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𬘭被铲除后，孙休摆脱了傀儡的身份，东吴内政重归安定。孙休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君主，虽然谨慎小心，但该出手时绝不犹豫，铲除奸臣时的果决颇有其父孙权之风。尽管如此，孙休却不是孙权那种崇尚法术的暴君，他本人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

早年间，孙休曾在射慈、盛冲的教导下学习。这位射慈值得一提，他很可能就是因劝谏被孙奋所杀的那位谢慈。据《三辅决录注》记载，刘备手下的扶风射援就来自北地谢氏的分支。一次，射援的先祖谢服即将领兵出征，天子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于是赐名为射咸，此后他这一支就以射为姓。射慈也出自这个家族，因此也被称为谢慈。

出身名门的射慈是一位大儒，在他的影响下，孙休也成了一个儒学气息浓厚的君主。他不仅对研读儒家典籍很是热衷，而且儒家的理念在其执政风格上也多有体现。孙休刚刚登基后不久就下诏，如果一家有三至五名男丁在官府或军队中服役，家中无人经营的话，就可以在父亲和长兄中任选一位留在家里且免除税赋，这明显是一大仁政。在除掉孙𬘭夺回权力后，孙休又下了一封诏书，提出要着力兴办教育，置学官、立五经博士，并招募官吏和将领子弟中的有志之士就学，经考核后加以任用，以此来改善社会风气。第二年（259年）三月，孙休再次下诏，要求重视农桑，减轻百姓负担，这与法家“弱民”的思想相悖。而且，孙休提出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才会爱惜自己，进而社会的犯罪率才会降低，这又与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理念一致。总之，孙休的执政理念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

尽管孙休在处理国政时充满儒风，但这并不代表士大夫政治就能复兴。此时，江北士人随着诸葛恪和滕胤等主要人物的死去已经严重衰落，江东士族也未在朝堂上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在防备士大夫上，孙休和孙权一脉相承。当然，孙休也不是完全不用江东士族，比如陆逊之子陆抗就被拜镇军将军并都督西陵，负责自关羽濑至白帝城广大地区的防务，而陆凯、陆胤兄弟分别驻兵长江中、下游。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被局限在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大将军仍由出身江北的武将丁奉担任。但此时宗室力量已经被一网打尽，士大夫又没能崛起，究竟是什么人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呢？

这便是孙休执政期间最令人诟病之事，他宠信奸佞，任人唯亲，导致东吴政局并未往好的方向上发展。孙休在帝王心术上与父亲孙权一脉相承，他非常善于收买人心。之前孙休在丹阳时，太守李衡曾多次依法对其进行制约。这位李衡便是当初弹劾吕壹的人，由此也能看出他刚直不阿的作风。孙休继位后，李衡非常恐慌，他担心遭到报复，一度打算逃到魏国去，经妻子阻止才罢休。不过，他多虑了，孙休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反而将其封为威远将军。

如果说对宽待李衡是为了做姿态，那他后面的表现就无法用相同的理由来解释了，他有不小的私心。孙𬘭一伙倒台后，孙休立刻大肆封赏，着力培养自己的班底。除了立下首功的丁奉外，孙休重点提拔的就是昔日自己做琅玡王时的亲信张布和濮阳兴。

早年间孙休在会稽时，张布就侍奉在他身边，孙休承继大统后自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布也成了左将军。不过，当时孙𬘭正如日中天，张布的权力有限。直到孙𬘭伏诛，张布便取代了孙之弟孙恩的中军督一职，成为宫中禁军的统帅。于是，张布和丁奉一内一外，孙休在他们的协助下掌握了全国的兵权。

另一位得到孙休宠幸的近臣是濮阳兴。濮阳兴在身份上和张布略有不同，他是在孙权时期出仕的，其仕途早期和孙休并无交集，直到担任会稽太守才和孙休结下了深厚的交情。濮阳兴祖籍陈留，从成分上来讲，他应该算是出身江北的士人。不过，他的父亲濮阳逸一度贫困，还曾得到陆瑁的资助，可见其出身较低，至少和张昭、诸葛瑾等家族无法相比。因此，濮阳兴身上更多体现出的仍是孙休藩邸旧臣的属性。对自己的亲信旧臣，孙休百分百地信任，但濮阳兴是个奸佞之臣，这下问题就来了。

