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在那场众所瞩目的文艺奖金的评选背后，萧乾同时还委托林徽因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历来选文都是“一件盛事，也是一桩难事……”，因为要综合一个时代的创作风气，作品的审美意义，后世传播接受的持久性、广泛性，还要兼顾选文内在的统一性。一个上乘的选集，必然对选家的眼光、标尺、鉴赏力有极高要求。对此，萧乾当然心知肚明，以之相托付，足见他对林徽因的赞誉，绝不是人情世故里的礼貌和周旋，而是十足的信任、真心的肯定。在萧乾心里，“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

1936年8月18日，《大公报》刊出广告，由林徽因选辑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正式出版。林徽因反复斟酌，精挑细选出30篇作品，分别是沈从文的《箱子岩》《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过岭者》《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张天翼的《善举》，杨振声的《报复》，林徽因的《模影零篇——钟绿》《模影零篇——吉公》，李健吾的《书呆子》，老舍的《听来的故事》，沙汀的《乡约》，芦焚的《阴影》，凌叔华的《无聊》，叔文的《小还的悲哀》，蹇先艾的《美丽的梦》，李辉英的《驿路上》，萧乾的《蚕》《道旁》《小蒋》，威深的《黎明》，刘祖春的《荤烟划子》，前羽的《享福》，李同愈的《报复》，宋翰迟的《一点回忆》，徐转蓬的《失业》，杨宝琴的《疯子》，寒谷的《伍四嫂》，季康的《路路》，隽闻的《这年头》，程万孚的《求恕》。

同为纪念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在范围上比“大公报文艺奖金”更广，入选作品的数量也更多。可以说，在1936—1937年，这两场活动互为表里，彼此补充，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大公报》作家群”的遴选与展示。从个体来看，小说选收入的作品不乏名家，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张天翼、凌叔华，也有新手，如初次创作小说、笔名“季康”的钱钟书夫人杨绛，笔名“叔文”的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以及徐转蓬、李辉英、寒谷、威深等文坛新面孔。值得一提的是杨绛的入选，尽管钱钟书语带讥诮地戏谑过京派的文艺理想，但他的夫人杨绛的文学创作之路，正是起始于京派文人以及《大公报》的鼓励。彼时的杨绛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朱自清的“散文写作”课上写了一篇名叫《璐璐，不用愁！》的习作，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语言细腻动人，朱自清很是赏识，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之后又被林徽因慧眼识珠，收入《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对于初出茅庐的杨绛，得到来自文艺重镇《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认可，可想而知其中推动和鼓励的意味。由这个情节再回想钱钟书的《猫》，则其中的讥讽之词未免显得有失厚道。朱自清就在1946年5月6日日记中写道：“读钱钟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

从《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家的派别来看，京派作家占绝对多数，也有老舍这样和三大文学流派（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并无干系，全靠自己的文学成就立足文坛的作家，以及来自左翼阵营的代表，如后来加入左联的沙汀。这样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再次体现了以林徽因为代表的京派学者基于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标准上的宽容与自由之风。不过，这种宽容和对个体的优秀作品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是对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普罗文学的认同。相反，在为这部《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所拟的题记里，林徽因直言不讳地对普罗文学风潮所及，文坛群起效尤，纷纷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同时，她也借这篇文章明确而肯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

这篇文章，是林徽因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直接表达她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思想的理论文字。文章先是发表在《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1日第102期星期特刊上。文风秉持了林徽因一贯的风格，快言快语，直抒胸臆，有批评，有期待，言辞犀利又情意殷殷。在林徽因看来，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化、盲从趋时有悖创作的初衷。其反映在创作初期的作家身上，是迎合潮流、曲意写作，“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从“创造界全盘实验来看”，这导致的是整个创作界的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她呼吁作家们，“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之上”，希望“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多描写“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

这样的行文，看得出作者的教养与品质。“在艺术的环境下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林徽因最看重的，是基于个体的自由之上的真实的生活，以及诚实的表达。这态度首先来自她的家族。虽然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有“学而优则仕”的经历，然而祖父林孝恂思想开明，注重教育，晚年淡出政治，退隐沪上，只以读书为乐事。父亲林长民以书生气质从政，半生辛苦而理想不成，中途已经意冷心灰，也有修身养性、弃政从文的打算。他们以自己的人生感悟，为林徽因创造出恬淡自由的文化天地。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对林徽因最大的影响就是，使其成年以后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现实政治则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加入任何政治流派，也极少发表对政治的见解、看法。

除了家族的影响，还有过往的人生经验以及教育背景的作用。从教会学校的西学启蒙，到留学欧美后系统深入的西学研习，林徽因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接受的都是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浸润。留美期间，她十分享受美国自由、民主的风气，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等到回国进入文坛，她所来往的也多是以新月派为主的自由主义文人，其中又以和胡适、徐志摩的交往最为密切。

