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完成验尸时，我已近而立之年。之前，我在医院的不同科室担任住院医师，从外科到妇科，从皮肤科到精神病科。直到1980年年末，上述工作告一段落，我才开始专注于此前立下的目标。此时，距离开始学医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我甚至还没有迈过成为法医病理学家的门槛：我首先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组织病理学专业人士。

概言之，病理学是通过分析特定疾病的微观细节来了解这种疾病的科学：找到致病原因，探求致病机理，掌握发病过程。其实，每个人多少都接触过病理实验室，只是没有太过留意而已。例如，所有尿液血液标本其实都被送到了这里。当然，在大量样本中观测如此微小的细节肯定不算是什么光鲜的工作，毫不奇怪，病理科基本上都位于医院的后部，远离病人的位置。

想要成为合格的病理医生，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观察显微镜切片，研究正常组织与患病组织之间的区别。例如，观察癌细胞就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

这一切让我感到无聊至极，因为我很清楚，一旦实现了成为法医病理学家的梦想，这项工作就能交由专家负责，我将很少自己查看。但我现在不得不继续研究。很多病理医生都会对被认为自然死亡的死者尸体进行验尸，以确定准确死因，这也是我下一个阶段要接受的训练——毕竟，如果我连自然死因都分辨不出，如何能检验可疑且无法解释的死亡现象呢？

因此，我的首次验尸和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死者来自图厅区的圣乔治医院，之所以将其分配给我解剖，就是因为大家认为死因并不复杂。

我知道，到时候会有资深同事和停尸间助理围在身边帮忙，但我依旧像头一天去上学那样忐忑不安。豆大的雨点砸在公共汽车的车窗上，流了下来，窗外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我不禁开始期盼，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一双好鞋，好让双脚不再湿冷，什么时候才能置办一件足以御寒的外套，能让身体保持温暖。坐在一路颠簸开往图厅大道的公共汽车前排，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只好试图通过再次阅读死者的病历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前一天，我拿到了这些文件，并和资深前辈进行过探讨，对其内容都已烂熟于心。

虽然已经在停尸间旁观过很多次验尸，但当手术刀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依然既期待又担心。和第一堂解剖课一样，这次验尸也是一次检验——不能昏厥，不能颤抖，不能呕吐。否则，这不仅仅意味着我职业生涯的终结，我还将永远成为同事的调侃对象。如果犯错，我也将面临同样的下场。有人会站出来纠正我，并永远以此奚落我。关键是，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做好。不要切到自己的手指而不是死者的，不要在重要器官上弄出窟窿，不要误将肠道划破。我希望下刀干净利落，清晰地露出相关器官，正确撰写鉴定报告，精准找出死因。这不仅仅需要一点点运气，更需要大把勇气。

大多数人闻到停尸间的味道时，就会踌躇止步。我得说，现在的停尸间没有任何味道，但也可能是我早已习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每吸入一次福尔马林的气味，都会让我感觉鼻子受到极大伤害，那气味有如冬天的冬青树断枝或盛夏朽木的酸腐之气，但要更加销骨食髓。

走进停尸间后最先听到的，永远是些抑扬顿挫的友善交谈。不管你相不相信，和地面上的所有办公场所类似，其中还会夹杂些许欢笑。事实上，如果提到殡仪馆老板的话，那肯定是互相开玩笑，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消费死者的过分言论。根据我的经验，死者总是被给予最大限度的尊重。

运送尸体的通道远离公众。一般情况下，该通道毗邻一间整洁明亮的办公室，尸体运进来后，要在这里先进行详细缜密的登记，之后通过灯光亮如白昼的走廊运到冷藏间，十或十五个冷柜排成一行。

冷柜有数米高，每个冷柜能存放六具遗体。通过铁质手推车，这些死者被推入各自的冷藏箱。“咣”的一声，冷柜的门随即关上。“呼”的一声，推车停好，等待再次启用，并在与其他推车碰撞时，发出清脆的“咔咔”声。这便是停尸间里的声音，咣，呼，咔。

我对这里的气味和声音早已非常了解，事实上，停尸间开始让我有了家的感觉。但今天，我必须承认，这种熟悉感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舒适感。

“来杯茶，迪克[迪克（Dick），理查德（Richard）的昵称。]？”一位善意的助理提议。可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更别说喝东西了。

