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儿，不住地呕吐。我的五脏六腑全翻了个过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顿时套上一辆大车，叫费多霞坐上去，赶着车子到警察局，又从那儿再到法院的侦讯官那边去。她呢，大哥，如同从一开头起就全盘认了罪一样，见着法官也一五一十照实招供了。她从哪儿拿来的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面饼里，她全说了。法官说：‘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她说：‘就因为我讨厌他。我宁可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意跟他一块儿过。’她说的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含笑说道，“反正她全盘认了罪。当然，她给关进监牢去了。我爹就一个人回到家。这当儿，干农活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家里却只有一个娘儿们，就是我妈，而且就连她也气力不济。我们寻思：这可怎么办，能不能把她取保放出来呢。我爹就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就又找一个。他一连气找了这么五个。我们正打算撂手不干了，偏巧又碰上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儿。他可是个机灵鬼，简直天下少有。他说：‘你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后来讲了讲价，讲妥三个卢布。好，大哥，我就把她织的粗麻布抵押出去，给了他钱。他写起公事来真快啊，”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的是开枪似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写成了。这当儿我赶紧站起来，亲自赶车到城里去接她。大哥，我就到了城里。我在客栈里拴好我那匹母马，拿着那个公事直奔监狱。‘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一遍，我的老婆就关在你们这儿。他说：‘有公事吗？’我马上把手里的公事拿给他。他看一遍。他说：‘你等一忽儿。’我就在那儿一条长凳上坐下。太阳已经过了中午。有一个当官的走出来，他说：‘你就是瓦尔古绍夫吗？’我说：‘就是我。’他说：‘好，你把她接出去吧。’大门立刻开了。她给押出来，穿着她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行了，咱们走吧。’我说。她就问：‘莫非你是走着来的？’我说：‘不，我是赶着车子来的。’我们走到客栈，付清了钱，把那匹母马套上车子，拿剩下来的干草铺在大车上，上边盖一块麻布。她上车坐好，扎上她的头巾。我们就坐着车子走了。她不言不语，我也没开口。一直到我们快要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好吗？’我说：‘好。’她又说：‘那么爹好吗？’我说：‘好。’她就说：‘你要原谅我干的糊涂事，塔拉斯。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说：‘多说话，没用处[俄国的一个谚语，意思是：空话于事无补。]。反正我早就原谅你了。’别的话我也没再说。我们到了家里，她立时在我妈跟前跪下。我妈说：‘求上帝宽恕你吧。’我爹跟她打招呼，说：‘干什么再提旧事呢。你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也没功夫讲这些，’他说，‘现在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边，’他说，‘那块黑麦地上过肥，靠上帝保佑，长势可真好，连镰刀也下不去，穗子跟穗子缠在一块儿，一大片一大片地倒在那儿。如今该去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块儿去收割吧。’从那时候起，大哥，她就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带劲了，招得大家瞧着都发愣。那时候我们家里租来三俄亩地，靠上帝保佑，不管是黑麦还是燕麦，都是难得的大丰收。我割麦，她打捆，再不然就我们俩一块儿割。我干活麻利，从不偷懒，她呢，不管动手干什么活，比我还要麻利。她是个伶俐的娘们儿，年纪轻轻的，筋强力壮。大哥，她干起活来简直没命，弄得后来我只好拦住她了。我们回到家里，总是手指头肿着，胳膊酸痛，应该歇一歇才是，可是她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又跑到粮仓里，编第二天早晨要用的草绳。她全变了！”

“那么，她跟你也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吗！她跟我寸步不离，倒好像我们俩合成了一个人似的。我心里盘算什么，她都摸得准。我妈动不动就发脾气，可是就连她也说：‘咱们的费多霞简直像暗中让人调了包，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娘儿们了。’有一回我们赶着两辆大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块儿坐在前头的那辆大车上。我就说：‘当初你怎么会起意干那种事的，费多霞？’她说：‘我怎么起意的？我不愿意跟你一块儿过嘛。我心想，我宁可死也不跟他一块儿过。’我就说：‘哦，那现在呢？’她就说：‘现在啊，你成了我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住嘴，快活地微笑着，惊讶得直摇头。“我们刚从地里收完庄稼回来，把大麻拿去浸在水里，一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冷不防，传票来了，要开审了。可是我们都已经忘掉这件事，想不起她是为什么要受审了。”

“这不是别的，准是魔鬼干出来的把戏，”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异想天开，要去害死另外一个人吗？是啊，我们那儿就有这么一个人……”花匠本来要开始讲一个故事，可是火车渐渐停下来了。

“好像到车站了，”他说，“到外头去喝点什么才好。”

谈话就此中断。涅赫柳多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月台上铺着的湿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