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奇普登上韦杰号的时候，船上的军官和船员都聚集在甲板上，以战舰船长理应享有的排场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大家摘下帽子，吹起口哨。然而难免也有一丝不安。奇普认真审视自己的新部众，包括紧张的炮长巴尔克利和热切渴盼的见习官拜伦，这些人也在看着他们的新船长。他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是成了他们的指挥官，要对船上的每一个人负责。另一名军官写道，他的职位要求他“控制脾气，目标诚实正直，精力充沛，还要能自我克制……人们期望着、敦促着，他——也只有他——能带领一群不守规矩、相互龃龉的人进入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完美状态，从而……让这条船的安全从此有了保障”。很久以来，奇普一直梦想着这一刻，他知道木制天地有很多方面都是稳定的，这让他感到安慰：帆就是帆，舵就是舵。但也有一些方面无法预知——他该怎么应对意外情形呢？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中篇小说《秘密分享者》（The Secret Shearer）里那个新任命的船长就在思考：“每个人都会在内心深处为自己树立起自己的理想人格，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的理想人格呢？”

不过奇普并没有时间思考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他有一艘船要管。在他忠诚的乘务员彼得·普拉斯托（Peter Plastow）帮助下，他很快在属于他的宽敞的大客舱里安顿下来，这也是他新地位的标志。他收好自己的水手柜，里面有一封很珍贵的信件，就是安森任命他为韦杰号船长的信。随后他召集船员集合，自己站在上层后甲板上面对着他们。向大家诵读军法是他的职责——包含三十六条规定，用来规范船上所有人的行为。他一条条读下去，都是些冗长乏味的老生常谈——不得骂人，不得酗酒，不得发生有损上帝荣誉的丑闻——直到他读到第十九条。当他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条规定时，这些内容对他来说也有了新的意义：“舰队中或属于舰队的任何人都不得有任何煽动骚乱或叛变的言论……违者处以死刑。”

奇普开始为韦杰号绕过合恩角的航程做准备。那个布满岩石的荒岛是美洲的最南端。地球最南边的海洋是全球仅有的不受阻隔、全球流动的水域，因此这里的水流积攒了巨大的能量，海浪绵延一万三千英里，在穿过一个又一个海洋时，力道也越来越强。洋流终于来到合恩角时受到了挤压，只能收紧身形挤进美洲最南端海岬和南极洲半岛最北端之间的狭窄走廊。这个漏斗一样的地方叫德雷克海峡（Drake Passage），让洋流变得更加湍急。这里的洋流不但是地球上奔袭最远的，而且也是力道最大的，每秒流过这里的水超过40亿立方英尺（约1亿立方米），是亚马孙河流量的六百多倍。而且还刮风。这里的风常年从西边的太平洋吹来，没有陆地阻隔，风力往往能达到飓风的强度，时速高达200英里。海员在说起纬度的时候，都会说上一个反映风力不断增强的别称：咆哮四十度（Raoring Forties），狂暴五十度（Furious Fifties），尖叫六十度（Screaming Sixties）。

除此之外，这个地方的海床也突然变浅，水深从一千三百英尺突然变成不到三百英尺。再加上另外一些残酷的作用力作祟，产生的巨浪让人不寒而栗。这些“合恩角卷浪”能让九十英尺高的船桅都相形见绌。有些海浪中还漂浮着从浮冰上分裂出来的冰山，一旦碰到也会要人命。而来自南极的冷锋和来自赤道附近的暖锋相遇，也让这里永远都是一片雨雾、冻雨夹雪、电闪雷鸣的循环。

