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杰号上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敲起鼓来，这叫“敲击营房”（beat the quarters），是召唤水兵进入战斗岗位的鼓声，透着一股不祥之兆。船上的老老少少，无论是半睡半醒还是刚穿了一半衣服，都在黑暗中匆匆冲向各自的战斗岗位。他们清理了甲板上的松散物品——在炮火袭击中可能四分五裂成为致命武器的任何东西都要清理掉。有个在英国战舰上服役的14岁男孩回忆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有人被杀死”，直到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一块碎片击中了他一个伙伴的“头顶，他倒下来，血和脑浆流了出来，在甲板上流得到处都是”。木制天地变成一片火海的场景是更严重的威胁。韦杰号上的人给桶里装满水，准备好船上的大炮，这些两吨重的铁家伙，炮口伸出去八英尺甚至更长。一座火炮就需要至少一组六人协同操作，才能完全展现其破坏力。

组里每个人都在按照并未明言的分工设计忙碌着。负责运送弹药的“火药猴”（powder monkey）是从男孩子们中间挑选出来的，他们匆匆跑过炮列甲板，取回从地下军械库传上来的火药筒，所有会爆炸的材料都锁在那个军械库里。海军陆战队员站在那里警戒，任何火烛都不许进去。

一个男孩收集好装有几磅火药的火药筒，迈着碎步急急忙忙来到他负责的炮台，小心翼翼地避免被乱成一团的人和机器绊倒，更不能引发爆炸和火灾。跟他同组的另一个人拿起火药筒，推进炮口。随后，装填手会往炮筒里塞进一颗18磅重的铸铁球，跟着还有一团绳子，让铁球固定到位。每门炮都架在装着四个木头轮子的炮架上，男人们用滑车、木块和密集的绳索，把这台武器向前推出，直到炮口从炮门里伸出去。在船的两侧，火炮一门接一门地现身了。

这时候，修帆工和桅楼瞭望水手则负责照管船帆。跟陆地上的战场不一样，海上并没有固定的位置：战船始终在随着风浪和水流不停地移动。船长必须不断调整，适应这些无法预测的力量，以及狡猾的对手采取的行动，所有这些都需要极为高明的谋略手段，也即炮兵和海员必备的手段。在激烈的战斗中，炮弹、霰弹、滑膛枪子弹以及一两英尺长的碎片四下乱飞，船长可能需要升高或降低额外的船帆，需要抢风行驶或让船帆换向，去追赶敌人或逃之夭夭。他也有可能不得不用船头去冲撞敌舰，这样他的人就可以拿着斧头、短弯刀和长剑如暴风骤雨一样登船强攻，让枪炮之战变成近身肉搏。

韦杰号上的人一言不发地忙碌着，这样他们就能听到大声喊出的命令：“扎穿火药筒……瞄准……拿起火绳……开火！”

这组人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负责拿火绳点火的，他把一根阴燃的油绳伸进大炮封闭那端的点火孔里，在看到火光点燃火药筒以后跟其他人一起跳到一旁。弹药爆发出来的威力石破天惊，让这尊大炮猛地向后仰起，直到被驻退索拉住。如果有谁没有及时挪开，可能就会被撞倒。整条船上从头到尾都有大炮在轰鸣，18磅重的炮弹以大约每秒1200英尺的速度，带着呼呼的风声在空中飞过，烟雾让人什么也看不见，轰鸣声震耳欲聋，甲板也在颤动着，就像大海沸腾了一样。

韦杰号炮长[原文为gunner，在海军中指负责指挥炮火、管理军械库的军士长，军衔为准尉，而不是操作火炮、负责开火射击的普通炮手。]约翰·巴尔克利（John Bulkeley）站在热浪和火光中。看起来，在这条船上的乌合之众里面，为可能发生的袭击做好准备的人为数不多，巴尔克利是其中一个。但结果表明，这次击鼓备战只是一次演习——安森准将最近得知有西班牙舰队埋伏在附近的情报后，变得越来越狂热，要求所有人都做好战斗准备。

