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客车的大车厢，给太阳晒了整整一天，又装满了人，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涅赫柳多夫索性不走进车厢，仍旧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可是就连这里也呼吸不到什么新鲜空气，一直到这列火车从四周的房屋当中开出去，车厢里有了穿堂风，涅赫柳多夫才张开整个胸膛呼吸一下。“是的，他们是死于非命。”他暗自把他对姐姐说过的那句话重说一遍。在他的脑海里，从今天的各种印象当中，异常逼真地浮现出第二个死掉的犯人那张英俊的脸以及他唇边的笑意，额头严肃的神情，剃掉头发而颜色发青的头盖骨下边那个不大的、挺拔的耳朵。“最可怕的，是他被人害死而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把他害死的。然而他又确确实实是给人害死了。他们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把所有的犯人，连同他一起，押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多半下了一道例行命令，用他那笔荒唐的花字在一张印着案由的公文纸上签个名就完了，当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他该负责的。专管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越发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他准确地执行了他的职责，已经把体弱的人剔除出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先料到天气会热得这么厉害，更不可能料到他们会这样迟才押解出来，而且队伍会这样拥挤。那么狱长呢？……然而狱长无非是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若干男女苦役犯和流刑犯送上路去罢了。就连押解官也不能负责，他的责任就是在某某地点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到某某地点再把这批犯人如数点交出去。他按照惯例，正正经经，押解着那批犯人上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料到像涅赫柳多夫见过的两个囚犯那样强壮的人会支持不住而死掉。谁都没有罪责，可是人却给害死了，而且归根结蒂，正是被那些对死者毫无罪责的人害死的。

“这种事所以会发生，”涅赫柳多夫暗想。“就是因为所有那些人——省长啦，狱长啦，警官啦，警察啦，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局势，使得人们无须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所有那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罢，狱长也罢，押解官也罢，所有那些人，假如不是做了省长、狱长、军官，那就会反复考虑二十次：在这样炎热的天气能够打发人们排成这样拥挤的队伍上路吗？他们即使上了路，也会停下来二十次，看见有人变得衰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就会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送到阴凉的地方去，给他水喝，让他休息一会儿。遇到发生了不幸，他们就会表现出怜悯来。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甚至不许别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面前站着的是人，他们心目中没有他们对人所负的责任，只有官职和这种官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看得高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要求。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了，”涅赫柳多夫暗想，“只要承认有那么一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比爱人之心更重要，那么哪怕这种情况只发生一个钟头，而且是在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下发生，那么任何一种损害别人的罪行都可以在自以为无罪的情况下干出来。”

涅赫柳多夫只顾思索，甚至没有注意到天气已经大变。太阳被向前推进的低垂的碎云遮住，一大片厚实的浅灰色雨云从西方地平线上涌过来。远处什么地方，一场斜飘的大雨已经倾注在田野和树林上。从雨云那边吹过来湿润含雨的空气。雨云偶尔被电光切开，隆隆的雷声也越来越常常同火车的隆隆声混在一起。雨云越来越近了，斜飘的雨点被风吹过来，开始拍打车尾的小平台和涅赫柳多夫的大衣。他就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去，吸着湿润的新鲜空气和麦子的清香，那些种着麦子的土地早就在盼望雨水。他瞧着从他面前闪过去的果园、树林、正在发黄的黑麦地、仍然碧绿的燕麦田、开着深绿色番薯花的乌黑的田畦。一切都好像涂了一层清漆，绿的越发绿，黄的越发黄，黑的越发黑了。

“多下一点雨，多下一点雨吧！”涅赫柳多夫说，看到田野、果园、菜园在天降甘霖以后又复苏过来，不由得心里高兴。

这场大雨下得不久。雨云有一部分随着雨落下来，有一部分飘走了。最后一阵直着落下来的、密集的小雨点，洒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又出来了，一切东西都亮闪闪的。东方地平线上架起一道不高的长虹，颜色鲜艳，紫色特别显著，只是长虹的一端残缺不全。

“哦，刚才我在想什么来着？”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这时候自然界的所有那些变化已经结束，火车正在往下走，驶入一道山沟，两旁是很高的斜坡，“是的，我在想：所有那些人，狱长啦，押解官啦，所有那些担任官职的人，大都是温和善良的人，只因为担任了官职才变得凶狠的。”

他回想当初他对马斯连尼科夫讲到监狱情形的时候马斯连尼科夫所表现的冷淡，回想狱长的严厉、押解官的残忍，他竟然不准犯人坐上车去，并且明知道火车里有一个女犯人因为就要分娩而受着折磨，却不闻不问。“显然，所有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心里连最起码的怜悯感情也没有，这无非是因为他们担任着官职罢了。他们一旦成为担任官职的人，爱人之心就渗不到他们的胸中去，犹如这些土地铺了石头，雨水就渗不进去一样。”涅赫柳多夫瞧着山沟两旁铺着杂色石头的斜坡想道，坡上的雨水没有渗进土里去，却汇成一股股细流淌下来，“也许这山沟两旁非铺石头不可，不过这些土地本来是可以长出麦子、青草、灌木、树林来的，就像斜坡的顶上一样，现在却弄得寸草不生，看着实在叫人难受。人也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暗想，“也许那些省长啦，狱长啦，警察啦，都是非有不可的，不过眼看着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丧失了相互之间的爱和怜悯，那却是可怕的。”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涅赫柳多夫暗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看成法律，却不承认由上帝自己印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觉得跟那些人难于相处，”涅赫柳多夫想道，“我简直怕他们。那些人也确实可怕。比强盗还要可怕。强盗毕竟还能够怜悯人，可是那些人却不会怜悯人。他们已经跟怜悯绝了缘，好比这些石头跟植物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原因就在于此。人们说普加乔夫和拉辛[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俄罗斯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之类的人是可怕的。那些人却比他们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道，“假如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说是应该怎么办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那些基督徒、人道主义者、单纯善良的人，干出最可怕的暴行而又不觉得自己有罪，那就只能有一个答案，也就是必须保持目前这样的世道，必须让那些人去做省长、狱长、军官、警察。这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国家官职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就可以把人当做物品一样看待，对他们可以不必保持人与人之间亲如手足的关系；第二，要那些担任国家官职的人结成一帮，这样他们对待人们的行为的后果就不必由他们任何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缺了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人可以不必有爱心，然而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对待物品倒可以不必有爱心，砍树，造砖，打铁倒可以不必有爱心，可是对待人就不能没有爱心，犹如对待蜜蜂不能不加小心一样。蜜蜂的本性就是如此。假使你对待它们不加小心，你就会伤害它们和你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况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固然，人不能像强制别人为自己工作那样强制别人爱自己，然而从这一点却不能得出结论说，人对人不必有爱心，尤其是在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别人没有爱心，那你就乖乖地坐着好了，”涅赫柳多夫针对自己想道，“你自管跟你自己，跟物件打交道，爱跟什么就跟什么打交道，可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如同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不致有害而只会有益一样，你也只有在有爱心的时候，才会对人有益而不致有害。只要你允许自己不带着爱心去对待别人，犹如昨天你对待姐夫一样，那么，我今天所见到的那种待人的残忍和横暴，就会泛滥得无边无际，这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就会无穷无尽，像我在一生中所体验到的一样。对，对，事情就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暗想。“这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道，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在难熬的炎热之后阵阵凉风使他周身舒畅，另一方面他体会到在他心中盘踞很久的那个问题这时候在他已经彻底澄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