十六世纪有一支英国探险队发现了这片水域，跟这里搏斗了一番，最后还是只能返航。随船牧师说，这里是“最疯狂的海域”。即使是那些绕过合恩角，完成了航程的船只，也都付出了丧失无数条生命的代价，而很多探险队最后都惨遭灭顶之灾——遭遇海难、沉船，乃至就此消失，因而大多数欧洲人都完全放弃了这条路线。西班牙人宁愿把货物航运到巴拿马的一处海岸，然后费劲巴拉地陆运五十多英里，穿过又闷又热、瘴疠遍地的丛林，运到在另一边海岸线上等待的船上。只要不走合恩角，怎么都行。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小说《白夹克》（White Jacket）里写了一段话，把这段航道比作但丁《神曲·地狱篇》里下地狱的过程。梅尔维尔写道，“在地球的那些尽头，没有任何记录”，只有“从各自港口起航来到这里，之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任何消息的船”留下的桅杆和船体的残迹，诉说着这些船只黑暗的结局。他接着写道：“无法逾越的海角！你可以从这个方向、那个方向接近这里——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从东边或是从西边、顺着风向或是横着风向，又或是跟风向呈45度夹角；而合恩角仍然是合恩角……愿上帝保佑水手们，保佑水手的妻子和孩子们。”

多年以来，海员们一直在努力为地球尽头的这个海上坟场找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有人称之为“可怕”，也有人称之为“鬼门关”。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称之为“盲目合恩之恨意”（blind Horn’s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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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普专心研究着手上那些粗略的地图。这片区域其他地方的名字同样让人不安：荒凉岛、饥荒港、欺诈岩、割袍断义湾。

跟分遣舰队另外几位船长一样，奇普在接近这个漩涡时也是如同盲人摸象。为了确定自己的位置，他需要计算自己的经度和纬度，依靠地图绘制员在地球上绘制出来的假想的线搞清楚自己在哪儿。纬线彼此平行，可以表明你在赤道以南或以北多远。奇普确认纬度相对比较容易，只要确定自己的船跟恒星的相对位置就可以了。但是，就像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在《经度》（Longitude）一书中记载的那样，计算东西方向上的位置是个难题，困扰了科学家和海员很多年。在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年代，也就是1522年的时候，船上有个书记员写道，领航员“不讨论经度”。

经线与互相平行的纬线垂直，不像纬线有赤道，经线并没有固定的参考点。因此，航海的人必须定义自己的分界线——他们的始发港或是随便一条别的什么线——为基准，来估算他们往东或是往西走了多远。（现在我们规定经过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标记为零度经线。）因为经度也代表地球每天自转方向上的距离，所以测量起经度来也因为时间的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了。一天当中，每个小时都对应经度15度。如果海员把船上准确的本地时间跟他选作参考线之地的时间比较一下，就能算出自己所在位置的经度。但十八世纪的计时器并不可靠，尤其是在海上。艾萨克·牛顿就曾经写道：“由于船只的运动，冷热、干湿的变化，以及不同纬度的重力加速度也有所不同，能精确计时的钟表还没有发明出来。”奇普尽管债台高筑，还是随身带了一块金怀表，一路上都小心保管着。但这块表太不准确了，帮不上什么忙。

有多少条载着宝贵生命和货物的船，因为船员们不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而失事？背风岸（对着船的背风面的海岸）可能会在黑暗或浓雾中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1707年，有四艘英国战舰撞上一座满是岩石的小岛，就在英国西南角附近，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有一千三百多人丧生。年复一年，因导航无法预测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开始想办法，想要破解神秘的经度。伽利略和牛顿认为，像时钟一样精确的恒星肯定是解开谜题的关键，另外有一些人则提出了一些荒唐可笑的方案，既有“伤狗的吠叫”，也有“信号船的炮声”[是指先把信号船以某种方式停泊到外海一些特定位置，再通过船上的伤狗吠叫或火炮轰鸣来定位。]，不一而足。1714年，英国议会通过《经度法案》，悬赏两万英镑征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笔钱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50万美元。

