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徽因不长的人生里，文学创作一直仅是“副业”，她常常是“灵感一至，妙手偶得”，然后才欣然命笔，平日里又爱惜羽毛，“朋友们不向她索稿，她是轻易不发表的”，写好后就束之高阁或念给亲友听。这使得她许多手稿均成孤本，一经遗落，便欲觅无从。因此，和她的才华不相称的，是她的作品，所有的文字加起来，仍显得寥落和清冷。

从公开发表的作品看，现在能找到的林徽因最早的创作作品，是1931年4月发表在《诗刊》第二期的新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这个时候，新月社已经接近风流云散，半年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林徽因在这个时间节点登上诗坛、文坛，某种意味上，相当于接过了新月社的衣钵。从此时起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林徽因写作生涯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她共发表新诗44首，散文、小说6篇，剧本3幕，涉及体裁众多，奇峰突起，才华毕现，一时文名远播，饮誉北方上层文化圈。林徽因也因此被友人、前辈诚意推为“中国第一才女”。汪曾祺认为，林徽因虽然“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风格清新，一时无二”。费正清说林徽因“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沈从文说她是“绝顶聪明的小姐”，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文，将林徽因与孙大雨、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等人相并提，称其为中国新诗“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

6年的时间，她把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

如果纯粹以诗人的身份打量林徽因，毫无疑问，她主要是一个内省型诗人。她的诗大部分“以个人的情绪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注重“恬静的生活中内向的精神发掘”，其诗中气质也是林徽因本人气质的凝练。读她的诗，既能感受到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典雅，又能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明快与热情、现代主义的神秘与含蓄。这三者合一，是诗的特色，也是人的特色。寥寥数笔，林徽因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所体现出来的复杂个性已尽在其中，个人的身世、阅历、修养隐约也触手可及。当代诗人邵燕祥因此将她推许为“三十年代极富个性的、艺术上渐臻于炉火纯青的女诗人”，在文章里说，“不是林徽因，做不出这样的诗”。林徽因的诗作，是可循的线索，深入她的精神一角。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林徽因的创作技巧。

1931年4月，林徽因初试身手，在诗作《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中展现出逼人的灵气与才气，赢来一片好评。

诗人认为，自然的变换轮回、永恒是人们造的谎。诗中表达的人生如梦，世事变幻的迷惘、空虚，传达着一份西方现代主义诗“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朱自清语）。不仅如此，全诗采用英式十四行诗的格律，诗行、押韵、表达程式都遵循其严苛的要求。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技巧，由林徽因写来，驾轻就熟，毫不带勉强，那一分从容，无疑离不开其西方文学的高深造诣和修养。而林徽因早年的经历，如在伦敦时通过父亲接触了哈代、A·威利等英国杰出文人，由徐志摩领路进入英国诗歌和戏剧的世界，在英国学得一口令英国教师都称赞不已的典雅的英语，一幕一幕，都在她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印证。

但如果林徽因仅仅停留在西方诗歌以及西方文学的修为上，终究还是普通了。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坛，以新月派为主流的许多诗人在创作实践上都为西方文化所触化，呈现出浓厚的西化色彩，之后对新月派诗美理论形成猛烈冲击的现代主义诗潮，也表现出对西方新兴诗派的采纳。但是，他们在追求西化的同时，却忽略、淡化了传统，这使他们颇具意义的诗歌创新成了令人遗憾的存在。林徽因则不同，在受西方文学、诗歌影响的同时，早年的旧学熏陶、浓郁的士子气质和文人气质也体现在她的新诗创作中。卞之琳说：“她（林徽因）的诗不像新月诗人那样的方块格律诗，而是将口语融入古典的和外国的词语，创造出独特的形象和意境，才气过人。”比如那首影响很大的诗《深笑》：

这里，林徽因运用了象征主义诗歌的感觉移借手法，时而用视觉感受修饰听觉反应，时而又用听觉感受修饰视觉物象。但借以强化感觉的意象——百层塔、风铃、琉璃檐等，都富于中国民族传统色彩，读来反觉一种本土的亲切。又如《时间》：

仅仅六行，乍看是现代新诗，仔细玩味，则旧时意味呼之欲出——秋云黄叶、冷风残红、一片长空，渲染着时日苦短的一缕闲愁，读罢，令人想起李清照伤时感世的宋词小令。类似的描写，在林徽因的诗作中比比皆是：《旅途中》里的小庙山门、笠帽草履，《黄昏过泰山》里的山色青黛、月夜长河，《秋天，这秋天》里的珊瑚珠翠、庄周蝴蝶，《灵感》里的神龛蒲团、凤凰栏杆……林徽因以西方诗歌形式的现代诗，传达中国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水乳交融、意趣天成。从这一点而言，邵燕祥评析林徽因《六点钟在下午》一诗时所说的，“以像唐人绝句或宋人小令那样寥寥几笔，捕捉并表现了诗人主体感受跟客体光影物象相交流、相契合的一瞬”，其实也适用于林徽因整体的新诗创作。

