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作品，随着体裁不同，分工亦有明确不同。她的小说、剧本和散文主要趋于外向的思考，是“有意识地要对当时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修养，林徽因所表现的主题和人物同真正严酷的社会现实和矛盾的焦点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但以一贯的诚实描写自己“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和人性”，她的观察与分析反倒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深刻性和说服力”。

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找人物，林徽因的笔下多的是中高门第、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他们的人生里，掌握外语、接受高等教育、出洋留学、国际交往如家常便饭。小说《窘》中少女“芝”的一段话即是最好的说明。

带着高远的理想到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令人不禁联想到林徽因自己的经历。这圈子内的明亮、优裕，原本也是林徽因亲身经历且耳闻目睹的，此刻信手拈来，自然细致生动。对于小说中的少女芝，林徽因的笔端是充满了感情的，她写芝的青春美好：“她穿着葱绿的衣裳，裙子很短，随着她跳跃的脚步飘动……头发在阳光里，微带些红铜色……赤着两只健秀的腿，只穿一双统子极短的袜子，和一双白布的运动鞋……”写她的纯净坚定：“‘……要是爹让我出洋，我春天就走都可以的，爹爹说是不是？’她望着她的爹。‘小鸟长大了翅膀，就想飞！’‘不，爹，那是大鸟把他们推出巢去学飞！’他们父子俩交换了一个微笑。”四幕剧《梅真同他们》里的“文琪”也是类似的人物，出身大家庭、接受新教育的文琪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她憧憬一切的美好，快乐地恋爱，快乐地盼望人人都和平幸福。描写她们，林徽因的笔下常带着轻盈的愉悦——她们的生活是在天底下的阳光里，温暖而充满希望。她爱她们，尽管她们身上有未涉人世的天真和孩子般的娇气，但她们的清新、单纯、热切，毕竟是现实社会中乍现即逝的美好景致。林徽因让她们停留在青春的花样年华，提醒世故中的人们曾经的美好。

高门大院里的人物形形色色，“旧派”“洋派”以及夹缝中的“不新不旧”，林徽因对他们远不是都抱同情态度。她熟悉他们，这使她直率的鄙薄与揭露入木三分。

高门大院里有旧式的或处于新旧夹缝里的太太小姐。《梅真同他们》里的大太太，生活在风气渐开的时代，却依然是旧派不可化的顽固。她反感“女孩子家疯天倒地的交许多朋友”，“一对对男男女女这么拉着搂着跳”。她不理解青年学生“开会啦，请愿啦，出去让巡警打个半死半活”。然而，她终究又无可奈何，只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出一阵无聊而琐碎的抗议。与大太太的教养不同，大小姐文娟接受过新式的教育，她上大学，读西书，受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骨子里却依然是旧女性的依附心理。她跟与自己有婚约之议的留学生唐元澜并无感情，但舍不得他学问好、人品好、家世好，执意不肯放弃口头的婚约，并把满腔恨意对准唐元澜钟情的丫鬟梅真——这位新式的大小姐其实还有满脑子贫富贵贱的等级观念。

高门大院里也有无奈的爱情。《梅真同他们》中，刚大学毕业的李家二少爷文靖爱上了自家的丫头梅真。然而，地位的悬殊、出身的贵贱，使他缺乏勇气去面对。懦弱的文靖惧怕社会的毁谤，最终选择了逃避。《九十九度中》里的逸九是学习政治法律、讲究新思想的新派青年。他心底里纯真的爱情回忆是关于死去的表妹琼，偶尔琼的影子会淡淡地浮现于眼前，但属于琼的“活泼、美丽、健硕”毕竟已幻灭在死的幕后，属于逸九的爱情也就随之逝去。在朋友的眼中，他成了聪明、有手腕、能巴结女人的摩登少年。他自己也快忘了从前的朝气。

高门大院里还有旧家长的威严以及少奶奶的争宠夺权。“老太太颤巍巍地喘息着，继续维持着她的寿命。”“七十年的穿插，已经卷在历史的章页里，在今天的院里能呈露出多少，谁也不敢说。事实是今天，将有很多打扮得极体面的男女来庆祝，庆祝能够维持这样长久寿命的女人，并且为这一庆祝，饭庄里已将许多生物的寿命裁削了，拿它们的肌肉来补充这庆祝者的肠胃。”林徽因不动声色，继续描写这大家庭的祝寿场面，“几位少奶奶装扮得非常得体，头上都戴朵红花，表示对旧礼教习尚仍然相当遵守的。在院子中盘旋着做主人，各人心里都明白自己今天的体面。好几个星期前就顾虑到今天，她们所理想到的今天各种成功，已然顺序的，在眼前实现。虽然为着这重要的今天，各人都轮流着觉得受过委屈；生过气；用过心思和手腕；将就过许多不如意的细节。”繁华热闹只是个空荡荡的排场，各自的心计、手腕才是真正的主题。林徽因抓住时代的一角，平铺直叙却极尽讽刺、极尽蔑视。时代夹缝里的浮生相，在林徽因笔下，演尽了陈旧和腐朽的气息，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悲哀，还是他们造就了时代的悲哀？

