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武八年（229年）春，随着百官纷纷劝进，统领江东已近三十载的孙权即将走向他人生的顶点。

石亭之战大获全胜后，东吴取得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和蜀汉早已重新结盟，而且曹魏无力再次南征。石亭之战后二十年以上，曹魏都没有针对东吴发起过大规模的进攻。这一切的背后少不了东吴英杰们的长期奋战。从兴平二年（195年）年底孙策渡江讨伐刘繇开始，东吴几乎没有停止过对外征伐，终于在三十多年的苦战后换来了这一局面。如今，孙氏在江东建立帝业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月丙申日，孙权在武昌南郊即皇帝位，史称东吴大帝，随后改元黄龙，并大赦天下。

但有些不同寻常的是，称帝一事依照惯例要进行三辞三让，而孙权似乎仅在黄武二年（223年）击退曹丕第一次南征后推辞过一次，这次没有再推辞，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迫切到这个程度了吗？其实，这还真不是孙权心急，称帝虽然是他梦寐以求之事，但他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多等六年了，因为曹丕在那次铩羽而归后，已经无力再对东吴造成严重的威胁了。

孙权称帝之所以要比魏蜀两家晚这么多，并且没有完成像曹丕那样完整的三辞三让的流程，是东吴的先天缺陷导致的。王夫之在点评三国时提出：“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大意是：蜀汉的帝业依靠的是继承汉室血统，曹魏的帝业依靠的是雄踞中原。也就是说，蜀汉以前朝血胤为正统，曹魏以前朝旧都为正统，而东吴论血脉不如蜀汉，论实力又不如曹魏，两者都不占，这就非常尴尬了。

所以，孙权才会拒绝第一次的劝进，当时他对群臣说了这样一句话：“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孙权表示自己担心两面受敌，因此被迫称臣于曹魏并接受册封，这就体现了他夹在魏蜀两国之间，处境艰难之下的那种微妙而谨慎的心态，他只好强行压制称帝的野心。不过，这个问题迟早还是要解决的。东吴称帝无法理可依，是孙权面临的最大困难。究竟如何塑造东吴的天命？若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强行称了帝也难以名正言顺。

其实，东吴政权向来是比较重视正统性的。早先孙氏集团是一个依附袁术的半独立性质的武装团体，虽然孙策在渡江后实力暴增，但也没有立刻和袁术脱离关系。但在袁术僭越称帝后，孙策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和袁术决裂的声明，以表达自己匡扶汉室的决心，这是东吴政权发生的第一次质变，此后东吴便开始有了一定的正统性。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孙策和孙权都担任汉朝任命的职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幕府，以汉室忠臣自居。

然而，情况在魏蜀纷纷称帝后发生了改变，继续坚持东汉正统已经没有意义，那样会同时否定魏蜀两家的正统性，在当时的局面下会成为天下公敌，这是务实的孙权绝不愿面对的。而承认蜀汉的正统性更不可能，当时孙刘双方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极致，刘备不会因为孙权在口头上服软就放弃东征，所以孙权只有一个选择，即承认曹魏受汉朝禅让的正统性，在此基础上向其称藩，做曹魏体系下的吴王。

曹魏接受汉朝禅让，在法理上是名正言顺继承汉朝的，承认曹魏的正统性有理有据。不过，这只是在短期内解决了问题。长期来看，未来必然要脱离曹魏，到时仍将面临法理不足的问题。如今问题就摆在眼前了，当初孙权是承认过曹魏的，现在要将其抛弃，必须拿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等价为如何处理汉朝，是恢复汉朝，继承汉朝，还是另起炉灶？处理方法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恢复汉朝是不可能的，当初已经承认过曹魏代汉的正当性，相当于将汉朝彻底抛弃了，现在却来恢复汉朝，明显是打自己的脸。另外，这样做又将蜀汉置于何地呢？若是恢复汉献帝代表的汉朝，那就相当于否定了蜀汉，平白无故在同盟间制造矛盾；而若支持刘禅代表的汉朝，那倒是不用恢复了，但东吴在名义上就变成了蜀汉的附庸，这更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选择继承汉朝行不行呢？毕竟，魏蜀两国都是这么做的。乍一看确实有一定的可行性，虽然东吴不像蜀汉一样有汉朝血胤，但可以效仿曹魏，甚至在某些方面具备曹魏没有的优势。曹丕为了禅让一事煞费苦心，甚至连自己的祖先都改了，强行和舜扯上关系，打造出魏代汉如同舜承尧这一理论依据，并利用五德说进行修饰。

孙权却没必要这么麻烦去改祖先，因为他的祖先真的是舜，至少在明面上是这样的。江东孙氏自称孙武之后。根据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的考证，孙武是田完之后。田完即陈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后改为田氏，田氏后人鸠占鹊巢取代姜姓，占据了齐国。这样的话，孙氏应该出自陈氏，而陈氏正是无可争议的舜帝后裔。因此，如果孙权要想继承汉朝的话，也可以效仿曹魏利用尧舜禅让这一典故。

他最初是有类似想法的，孙权的第一个年号黄武就是一个体现，五行中黄色属土，以土德继承炎汉之火德，和曹丕那个黄初的年号是一个道理。然而，倘若孙权用这一方法塑造天命的话，将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无法像曹丕一样接受汉朝的禅让，这就少了最关键的一步，会让自己变成东施效颦。