其次，我们来看林徽因诗中“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

众所周知，林徽因是在徐志摩的引导下，进入英美诗歌的世界，其中，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尤其让她着迷。在李庄那段贫病交加、条件极其艰苦的时期，是“雪莱和拜伦的诗伴她挨过沉默、孤寂的时光”。浪漫主义色彩也成为林徽因诗歌最大的特色。这首题名为《笑》的诗，就深得浪漫主义诗歌的精髓。林徽因以明眸巧笑传达沉醉于女性青春美的少女——她们的羞涩、喜悦、渴望，其实也正是自己少女时代的写真。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的氛围里，林徽因既拥有中国传统闺秀的遗韵，又有西方女子的大方，纯净的女儿品质在“神的笑、美的笑”的图画里，有着极为传神的表达。

林徽因把浪漫主义精神推到极致的诗作当推1948年2月22日登载于《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的《一串疯话》：

这首诗的节奏，像是“急不择言”“颠三倒四”，“不可抑制的感情回环跌宕……绝好地表现出那样的纯真，那样的炽热，那样的缠绵悱恻，又那样的如痴如狂！”这几乎忘掉了矜持、忘掉了含蓄、忘掉了庄重的爱情独白，浓于色彩、大胆热情，传达了在西方文化熏染下的新女性追求爱、自由、美的人生观，极具浪漫色彩和现代意识。这一份大胆与直白，不要说闺秀作家群，即便是在呼吁女性解放、自由恋爱的左翼女作家笔下，恐怕也不多见。

不过，这般浓烈的画面，在林徽因笔下也只是灵光一现，偶尔为之。更多的时候，她的诗还是宁静而充满节制的古典主义基调。比如1936年3月15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别丢掉》：

或许是因为涉及自己的情感往事而不得不谨慎，林徽因的这首《别丢掉》一反《一串疯话》的大胆、直接，表达极尽含蓄、婉转和内敛。诗中，林徽因借隔山灯火、空谷回音、冷泉松林追忆一段失去而又无法忘怀的情感，迂回曲折，欲语还休，几乎可以说是字字用心，句句斟酌，叫人颇费猜测和思量。对于这九曲十八弯的心思，有人干脆说看不懂，比如冰心的知音梁实秋。就在林徽因这首诗发表5天后，1936年3月20日，梁实秋化名灵雨，在自己创办并主编的《自由评论》周刊上撰文批驳梁宗岱关于诗的明白浅显容易让诗歌流于肤浅的观点，举的例子便是林徽因的《别丢掉》。梁实秋说：“我不得不老实地承认，我看不懂。前两行我懂，由第三行至第八行一整句，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流水似的’是形容第二行的‘热情’呢？还是形容第七行的‘渺茫’呢？第八行是一句，但是和第三至第六行是什么关系呢？第十二行‘只有人不见’是何所指？”

就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来说，“看得懂”与“看不懂”，本来就因人而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多少看不懂的人，就有多少“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知音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梁实秋的质疑和发难，本就不容易讨到好，再加上林徽因当时在京派文人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很高，一场争论势必在所难免。果然，梁实秋的高见见诸报端10天后，沈从文就先站了出来，替林徽因不平。1936年3月31日，沈从文写信给胡适，专门谈到此事。

沈从文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从朱自清、朱光潜到叶公超、罗念生，都认为林徽因的诗写得清楚明白。由此可见，随着梁实秋文章的发表，《别丢掉》已经被当作沙龙话题集体探讨，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懂”。既然“大家都懂”，梁实秋的说法自然是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果然，紧随沈从文之后，这一年的11月1日，朱光潜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一文，文章虽无一字讲到林徽因，但行文却处处可以为林徽因做辩护。并且，相比沈从文私下请求胡适出面的诸多考量，朱光潜公开的发言显得直接且犀利。文章中，朱光潜干脆提出，所谓“明白清楚”，不仅是诗本身的问题，也是读者理解程度的问题。“比如说阮籍和李贺的作品，对于一般读者并不够‘明白清楚’，但是仍不失为好诗。”言下之意，梁实秋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他自己的理解程度出了偏差。