停尸间的其他工作人员决定对我的这次成人礼开些玩笑。

“唉，迪克，别弄错尸体哦。”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试图附和大笑，但脸像抽筋了一样——犹如人在士的宁中毒后呈现出可怕笑容。

我从更衣室出来，穿着工作服，一眼看到了停尸间专用的工作靴，死气沉沉的白色，与我那天的脸色形成了完美搭配。我戴着一副明黄色的“万寿菊牌”手套，系着围裙。这些年来，这套行头多有变化，围裙却还和屠宰工人或肉贩穿的那种别无二致。至于手套，无疑也是便宜货，非常适合用来洗盘子，但只能帮你抵挡病菌，根本没办法抵御刀锋。

“记着，迪克，这副手套还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手指头到底在哪……”这位工作人员刚给我善意的忠告，我已经走过冰柜，进入了验尸房。

死者是一位中年妇女，因胸痛难忍入院，数天后，死于心内科冠状动脉病房。停尸间的工作人员已经将尸体摆放在瓷制解剖台上，静待我到来。她依旧身着寿衣。曾经，用床单干净利落地将尸体紧紧包裹起来，和整理医院角落的病床一样，属于高超的护理技巧，但现在，这些技巧已经变得非常罕见。此举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却让护士叫苦不迭：他们辛辛苦苦花费个把小时包好遗体，我们却在停尸间验尸时直接把床单撕下来。难怪，忙得不可开交的病房工作人员，最终放弃了复杂的亚麻折叠织物，转而使用简便的纸质寿衣。

停尸间工作人员解开寿衣，遗体显露无遗。

我定睛凝视。解剖因长时间浸泡，使人们忘记他们曾经活过的灰白色遗体是一回事，但现在要做的是另一回事。这是一具鲜活的尸体。就在24小时前，这位女士还活在这个世上，呼吸着新鲜空气，与家人、医生轻声交谈。根据病历，她曾经表示自己有决心康复，好参加一个月后孙女的婚礼。但一个小时之后，她便撒手人寰。

事实上，她看起来颇为健康，根本不像已经死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位女士仿佛随时有可能醒来。但我即将切开她粉红的肉体，将刀放在她的身上，然后开膛破肚。当然，外科医生做的就是这个，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他们这样做师出有名：试图拯救生命，或者提升生活品质。但我没有办法这样为自己正名。恍惚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更像是杀人狂魔，而非白衣天使。

年长一些的同事不再喋喋不休，开始仔细观察我，看我为了找到蛛丝马迹来确定死因，进行尸体外部检验。

这是我一直念兹在兹的事情，努力付出就是为了这一刻。但现在，突然间，成为像基思·辛普森一样的法医专家、帮助警方侦破案件的野心，看起来好像男学生的白日梦。摆在我面前的现实，便是躺在瓷制解剖台上一动不动的女性遗体。难道是邪灵附体？我想从事这个行业，简直是疯了。

“没事吧？”有人问道。关切的口吻显然取代了此前的玩笑。

我深深吸了口气，下定决心，拿起手术刀，将其抵住死者锁骨中间、脖子中央的小缺口。向下运刀时，我没有感到任何皮肤阻力。我将刀一直推到腹部中央。为了防止颤抖，我死死握住刀柄。向下，向下，最终停留在耻骨位置。

沿着同一条切口，我第二次下刀，切过一层明黄色的脂肪层。病人明显超重了。人死后随着体温降低，脂肪呈现固化状态，与皮肤贴合得更加紧密，因此很容易便可剥离。再下面便是肌肉层，以及被肥肉隐藏起来却一直存在的这个“瘦人”的胸廓。

接下来切开肌肉组织的也相对简单。我们很难相信，去骨之后的人体与肉铺钩子上挂着的动物躯体何其类似，人的肌肉组织看起来多像是牛排。

现在，我可以像翻书一样，将皮肤沿着身体中线向外翻折，即便两侧都还留有乳房，这样做也并不困难。主要问题是需要确保手术刀不要切破脖子附近的皮肤，如果前来向遗体告别的亲属看到这里破了，他们肯定会吓一跳，因为死者看上去好像被人捅了一刀。事实上，停尸间的工作人员非常善于为菜鸟医生犯下的错误擦屁股，但这需要一瓶威士忌作为谢礼，这我显然负担不起。

拨开皮肤、脂肪层及肌肉组织，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肋骨前段并将其拿开，如此一来，我便能检视尸体内部的器官。