林徽因小说的素材来自熟悉的生活，小说的主题是她对自己周遭生活的严肃思考。

1931年9月，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发表于《新月》第3卷第9期。这篇试笔之作，一亮相就显示出不凡的文字功底以及高超的写作技巧。小说主人公维杉是一个独居北京，过着“四不像”落魄生活的大学教授。他在老朋友少朗家结识了少朗文静、漂亮的小女儿芝，不可抑制地产生了一种情感的冲动。这样的人物和内容设定，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拿来“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认为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年男子维杉钟情于朋友的女儿芝，正对应了徐志摩、林长民、林徽因三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抛开这些坊间的议论不管，《窘》本身堪称一篇优秀的小说。林徽因以意识流的、现代心理学的描写手法，抽丝剥茧，描写出主人公在暗流汹涌的内心情感和意图平稳的俗世理智间相互搏斗的窘境，某种程度上也烘托了中年知识分子在事业与年龄压力下的生存尴尬。这一主题对于文人学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而言，本身不乏现实意义，用西方的技巧体现京派小说平和、沉稳的美学风格，也可以说在中西文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平衡。但因为无关乎大时代的痛痒，这篇小说最终被许多人视作“太太的客厅”里的“有闲文学”而放在了一边。

和《窘》相比，林徽因三年之后发表的《九十九度中》显然走出了“客厅”题材。这部小说如一幅描写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的素描图，它摄取了华氏九十九度高温的一天中北平城内各个阶层的一组日常生活镜头，形象地展示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都市生活现实。在这里，有钱有势的人为祝寿兴师动众，挥金如土，穷挑夫却染疾身亡，无钱置棺；车夫在滚烫的马路上汗流浃背，官老爷、官太太则安坐在人力车上浮想联翩；洋大夫、阔老板喝酒打牌，大谈疾病预防，穷人却呼救无门，无处求医，眼看着朋友走向死亡……寒暑表中的水银，一直过到九十九度的黑线上，这人生的热闹已达到了极点，世态的炎凉不公也达到了极点。

在《九十九度中》这部小说中，林徽因再一次展现了她中西合璧的完美的写作技巧。一方面，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意识流的运用、人物心理的联系，在当时，都是非常大胆且具有先锋性的尝试；另一方面，叙事的不连贯性又令人想到传统的叙事方式，即事件通常是同时并存的，不是直线性的因果结构，所谓“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这极传统的表现手法到了林徽因的作品中变成了极现代的技巧，林徽因也算将传统美学原理和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融合得天衣无缝了。再加上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严峻披露，《九十九度中》终成林徽因最负盛名的小说，赢得一致好评。1933年6月，作品尚未发表，朱自清就要来手稿以求先睹之快，并称赞说：“确系佳作，其法新也。”季羡林在日记里评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写得不坏，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1935年夏，《九十九度中》已发表一年，李健吾还因为不愿意一部佳作为人忽略，再次专门撰文评论。

“没有一件作品会破石而出，自成一个绝缘的系统”，李健吾显然看到了林徽因曲外的功夫。如果说文章中有经历，那么内容、技巧都该是经历的内在组成。林徽因的作品，证明着她的才气、阅历、修养。这曲外的功夫，细心的读者如果按图索骥，一定能发现更多题外的线索。

除了技巧更加成熟，《九十九度中》还表现了林徽因对于主题的新的探索。出身于高门深院，往来的都是教授文人，林徽因的局限在于，她很少接触下层社会。这样的经历反映到其前期的创作实践中，就会表现为作品题材范围的狭窄。林徽因对此也有所觉察，曾说自己一生憾事是太早接受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了解太少。因此，她非常注意借助外出勘察古建筑的机会了解底层社会，努力扩大生活和创作视野。1934年，林徽因到山西八县考察古建筑，沿途风餐露宿，以步代车，了解到许多自己在平日里无法了解的状况，并为之震撼。其散文《窗子以外》就是对这段感受的真实记录。她深有体会地说，“只有窗子以外才有丰富的生活色彩和声音”，同时也不讳言自己与普通老百姓之间隔着一层窗子。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林徽因创作了《九十九度中》。就像李健吾所说，《九十九度中》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小说选择了华氏九十九度高温的一天里不同阶层最日常的生活，以气温与人情的强烈对比，交织鞭挞社会贫富和等级的差异，从而将最严正的批判与抗议蕴含其间。这也是林徽因独特的风格，即便是批判，也从来没有愤怒的声讨口号、激昂的说教评议，林徽因依然冷静地忠于自己的教养与眼光。而与此同时，当林徽因将笔端深入下层社会，真切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岁月，所表现出的学者的良知，就已经使她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家世与门第。

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众多女性反映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是林徽因关注的主题。