巴尔克利坚决、高效地执行着任务，他负责的火炮冰冷、黝黑。他是个真正的海员，已经在海军服役十多年。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做各种脏活累活，把手伸进柏油桶里，排出舱底的污水，跟受欺压的人一起学着“笑对别人怀恨在心的满满恶意”，用一名海员的话来说就是：“憎恶压迫，承受不幸。”他从下层甲板开始一步步往上爬，直到安森这次远航前几年，他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评估，通过了口头测试，当上了炮长。

船长和上尉是由国王任命的，而且在一次航行后经常会换到别的船上去，而炮长、木匠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是从海军委员会得到授权，而且一经分配就应当永远待在同一艘船上，于是，这艘船差不多就算是他们的家了。他们的地位比有军衔的海军将官低，但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一条船的核心：一支保持船舶稳定运行的专业队伍。巴尔克利负责韦杰号上所有能置人于死地的工具。这个角色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跟别国爆发冲突的时候，海军的法规对此也有所体现：炮长的职责条款，比航海官乃至上尉的职责条款还多。有一位指挥官就说：“海上的炮长必须熟练、小心、有勇气；因为这条船的力量就掌握在他手里。”整支分遣舰队的弹药都在韦杰号上，巴尔克利掌管着一个巨大的军火库，火药的量足以炸毁一座小镇。

巴尔克利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有一天能发现他所说的“天主的园子”。尽管韦杰号应当在周日举行礼拜仪式，但巴尔克利抱怨道，“船上的礼拜完全被他们忽视了”，而且在整个海军里面，“以那么庄严的方式做礼拜的时候极为少见，我在海军部队里这么多年就只见过一次”。他随身带了一本书，叫作《基督徒的典范，又名，论模仿耶稣基督》（The Christian’s Pattern: or, A Treatise of the 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而他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这段险象环生的旅程当成了让自己更接近上帝的方式。书中指出，遭受磨难能“让一个人进入自我”，但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人的一生就是地球上的一场战争”。

尽管巴尔克利有信仰，也可能正因为信仰，他掌握了邪恶的火炮射击术，并决心使韦杰号“让所有敌人都感到恐惧”，这是他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知道随着海浪起伏上升到最高点时，究竟应该在哪个时间点开火。他会熟练地混装火药筒，用玉米面装填手榴弹，有必要的话还会用牙齿拉开引信。最重要的是，他严密保管着由他负责照管的弹药，因为他知道，要是有人不小心，或是落到叛乱的人手里，这些人可能会把整条船从里到外都毁掉。一本1747年的海军手册强调，炮长必须是个“清醒、小心、忠诚的人”，并指出有些最优秀的炮长就来自“船上地位最低的人，完全靠勤奋踏实，让自己得到拔擢”，这话简直就是比着巴尔克利说的。巴尔克利技术那么娴熟，而且又那么忠诚可靠，因此还得到了另一个任命，要他负责韦杰号的一组值班队伍，大部分战舰上的炮长都到不了这一步。他在日记中带着一丝骄傲写道：“尽管我是这艘船的炮长，但整个航行中我还需要负责一组值班。”

有一名海军军官指出，巴尔克利似乎是个天生的领导者。然而他困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跟他的新任船长乔治·默里不一样，跟见习官约翰·拜伦也不一样，他可不是个出身高贵、养尊处优的人。他没有当男爵的父亲，也没有哪个有权有势的赞助人为他铺路，让他能走上上层后甲板。他的级别可能比拜伦高，在这艘战舰上甚至可能成为拜伦的指导者，但就社会地位来说，人们还是认为他比不上拜伦。尽管也有炮长成为上尉乃至当上船长的例子，但那样的例子难得一见，而且巴尔克利这人过于直率、自信，不屑于讨好上级，在他看来，那么做是一种“堕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N. A. M. Rodger）发现：“按照历史悠久的英国风格，技术人员只能留在自己的技术岗位上；手握指挥权的，是那些只学过怎么当海员，然而有军衔傍身的军官。”

