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5日，酝酿已久的丘吉尔终于在美国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除了洋洋洒洒地描述苏联肆无忌惮地拓展势力范围，丘吉尔特别提到了西方国家内部所隐藏的危险：“在远离苏联边境、遍布世界的很多国家，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已经建立起来，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并彼此协作……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已经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回归当时的语境，丘吉尔的这段话其实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不过，即便是在古琴科事件被曝光之后，美国及加拿大舆论界也并非一夜之间就转向了全面反苏的论调。《纽约时报》还曾在加拿大特别调查委员会第一份临时报告对外公开后指出：“这个情报网向苏联泄露的内容，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战争期间各国间军事联络系统获得。”换言之，泄露情报的机密等级并不高，甚至本就是战时有可能彼此交换的信息。此外，调查委员会经审讯发现大部分苏联间谍都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理念的信奉者，且其大多认为在战争期间向作为盟友的苏联透露情报算不上叛国行为。1946年6月，特别调查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蓝皮书，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正是因为相当多的人对苏联、共产主义、共产党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同情”[The Royal Commission.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R].(1947-06-27).[2024-12-30].Appointed under Order in Council P.C.411 of February 5, 1946-2-5, Ottawa, pp.729-731.]。

在丘吉尔以及艾德礼看来，围绕古琴科事件调查的重点并不在于泄露情报的重要程度，而在于从舆论上强化苏联的敌人形象，制造二元对立的政治氛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转而将苏联视为新的敌人。而古琴科本人甚至一度成为媒体明星，戴着头套或面具，频繁接受采访甚至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亲自向西方民众揭露苏联间谍组织的无孔不入与可怕。1948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甚至以古琴科事件为蓝本，拍摄了电影《铁幕》（The Iron Curtain），使得古琴科事件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成为苏联势力威胁西方的明证。 

首先，从冷战历史上看，古琴科事件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几乎彻底抹除了西方民众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对苏联的善意和信任，还有效压制了各国“左派”的政治活动，也为冷战的开始进行了舆论暖场。欧美民众对苏联的观感迅速恶化，战争期间对苏的声援烟消云散，整体政治倾向急速右转。再从国际关系的层面来说，不安全感始终是各类战略、政策的原始驱动力。双方之间的互信基础一旦崩塌，就会去无限放大彼此的威胁。若从长时段来观察，这种对恐惧或不安全感的管控效果，直接决定了历史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成为某一段自我实现的预言。1946年前后的冷战不过是一个例子。

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Igor_Gouzenko#/media/File:Igor_Gouzenko_1946.jpg

1946年后，加拿大政府给了古琴科一个新的身份，他以“乔治·布朗”的化名生活在蒙特利尔的郊区。他与妻子一共养育了8个孩子，但对子女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的子女曾一度以为自己的父母是来自捷克的移民，长大成人后才逐渐得知真相。冷战期间，古琴科曾出版过自己的回忆录，并且会戴着夸张的头套参加电视节目。

“凯南电报”“铁幕演说”从本质上否定了苏联政策有任何合法性，转而将苏联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忧虑和不安全感描绘成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而古琴科事件则成为这一系列认知的最佳注脚。上述这一系列事件在事实上动摇、瓦解了西方阵营在二战期间累积的对苏善意和信任感，进而将之视为错误的同情。随之而来的“麦卡锡主义”不过是这条延长线上的必然产物而已。

194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时隔十年后再一次赢得国会选举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警惕苏联间谍的政治氛围。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的最大攻击之一，便是其未能有效处理苏联势力在美国国内的渗透问题。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候随之骤变，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内部仍然隐藏有共党分子。而1947年春天，艾德礼在英国成立了反颠覆活动委员会，并亲自组织英国与各英联邦国家开展反间谍合作。

相较于西方阵营的风云变幻，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却显得更为稳定。撇开其对内政策，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更近乎机会主义，重视意识形态但又非常讲究实际。莱弗勒就很坦率地指出：“无论是斯大林发表的讲话还是他采取的行动都不像一些美国政府的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威胁性。”他认为跟美国建立谅解或者缓和关系，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矛盾。若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斯大林长久以来对外政策的固有模式。苏联创建之初就面临着外界的各类直接威胁，因此斯大林在外交领域所追求的是安全感，但常以向外扩张等咄咄逼人的形式来实现。不过，在强势态度与意识形态对抗的背后，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始终是斯大林外交决策的基本底色。例如他既可以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求苏联远东地区的暂时平静而决然放弃中东铁路，也可以在1937年后大力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他既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与西方国家探讨集体安全的可能性，也可以转而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即便是在冷战序幕拉开后，无论是在柏林危机还是在伊朗危机中，斯大林看似剑拔弩张的行为背后都显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谨慎心理。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莱弗勒对“冷战发生学”[沙青青．敌人的构建：古琴科事件背后的暗流［J］．读书，2021（8）：92—100.]的描述，或许就能理解其对冷战起源多元化解释的意义所在。

1946年12月21日，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利奥特·罗斯福曾与斯大林有过一次会谈。其间，埃利奥特曾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美国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与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平共处，而且任何一方都不会试图干涉对方的内部政治事务；第二，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是否意味着美国人民对罗斯福主义的背弃。斯大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很干脆。首先，他认为双方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是完全可行的”；其次，他批评现在的杜鲁门政府“浪费了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道德和政治遗产，因此才会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胜”。在会谈的最后，斯大林对于急转直下的美苏关系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为何而战。因此我不认为美国政府内某些人大谈我们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会有什么可怕的。但我也认为一场新战争的威胁也是不现实的。”

无论如何，此时此刻冷战大幕的开启已不可逆转。

在第一线目睹这一切开场的罗杰·霍利斯返回英国后，也开启了自己在军情五处仕途的上升之路。显而易见，伴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他所负责部门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高，又或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在之后短短五六年间，他就爬到了军情五处副局长的高位，并在不久后成为军情五处的一把手。

对古琴科来说，围绕“埃利”的疑团始终未消散。尽管霍利斯在1945年给军情五处总部的报告中认为古琴科对“埃利”是谁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70年代初，都曾有英美不同背景、不同机构的人员要求他重新回忆并提供有关“埃利”的一切线索。

苏联方面曾在第一时间试图搞清楚古琴科到底向西方泄露了多少秘密，并警告潜伏在机要位置上的卧底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做好既有联系渠道可能会被切断的准备。1945年9月21日，情报部门在一封给苏联驻英国大使馆的绝密电报中，专门提醒代号为“希克斯”的间谍在当前情况下将注意力放在重大事务上，不要冒险传递一些琐碎的信息，同时指示另一名代号为“斯坦利”的潜伏间谍尽可能探察古琴科的消息。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曾通过一个名为维诺那计划的监听项目在第一时间拦截了这份解密电报的内容。然而，当时英美的各个情报机构不知道这些间谍的真实身份。直到近20年后，他们才知晓“希克斯”和“斯坦利”便是“剑桥五人组”中的盖伊·伯吉斯与金·菲尔比。[“Retransition of Contact with Khakis, Adam, Johnson and Stenli in View of The Canadian Affair” [OL].(1945-09-21).[2024-12-30].http://circ.jmellon.com/do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