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以后，马斯洛娃的案子可能在枢密院里审理。涅赫柳多夫打算在那以前赶到彼得堡，准备在枢密院里遭到失败以后，就按写状子的律师所出的主意，向皇帝告御状。依照律师的看法，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对这一点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是很薄弱的；假定事情真是这样，那么马斯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一起在六月初动身。涅赫柳多夫已经下定决心跟马斯洛娃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因此，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现在就得先到乡下去一趟，把他在那边的事情料理妥当才行。

涅赫柳多夫首先坐火车到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儿拥有大片黑土的田产，他的主要收入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住在这个庄园上，后来长大成人，还到那儿去过两次。有一次他是遵照母亲的要求把一个日耳曼籍的总管送到那儿去，跟他一块儿检查田产的经营情形。所以他早就知道田产的情况，知道农民跟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主的关系。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是这样：说得委婉一点，农民对账房处在十足的依赖状态里，而说得直截了当一点，那就是农民受到账房的奴役。这不是像六一年[指一八六一年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农奴解放令，这次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掠夺性的农奴制改革。]所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即某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的或者少地的农民，总的来说，主要地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偶尔也例外地受到在农民当中生活的某些人的奴役。涅赫柳多夫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田产的经营方法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他自己就帮着安排过这样的经营方法。可是涅赫柳多夫不光是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残酷的，而且从他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就已经知道，那时候他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宣传过这种学说，而且根据这种学说把他父亲的土地送给农民了，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像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是罪恶。不错，自从他到军队中工作，养成习惯每年花掉大约两万卢布以后，所有他原先的那些见解对他的生活来说就已经不再有约束力，一概被他忘光，他非但从来也不问自己对财产抱什么态度，他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反而极力不去想这些问题。不过等到他的母亲去世，遗产由他继承，他不得不管理他的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的时候，他对土地所有制的态度问题就又在他的面前提出来。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涅赫柳多夫就会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改变现行的制度，而且管理田产的又不是他，于是他就会多多少少心安理得，仍旧住在离田产很远的地方，收下从那儿汇来的钱。然而现在他却做出决定：虽然他就要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同监狱世界发生种种复杂而困难的关系，而这些都是非用钱不可的，可是他仍旧不能容忍事情停留在原先的局面里，一定要改变它，即使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计。为此他决定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而要按照不贵的价钱把土地租给农民，使得农民大体上可以不必依赖地主。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把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两相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奴隶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不能算是问题解决了，不过总算是朝着问题的解决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是暴力由较为粗暴的形式过渡到较不粗暴的形式。这就是他打算做的。

将近中午，涅赫柳多夫坐火车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想使他的生活在各方面都简朴些，事先就没打电报来，却在火车站上雇了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小四轮马车。赶马车的是一个年轻的汉子，身上穿着黄色土布的农民长外衣，在瘦长的腰身底下打皱褶的地方系着一根皮带。他照马车夫的派头侧着身子坐在赶车座位上。他很愿意跟车上的老爷谈天，因为他们一讲话，那匹衰弱的、瘸腿的白色辕马和那匹拉边套的、害气肿病的瘦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而这素来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赶车的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总管，不知道他的马车上坐着的就是这儿的主人。涅赫柳多夫故意没有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日耳曼人。”赶车的说，他在城里住过，读过长篇小说。他坐在那儿，半侧着身子对着乘客，手里一忽儿握着他的长马鞭的柄，一忽儿又握着长马鞭的梢，分明借此炫耀他的本领。“他买了一辆马车，配上三匹草黄色大马，带着他的太太坐着出来兜风，嘿，那派头！”他接着说，“冬天，到了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圣诞树。我送客人上那儿去过。那儿点上电灯了，全省也找不出第二家来！他捞的钱可不少呀！他有什么办不到的：他掌着大权嘛。听说他已经买下一份好田产了。”

涅赫柳多夫认为，不论那个日耳曼人怎样管理他的田产，怎样捞油水，他自己是完全不在乎的。然而腰身瘦长的马车夫所讲的话，他听着却不愉快。他欣赏美丽的白昼，看到天空中浓密的乌云不时遮住太阳，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推犁，重耕燕麦地，看到茂密而碧绿的草场上空有些百灵鸟在飞翔，看到树林里除了发芽晚的橡树以外所有的树木都已经覆盖着一层嫩绿色，看到草地上点缀着杂色的牛群和马群，看到田垄上有些庄稼人耕地，可是他看啊看的，有时候又想起有一件什么不愉快的事。他就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呢？于是他想起马车夫所讲的那个日耳曼人在库兹明斯科耶怎样作威作福的话。