既然如此，孙权就只有第三种选择了，那就是既不继承汉朝，更不承认曹魏，干脆另起炉灶，打造属于自己的天命。正因为如此，孙权才没有像曹丕那样进行三辞三让，他称帝的理论依据和曹丕的完全不同。在孙权即位时发布的告天文书中，他主要强调了这四点：第一，汉朝气数已尽，天命将从汉朝转移到东吴；第二，斥责曹丕、曹叡父子为“孽臣”，否定汉魏禅代的合法性；第三，自己战功赫赫；第四，各种祥瑞频出。

前两点对脱离曹魏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天命在吴而不在魏，这是上天的旨意。孙权还特意强调自己“生于东南”，要知道，东南有天子气一说是从秦末开始就流传的理论，至此时已有几百年，这成为孙权弥补自己偏安东南这一缺陷的最大法宝。

至于战功，汉末以来群雄割据，孙权平定东南，这些年又连续击败曹魏这个最大的篡逆，有大功于天下，算是众望所归，因此东吴才是真正可以“代汉”的那个“涂高”。

最后一点中的祥瑞则是对东吴天命合理性的一个补充，比如黄龙这个新的年号，虽然和黄武一样也是黄，但宣扬土德的意味就少了很多，更多体现出的是祥瑞。至于孙权后来使用的嘉禾、赤乌和神凤这三个年号，也都代表着祥瑞。在年号选择上如此重视祥瑞，不仅在以往的政权中绝无仅有，在以后的政权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因为东吴在正统性上的缺失，孙权没有其他选择。

另外，还应注意的一点是，孙权在告天文书中只强调了曹魏的非法性，却完全回避了对蜀汉的态度。按理说天命这个东西是具有排他性的，但孙权选择性地无视了蜀汉，这就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目前两国结盟抗魏，这些名分上的东西没那么重要。关于这一点，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和孙权有着类似的认识，二者在此事上达成了良好的默契，前来祝贺的蜀汉使者陈震更是与东吴明确了共灭曹魏、两分天下的大方针，甚至连如何瓜分曹魏国土的具体方案都拟定好了。

至此，孙权称帝一事顺利完成，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的重大目标。东吴朝廷建立后，孙权需要在大战略方面做出新的调整。之前提到孙权迁都武昌主要是出于防御上的考虑，因为当时荆州面临着来自魏蜀两家的巨大压力，所以武昌虽是国都，但更多体现出的是其军事价值。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在没有防备蜀汉这一目的后，建都武昌的意义已经小了很多，因为曹魏在东线造成的压力要更大。另外，江东的根本在扬州，无论是孙氏皇族还是江东士族，他们的根基、家业也在扬州。因此，在外部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将都城迁回建业是东吴上下一致的诉求。

不过在迁都之前，孙权还有些犹豫，毕竟长江防线过于绵长，防守起来容易顾此失彼，建业太靠近长江下游，难以顾及荆州，而武昌位于长江防线的中段，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可轻易放弃。于是，孙权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要求群臣集思广益，无论尊卑贵贱，都可以提出建议。

当时，大多数人都比较消极，比如有人提出用栅栏封锁夏口，甚至有人提议采用铁索横江的策略。这些消极防御的战略牺牲了夏口的进攻职能，因为从夏口可以溯着沔水逆流而上进攻襄阳，配合江陵从两个方向发起钳形攻势。如果把夏口封锁，相当于自废武功。更何况，铁索横江就能守得住吗？自古以来，无论是公孙述、孙皓，还是后来的太平军，都用过这一策略，但无一例外都被破解了。

就在孙权对诸将的保守策略感到不满的时候，小将张梁站了出来，他提出应该主动派兵与曹魏争夺沔水的控制权，控制了水道，曹魏必然无法来攻。同时，他建议在武昌设置精兵万人，令一名足智多谋的主将镇守，并利用快船的机动性随时准备支援各地。这是一种主动防御的策略，正所谓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只要严阵以待，即使打开门等着曹魏来攻，对方也不敢轻举妄动。孙权对此非常满意，便采纳了张梁的建议，这下他可以放心迁都建业了。

其实，张梁策略的核心就是令一名智将镇守武昌，保留其军事上的作用，这个人几乎就要掌管荆州的一切军政大权了。从能力和资历两方面来看，陆逊都是不二的人选。于是，孙权拜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掌管荆州、扬州、豫章三郡，董督军国事。不过，将荆州全权交给陆逊，孙权能否放心呢？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孙权从未完全信任过谁，他所谓的君臣互信都是有限的，虽然能做到知人善任，但一定会对下属进行制约。比如，用程普制约周瑜，用孙皎制约吕蒙，用朱桓制约陆逊等。

这些年来，陆逊在东吴的地位持续攀升，可他出自江东士族的身份是敏感的，孙权虽然愿意与江东士族合作，但始终没有放弃对他们的防备。之前外部强敌环伺，孙权尚能压抑这种情绪，可如今随着帝业的建立，孙权的声势到达了顶峰，此时的他逐渐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早年间从善如流的一面在消退，刚愎自用的一面占据了上风，东吴内部矛盾的种子就此生根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