死者的肺部肿胀，呈紫色，遍布烟油。

“嗯，看起来像是个烟民。”年长些的同事边说边摇头，同时将自己被尼古丁熏成黄色的手指藏在身后。

“但紫色代表存在水肿。”另一位又补充道。

“肺水肿……”我有些紧张地附和。这意味着肺部积满了液体。虽然在心率衰竭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但我清楚，人在濒死状态下，因为心脏停止工作，很可能会引发这种情况。由于死因千变万化，肺水肿通常并不具备诊断价值。

我打开心脏所在的胸膜囊，而其就位于胸腔左侧。

“没有出血或其他积液。但看起来存在严重的栓塞。”抢在其他人指点前，我快速说道。心脏前侧约三分之一的肌肉与其他部分相比明显更白，这意味着存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情况。心肌梗死，或者俗称心脏病突发，其实是指心肌坏死：如果病人幸存下来，最初的受损部位将会留下瘢痕，但这次心脏病发作是不久前发生的，不至于产生瘢痕。

“最后一次的血压结果是？”他们问道。

“很高，高压180，低压100。”

“高血压……哦，这位女士的心脏确实十分肥大。”其他人暗示。

在我看来，死者的心脏倒是比较正常。

“心脏肥大？”

“左心室壁看起来有点厚……称一下吧。”

心脏重量达到510克。果然很重。

同事们询问我：“你怎么看？”

“嗯……肺部积液。高血压。左侧心室肥大，还有心肌梗死。一条冠状动脉存在血栓。”

“没错，那是哪一条呢？”

还在上解剖课的时候，出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在解剖心脏时，曾在这个器官上颇下了些功夫。它的结构、相关致病机理、连接的动脉和瓣膜，特别是二尖瓣。当然，我清楚心脏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嗯……左前降支动脉？”

大家点头，说道：“看一下！”

我听命行事，果然如此。巨大的红色凝块完全阻止了动脉血流，使得心肌无法得到必要的血氧，最终彻底坏死。

那天，我彻底感受到人体机能的伟大。恐惧渐渐消逝不见，我变得愈发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依然有闲暇体味身体的奇妙：复杂的系统，绚烂的颜色，以及那种美感。血液，不仅仅是红色，而是呈现出鲜红的颜色。胆囊也不仅仅是绿色，而是呈现出丛林般的叶绿色。大脑，则呈现出灰白色——不是11月天空的苍白，而是飞鱼般的银白色。肝脏，也不是校服上那种沉闷的黄褐色，而是宛如刚刚被犁开的土地般的红褐色。

验尸完毕后，所有器官都已被摘出，现在，停尸间的工作人员开始进场，变魔术般对尸体进行重建。

“干得不错，”一位前辈对我说，“没那么可怕，不是吗？”

终于结束了，我的速度其实很慢（午饭时间已过），但我没有犯错。我将对罹患心脏病的老妇人的个人感受搁置一旁，利用自己所受训练，以完全临床的方式靠自己完成了验尸。事后清洗的时候，我感觉如释重负。就像是一匹小马，年复一年绕圈奔跑，真正面对跨栏时却颇为紧张，最终，轻松跨越，无比简单。

但事后来看，那天最艰难的工作还不是验尸。面见这位女士的遗属显然更难。如果能够选择，我肯定不愿意见他们，但他们十分明智地要求与病理医生会面，希望借此可以帮助自己理解家人的死亡原因。而这位病理医生，当然就是我。

其他同事拯救了我，主要由他们与遗属交流。我根本没有办法胜任这项工作，死者家人的震惊与悲伤让我无法承受。事实上，直面遗属的情感时，我发自内心感到无力。他们的痛苦似乎也传染给我，由身至心，仿佛我们之间连着一条看不到的导线。我根本不记得自己有没有说过话，如果说了，或许也只是重复自己对他们永失所爱的遗憾之情。大体上，在其他同事侃侃而谈时，我确定我只是在点头而已。

这次会面让我——或者说没有这次会面我也能——见识到无声无感的逝者与其给生者带去的情感波澜之间的惨烈冲突。离开那个房间，我长舒一口气，同时暗自许下心愿，将竭尽所能避免与遗属见面，坚守在亡灵的安宁世界，与事实、度量和确定之事为伴。在他们的那个世界中，没有任何情感，更没有情感的丑陋姊妹——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