巴尔克利的体格毫无疑问很强壮。有一次，他跟韦杰号上欺凌成性的水手长约翰·金的一个同伙打了一架。巴尔克利在日记里写道：“他迫使我自卫，我很快就打败了他。”然而关于巴尔克利长什么样子，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是高是矮，是秃头还是头发浓密，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我们不得而知。他花不起那份钱让自己穿上气派的海军服装，戴上扑粉的假发摆个姿势，请著名艺术家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Peynolds）给自己画一幅肖像——安森、拜伦和百夫长号见习官奥古斯塔斯·凯佩尔都这么干过。（凯佩尔的肖像以太阳神阿波罗的经典形象为蓝本，画面上他在海滩上昂首阔步，背后是泛着泡沫的大海。）巴尔克利的过去同样很模糊，仿佛跟他长满老茧的双手一样沾染了柏油。1729年，他跟一个名叫玛丽·洛（Mary Lowe）的女人结了婚。他们生了五个孩子，其中最大的萨拉（Sarah）已经十岁，最小的乔治·托马斯（George Thomas）还不到一岁。他们住在朴次茅斯。关于巴尔克利的早年背景，我们就只知道这些。他在我们这个故事里出现的样子，就跟那些最早抵达美洲的定居者一样，没有什么能说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单凭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认为是个值得依赖的人。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瞥见他私下里的一些想法，因为他能写，而且写得很好。跟其他高级军官不一样，没人要求他必须写日志，但他还是为自己写了一本。这些卷册是用羽毛笔和墨水在厚厚的纸上写成的，有时候船晃来晃去，或是有海水泼溅在上面，墨迹就会变模糊；他把一页分成几栏来写，下面记录了每天的风向、船的位置或方位，以及任何“值得记下的观察和事故”。这些条目按理说应当客观记载，就好像自然界的天气元素可以编纂成册一样。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就抱怨说，水手的日志往往只有“乏味的记录……他们每天航行了多少里格[里格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古老的里程单位，在英语世界，通常陆地上定义为3英里，海上定义为3海里。]；他们在哪里遇到了风，什么时候刮得特别厉害，什么时候又轻柔了起来”。尽管如此，这些反映航海的日记有内在的叙事动力，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还有无法预见的曲折和反转。有些写日志的人还会插进去一些个人记录。巴尔克利就在一篇日记里抄录了一首诗里的一节：

最早浮于海的人是多么勇敢，

扬起新的风帆，最坏的结果就是海难；

如今我们发现单单是人

就比礁石、巨浪和狂风还要危险。

航行结束后，船长需要把所要求的航海日志上交给海军部，为建设帝国提供大量信息——那是关于海洋和陌生土地的一部百科全书。安森和麾下军官就经常查阅曾在合恩角那片海域历险的几个海员的日记。

此外，用一位历史学家造的词来说，这些“航海记忆日志”，为航海期间发生的任何有争议的行为或不幸事件创造了一份记录。在需要的时候，这些日志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军事法庭，相关人等的职业生涯乃至生死，都可能由这些日志决定。十九世纪有本关于实用航海技术的专著就建议，所有航海日志都应该“细心记录，所有行间书写和擦除都应当避免，因为这样的举动总是会引起怀疑”。书中继续写道：“在每起事件发生后都应该尽快在日志中留下记录，执行副官不愿意在法庭上支持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该被记入。”

这些航海日志也成了在公众中极为流行的冒险故事的基础。民众的识字率越来越高，而欧洲人对先前未知的地域也极为迷恋，再加上印刷术的推动，人们对海员一直以来在艏楼上编织出来的那种故事产生了永不满足的需求。1710年，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指出，海洋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好像我们祖先那个年代的骑士书籍一样”。这类图书在拜伦这样的年轻人身上激发了炽烈的想象力，它们通常采用跟日志类似的时间顺序来写，但写进去的个人的思考更多。个人主义正在这些作品里蔓延。