永安三年（260年），都尉严密提议修建丹阳湖田，筑浦里塘。孙休诏令百官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要耗费大量工时，还不能保证湖田一定能修建成功。但濮阳兴好大喜功，坚持将工程继续下去，孙休听之任之。于是，濮阳兴召集众多士兵、百姓加入此项工程，结果耗费了海量的人力物力却收效甚微，兵民死的死、逃的逃，还有的被逼迫自杀。因此，百姓十分怨恨濮阳兴。其实，以孙休轻徭薄赋的执政理念，他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肯定是不愿为之的，但他仍放纵濮阳兴，这说明在孙休眼中，还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最重要。

如今，朝中对此事反对声一片，背后必然有江东士族们在支持，孙休又延续了以往的政策，在政坛上压制他们，势必要有一个人出面跟江东士族对抗。这样一来，濮阳兴就成了首选。目前，他成了士人们眼中的公敌，只能全心全意地为孙休效命。

修田筑塘之事，濮阳兴办得极差，按说他应该受到惩罚，可孙休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将其晋升为丞相，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张布和濮阳兴身居高位，相互勾结，举国上下颇有怨言，据《三国志》记载，已经到了“邦内失望”的地步。所谓“邦内”，主要还是指江东士族的立场，平民百姓又有什么话语权呢？唯有士族因政治空间被挤占，才会心生不满。然而，当时张布和濮阳兴如日中天，孙休就是他们最大的后盾，士族只能继续蛰伏，等待机会。

不过，张布和濮阳兴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他们眼下虽然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但未来的事情不好说，因此他们对孙休身边发生的事情异常警惕。孙休热衷儒学，经常与韦昭、盛冲等人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这让张布很是担心。这两人都是耿直之臣，尤其是韦昭，他在之前的二宫之争中可以算是太子党成员，再加上他本就是吴郡出身，自然和士族们走得很近。在张布看来，如果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该怎么办？就算没到这一步，一旦皇帝对他们越来越亲近，自然也影响自己的地位。

于是，张布便在孙休面前花言巧语，试图阻止他与韦、盛二人亲近。可孙休没有答应，还直接点名了张布的意图，说他就是担心韦昭等人说出臣下有作奸犯科等不法之事，所以不想让他们入宫。孙休的态度让张布有些慌了，他唯恐自己会失宠，立刻辩解说，他的意思其实是担心孙休热衷于学术而耽误政事。没想到孙休却说政务和学术互不干扰，而且对张布干涉他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当然，孙休颇知驭下之道，毕竟张布是自己的亲信，以后还要加以利用，点到为止即可。张布的心思他一清二楚，但不愿为这点小事让张布疑虑，生出二心，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停止了学术探讨，不再让韦昭和盛冲等人入宫了。

孙休如此宠信奸佞之臣，难道说他已经变成一名昏君了吗？当然不是，此时孙休只有二十余岁，远未到老迈昏聩的年纪。他登基前后既谨慎又果决的表现，丝毫没有一个昏君的样子，他没道理这么快就堕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孙休在搞制衡。他提拔身边的亲信小人，通过他们掌控朝政，对士大夫进行压制，这其实和孙权当初重用吕壹、扶植鲁王党没有本质的区别。况且，孙休的手段比孙权要柔和得多，他的尺度把握还是很不错的，远没酿成当日之祸。

由此可见，孙权当初对继承人儒家化的担忧有些多虑了，这一点在孙休的身上就有体现。孙休是一个以儒家理念治国的皇帝，但他在权力制衡方面也做得不错，丝毫没有出现孙权担心的那种沦为士大夫傀儡的局面。在防止君权旁落方面，相比起文化，年龄才是最大的隐患。一旦太子登基成为皇帝，其心态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皇帝和太子的立场毕竟是不同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孙休就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他本有更好的选择。有一点张布说得没错，治学并不是当务之急，孙休是皇帝而不是学者，他应该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政务上。扳倒权臣后，孙休本有机会励精图治，但他任用奸佞，自己懈怠国政图清闲，最终错过了富国图强的机会。在孙休眼中，如今国家内部的隐患基本已经消除，又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安心享享清福了。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外部环境不会永远保持静止，局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

这些年，吴蜀权奸当道，国势衰退，多年的平衡已被打破。随着一场大战的开始，东吴的好日子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