一直等到涅赫柳多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着手办事以后，他才忘记那种感觉。

涅赫柳多夫把账目检查一遍，跟总管谈了一次话。总管天真地谈到多亏农民缺少土地，多亏他们的土地被地主的土地围在当中，地主才沾光不少。这却使得涅赫柳多夫越发确定了他的打算：他不再想经营他的田产，而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租给农民。从账簿上，从他同总管的谈话中，他知道如今跟先前一样，最好的耕地有三分之二是由自己的工人使用改良的工具耕种的，其余的三分之一都雇农民来耕种，每俄亩工钱五个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挣到这五个卢布，就得把一俄亩地犁三回，耙三回，播下种子，然后收割，打捆，或者收割以后送到打谷场，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些工作如果雇自由的和廉价的工人来做，每一俄亩地至少就要出十个卢布工钱。凡是农民从账房那儿取得的必需品，农民都得按最贵的价钱折合成工役来支付。他们要使用草场，在树林里打柴，取得番薯的茎叶，就都得做工，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债。这样，田野外围的那些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每俄亩所得到的收入，就比每俄亩地的地价按五分利息计算所能带来的收入多四倍。

所有这些，涅赫柳多夫以前就知道，然而现在他听到这些却像听到新鲜事一样，不住地暗自惊讶，不明白他自己以及一切处在他的地位上的人怎么会没有看出这种关系多么不正常。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说把土地交给农民后，原有的全部农具就会白白地损失，连原价的四分之一也收不回，又说农民会把土地糟踏掉，还说总的来讲，把土地租出去后涅赫柳多夫会吃亏太大，可是这些理由反而使得涅赫柳多夫相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使他自己失去大部分的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他这次来到此地，马上办妥这件事。收割和出售那些已经播种的粮食，卖掉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那得等到他走后由总管去办。至于现在，他要求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田地周围三个村子里的农民第二天来开会，为的是对农民宣布他的意图，跟农民商定他交给他们的土地的租价。

涅赫柳多夫想到他自己坚定地抵制了总管的种种理由，乐于为农民做出牺牲，不由得满心愉快，就走出账房，一面考虑眼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一个今年荒芜了的花圃（总管的房子前面却开辟了一个花圃），走过生满蒲公英的lawn-tennis[英语：网球场。]，顺着椴树林里的林荫路走去，往常他总是到这儿来散步，吸一吸雪茄烟，而且三年前俊俏的基里莫娃到他的母亲家里来做客，就是在这儿跟他调情的。涅赫柳多夫把明天他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大致想好以后，就到总管那儿去，在喝茶的时候又商量一下如何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直到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才往那所大房子里一个平素用来招待客人、如今为他收拾好的房间走去。

这个不大的、干净的房间里挂着些威尼斯的风景画片，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摆着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装了水的玻璃瓶、一盒火柴、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他那开了盖子的皮箱，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他带来的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俄文的关于刑法研究的著作，还有一本德文的和一本英文的同类内容的著作。他打算在这次下乡期间遇到空闲的时候就读这些书，不过今天已经没有功夫，他打算上床睡觉了，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准备去跟农民们谈判。

这个房间的墙角上，放着一把老式的红木雕花圈椅，涅赫柳多夫记得它原是放在他母亲的寝室里的。如今他一看到这把圈椅，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感情。他忽然舍不得这所就要拆毁的房子，舍不得那个就要荒芜的园子，舍不得那一片就要砍倒的树林，舍不得所有那些畜厩、马房、库房、机器、牛马。那些东西虽然并不是由他购置的，然而，他知道，却都是辛辛苦苦置办起来，维持下来的。以前他觉得放弃这些东西轻而易举，可是现在他不但舍不得这些东西，甚至也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目前很可能急需的那一半收入。而且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帮他的忙，根据这种理论来判断，把土地交给农民，毁掉他自己经营的产业，是不合理，不应该做的。

“我不应当占有土地。我不占有土地，也就不能维持这份产业。再者，我现在就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不论是这所房子还是这个庄园，我都不需要了。”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另一个声音说，“不过，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要是你结了婚，你就可能有子女。你整整齐齐地得到这份田产，以后你就得把它照原样传给你的子孙。人对土地要负责任。把它交出去，毁掉一切，这都很容易，可是要置办起来，那就很难了。要紧的是你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你以后怎样过活，再根据这一点来处理你自己的财产。莫非你目前做出来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吗？再者，你真是本着你的良心在做你所做的事呢，还是为了做给人家看，在人家面前卖弄自己？”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他不能不承认：别人对他所做的事会说些什么话，这对他做出决定是有影响的。他越是考虑，问题就越来越多，而且越发不容易解决。他为摆脱这些想法，就在那张干净的床上躺下，打算睡觉，想等到明天头脑清醒以后，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乱如麻的问题。可是他很久都睡不着觉。青蛙的聒噪声随着新鲜的空气和月光一齐涌进敞开的窗口，夹杂着夜莺的啭鸣声和呼哨声。远处花园里有几只夜莺在叫，有一只却近在窗跟前，就在盛开的丁香花丛里叫。涅赫柳多夫听着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就想起狱长女儿的弹琴声。他想起了狱长，就想起了马斯洛娃，想起她说过“您干脆丢开您那个想法好了”，她这样说的时候，她的嘴唇也像青蛙聒噪那样发抖。然后，那个日耳曼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应当拦住他才行，可是他不但下了坡，而且变成马斯洛娃，开口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行，我不能让步。”涅赫柳多夫暗想。他醒过来，暗自问道：“那么我做的事究竟对不对呢？我不知道。再者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反正都一样。不过我得睡了。”于是他自己也走下坡去，顺着先前总管和马斯洛娃的路走下去，于是一切就在那儿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