巴尔克利并不打算出版自己的日记——这种文献越来越多，但作者仍然主要局限于指挥官，或处于一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人。寻踪号事务长劳伦斯·米勒钱普（Lawrence Millechamp）在日记里坦陈，分配给他“书写下面这些页面”的任务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巴尔克利跟他完全不一样，很喜欢把自己看到的都记录下来。这份记录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尽管并没有别人，而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 * *

11月的一个早上，巴尔克利和同伴们离开马德拉后不久，待在桅顶的一个瞭望员发现有一条船正从海平线下面冒出来。他高声发出警报：“有船！”

安森确认了一下，自己的五艘战舰全都紧靠在一起，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建立起战线——舰船以均匀间隔一字排开，就像一条拉长的链条，这样既能加强战斗力，也方便对薄弱环节施以援手。这样的编队在两支舰队对垒时很常见，但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到1805年，海军中将霍拉肖·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打破这种严格的模式，采用了新的阵法，用他的话来说，可以“出其不意，使敌人惊疑不已”，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法知道我要干什么”。就算在安森那个年代，高明的船长也经常用诡计或欺骗来隐藏自己的意图。船长可能会带着自己的船在大雾中悄悄潜入敌阵，挡住敌人的船帆，抢走他们的风力。也可能会在发起攻击前假装遇险，或者通过用外语打招呼来假装是友船，这样就能近距离接触到敌船。

在安森的瞭望员看到有船之后，最紧要的就是要先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有个海员描述过发现一条不认识的船之后需要采取的程序。船长会冲上前，冲瞭望员喊道：“桅顶！”

“在！”

“那条船什么样子？”

“横帆帆船，长官。”

船长命令船头船尾保持安静，过了一会儿又喊道：“桅顶！”

“在！”

“那条船什么样子？”

“一条大船，长官。正朝我们驶来。”

韦杰号上的军官和船员努力辨认着这艘船，想分辨出是哪个国家的，以及在这里干什么。但那艘船实在是太远了，只是一团带来威胁的暗影。安森向刚刚当上船长的奇普发出信号，要他带着速度更快的寻踪号前去追击，并收集更多情报。奇普和手下展开船帆出发了。巴尔克利等人一边紧张地等待着，一边再次准备好火炮——在这么广阔的海洋上，侦察和通信手段有限，战斗随时都有可能打响。

两小时后，奇普逼近那艘船，警告性地开了一炮。那艘船表示允许奇普靠近。结果只不过是一艘开往东印度群岛的荷兰船只。分遣舰队的人都回到了他们值班的位置，恐惧仍在，因为敌人，就像潜藏在大海里的力量一样，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海平线上。

* * *

没过多久，一场无形的围攻开始了。尽管没有开一枪一炮，巴尔克利的很多同伴却都开始倒下，就好像被某种邪恶的力量击中了一样。男孩子们再也没有力气爬上桅杆了。那些无法动弹的人最是痛苦，他们在吊床上翻来覆去，发着烧，出着汗，吐在桶里乃至自己身上。有些人开始神志不清，必须要有人一直看着，他们才不会掉海里去。起航前就已经埋伏在船上的斑疹伤寒细菌，现在正在整个舰队暴发。有一名军官观察到，“我们的人变得脾气暴躁，病恹恹的”，又补充说，高烧“开始在我们中间肆虐”。

分遣舰队还在英国的时候，感染了的人至少还可以送上岸接受治疗，但现在他们只能困在人满为患的船上——就算他们能理解“社交距离”的概念，也无从执行——他们布满虱子的身体挤压着毫无戒备的新的受害者。虱子会在海员之间爬来爬去，尽管虱子的叮咬本身并不危险，但它们在咬出来的伤口那里留下的微量粪便里满是病菌。虱子的唾液会让被咬的地方发痒，如果海员无意识地抓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帮助虱子完成对自己身体的入侵。病原体像悄悄登船的机动队一样进入他的血液，把传染病从一个虱子传到另一个虱子，传遍分遣舰队的命脉。