奇普以前所在的船百夫长号，在测试一种可能带来巨大变革的新方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航行的四年前，百夫长号带着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的43岁发明家一起出航。第一海军大臣查尔斯·韦杰很是推崇这个人，说他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清醒的人”。哈里森在船上有自由支配权，可以用他的最新装置做试验——那是个大概两英尺高的计时器，有球形配重和振动臂。这台时钟还处于开发阶段，但哈里森用来计算百夫长号的经度时，他宣布这艘船偏离了航线……整整60英里！而且他是对的。后来哈里森也一直在继续改进他的计时器，直到1773年，他以八旬高龄拿到了英国议会的奖金。

但是奇普和同事们并没有这么神奇的装置。实际上他们只能依靠“航位推算法”，也就是用沙漏来估算时间，把一根均匀打结的绳子丢到海里来估算船前进的速度。这个办法还直观地结合了风和洋流的影响，相当于有一定根据的猜测，毕竟也只能对这种方法抱持信念了。用索贝尔的话来讲就是，对指挥官来说，“这种航位推算法往往会让他送掉老命”[“航位推算法”（dead reckoning）一词中的dead指这种推演方法选定的固定起点，加上时间、航速、方向等因子就可以推算（reckon）出船舶位置，但误差会逐步累积，很不精确。因最早用于航海，故一般译为“航位（航迹）推算（推测）法”。此处达娃·索贝尔书中将dead一语双关，既指这种推算法，也指让人送命，但该词中的dead原本并无“死亡”之意。]。

不过，奇普至少还可以因为日历表上的进度感到振奋。现在是2月，这就意味着分遣舰队可以在3月，也就是南半球冬季来临之前，就抵达合恩角附近海域。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做到了。但奇普并不知道——所有人那时候都不知道——夏天实际上并不是自东向西经过合恩角最安全的时候。尽管在5月，以及冬季的6月、7月，气温更冷，白天的光照时间也更短，但这段时间的风力比较缓和，有时候还是东风，可以让他们更轻松地航向太平洋。一年当中的其他时候，条件都要残酷得多。实际上，在昼夜平分的3月，也就是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西风和海浪往往最为猛烈。因此，让奇普一头扎进“盲目合恩之恨意”的，不只是航位推算法，也因为他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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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普指挥韦杰号沿着今天的阿根廷海岸一路南下。他紧挨着分遣舰队另外六条船，让甲板上一直没有杂物，这样就算西班牙舰队出现，也随时都能投入战斗。他还缩起部分船帆，用木条封住舱口。教师托马斯写道：“在这里，狂暴的天气并不稳定……那么大的风和海浪，让我们的航行变得非常困难。”

寻踪号仍然有一根桅杆是断掉了的。为了修好这根桅杆，舰队在圣胡利安（St. Julian）逗留了几天，这是海岸线上的一个港口。以前的探险家曾报告称在这片地方看到过居民，但现在看起来已经废弃了。寻踪号事务长米勒钱普写道：“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值得记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犰狳，海员们也叫它穿盔甲的野猪。它们跟大猫差不多大，鼻子有些像野猪，有很厚的壳……非常硬，拿锤子再怎么使劲砸都砸不动。”

圣胡利安不只是个荒凉孤寂的地方，在奇普他们看来，也是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念碑，纪念的是经过幽闭恐惧的漫长航行后，可能会发生在船员身上的伤亡。1520年复活节那天，麦哲伦在这里停靠时，他手底下有几个对他越来越不满的部众想要推翻他，他不得不平息了一场叛乱。在港口里的一座小岛上，他下令将一名反叛者斩首——他的尸体被切成四块，挂在一个绞刑架上示众。