胡适自不必说，这位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生都在孜孜追求科学、民主的价值谱系，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思想的自由、言论的独立、社会的改良乃至健全的个人主义。徐志摩在这方面和胡适如出一辙，身为新月社的发起人，徐志摩在当时能聚拢起一众自由主义文人，绝不仅仅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好人缘。新月派诸子的结社，奉行的本就是拒绝领袖，不立核心，共同负责，群而不党的自由主义原则。徐志摩在新月派的同人中，又是最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也是最具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他淡化阶级，强调人性，认为社会的最佳状态是“真的人的生活”——“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民主’的音译）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我认定了这不热闹的小径上走去。”以此为行为的坐标，对于激越的革命热情，集权和专制，他始终保持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清醒而审慎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1925年访俄归来之后，他会成为苏俄最坚决的反对者。当中国众多知识人都沉浸在苏联迷梦中的时候，他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烈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他也担心，“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徐志摩的表达，隔着历史的变迁往回看，格外叫人惊叹它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林徽因的过往，如同草蛇灰线、马迹蛛丝，她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有了或明或暗的线索。从胡适到徐志摩，乃至新月社的旧人，他们于她的意义，不仅在于促使和推动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还在于思想上对她的启发、引领以及彼此间的认证、认同。细入无间中，她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主义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她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文学的工具化、政治化——和声称要“超越时代，创造时代，永远站在时代前列”、文以载道、文以宣传的普罗文学相比，她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生活，同情并优容种种“人性”，这才是她秉持的写作信条。这样的思想理路，有着和胡适、徐志摩内在的一致性。比如胡适，当很多学者激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时，胡适就过说：“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基本上，林徽因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对待文学创作。有一句话非常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她的心声。在给陷入情感纠葛的沈从文的信里，林徽因感慨说：“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

这是1936年。面对充斥于耳、救国救民的各种激情的主义，她说：“我的主义是要生活。”这句话，是对陷入时代情怀的那些高昂的、狂热的声音的思考和质疑——自从进入文坛，一浪高过一浪的普罗文学的浪潮，以它全然不同于林徽因的成长经验的模式，已经深深引起了她的困惑。以至当沈从文因为感情的挣扎而向她寻求帮助时，她在和沈从文长谈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不无雀跃地向费慰梅欢呼“万岁”，“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并得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毫无道理的缘故。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识形态如何”的结论。从身边好友的情感事件，引申到普罗文学有无“道理”这样严肃的文学话题，足可见这个问题已经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心上，亦可见她的纠结、疑惑之深。

对林徽因来说，这一段困惑与思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我明晰和自我确认的过程。身为一个作家，文学创作的意义和目的始终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命题，也是林徽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种对时代的反思和对自我的寻找到1936年，伴随着她自己文学实践的不断深入，伴随着各种文学流派剧烈的碰撞和诘问，达到了高峰。她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所写的题记，便是对自己的文艺思想的一次集中的整理和表达，也是对左右文学之争的一个正式的回答。也是在这一年，她在给费慰梅写信说：“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

经历过困惑、疑问，她选择了以忠实于自己的、诚实的姿态面对时代的潮流，不躲避，不摇摆，不借人民大众的名义拔高自己，选择了写给那些比戚友更能了解她的人、那些渴望听她诉说的人、那些听了她的诉说会喜会悲的人，不油滑，不世故，不说“为人民写作”的漂亮话，踏踏实实做自己。

从长远来看，林徽因秉持的纯粹的文艺观、诚实的创作态度，当然是有利于文学的发展的。文学从来都有一个最高的使命，那就是作为“人学”的人道主义立场。只有忠实于人性、忠实于自己，才是文学的救赎之道。只是，当“左”“右”两派都把文艺视为政治的宣传工具的时候，当时代的主流汹涌澎湃，呼吁有力的呐喊、壮美的激情的时候，安坐书斋，追求“真”与“美”的文学，难免会被民族主义者讨伐，被革命者鄙视，遭受诸多非议。想要坚持，并不容易。此外，以林徽因书香门第的出身、学者文人圈的交往，要忠实于自己的眼睛，题材与内容就必有偏狭之处。大部分时候“她笔下的人物总不出社会上层的圈子”，很难贴近“窗子以外”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而言，冰心以“太太的客厅”作为讽刺，也不是全无道理。就连她的好友李健吾也认为她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在社会矛盾趋于激烈的20世纪30年代，她的作品常被人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学”，但如果真是有闲文学，譬如鸳鸯蝴蝶，反倒可能会拥有特定的读者群。偏偏林徽因为文正直、敏锐、自省，她带有学者气质的生活思考引不起大众的广泛兴趣。她的真诚能为同道中人带来共鸣，但到了不同的环境中，它所带来的更多是距离的隔膜。于是，在“墙外”的世界，她可贵的艺术探索、系统的创作理论、审美眼光等，就全部做了内容的陪葬。身为作家的林徽因被忽略了。

不过，对于林徽因本人而言，写作纯属业余兴趣。她不为生计，不虑销售，一切但凭自己喜爱，一切但凭学者的良知，只要有知音一二，只要作品是从自己“心坎里爆发出来的”，是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其他一切，倒可以不在考虑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