除了更加虔诚地全身心敬奉上帝，巴尔克利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保护自己。韦杰号的医生亨利·埃特里克（Henry Ettrick）在下层甲板设了个医务室，那里比见习官住的房间里的手术区域有更多空间用来挂吊床。（生了病的海员待在甲板下面，免得受到外面自然条件的不利影响，此时别人会说他们“under the weather”，从字面来讲是“在天气下面”，但进入俗语后就成了“不舒服”的意思。）埃特里克全副身心都在抢救病人，同时也很仰仗一名很有能力的持刀者，几分钟就能完成截肢。他设计了一款号称能“降低大腿骨折风险”的机器，是个十五磅重、带有轮子和小齿轮的装置，承诺能确保病人康复，而且不会瘸腿。

尽管有这些创新，埃特里克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对疾病还是了解得不多，也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阻止斑疹伤寒暴发。百夫长号上的教师，负责给船上的男孩们和见习官上课的帕斯科·托马斯（Pascoe Thomas）抱怨埃特里克的感染理论都是毫无用处的“文字流，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细菌的概念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手术器械也还不知道要消毒，流行病到底怎么来的，水手们都在疑神疑鬼，那些念头像疾病本身一样吞噬着人们。斑疹伤寒的传播，是通过水还是通过泥土？是通过接触还是通过眼神？有个很流行的医学理论认为，某些空气不流通的污浊环境，比如船上的空间，会产生有毒的气味，让人生病。人们相信，确实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in the air）传播。

安森舰队的人纷纷病倒的同时，军官和医生们也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想要用鼻子闻出可能的罪魁祸首：肮脏的船底污水，发霉的船帆，腐臭的肉，人的汗气，腐烂的木材，死老鼠，尿液和粪便，没洗刷过的牲畜，肮脏的空气。恶臭导致小虫子泛滥——特别像圣经里的场景，米勒钱普注意到，“谁要是张开嘴都害怕会有虫子飞进喉咙里去”，因而很不安全。有些船员把木板临时削成风扇来用。有一名军官回忆道：“有那么一些人被叫来前后挥舞这些板子，好搅动一下被污染的空气。”

默里船长和其他高级军官跟安森一起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巴尔克利未能与会——有些房间不允许他进入。但他很快了解到，军官们是在讨论怎么让更多空气进入甲板下面。安森命令木匠在每艘战舰的船体上又开了六个大洞，就开在吃水线的上面。然而疫情仍在加速蔓延，感染人数不断增加。

埃特里克和驻扎在医务室的其他医生都感觉被压垮了。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是个小说家，他的流浪汉冒险小说《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就借鉴了他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给英国一名海军医生当助手的经历。写到一场流行病时，他写道：“人们会死在海上，远不如病了的人康复让我惊讶。我在这里看到大概五十个患了瘟热的可怜虫，挂成一排挤在一起……他们既看不到白天的阳光，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能呼吸到的只有……他们自己的粪便和病体。”病人孤零零地在远离家园的海上垂死挣扎时，他的同伴也许会看看他，举起提灯照着他空洞无神的眼睛，试图让他振作起来——要不就像一艘战舰上的一名牧师描述的那样：“在他身边默默垂泪，用最让人心碎的声音呼唤着他。”