五十八年后，弗朗西斯·德雷克在环球航行途中也在圣胡利安停了下来。他怀疑有人正在悄悄酝酿什么阴谋，还指控他的手下托马斯·道蒂（Thomas Doughty）有叛国行为。（这个指控很可能是子虚乌有。）道蒂恳求把自己带回英国接受像样的审判，但德里克回答道，他不需要“狡猾的律师”，还补充说：“我也不在乎法律。”就在麦哲伦处决他的手下的地方，道蒂被刽子手用斧头砍掉了脑袋。德雷克下令把道蒂仍在喷血的脑袋举起来给他的手下人看，并高喊：“看！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奇普和安森的另外几位船长在等着寻踪号修好船桅时，有个军官找到了当年执行处决的地方。索马里兹上尉担忧，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地狱中的幽灵待的地方”。2月27日，奇普和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因为他们离开了这个德雷克命名为“真正的正义和审判之岛”的地方——而他的船员称之为“血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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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把这些朝圣者一路拽向世界尽头。空气越来越冷，也越来越阴湿。有时候还会有雪，像粉末一样撒在甲板上。奇普光秃秃地站在上层后甲板上面，穿着他自成一格的船长制服。他保持着警惕，不时用望远镜观察着。能看到企鹅，米勒钱普将其描述为“半鱼半禽”，还有南露脊鲸和驼背鲸，喷着水。敏感的拜伦后来在谈到这些南部海域时写道：“这里的鲸鱼多得叫人没法相信，而且让船在这里都变得很危险了，我们差点儿就撞上一头，还有一头喷出来的水就落在我们上层后甲板上，这些是我们见过的个头最大的鲸鱼。”还有海狮，他认为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动物”，并指出：“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我被一只海狮攻击了，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摆脱它。它们体形巨大，愤怒时会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人们继续航行。舰队沿着南美洲海岸线南下，这时奇普看到了安第斯山脉。这道山脉纵贯整个南美大陆，戴雪的山峰在有些地方高达两万多英尺。海上很快飘起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怪异得叫人害怕。米勒钱普写道，这层雾气让一切都有了“一种令人怡悦的可怕效果”。目之所及似乎都发生了变异。米勒钱普写道，“陆地有时候会显得非常高，上面高大的山脉断断续续”，然后又魔法一般伸展、弯曲、变成平地。“这些船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有时候看起来像巨大城堡的废墟，有时候呈现出正确的形状，还有的时候又像是漂浮在水上的巨大的木材。”他总结道：“我们好像真的是身处魔法世界一样。”

奇普和手下继续南下，经过了通往太平洋的另一条航线的入口——麦哲伦海峡。安森决定不走这条路，因为这条通道很窄，而且有些地方非常曲折。他们经过了“一万一千处女”海角（Cape of Eleven Thousand Virgins），也经过了圣灵海角（Cape of the Holy Ghost）。他们轻舟而过南美大陆的地界[“一万一千处女”海角和圣灵海角是麦哲伦海峡东口南北两侧的两个海角，麦哲伦海峡以北为南美大陆，以南为火地群岛，合恩角则在火地群岛的最南端。]，没有停留。他们唯一的路标就是西边的一座岛屿，面积将近两万平方英里，上面耸立着安第斯山脉余脉的更多山峰。教师托马斯抱怨道，“在这一片惨淡的景色中”，冰封的山坡上没有“一丝能带来喜悦的绿色”。

这座岛屿就是火地群岛中最大的火地岛，麦哲伦和同伴们曾报告称，在那里看到了当地土著营地燃起的火焰。征服者声称，这些滩地上的居民是巨人族。照麦哲伦的书记员的说法，其中有一个人“太高了，我们当中最高的也只到他的腰那么高”。麦哲伦管这个地方叫巴塔哥尼亚。这个名字可能源自当地土著的脚——“巴塔（pata）”在西班牙语里是“爪子”的意思——根据传说，他们是猛犸象一样的庞然大物；也有可能是借用中世纪的一段传奇故事，里面有个怪物，叫作“伟大的巴塔哥”。编造这样一些说法，是有些阴险的考量在里面。欧洲人把土著居民描绘成既巨大无匹又不像人类的样子，是为了把他们惨无人道的征服行径在一定程度上伪装成正义和英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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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晚上，分遣舰队已经来到火地岛最东端。对奇普和船员们来说，对航海技术最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安森下令让船员们等到黎明，让他们看着有没有别的事情会发生。韦杰号和其他船只一起漂在水上，船头迎着风，前后摇晃着，仿佛在跟着一个节拍器打着节拍。他们头上的天空看起来跟脚下的大海一样广袤而黑暗。船桅的支索在风中颤动。