1935年6月16日至1937年4月18日，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以《模影零篇》为题的4篇短篇小说：《钟绿》 《吉公》 《文珍》《绣绣》。1937年5月至7月，林徽因又陆续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四幕剧《梅真同他们》。其中，未完成的剧本《梅真同他们》和短篇小说《文珍》反映了大家庭中受束缚女仆对独立、自由的追求。林徽因将同情寄托在梅真、文珍这两个有类似遭遇的人物身上。她们美丽、聪慧，在“五四”浪潮的背景之下，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具有一定新思想。因此，对于自己的可悲境遇，她们表现出可贵的反抗精神。文珍目睹自己的同伴不堪少爷凌辱而跳井身亡的惨景，决心为自己的人生奋起一击：“我就嫁！她们给我说定了谁，我就嫁给谁！管他呢，命要不好，遇到一个醉汉打死我，不更干脆？反正，文环死在这井里，我不能再在他们家上吊！”“随他们说去，反正是个丫头，我不怕！……我要跑就跑……出了门就走！谁管得了我？”梅真虽因女仆身份受到主家大小姐文娟的刁难和轻视，但她不畏身份地位的差别，拒绝了留学生唐元澜和电料行掌柜宋雄的示爱，坚持向自己倾心的文靖表白。然而，时代赋予她们的新的因素并不足以改变她们的命运，她们只能怀着清醒的悲哀走向现实。“丫头就是丫头，这个倒霉事就没有法子办，谁的好心也没有法子怎样”，梅真的无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解放运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则以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同一角度的思考。《九十九度中》在纷繁复杂的画面中安排了一场热闹的婚礼。新娘阿淑受“五四”“自由恋爱”“女子解放”思想的影响，渴望有选择爱情及婚姻的自由，但现实的无奈使她被迫接受由父母安排好的婚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这段发生在“新”时代却不免因循旧式的婚姻更具悲剧色彩。

这里强调“陌生的，异姓的，异性的人”，暗示了阿淑的婚姻是对她主体人格的完全否定。“五四”浪潮带来的自由恋爱的理论模式留给阿淑的，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嘲讽。林徽因是不尚空谈的，她思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单纯地给人们灌输理想主义是不恰当的。理想只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林徽因借阿淑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这几年对婚姻问题谁都讨论得热闹，她就不懂那些讨论的道理遇到实际时怎么就不发生关系。她这结婚的实际，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

林徽因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视角，不逐波、不从众，在五四运动之后一派高涨的妇女解放的热情里，其冷静与理性显得尤为可贵。不过，囿于自己的门第与阅历，林徽因只是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视角，而无法有更深一层的回答。小说《文珍》最后安排文珍在出嫁前与住在后院的“革命党”逃跑。至于文珍出走后的命运，林徽因进行了开放式处理。这样的结果，不免让人联想到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鲁迅的答案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林徽因没有鲁迅的决绝，她留了一个看似光明的尾巴，将希望寄托于隐约的社会变革，至于女性解放真正的出路所在，并不是她的生活经验、背景、思想所能提供的。

在林徽因的6篇小说中，有一篇较为特立独行。它的主题与社会现实无关，它的思考也脱离了社会现实。它的行文有不似小说的浓郁的诗风，它的语言更是不带烟火气的美丽。它一向不受重视，其实却不应该被遗忘。

这一篇就是《钟绿》，是林徽因浪漫主义的理想化身。

钟绿是一个有希腊血统的留美女学生。她的美丽，是同学间纷纷流说的传奇。

钟绿之美，不仅在绝世的容颜，还在灵魂的自然、自在。“城市中的味道在她身上总那样的不沾着她本身的天真！”她在信中向朋友抱怨工业艺术逼迫人家眼睛堕落，为此她远离城市，游荡在一个又一个乡间，执着地寻找自然和美。“这农村的妩媚，溪流树荫全合了我的意，你更想不到我屋后有个什么宝贝？一口井……到井边去汲水，你懂得那滋味么？天呀，我的衣裙让风吹得松散，红叶在我头上飞旋。”故事娓娓展开，林徽因让自己不能诉诸俗世的浪漫主义肆意在笔下流淌。随着钟绿的形象渐渐丰富、立体，林徽因深藏于心底的唯美主义色彩也显露无遗。钟绿显然是林徽因理想的完美化身，甚至于，连她的希腊血统也有象征自由与美的深意。

故事中的钟绿要幸福地嫁人了，朋友们相信“这一对情人上礼拜堂去，的确要算上帝的荣耀”，却又不能“想象到钟绿无条件跟着自然规律走，慢慢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渐渐离开她现在的样子，变老、变丑，到了我们从她脸上，身上再也看不出她现在雕刻般的奇迹来”。而钟绿果然也不同于一般的规律。事实上，如此的完美必不能有寻常的结局。惊鸿一瞥，铭心刻骨便是她曾经来过的证据。钟绿的未婚夫在结婚前一个星期猝死，钟绿试着嫁衣就奔向医院。婚礼取消了，钟绿把未婚夫埋葬在本来要结婚的礼拜堂后面，又开始了流浪的足迹。钟绿最后死在一条帆船上，孤帆远影碧空尽，留给这世界最后的诗意。就像林徽因《莲灯》一诗里所写：

飘忽的途程，玲珑的生，从容的死，正如同钟绿的一生。从出场到收尾，钟绿替林徽因把浪漫主义贯穿到底。她是一部分的林徽因，是不受现实牵绊、不被俗世干扰的林徽因。在林徽因心中，钟绿其实从不曾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