在沈从文和朱光潜或私下或公开但不点名的反驳之后，1937年1月，朱自清在《文学》第8卷第1号发表了一篇名为《解诗》的文章。文章开篇说：

这样的开始，有心人一眼便看得出所为何事。朱自清自然也不打算避讳，用“好些位先生讨论诗的传达问题。有些说诗应该明白清楚；有些说，诗有时候不能也不必像散文一样明白清楚”开场后，紧跟着便表明自己的立场：“关于这问题，朱光潜《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才是持平之论”，“大部分的诗，细心看几遍，也便可明白”。随后便接“譬如灵雨先生在《自由评论》十六期所举林徽因女士《别丢掉》一诗……”这几句话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切入主题。没错，朱自清的这篇文章，为的就是反驳梁实秋对林徽因诗的批评，不同意梁实秋看法的朱自清，认为这明显是“一首理想的爱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说你‘别丢掉’‘过往的热情’，那热情‘现在’虽然‘渺茫’了，可是‘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为了说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一大段落，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做了解释。

既然是因文本引发的争议，那就回到文本中去，朱自清用最费事但可能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回答了梁实秋的质疑。站在梁实秋的立场，因为一时的口快，接二连三受到来自文坛重量级人物的批驳，怕是他此前没有预料到的。面对朱自清的认真，梁实秋保持了沉默，再无话说。双方的过招到此为止，也算画上了句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身处风波中心的林徽因，在这场因她而起的争论中，由始至终没有一句辩解与反驳之词。这并不符合林徽因一贯的争胜好强的个性。以林徽因的行事风格，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她本人并不希望将争议扩大。关于这首诗，梁实秋说他“看不懂”，一方面固然有因人废文的偏颇——和冰心私交甚笃的梁实秋，对林徽因难免抱有先入为主的挑刺儿的心态。但在另一方面，这首诗本身的含蓄、隐晦、曲折也是实情。这首诗之所以隐晦，究其根本，朱自清和梁实秋所争论的诗的技巧、技艺恐怕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在于林徽因的内心世界。所谓诗如其人，在西洋格律诗中贯穿以古典主义的精神，就像林徽因以大家闺秀的身份接受亦中亦西的教育——独立和西化的自我中，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同样是浪漫主义的影响，在徐志摩，是“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而在林徽因，就是理性克制情感的古典主义。比如，她在一篇散文里曾这样描述自己理解的写诗。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跟着潜意识浮沉……另一方面顺着直觉，认识，辨味……再一方面又追着理智探讨，剖析……写诗，或又可说是自己情感的，主观的，所体验了解到的和理智的客观的所体察辨别到的，同时达到一个程度，腾沸横溢，不分宾主地互相起了一种作用。”

相较纯粹为情感驱使的浪漫主义，注重感情的同时仍不忘记理性，在情和理之间找到平衡，才是林徽因内心深处真正希望达到的完美。对待感情也罢，写诗也罢，林徽因的态度，莫不如是。

这才成就了《别丢掉》，纵然哀怨，纵然热烈，终于都成似水的宁静。情感在古典主义的约束下洗净了苦痛，唯余一声轻轻的叹息。

最后，我们不该忽略林徽因的晚期诗作。

林徽因的诗作，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前期和后期的格调、主题有明显不同。如果说，1937年以前，她的诗呈现出的还是一片婉约的情绪，那么，在这以后，随着国破家困、身心交瘁一并袭来，林徽因的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基调。

林徽因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诗作，或者是沉郁、低回的沉疴中的自苦，比如《病中杂诗九首》之《小诗（一）》：

再如《病中杂诗九首》之《恶劣的心绪》：

或者是铿锵、激愤，为国为民的慷慨悲歌，比如她为丧身空战的三弟林恒而作的《哭三弟恒》：

不过，即使在这一片赢病缠身、家国黍离、触目皆忧的阴郁中，林徽因也没有太多悲观厌世的情绪。《小诗（一）》中的抒情主体，“会唱的喉咙哑成了无言的歌”，“经验已如旧鞋底的穿破”，而时代的重压下，“这纷歧道路上，石子和泥土模糊，还是赤脚方便，去认取新的辛苦”。《“九一八”闲走》中面对日军的侵略：“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的轧压，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这洗净铅华的语言，传达出一种坚决向上、愈挫愈勇的现实精神，让人想起她在《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中所说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

不仅要“倔强的忠于生”，还要生出诗意的美丽。在颠沛不定、惊悸恐惧中，林徽因依然能体验：

依然能看到：

这是林徽因一贯的诗意，沉醉其中，你几乎看不到时间的痕迹，就像一切都已静止。而其实，不变的只是早年的品质，早年的坚韧、热情、自然以及天生的艺术气质。由这些家世的馈赠带来的美丽，在寻常也许会被视为“有闲”的安逸情调。保留到辗转流离、穷途奔波的时节，这一份精神的奢侈，不知还有几个人能消受得起。这时候，再去面对林徽因，对于她的诗情画意，也许就是不一样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