奇普命令手下做好最后的准备。他们用新帆换下磨损了的旧帆，固定好火炮，还有其他有可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成为致命抛射物的所有物品。钟声每半小时敲响一次，告诉他们长夜将尽。几乎没有人睡觉。安森尽管讨厌文书工作，也还是认认真真地给奇普和其他船长写了一份指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船只即将落入敌手，就销毁这些计划以及其他所有机密文件。安森强调，在航行过程中，船长要尽一切可能避免船只跟舰队分开，否则“你们就会面对最大的危险”。如果他们不得不分开行动，就继续前进绕过合恩角，到巴塔哥尼亚的智利一侧会合，在那里等待安森，等上56天。安森写道：“如果没有在56天内等到我，你们就可以认定我遭遇不测了。”有一点他说得非常清楚：万一他不幸遇难，他们务必继续执行任务，服从指挥系统，听从新任高级军官的命令。

天边露出第一道曙光时，安森就点燃了百夫长号上的火炮。七艘船就此出发，驶入黎明。寻踪号和珍珠号一马当先，两条船的瞭望员守在桅顶横桁上，用一名军官的话来说，以便搜寻“冰岛”并“及时发出危险信号”。安娜号和韦杰号是最慢也最不结实的，因此跟在舰队后面。上午10点，舰队已经接近勒梅尔海峡（Strait of Le Maire），这是火地岛与其东边的埃斯塔多斯岛（Isla de Los Estados，也叫斯塔滕岛）之间一道约十五英里宽的开口，是通往合恩角的门户。随着船只依次进入海峡，他们也离斯塔滕岛越来越近。岛上的景象让他们感到不安。沃尔特牧师注意到，“尽管火地岛的地表极其贫瘠、荒凉”，但斯塔滕岛 “就其外观的荒莽和恐怖程度来说，还是远远超过了前者”。岛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被闪电劈开、因地震而裂开的岩石，摇摇欲坠地堆叠在一起，冰封、孤立的尖峰有三千英尺那么高。梅尔维尔写道，这里的山“阴然耸立，就像另一个世界的边界。墙壁闪闪发光，城垛跟水晶一样，就像天堂最遥远边界上的钻石瞭望塔”。米勒钱普在日记里把这座岛描述成他见过的最叫人害怕的东西——“一个真正孕育绝望的地方”。

偶尔会有一只白肚皮的信天翁在天空中翱翔，展示着宽大的翼展——信天翁的翼展在所有鸟类里最宽，可以达到11英尺。以前在英国的一支探险队里，有一名军官在斯塔滕岛看到了一只信天翁，担心这是个不祥之兆，就把这只信天翁打了下来，后来那艘船就在一座岛上失事了。这件事给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带来了灵感，让他写下了《古舟子咏》。在这首长诗中，杀死信天翁给水手带来了诅咒，结果导致他的同伴渴死：

他们解去银十字架，

拿鸟在我颈悬垂。

然而安森的手下还是猎杀了这些鸟。米勒钱普写道：“我记得有一只是用绳子加钩子抓到的……用一块咸猪肉做诱饵。”他还补充道，尽管这只信天翁有大概30磅重，“船长、上尉、医生和我还是一顿晚饭就全消灭了”。

