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

发自纽约

日期：1945-11-23

编号：787

霍利斯致军情五处：

A.周三我短暂拜访了“柯比”（CORBY）。他的诚实和坦率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B.我特别了解了“埃利”一事，观点如下：

1.“柯比”破译了两封来自苏联驻英国武官的电报，一封称“埃利”正前往杜博克，另一封则称英国驻苏联的武官不愿透露当地英国特工的姓名。

2.“库拉科夫”（KOULAKOFF）曾在1943年告诉“柯比”，“埃利”是高级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有俄国背景，曾在英国反间谍部门工作。“柯比”记得“柳比莫夫”在说到这个委员会时，曾提到数字5。

紧接前一份电报：

1.1945年，“柳比莫夫”曾告诉“柯比”，一名苏联的高级特工正潜伏在英国。他没有说这名特工就是“埃利”本人，并不愿意多讨论此事，“柯比”也没有追问。

2.“柯比”告诉我，他不知道“埃利”曾报告过两起驻伦敦武官的文件或其他办公室文件被盗的事件。

3.我试图进一步了解“埃利”所提供情报的性质和涉及的范围，例如我曾问他“埃利”是否提供了有关德国战争部署、政治动向等方面的情报。“柯比”说他不知道，并拒绝在这些问题上提供线索。我认为，显而易见，除了前文提及的信息，他对“埃利”一无所知。[TYRER W.“The Unresolved Mystery of ELLI”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16 (29): 785-808.]

这是罗杰·霍利斯1945年在与叛逃的古琴科谈话后，发给军情五处的秘密报告。其中，“柯比”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给古琴科起的代号，而“柳比莫夫”和“库拉科夫”都是古琴科在格鲁乌的同事。除了这封简短的电报，霍金斯还起草了一份长达数页的正式报告，其中对古琴科的价值提出了进一步的疑问并淡化了“埃利”的潜在危险。

当时，在为数极少能读到霍利斯报告的人中，有一位在翻阅这份报告后长舒了一口气。这便是苏联电报中代号“斯坦利”的金·菲尔比。而他不久之后就会声名大噪，甚至成为冷战期间最知名的间谍。1944年年初，考虑到击败纳粹德国和日本后，苏联很可能再次成为英国的对手，军情六处重组了负责针对共产阵营的九课。而当时已经为苏联默默传递情报长达十年的金·菲尔比成为九课的负责人。古琴科事件后，菲尔比在1945年9月9日（古琴科被加拿大方面送去X军营两天后）就得知了此事，他非常担心围绕“埃利”的调查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卧底身份暴露。

当军情六处局长孟席斯征求有关此事件的建议时，菲尔比认为古琴科“提供的消息是真实的，尽管不一定所有的细节都准确”，而“他的消失在苏联大使馆引起了一阵恐慌”。此外，他提出了应由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军情五处派出一名熟悉苏联的人前往加拿大与古琴科直接接触，甚至给出了具体的人选——罗杰·霍利斯。当被问及为何推荐霍利斯时，菲尔比曾如此表示：“我在军情五处的合作对象就是罗杰·霍利斯，他是五处负责调查苏联和共产主义事务的负责人。他为人谨慎、讨人喜欢。尽管有点怕担责任，但我们相处得不错，总能毫无保留地交换情报。”[PHILBY K.My Silent Wa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y [M].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2: 132-133.]时任军情五处副局长盖伊·利德尔（Guy Liddell）接受了菲尔比的建议，他也认为经验丰富的霍利斯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菲尔比还希望能以一种更为巧妙、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与延缓古琴科相关情报在英国国内的传播。他建议此后所有有关古琴科事件的通信信息都应该由军情六处的相关部门来负责传递。因此之后霍利斯侦讯古琴科的相关信息，都要先经过菲尔比后才会传递给军情五处，而“他似乎十分擅长清除、修改或只是推迟一些重要信息，还能做得不露骨”，以至军情五处方面难以直接提出抗议。[杰弗里．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M］．宗瑞华，廖国强，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510—511.]

在成功将霍利斯“送去”处理古琴科事件后，菲尔比终于可以全力应付当时他正面临的另一个要命的难题。对当时的金·菲尔比来说，所谓祸不单行莫过于此。

1945年8月底，一位名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Konstantin Volkov）的苏联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副领事突然联络英国在当地的总领事馆，透露想要叛逃至英国。而这位副领事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起初，英国总领事的反应跟古琴科事件中的加拿大人如出一辙，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而未加理睬，直到9月上旬沃尔科夫带着夫人第二次登门后才意识到此事非同一般。沃尔科夫要求英国政府提供5万英镑，并许诺提供政治避难。作为交换，他可以向英国人提供一份多达数百人的苏联在土耳其和英国的潜伏人员名单。

此外，沃尔科夫还向英国人透露自己手里另有一张价值连城的王牌：他知道英国外交部有两名外交官是苏联间谍，在伦敦的某个反间谍部门里也有一名苏联间谍。事后证明这两名外交官分别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而另一名军情六处的“鼹鼠”就是菲尔比本人，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剑桥五人组”的成员。不过，沃尔科夫当时并没有直接透露写有这三个人名字的名单，而是拿在手里待价而沽。他要求英国人在三周内给予答复，并告诫英国领事馆绝不能通过电报告知伦敦，因为苏联人已经破译了英国人的通信密码。于是，记载此事的报告只能通过外交信使来传递，花了一周的时间才被送到军情六处局长孟席斯手上。而孟席斯随后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九课的负责人，即菲尔比本人。

我把文件带回办公室，告诉自己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打电话来，否则不要打扰我。我非常想一个人待着。我需要花点时间来搞清这事的背景。我很确定我们从未听说过沃尔科夫。他大概是想提高自己的价值，所以才用如此含糊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人员名单，而不愿轻易提供可供调查的直接线索。[PHILBY K.My Silent Wa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y [M].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2: 149-150.]