有一天，韦杰号上有几个人从医务室里走出来，抬着一个用裹尸布裹起来的长长的包裹。那是他们一个同伴的死尸。按照传统，即将海葬的尸体会用吊床裹起来，并加上至少一颗炮弹。（把吊床缝起来的时候，最后一针往往会穿过死者的鼻子，好确定他真的死了。）正在变僵硬的尸体放在一块木板上，再盖上一张英国国旗，让这具尸体看起来没那么像木乃伊。死者的所有个人物品，他的衣物、小饰品，他的水手柜，都会收集起来拍卖，给他的遗孀或其他家庭成员募集一点钱。就连最铁石心肠的人，这时候往往也会慷慨解囊，出个很高的价码。有个水手回忆道：“死亡在任何时候都是庄严的，但从来没有哪里像在海上那么庄严。那个人就在你附近——在你旁边——你能听到他的声音，然而转眼间他就消失了，只留下一个空位表明他不在了……艏楼上会有个舱位总是空着，上半夜值班集合点名也总是会少一个人。少了一个人来掌舵，少了一个人跟你一起坐在帆桁上。你想念他的样子，他的声音。因为习惯，他的样子和声音对你来说几乎成了必需品，你所有的感官，都能感受到那种少了一个人的感觉。”

韦杰号上钟声响起，巴尔克利、拜伦和其他人都聚在甲板、过道和张帆杆上。其他船上的军官和船员也靠近了些，形成了送葬的队形。水手长高喊：“脱帽！”哀悼者摘下帽子，露出头顶。他们为死者祈祷，也许也是在为自己祈祷。

默里船长吟诵道：“因此，我们将他的身体投入深海。”国旗收走后，木板被抬高，尸体越过栏杆滑了下去。一片水花打破了寂静。巴尔克利和同伴们看着他们的伙伴被炮弹坠着往下沉，做最后一次前往未知地域的远航，消失在大海深处。

* * *

11月16日，陪同分遣舰队的两条货船安娜号和工业号的船长告诉安森，他们已经履行完了跟海军签订的合同，想回国了——疫情愈演愈烈，合恩角越来越近，无疑都让他们这个愿望越发强烈。但是，因为舰队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两条船上剩下的补给品（里面还有好几吨白兰地），安森决定只让工业号回去，因为这条船没那么适合航海。

每艘战舰都带了至少四条小型运输艇，用来往海岸上或在大船之间运送人员和货物。其中最大的叫大艇，约有36英尺长，而所有运输艇都既可以用桨划，也可以用风帆推动。这些小船平时都绑在大船的甲板上，为了开启转移工业号剩余供应品的危险过程，安森的人开始把这些小船解下来，放进波涛汹涌的大海。与此同时，很多军官和船员也在忙着写信，准备让工业号捎回英国。下次能跟亲人通信的机会，即便不是几年以后，至少也得是几个月以后了。

巴尔克利可以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知道，尽管死亡已经跨过大洋追上他们这支舰队，但他到现在仍然好得很，简直是个奇迹。如果医生是对的，发烧是由有毒的气味引起的，那为什么船上有些人被感染了，另一些人就没事？很多虔诚的人都相信，摧毁生命的疾病，根源是在人类堕落的本性——他们懒惰、腐化、纵情声色。供海上医生使用的第一本医学教科书出版于1617年，书上警告说，瘟疫是上帝“从地球上消灭罪人”的方式。也许安森的海员是像埃及人一样在接受惩罚[指《圣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十灾，是耶和华为迫使埃及法老同意释放为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先后降下的十种灾祸。前文说“圣经里的场景”，说的就是其中的蝇灾。]，而巴尔克利因为一些公正的原因而幸免于难。

11月19日晚上，工业号货船完成了交接。巴尔克利在日记中只简简单单地记了一笔：“工业号储存船离开了我们。”他和舰队其他人并不知道，之后不久这艘船就会被西班牙人俘获，他们的信永远也不会送到英国。

* * *

到12月，这支舰队已经有超过65人被海葬。沃尔特牧师记载道，这种疾病“不仅对那些刚患上的人来说很可怕，就是那些大难不死、认为自己已经康复的人也可以证明，病去抽丝的阶段往往也很致命”，因为这种疾病“总会让他们处于极度虚弱、无助的状态”。百夫长号的首席医生是分遣舰队医疗经验最丰富的人，尽管他的治疗手段有限，但也仍在果敢坚定地拯救着生命。然而在12月10日，他也倒下了。