奇普和同伴们似乎逃脱了所有诅咒。尽管有那么几次险象环生，他们还是避开了皮萨罗的船，现在天空一片蔚蓝，海水一平如镜。沃尔特牧师写道，“这一天的上午明媚而温和，比我们离开英国以来见过的所有上午”都更令人愉快。舰队轻松、平静地驶向太平洋。有个船长按捺不住兴奋，在航海日志中写道，这是“一段异常完美的航程”。人们都开始相信基德船长的临终预言错了，也开始吹嘘自己有多英勇，并开始谋划拿到财宝之后该干些什么。沃尔特牧师写道：“我们忍不住令自己相信，我们的航行中最困难的一段现在已经结束了，而我们最乐观的梦想也到了要实现的时候。”

这时天上的云变成了乌云，遮住了太阳。狂风呼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巨浪愤怒地击打着船身。各条战舰的船头，包括百夫长号上漆成红色的狮子，都一头扎进深渊，随后又高高向上扬起，仿佛在向天国祈求什么。船帆猛烈抖动着，绳索噼啪作响，船体吱吱嘎嘎，仿佛要裂开一样。尽管其他船只仍然在缓慢前行，韦杰号却因为装载了好多货物而困在汹涌的洋流中，它仿佛受到某种磁力的推动，往东边的斯塔滕岛靠去。一旦撞上什么，整条船都会变成碎片。

舰队里其他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奇普把韦杰号上每一个还能动弹的人都召集起来，大声喊出命令。为了减小受风面积，桅楼瞭望水手吃力地爬上摇摇欲坠的桅杆。有个经历过狂风洗礼的瞭望水手回忆道：“风力之大，让人真的没法呼吸了。我们站在帆桁顶端，脚踩在踏脚索上，紧紧抓住能抓到的一切东西。我们只有转过头去才能呼吸，要不然狂风会直接把空气灌进我们喉咙。雨滴像坚硬的丸子一样，打得我们的脸和光着的腿生疼。我几乎没办法睁开眼睛。”

奇普指示他的桅楼瞭望水手收起最上面的帆，并缩起一部分主帆。他需要完美的平衡：风帆既要足够大，好把船从岩石旁边推开，但又不能太大，否则会让船倾覆。更棘手的是，他需要船上所有人都表现完美：贝恩斯上尉展现出了罕见的胆气；自信满满的炮长巴尔克利证明了自己的航海技术；孩子气的见习官拜伦鼓起勇气，向朋友亨利·科曾斯伸出了援手；经常不守规矩的水手长约翰·金，也在尽职尽责地敦促船员坚守岗位；舵手在险恶的海流中操控着船头；艏楼上的人控制着船帆；还有木匠约翰·卡明斯（John Cummins）和他的助手詹姆斯·米切尔，在拼命保护船体不被损坏。就连毫无经验的船腰水手都必须加入战斗。

奇普在上层后甲板上站稳脚跟，他的脸被冰冷的水雾浸湿了。他统率着这些力量，用尽全力去拯救这艘船。他的船。每当韦杰号有缓缓离开岛屿的趋势时，洋流都会把船又硬生生推回去。海浪在高耸的岩石上拍得粉碎，喷溅起高高的浪花。海浪的咆哮声震耳欲聋。有一名海员说，那座岛似乎只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让凡俗之人脆弱的生命化为齑粉”。但奇普仍然镇定自若，驾驭着船上的每一分力量，直到在万众瞩目下，慢慢把韦杰号哄骗到了安全的地方。

跟在战场上的胜利不一样，这种对抗自然环境的壮举往往更加危险，却不会得到任何殊荣，也就是说，除了船长所说的因为全体船员履行了重要职责而感到自豪以外，再没有别的荣耀。拜伦惊叹道，他们“差一点点就撞在岩石上”，然而“我们拼尽全力弥补我们迷失的道路，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久经磨炼、性格坚韧的巴尔克利评价奇普为“杰出海员”，并补充道：“至于说个人的勇气，没有人比他具备得更多。”这一刻，因为最后的胜利，大部分人都沉浸在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喜悦里，而奇普也终于成为自己一直想成为的人——大海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