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涅赫柳多夫醒过来。账房里有个年轻的职员是伺候主人的，他听见主人动弹，就给他送去一双从没擦得这么亮过的皮鞋和非常干净清凉的矿泉水，并且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陆续到会。涅赫柳多夫跳下床，头脑清醒了。昨天他舍不得交出土地，毁掉自己的产业，如今那种感情都无影无踪了。现在他想起那种感情，反而暗自惊讶。他想到他目前要办的事就心里高兴，不由自主地为它感到自豪。从他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蒲公英丛生的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正在那儿聚齐。昨天傍晚青蛙聒噪不是没有来由的。今天天色阴霾。从早晨起就下着暖和的毛毛细雨，没有风，弄得树叶上、树枝上、青草上挂满了小雨珠。飘进窗子里来的，除了草木的气味以外，还有渴盼雨水的土地的气味。涅赫柳多夫穿衣服的时候有好几次往窗外看，瞧着农民们纷纷到小广场上来集合。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来，见了面就脱掉各自的软帽和便帽，互相鞠躬，围成一个圈子，拄着拐杖。总管是一个体态丰满、肌肉发达、筋强力壮的青年人，穿一件短甲克，上面安着绿色的竖领和很大的纽扣。他来告诉涅赫柳多夫说，大家已经到齐，不过他们不妨等一等，涅赫柳多夫尽可以先喝完了咖啡或者茶再去，这两样都已经准备下了。

“不，我还是先去见他们的好。”涅赫柳多夫说。他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们谈话，却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生出了一种胆怯害臊的心情。

他就要去实现农民们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农民们是根本不敢妄想能够实现的，那就是按低廉的租价把土地交给他们。换句话说，他就要去赐给他们恩惠，可是不知怎么，他有点羞愧。等到涅赫柳多夫往聚齐的农民们那边走去，那些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生着鬈发的、秃顶的、头发花白的农民，就纷纷脱掉头上的帽子。可是他非常窘，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细雨仍旧在淅淅沥沥地下，小雨珠挂在农民们的头发上，胡子上，长衫的绒毛上。农民们瞧着主人，等着他对他们说话，可是他窘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恼人的沉默由从容不迫和刚愎自用的日耳曼总管打破，他认为自己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他讲起俄国话来流畅而正确。这个筋强力壮、营养过分丰富的人，如同涅赫柳多夫本人一样，跟农民们的满是皱纹的瘦脸和在他们的长衫里隆起的瘦肩胛骨相比，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现在公爵打算为你们做件好事，把土地交给你们，可就是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呢，瓦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给你干活吗？我们对去世的女主人很满意，祝她的灵魂升天堂。多谢少公爵，他也没有丢下我们不管。”一个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英译本在这下面还有一段：“‘我们对主人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的苦处就是缺地，’另一个宽肩膀的农民说，‘地不够，没法活呀。’”]

“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约你们来的：要是你们乐意的话，我就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涅赫柳多夫终于开口说。

农民们沉默了，仿佛没有听懂，或者不相信似的。

“不过，把土地交给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穿长外衣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好让你们出不高的价钱就可以使用土地。”

“这倒是满顺心的事呢。”一个老人说。

“不过这个租价我们要出得起才成，”另一个老人说。

“给土地哪有不要的！”

“这在我们是干惯了的活儿。我们就是靠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心得多，只管收钱就成了，不然的话，麻烦可多了！”有些人说。

“麻烦就是你们惹出来的，”日耳曼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又守规矩……”

“这在我们这班人可办不到，瓦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说：为什么你把马放进麦田里来了？可是谁存心把它放到麦田里去呢？我白天忙着干活，一股劲儿地抡镰刀，干一天好比干一年。晚上我又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那马可就钻进你的燕麦[在俄国，燕麦是马的饲料。]地里去了。你呢，简直要剥我的皮。”

“你们就该守规矩。”

“你说的倒好：守规矩。我们的力量达不到。”一个高身量、黑头发、满脸胡子的中年农民反驳说。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应该造一道围墙。”

“那你就得给木料，”后边有一个身材矮小、生得不好看的农民插嘴说，“去年夏天我倒是想造围墙来着，可是你把我关进牢房，喂了三个月的虱子。这就叫造围墙。”

“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涅赫柳多夫问总管道。

“Der erste Dieb im Dorfe[德语：这人是村子里的头一号贼。]，”总管用德国话说，“他每年都在树林里偷树，被人逮住。你得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才成。”总管说。

“莫非我们不尊重你？”老人说，“我们可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就在你的手心里。你能把我们搓成绳子哟。”

“得了，老乡，谁也不会欺负你们。你们别欺负旁人就成了。”

“说的倒好听，‘谁也不会欺负你们’！去年夏天你就打过我一个嘴巴，打完就算了。看样子，跟阔人就是没理可讲。”

“那么你做事就得守法。”

显然，这儿在进行一场舌战，而参加的双方都不大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话，而且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过，看得出来，舌战中的一方满腔愤恨，只是因为害怕才没有发作出来罢了，另外的一方却感到地位优越，有权有势。这场舌战涅赫柳多夫听着很难过。他极力想回到正事上来：商定租价和交款的期限。

“那么，关于土地的事该怎么办呢？你们乐意吗？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定个什么价钱呢？”

“这是您的东西，要由您来定价钱。”

涅赫柳多夫就定出一个价钱。尽管涅赫柳多夫所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价低得多，农民们却照例开始还价，认为价钱太高。涅赫柳多夫本来预料他提出的价钱会被他们高兴地接受，可是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满意的表现。涅赫柳多夫只能根据一件事来推断他提出来的价钱对他们有利，那就是后来大家谈到由谁承租土地的问题，要确定究竟是由整个村社来承租还是另外由一个共耕社来承租的时候，农民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中的一派打算把体力不济和无力付款的农民排除在承租土地之外，另一派就是他们打算排挤出去的那些农民。最后，多亏由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交款的期限。于是农民们一边热闹地交谈，一边走下山坡，往村子里走去。涅赫柳多夫就到账房去，跟总管一块儿拟定租约。

一切事情都照涅赫柳多夫所希望和所预料的那样安排下来：农民得到土地后所付的租金比本区土地的一般租金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到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然而这笔收入在涅赫柳多夫仍然绰绰有余，特别是因为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会有额外的进项。一切似乎都办得很好，可是涅赫柳多夫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出来，尽管有一些农民对他说出感激的话，可是农民们并不满足，另外还有所期望。于是，结果竟然成为这样：他自己已经受了很大损失，却没有为农民们做到他们所期望的事。

第二天，在家里写成的租约签了字。涅赫柳多夫由一些受众人推选而特意到此地来的老年农民护送着，走出账房，带着事情没有办妥的不愉快感觉，坐上先前火车站上马车夫讲起过的总管那辆阔气的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着，向那些带着困惑的脸色和不满意地摇着头的农民们告别，动身到火车站去。涅赫柳多夫对他自己不满意，他所不满意的究竟是哪一方面，他不知道，然而他老是感到有点愁闷，有点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