舰队继续航行。巴尔克利在海平线上搜寻着南美洲，搜寻着陆地。然而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什么也看不到。他成了海水的鉴赏家，对海水的不同色调和形状了如指掌。有玻璃一样的水，有不规则的、上面盖着一层白色的水，有又咸又脏的水，有蓝色透明的水，有翻滚的水，还有在阳光照射下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的水。巴尔克利写道，有一次大海呈现出深红色，“看上去像血”。每次舰队穿过一片巨大的水域，都会有另一片水域出现在他们面前，就仿佛整个地球只剩下水一样。

12月17日，也就是他们离开马德拉六个星期、离开英国三个月后，巴尔克利在海平线上看到了一块绝不会弄错的“污迹”：一片陆地。他在航海日志中兴奋地写道：“中午，我们看到了圣凯瑟琳岛（the island of St. Catherine）。”圣凯瑟琳岛就坐落在巴西南部海岸线外，在葡萄牙治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4年大手一挥，把欧洲以外的世界一分为二，靠西边的分给了西班牙，靠东边的，包括巴西在内，都分给了葡萄牙。）合恩角还在圣凯瑟琳岛南边两千英里，想到南半球的冬天即将来临，安森急着赶路。不过他也知道他手底下的人需要休整，木船也需要修补一番，才能进入西班牙控制下的敌对地区。

随着岛屿越来越近，他们开始看到岛上有茂密的森林，还有群山逐渐矮身，余脉最后消失在海里。瓜拉尼印第安人（Guaraní Indians）的一个分支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渔猎为生，然而随着欧洲探险者于十六世纪与他们接触，葡萄牙殖民者于十七世纪来此定居，他们因染上疾病和遭受迫害而大量死亡——帝国主义带来的无休无止的死亡与毁灭，在航海日志里极少留下记录，即使有，也只是一星半点。岛上现在盗贼横行，照教师托马斯的说法，他们“从巴西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此躲避法律制裁”。

舰队在一个港口下了锚，安森立即把数百名病人送到岸上。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在一块空地上建起营地，用旧船帆做成庇护所，白色的帆布在微风中鼓动。医生和稠麦片粥男孩们照料着病人，巴尔克利、拜伦等人则开始猎杀猴子和野猪，还有菲利普·索马里兹（Philip Saumarez）上尉说的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叫作巨嘴鸟，羽毛有红色和黄色的，还有像龟甲一样的长喙”。海员们也发现了大量药用植物。上尉惊讶万分地记录道：“你都可能觉得自己进了一家药铺。”

尽管如此，病魔并没有放过他们，至少有80名男人和男孩死在了岛上。人们在沙滩上挖了浅坑，把他们安葬在这里。在写给海军部的一份报告中，安森指出，从舰队离开英国以来，约两千人的队伍已经死了160人。而到现在为止，他们航程中最艰险的部分还没有开始。

巴尔克利在岛上过了圣诞节。那天有三名水手去世，给这个节日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就算举办了什么活动来过节，也肯定相当匆促，没有任何人在日记里记上一笔。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各自的工作——补充供应品，修理桅杆和船帆，用可以消毒的醋清洗甲板。船体里还烧起了木炭，好把越来越猖獗的蟑螂和老鼠熏出去。教师托马斯描述说，这个过程“绝对有必要，因为这些生物实在是太麻烦了”。1741年1月18日，曙光初露，舰队再次起航，前往合恩角。

没过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场让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雨，这是鬼天气即将来临的最初迹象。在寻踪号单桅帆船上，八个年轻的桅楼瞭望水手正在高处缩帆，桅杆突然在狂风中折断，把他们也带到了海里。米勒钱普说，七个人得救了，但所有人都“割伤、擦伤得很厉害”。第八个人被乱成一团的绳索缠住，淹死了。