菲尔比非常震惊地在这份绝密的报告中读到，沃尔科夫声称某位英国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是苏联人的“鼹鼠”，而这正是菲尔比本人。此外，报告中提及的两名外交官，无疑就是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一旦沃尔科夫真的提供了这份名单，就意味着剑桥间谍网的覆灭。

然而，幸运的是，此时的菲尔比在军情六处内部并未被怀疑，甚至深受“C”，即局长孟席斯的信任，因此他决定主动出击，成功说服孟席斯同意他亲自赴土耳其来处理此事。与此同时，他也将沃尔科夫企图叛变投敌的信息以最保密和可靠的方式告知了苏联方面。之后，他以各种方式在军情六处、军情五处以及英国外交部之间周旋，一再推迟自己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行程。他当时已被任命全权负责此事，因此伊斯坦布尔当地领事馆及情报人员都无法进一步与沃尔科夫接触、谈话，也无法给予他任何许诺或实际援助，只能静待菲尔比的到来。而菲尔比一再拖延出发，正是希望为苏联方面提供采取措施的时间。最终，在事发3周后，菲尔比才启程。当他终于抵达时，沃尔科夫已经被克格勃派来的人塞进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此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围绕此事的风波，金·菲尔比的延宕行为自然遭人指责，而他先非常巧妙地将责任推给了沃尔科夫。用菲尔比的话来说就是，“在我看来，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沃尔科夫拒绝使用电报，这个案子的报告花了10天才到我手上。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过于恐惧了”[Ibid., p.150.]。于是，菲尔比辩解说，他之所以迟迟未能动身，是因为沃尔科夫坚持必须通过外交信使来传递信息，怕被苏联方面窃听，拒绝使用电报，这才导致他与伊斯坦布尔方面的沟通效率极低。

此外，他还把责任推给军情六处与外交部之间的官僚扯皮。沃尔科夫是通过外交渠道来表达叛逃意愿的，因此外交部自然希望能监督此事并分到最大的功劳。菲尔比在沟通过程中，便有意地刺激外交部这方面的心理，人为制造了很多官僚机构间常见的矛盾，进而顺理成章地拖延了自己的行程。经过这番政客式的卸责操作，菲尔比不仅逃脱了被追究责任，也没有引起对其身份的怀疑。

尽管有很多线索都显示英国情报机关内部可能有被苏联方面渗透的危险，但军情六处局长孟席斯依旧拒绝进行全面的内部调查。新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在经历沃尔科夫事件以及古琴科事件后，孟席斯如此对内阁表示：“要仔细检查过往的所有记录，并对所有可能的人都进行监视，既不切实际，也有违公平原则。”[ELLICOTT C.“Philby sent KGB traitor to his death” [N/OL].The Daily Mail (2015-10-23).[2024-12-30].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285609/Philby-sent-KGB-traitor-death-Defecting-general-never-seen-again.html.]

斯图尔特·孟席斯，1939—1952年出任军情六处局长。在他任内，军情六处得以快速扩张并成为英国政府内部重要的实权机构，主导了对轴心国通信密码的破译工作。此外，他还负责对德占区抵抗组织、德国本土反纳粹组织的援助工作。凭借在情报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丘吉尔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相较于在对外情报战中取得的战果，孟席斯对军情六处的内部管理则常遭到诟病。作为一名典型的英国贵族，孟席斯在主管军情六处时，喜欢招募、重用那些同样来自上流社会的子弟，抑或是他社交圈中的熟人。金·菲尔比因此获得了孟席斯的信任与垂青。二战期间，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波特兰公爵威廉·卡文迪什-本廷克曾批评孟席斯对人缺乏判断力，“如果没有主持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工作，他在六处局长的位置上可能待不了一年”。

1946年年初，躲过先后两次意外的菲尔比甚至还被派驻伊斯坦布尔，以总领事馆一等秘书的身份为掩护，负责管理当地及巴尔干的英国间谍。其间，菲尔比将美国与英国招募和训练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在西欧的侨民，并把其送回母国进行渗透的计划告知了苏联方面，导致这一系列相关计划的失败，以及数百名武装分子（特工）被消灭。多年后，菲尔比对此的评价是：

当时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特工都是武装人员……他们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我为苏联的利益服务，而苏联的利益要求我必须挫败这些人。只要我帮助打败了他们，即使造成了他们的死亡，我也无怨无悔。

在沃尔科夫事件与古琴科事件中，金·菲尔比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化险为夷，除了他本人的机敏果断，也跟他优越的出身背景不无关系。实际上，包括他在内的“剑桥五人组”几乎都来自英国的上流社会且都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读，属于名副其实的帝国精英。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外交部以及负责对外搜集情报的军情六处往往偏爱这类受过精英教育且出身良好者，因为他们本就是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掌握统治阶层的话语体系、知识背景以及社交规范，会被给予理所当然的政治信任。