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权威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在其名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中将二战刚结束的这段时间视为“美苏关系再定位”的关键时期。从1945年夏至1946年春，大量欧美国家的民众对苏联的态度迅速地从“战争盟友”恶化为“敌人”。根据民意调查，1945年3月，高达55%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可以信任苏联，而到了1946年3月，这个数字猛降至35%。相较于民众态度的变化，莱弗勒认为以杜鲁门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其实走在民意变化之前。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古琴科事件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

在代表军情六处的斯蒂芬森跟古琴科进行初步的短暂接触后，军情五处负责监视共产党活动的罗杰·霍利斯被正式派往加拿大安大略省的X军营。他有可能是在1954年9月18日或19日就抵达了渥太华。不过，有趣的是，斯蒂芬森似乎并不太喜欢这位军情五处来的同僚，他甚至建议伦敦方面早点把霍利斯召回伦敦去。但无论如何，霍利斯最终还是接管了斯蒂芬森的工作，直接负责审讯古琴科，甄别其透露的情报和文件，并对事态进行评估。

11月，罗杰·霍利斯代表英国情报机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方案供其选择：

第一，严格保密，对古琴科披露的间谍网进行监视；

第二，抓出间谍，驱逐苏联的外交官，简单直接，但苏联方面可能将其当作外交事件来处理；

第三，故意将消息透露给媒体，当其演变为重大国际新闻后，苏联方面肯定会进行外交抗议，到时候再将古琴科披露的证据拿出来，彻底在国际舆论的战场上予以曝光。

英国的情报部门皆倾向于第三个方案，还坚持认为低调处理此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卧底身居要职，显然不可能不对其采取行动。但若要侦讯、逮捕乃至起诉这些隐藏的卧底，那就不可能不为外界所知晓。

最终，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说服了艾德礼，使他最终采纳了情报安全部门的建议。实际上，早在1943年，丘吉尔就曾让艾德礼负责处理过战时的情报管理工作。因此艾德礼对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的工作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继丘吉尔之后跟情报部门关系最亲近的英国首相之一。在古琴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英国情报部门几乎越过加拿大政府，直接向他们的加拿大同行发号施令。

当然，除了上述向英国政府提供的处理建议，通过霍利斯的报告，英国情报机构也从古琴科那儿得知了可能存在一个代号为“埃利”的超级“鼹鼠”潜伏在英国的反间谍部门（即军情五处）。但霍利斯在给总部的报告中指出：古琴科应该只是听说过或见过这个代号，对其他具体情报一无所知。而这个理应引起高度重视的线索，似乎因此被轻易放过。对当时的英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来说，如何降低古琴科事件发生后的连锁伤害似乎才是真正亟须处理的难题。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丘吉尔还是艾德礼，都是从英美关系乃至西方盟国之间战略格局的角度来考虑古琴科事件。在二战刚刚落幕之际，相较于迅速调整对苏态度的英国，美国（尤其是其社会舆论）对苏观感仍一度停留在战争盟友阶段。而更让英国担忧的是，当时美国似乎并没有在欧洲长期保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打算。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向斯大林表示美军计划战后两年内全部从欧洲撤走。而意外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在二战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极度缺乏国际外交事务的经验。在欧洲面临苏联直接压力的英国，亟须尽快引导美国重新调整欧洲政策及对苏态度。[MOLINARO D.“How the Cold War Began ...with British Help: The Gouzenko Affair Revisited” [J].Labour/Le Travail, Spring 2017 Printemps, 79: 143-155.]

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初的美国政府，在包括古琴科事件在内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开始逐步将苏联视为敌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化处理模式，可以将使国家事务陷入困境的一切责任全部推给苏联。而对处理国际问题并无经验的杜鲁门来说，这种处理模式正中其怀。古琴科事件发生后，躲在幕后施加影响的英国政府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如何利用英美特殊关系的政治想象来影响美国，成了当时英国人心中最紧要的任务。古琴科事件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二战爆发前，英国的外交与情报部门就有利用美国媒体来影响舆论以支持战争的经验。此时，其则非常希望这桩在加拿大发生的揭露北美苏联间谍网的情报丑闻，能够掩盖英国在安全领域的疏失，同时让美国人转而认识到苏联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并将这件令人尴尬的丑闻转变为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警示教育，进而继续强化战后动荡岁月中的英美关系。

1945年9月30日，麦肯齐·金在英国方面的强烈建议下，第一次向杜鲁门详细介绍了古琴科事件的经过以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不久后，杜鲁门从反间谍部门得知助理国务卿阿尔杰·希斯居然也是苏联间谍。这一系列事件，开始让杜鲁门认识到苏联对西方阵营渗透的严重程度。10月底，联邦调查局曾考虑依照古琴科所披露的文件资料在美国开展逮捕行动，但由于缺乏可以用于起诉的直接证据，最终不得不推迟行动。而麦肯齐·金则不愿意先单独采取行动，不愿在美国人没有采取类似行动的情况下，单独与苏联人发生直接冲突。1945年12月底，多家英国、美国报纸又刊登了联邦调查局调查苏联间谍窃取美国喷气发动机技术的报道。这让金非常警觉，他担心英美有可能通过向新闻界“泄密”的方式来倒逼加拿大政府尽快采取强硬措施。事实上，英国人确实有这个打算。[HENNESSY P, BROWNFELD G.“Britain’s Cold War Security Purge: The Origins of Positive Vetting [J].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82, 12, 4(25): 965-974.]

1946年1月，英国方面开始持续向加拿大施压。2月4日，麦肯齐·金终于同意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涉及古琴科事件的嫌疑人施行逮捕、拘留并审讯。5日，麦肯齐·金向全体阁僚通报了古琴科事件。10天后，第一批共12人被捕，最终有将近40人被捕，其中，既有美国人，也有加拿大人与英国人；既有议员、政府官员，也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同时，美国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率先在媒体上披露了此事，而皮尔逊的信源据说来自英国方面。[MOLINARO D.“How the Cold War Began ...with British Help: The Gouzenko Affair Revisited” [J].Labour/Le Travail, Spring 2017 Printemps, 79: 143-155.]

2月10日，杜鲁门在白宫接待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花了几个小时向杜鲁门说明他即将在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的主要内容，警告全世界要警惕苏联的意图并呼吁英美进行军事合作。在莱弗勒看来，丘吉尔的“高论”显然打动了杜鲁门，而古琴科事件这类插曲无疑成为丘吉尔说服美国政府和民众最好的例证。某位白宫幕僚曾在日记中如此记录道：在与丘吉尔长谈后，“杜鲁门总统非常希望让美国的政策更加强硬”。2月22日，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出了那封同样著名的长电报，其内容与丘吉尔几天前在白宫的言论遥相呼应。凯南敦促白宫尽快把苏联视为他们的敌人，同时拒绝承认苏联的存在具有任何合法性，从而将苏联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推向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M］．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