暴风雨过后，巴尔克利注意到，丹迪·基德指挥的珍珠号不见了。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失去了她的踪迹。”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多天时间寻找这艘船，但这条船连同船上所有人都消失了。差不多一个月过后，人们几乎可以肯定，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然而在2月17日，一名瞭望员看到这条船的桅杆出现在天际。安森指示格洛斯特号跟在珍珠号后面，但珍珠号却迅速逃开了，好像很害怕他们一样。最后格洛斯特号终于追上珍珠号，珍珠号上的军官这才说出他们为何如此警惕。几天前，在寻找分遣舰队时，他们发现了五艘战舰，其中一艘上升起了一面很宽的红色三角旗，看起来是安森的旗舰。珍珠号非常兴奋，向那支舰队一头冲过去，但是就在船员开始放下大艇，准备派出一队人马去那艘船上向指挥官致意时，有人大喊起来，说那面三角旗看起来不对劲。那艘船不是安森的——是皮萨罗率领下的西班牙舰队，他也做了一面跟安森一样的三角旗。珍珠号的一名军官报告称：“我们发现他们在骗我们时，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射程内了。”

珍珠号上的海员立即收紧船帆，试图逃走。那五艘船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他们只能把船上成吨的补给品都扔掉——一桶桶的水、桨，甚至大艇也扔了——既为了清理甲板迎接战斗，也为了跑得更快些。敌舰越来越近，上面的火炮蓄势待发。珍珠号前面，不断变化的大海颜色变深了，而且泛起了细浪——他们担心这是下面藏着暗礁的迹象。如果回头，珍珠号会被西班牙人粉碎；如果继续前进，他们可能会撞上暗礁，沉入海底。

皮萨罗示意他的船停下来。珍珠号继续前进。穿过细浪时，船上的人做好了迎接撞击和毁灭的准备，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连一丝颤动都没有。搅动这片水域的只是正在产卵的鱼，珍珠号从这些鱼上面滑了过去。皮萨罗的舰队继续追击，但珍珠号已经遥遥领先，当天晚上，他们随风潜入夜，摆脱了追捕。

巴尔克利和同伴们评估起这次遭遇的影响（他们怎么应对供应品的损失？皮萨罗的舰队离他们有多远？），这时珍珠号的一名军官告诉安森，在他们分开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他说：“我很遗憾地向阁下报告，我们的指挥官，丹迪·基德船长，在此期间死于发烧。”巴尔克利从基德还在韦杰号上的时候起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位优秀的船长，也是个善良的人。有一名军官在日记中记录道，就在基德去世前不久，他称赞自己的部下都是“勇敢的家伙”，并恳求他们对下一位指挥官也要尽职尽责。他含混不清地小声说道：“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希望我已经与上帝和解了。”他对自己才五岁的儿子的命运感到担忧，从此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谁能照顾他了。他写下最终遗嘱，留了一笔钱用于孩子上学，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基德船长的去世引发了又一轮船长职务变动。巴尔克利得知，韦杰号新近任命的指挥官默里又晋升了，这次是去更大的珍珠号上当船长。而韦杰号迎来了又一位新的领导人，一个还从来没有掌管过战舰的人：大卫·奇普。大家猜测着，奇普是否像基德船长和安森准将一样，明白建立指挥权的秘诀不是对属下暴虐，而是靠说服、共情和激励；又或者，他会成为一个靠鞭子维持统治的暴君？

巴尔克利很少流露情感，他在日记里冷静地记下了这个转变，仿佛在人生这场永恒的“地球上的战争”中，这不过又是一次试炼。（他那本写基督教的书里就这么问道：“如果你没有遭遇过困境，怎么磨炼出你的忍耐力？”）但他的日记着实详细记下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细节。他写道，基德船长在临终前，对这次远征做出了一个预言：“这次远征将以贫穷、害虫、饥荒、死亡和毁灭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